俄国农奴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一、农奴制的形成和发展

沙皇俄国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国家。俄国在欧洲历史上发迹较晚，是以莫斯科大公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到十五世纪末才形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十六到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先后霸占了西伯利亚，兼并了乌克兰，进一步发展为地跨欧亚的封建大国。

俄国的农奴制度开始形成于十五世纪。沙皇为了扩充武力，征调贵族服兵役，因此把大量土地分赐给他们作为军事采邑。贵族地主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压榨，便竭力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剥夺其自由，使其依附于贵族地主，沦为农奴。当欧洲英、荷等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却继续在发展。1649年，沙皇阿列克塞·米海依诺维奇（1645——1676年在位）颁布了《法律大全》，在法律上全面确认了农奴制度。十七世纪以后，沙皇把征服的土地加以分封，农奴制进一步扩大。在农奴制度下，农奴被分别强制固定在贵族、 教会、修道院以及国家和宫廷王室的土地上，世世代代依附于地主，没有人身自由，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地主可以任意将他们买卖或转让。农奴从地主那里领取一小块份地，从事耕种以维持其生活，但必须为地主服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十七世纪中叶，农奴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农奴制度下，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显得腐败和落后。沙皇企图在不触农奴制和封建贵族的利益的基础上实行改革。 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掌彼权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军事上，他模仿西欧，改组陆军，建立海军，实行征兵制，使俄国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在经济上，他积极发展工业，一面奖励私人企业，一面成立国家工场。鉴于在农奴制下的俄国缺乏自由劳动力，他下令允许商人购买农奴，以便手工工场使用农奴劳动。他也鼓励地主开设工场，使用自己庄园上的农奴进行生产。因此，在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手工工场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农奴制也扩大到手工工场生产方面。在政治上，他改革了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管理体制，取消了贵族代表机关——杜马，设立了从属于沙皇的国务院，作为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机关。他把全国划分成八个总督区，后又把总督区划分成五十个省，省长直接隶属中央。他还改革了教会，使其成为沙皇统治的精神工具。

通过改革，初步扭转了俄国落后的局面，为俄国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变俄国的社会制度，而是加强了沙皇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彼得一世统治的1682年到1710年间，就把二百七十三个村庄连同四万三千农民赏给他的宠臣，如纳利什金家族就得到皇室封地的六千五百多农户。

十八世纪后半期，彼得的后继者们为了取得贵族的支持， 不断把大量土地和农奴赏赐给贵族和宠臣。 彼得二世（1727——1730年在位）赐给多尔哥鲁基公爵的土地达四万俄亩。叶卡特林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统治时期，赏赐给贵族的农奴达八十万人。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赠予贵族的农奴达六十万。于是，俄国的农奴制达到了全盛阶段。

随着农奴制的发展，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不但从农民中抽丁当兵，而且叫农民负担人头税，并由地主负责使自己的农奴如期完纳人丁税，从而扩大了地主对农民的权力。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65年下敕谕授权地主放逐“无礼”的农民去做苦工，两年后又下令禁止农民控告地主。她还允许地主自行制定惩罚农奴的法规，使地主更肆无忌惮地虐待农奴。

农民不堪忍受日益加强的压迫和剥削，纷纷举行起义，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继十七世纪下半期发生的由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1773——1775年又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普加乔夫起义。这次起义震惊全俄，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农奴制度，使其逐渐走向衰落。

二、农奴制的危机

十九世纪上期，资本主义在俄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工业中，工业企业的数目日益增多，自由雇佣劳动的使用也显著增多。1804年，俄国手工工场为一千二百家，1825年约为一千八百家，1858年机器工厂已达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九家。同时，交通运输业也有所发展，国内贸易显著发展，对外贸易也日益扩大。自由雇佣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例，1804年为百分之四十八，1825年为百分之五十四，1860年为百分之八十七。在个别工业部门中使用雇佣劳动所占的比例更大，如在棉织工业中，1825年有百分之九十四以上是雇佣工人。

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亦逐渐发展。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经济也日益卷入了国内外市场，谷物出口量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增长了三倍半，其它农产品的输出也有大幅度增加。一些地主从追求产量出发，便采用雇佣劳动，购置农业机器，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此同时，农民也发生分化，出现了少数富裕农民——“农奴资产阶级”，他们拥有较多的财产，有的购买土地，雇工耕种，有的经营工商业，逐渐走上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奴制经济日益解体，农奴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农奴制走向衰落，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十九世纪上半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俄国地主为了增加谷物产量，赚得更多的货币，不断加重对农奴的剥削。农民的生活因而日趋恶化，生产积极性更为降低。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民份地的收入，也降低了地主经营的土地的产量，从而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前。在这个时期，欧俄的亩产量只是法国的五分之三，英国的二分之一。

地主为了增加收入，不仅增加农民每个星期的劳动日数和代役租，并且缩小农民的份地甚至夺取农民的全部份地。丧失份地的农民，有的成为一无所有的“月役工”，每月靠为地主种地，来换取微薄的口粮维持生活。有的因代役租加重，土地减少不足糊口，不得不到城市去出卖劳动力，把工资收入作为代役租的补充和勉强维持生活。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亦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压制和束缚。在俄国存在着不少由政府设立、业主开办，或是贵族地主经营，使用农奴劳动的农奴制手工工场。十九世纪上半期，使用农奴的企业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往往使用鞭笞、带枷锁等强制手段，强迫农奴增加劳动强度。农奴劳动情绪极低，而且往往采用逃跑、放火、起义等手段和场主进行斗争，使农奴工场无法维持下去，于是纷纷倒闭。使用雇佣劳动的工场也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束缚。大量农奴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不能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自由劳动力。虽然一些收代役租的地主为了榨取更多的现金，允许农奴到工厂做工，但地主可以随时把他们从工厂企业中召回，这亦妨害了厂主获得自由劳动力。同时，厂主雇佣这种工人必须将自己的一部份利润分给农奴主，这种工人向地主交的代役租实际上是厂主所攫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影响了资本的积累。在农奴制的残酷剥削下，农业经济衰落，不能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料。而且农民和市民非常贫困，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工业生产越来越落后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不到一倍，而同期英国的产量却增长了十一倍。所以，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已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废除农奴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

三、废除农奴制的斗争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农奴制危机的加深，沙皇俄国危机四伏，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反对农奴制及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广泛展开。

首先是长期遭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不断掀起大规模起义，进行反封建斗争。在1801至1825年间，共发生了二百八十一次农民起义，平均每年十一次，而到1826至1854年则增为七百零九次，平均每年二十四次。有的地方，一次农民起义就席卷了几百个村庄，发展到数万人。有的地区，农民整村整乡的迁往高加索等边远地区居住。这时农民起义不只是反对个别地主，而在实质上是农民企图以武装斗争自下而上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

与农民起义相呼应，手工工场工人和士兵也不断举行暴动。1800至1824年间，爆发了六十四次工人暴动，1816至1825年，爆发了十五次以上的士兵暴动。此外，乌克兰、哈萨克、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掀起了反对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起义。

一些贵族革命家，也为废除农奴制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突出表现为1825年12月发生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多数是贵族出身的青年军官。他们深受俄国反对农奴制的先驱拉吉舍夫、法国启蒙学者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深感农奴制俄国的腐朽落后，主张废除农奴制度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此，他们建立了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1821年又重新改组，先后成立了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制定了废除农奴制度和反对沙皇专制的政治纲领，准备通过军事政变达到目的。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利用尼古拉一世在当天宣誓的机会，率领三千士兵，在参政院门口的广场上举行起义，企图阻止宣誓，并迫使参政院宣布废除农奴制。由于起义指挥不力，遭到四倍于己的政府军的血腥镇压。12月29日，南方协会在乌克兰又策动了一次起义，也被镇压下去。1826年7月，起义的主要领袖被判绞刑，上百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英勇斗争鼓舞了后来的革命者，为废除农奴制度而继续进行斗争。

十九世纪中叶，革命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十二月党人的事业，继续进行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等。他们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坚决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废除农奴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有的甚至主张通过农民村社的形式不经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www.xing528.com)

赫尔岑和别林斯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先驱。赫尔岑（1812——1870年）出身贵族家庭，早年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并受到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他早在大学学习时期便猛烈抨击农奴制度，后来继续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曾两度被流放，后流亡西欧。他创办了《钟声报》等报刊，提出消灭农奴制的主张，呼吁解放农奴，并把土地分配给他们。虽然他曾一度幻想由沙皇和贵族地主自愿解放农奴，但后来抛弃了对沙皇的幻想，转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别林斯基（1811——1848年）出身于俄国海军军医家庭。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因抨击农奴制度而被开除出学校。此后，他以文学批评形式，宣传革命主张，揭露沙皇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他希望通过文学这一武器和用“启蒙教育”的办法“打开同胞的心灵”，达到废除农奴制、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和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年），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 “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1]。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期间，深受西欧1848年革命和国内反农奴制斗争的影响，五十年代成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他遭受了沙皇政府的迫害，几乎半生在流放和监禁中度过，但始终没有停止反对农奴制和沙皇统治的斗争。杜勃罗留波夫出生于牧师家庭，就读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时就组织革命小组，抨击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1856年以后，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成为了战友，共同编辑《现代人》杂志，力图使其成为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阵地。他们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鼓动，无情揭露沙皇、贵族、农奴主的反动性，揭穿自由派的欺骗性，阐明进行革命斗争是使俄国摆脱农奴制落后状况的唯一道路， “号召俄罗斯拿起战斧”，举行武装起义，消灭农奴制和沙皇统治，使农民无代价地获得土地和自由。而且主张俄国越过资本主义，通过农民村社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

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虽然积极开展了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并筹建秘密的革命组织，但他们脱离群众，只能成为单枪匹马的革命家，不能领导人民群众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2]。但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促进了群众运动的高涨，加深了农奴制的危机，促使沙皇政府对农奴制进行改革。

在农奴制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人民的视线，摆脱危机，加之沙皇对巴尔干的贪欲，促使俄国同英、法、土、撒丁于1853至1856年进行了克里木战争。但是， “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的腐败和无能。”[3]在战争中，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组织上的落后暴露无遗。俄国司令部指挥无能，部队缺乏训练，交通运输工具落后，不能及时供应军需，军官贪污舞弊，弹药缺乏，武器落后，士兵受冻挨饿，国内后方极不稳定。这一切决定了战争必然失败的结局。尼古拉一世在内外交困中自杀。克里木战争不但没有加强其霸权地位和摆脱农奴制危机，反而使“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4]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促使反农奴制斗争更加高涨。1858年发生农民起义八十六次，1859年为九十次，1860年增至一百零八次。1859至1860年，工人起义达二十八次。革命民主主义者更积极地展开活动，从而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形成。

四、1861年农奴制改革

在革命形势日益形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与农奴制及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也不断加深。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同俄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西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给他们莫大的震动。所以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只是鼓吹走改良的道路，对农奴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卡维林说：“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度，就可以使俄国在五百年内保持平静”， “一帆风顺地繁荣下去”。从克里木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来的农奴制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以及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使俄国统治阶级大为震惊。其中有的人急于想用改革的手段来阻止革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也感到农奴制实在难以维持，对贵族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

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的特别宣言。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农奴的人身解放。根据法令，农民合法地获得人身自由，脱离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地主不得任意买卖、典押、交换或转让农民。农民有权从事各种职业、处理各项事务、拥有自己的财产、担任公职和从事工商业活动。

第二，关于份地、宅旁园地及其赎取的条件。 法令规定，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接受一块份地和宅旁园地。份地的数额视各地而异，政府只规定最高与最低数额，具体的份地面积由地方贵族决定。地主有权割去农民份地超过最高标准的部分，称为“割地”，但低于最低定额时，不一定补足。农民仍要负担一定义务，要免除义务，获得份地所有权，必须用钱赎买。

农民的宅旁园地，可依法律规定，缴纳六十卢布的赎金，六月后便取得所有权。

份地赎金数额是按该地区代役租作为百分之六的年利率折算出来的。例如，每年的代役租如果是六卢布，那么赎金就是一百卢布。于是份地的赎金大大超过了该土地的实际价格。由于份地赎金数量较大，法令规定，农民在赎取时，先付赎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其余部分由国家垫付给地主，农民在以后四十九年中每年加利偿还给国家。

第三，关于改革农村管理机构的形式。法令规定，取消地主对农民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保留原有的村社组织，并在农村中建立村和乡的基层组织，设村长、乡长及其他公职人员。乡村中还建立了连环保制度，监督农民按时完成各种义务，并设置了由地方贵族产生的调停吏，负责处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一切关系，以保障地主对农民的掠夺。

1863年又颁布了解放皇室农民的法令，1866年颁布了解放国有农民的法令。此后，沙皇政府在六、七十年代又相继对上层建筑实行了一些改革，颁布了建立州、县地方自治局，成立市杜马，实行陪审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法律。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由统治阶级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极不彻底的改革。因此，它是按地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声称：“凡是可以保护地主利益的措施都已一一做到了”。改革后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在经济上，保留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仍然占据大量土地，而且对农民进行土地和金钱的掠夺。在改革中地主乘机割去农民原来使用土地的最肥沃的部分。 “割地”平均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五分之一，有些地区高达五分之二。农民为了本身的“解放”，从1861年到1905年，被迫向地主及国家缴付近二十亿卢布的赎金，超过当时地价的二、三倍。由于农民的大量土地和金钱被地主夺去，改革后不少农民不能经营独立的经济，不得不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佃土地，继续受封建剥削。在政治上，仍然保留了沙皇专制制度。改革后建立的乡、村组织，实际上是沙皇政权的基层机构，仍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专政的工具，只不过过去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沙皇基层政权及地方贵族集体权力的支配之下。广大农民依旧处于无权地位。

1861年改革，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5]从经济上看，农奴制的废除，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必须的劳动力、资金和市场，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政治上看，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沙皇政府对上层建筑实行的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局部地适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同时，沙皇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也扩大了，沙皇政权成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亦有所提高，它对政府的内外政策发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它成了俄国历史上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

[1]《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241页。

[2]《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02页。

[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0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44页。

[5]《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