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及土地改革措施

一、雅各宾派革命民主专政的建立

雅各宾派是在法国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开始执政的。当时，反法联盟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法国。法军节节败退，敌军再一次侵入法国国土，土伦等重要港口已被英军占领。国内反革命活动猖獗，王党叛乱在继续扩大，并与逃亡的吉伦特派议员互相勾结，致使全国八十三个郡中有六十个郡发生叛乱，马赛、里昂、波尔多等许多城市已陷入敌手。被称为“人民之友”的马拉，亦于7月13日被倾向于吉伦特派的夏洛特·科黛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在巴黎，反革命分子甚至公开叫嚣：“只有恐怖，才能把革命镇压下去！”与此同时，经济方面也困难重重，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奇缺，纸币贬值，物价飞涨，投机活动猖狂，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忿激派运动又重新高涨，人民群众手持武器，纷纷涌上街头进行示威，重提忿激派的要求。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比尔等人主张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给人民以广泛的民主，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手段和民主措施来保卫共和国，实行革命民主专政，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

雅各宾派革命民主专政体制到1793年10月才基本建立起来。国民公会是兼有立法和行政权力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设立的公安委员会是实际的革命政府，它掌握着国家的军事、行政、司法、经济等大权。公安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6日。7月进行改组，丹敦由于同吉伦特派进行妥协而被免职，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古东等当选为委员并成为它的领导人。公安委员会的命令由国民公会的特派员执行。社会保安委员会负责警察工作，与内部反革命作斗争。它常与公安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国家大事。雅各宾专政的重要支柱是人民团体、革命公社和革命俱乐部，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的作用尤为显著。它们在联系人民群众，执行革命政策，监督国家机关，维护革命专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雅各宾政府的土地法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关键。雅各宾派执政后的第二天，即1793年6月3日，国民公会便通过了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将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及王室教会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允许在十年内分期付款。这使不少贫苦农民能够购得一部分土地。6月10日，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把近二百年来地主从农村公有地中夺去的土地、森林和牧场归还给当地居民；如有三分之一居民要求分配土地，则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不分性别、年龄及分配时本人是否在村或暂时外出，凡在本公社住满一年的，都可得到一份。所分得的土地在十年内不得因债务而被没收。这一法令使数十万无地农民成为小块土地所有者。7月17日，又颁布第三个土地法令。法令规定：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免除农民的各种封建义务，包括地租及一切与封建权力有关的苛税，撤销一切与封建权利有关的案件，焚毁封建契据，凡私藏契据者判处五年苦役。这一法令使大批农民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

雅各宾派的土地法令，具有重要作用：它在经济上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的经济基础，并在法律上肯定了农民的革命成果。这就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用小农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政治上，土地问题的基本解决，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广大农民成为反封建复辟和外国武装干涉的主要力量。从而奠定了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基础，保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雅各宾派的土地法令也有其局限性。它没有规定没收一切封建贵族的土地，拒绝农民无偿地分配一切封建地产的要求，仍然保留了革命前半封建的对分制地租。在这个法令实施时，国家出卖的土地多被城乡资产阶级买去，贫苦农民难以购买。

三、一七九三年宪法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向全国表明自己的基本政治主张， 1793年6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罗伯斯比尔确定的，体现了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在宪法前面附有《人权宣言》，丰富和发展了自启蒙思想家以来关于人民权利的主张。

宪法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这对否定封建割据，粉碎当时的王党叛乱和吉伦特派的分裂活动，维护共和国的统一，具有重要作用。宪法规定立法会议是最高立法机构，执行会议是最高行政机构。宪法肯定了“人民的主权”，取消了“积极”与“消极”公民的区分，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人民直接选任代表”，“人民委托选举人选举行政官”， “人民议定法律”。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平等、自由、安全、信仰、普通教育、公共救助、无限的出版自由，请愿权以及结社等权利。宪法还确定了法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不干涉别国的政治， “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决不同占领其领土的敌人媾和。坚持同各国人民友好结盟，反对欧洲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1793年宪法是近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比1791年宪法前进了一大步。它所宣布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部宪法虽因战争环境未能付诸实施，但它的颁布对于打击敌人，促进革命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部宪法毕竟是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不可避免地有着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它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留了财产上的不平等，这与宪法所宣布的一切公民平等的原则是相抵触的。而且只规定年满二十一岁的男性公民有选举权，而广大妇女则被排斥在外。它所宣布的一系列的民主权利，都具有资产阶级的实质。

四、革命恐怖政策

在革命危急关头，雅各宾派为了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革命成果，满足群众的革命要求，实施了革命恐怖政策。9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规定“凡谁的行为、交往、言论和著述表示同情暴君和自由的敌人者，即属嫌疑犯”， “奸细、叛徒、投机家、制造伪币、拒绝宣誓的僧侣，都是嫌疑犯”。一切嫌疑犯都要加以逮捕，重则处死。9月29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全面最高限价法”，规定对四十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原料实行最高限价，一般不得比1790年的市场价格高出三分之一。违者严加惩处，买卖双方均列入嫌疑犯名单中，视为嫌疑犯。轻则罚款二倍，重则处以死刑。为了有效地执行法令，打击敌人，国民公会改组了革命法庭，简化了审判手续，加速了审判进程。

在实施革命恐怖政策中，10月3日，在国民公会中，清除了吉伦特派及支持吉伦特派的议员一百多名，其中有的加以逮捕。10月16日，处死了王后马丽·安东尼。10月底，吉伦特派的首要分子布里索、罗兰夫人等被处死。全国约有二十万嫌疑犯及反革命分子被关押，其中罪大者被处死。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实行革命恐怖政策是必要的。在人民支持下，使用革命恐怖手段，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了革命成果，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1]但是，在一些场合雅各宾派犯了恐怖政策扩大化的错误。

五、领导民族革命战争

雅各宾派以非凡的革命毅力领导了民族革命战争，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 布全国人民宣时刻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战争服务。这一法令得到了全国的热烈拥护，短期内便组成了四十二万人的革命军队。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战争，数万妇女日夜为前线士兵缝制军衣和军鞋。大批工人和科学家齐心协力为前线制造枪弹，他们攻破了许多军火生产上的技术难关，迅速建立起许多军火工厂，制造了大批武器弹药供应前线。革命政府还整编了军队，把大批可疑的贵族军官和吉伦特派分子清除出军队，士兵不信赖的、导致严重军事失利的军官也被撤换，并从具有军事才干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选拔将领。新将领敢于抛弃陈旧的军事理论，采用新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技术，英勇果敢地打击敌人。

在革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1793年8月，马赛的叛乱被镇压下去。9月底万第郡的反革命叛乱被平定。10月初，吉伦特派叛乱的南方堡垒里昂重新掌握在雅各宾派手中。以后其他各郡的叛乱都相继被平定。12月，共和国军队把英国海军赶出了土伦港。1794年初，法国军队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www.xing528.com)

1794年6月，在弗勒吕斯同英、奥、荷、普等国联军大会战，给予了反法联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794年7月，再次把外国侵略军全部赶出法国，粉碎了外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六、雅各宾专政的危机和热月政变

雅各宾专政有着很大的历史功绩。雅各宾派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进到最高峰。但它不可能克服资产阶级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尖锐矛盾。雅各宾专政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主要敌人是国内外的封建复辟势力及各种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已经削弱，革命的基本要求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专政的矛头便逐渐对准了人民群众。农民不可能满足无偿分配土地和大地产的要求，城市贫民再也看不到施行改善自己处境的措施，工人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物价的愿望无法实现。代表劳苦群众的“忿激派”要求财产上的平等，1793年宪法则确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罗伯斯比尔曾宣称：“实现财富平等是一个渺茫的梦想”。于是，引起人民群众同雅各宾专政的矛盾加深。雅各宾派不仅不再满足下层群众的要求，而逐渐从联合工农转向反对工农，首先镇压了“忿激派”。对工农群众的镇压，使雅各宾专政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对于资产阶级本身的活动也实行了一些限制。资产阶级因为害怕旧制度复辟和外国武装颠覆阴谋的得逞，暂时容忍了这种限制；当国内外威胁已经解除，就再也不能容忍种种限制了。在革命中发财致富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更是激烈反对这种限制。资产阶级不再接受雅各宾专政，使它失去了阶级基础。

这时，雅各宾派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和激烈的斗争。丹敦派是雅各宾派的右翼，代表在革命中发横财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利益。他们反对革命恐怖，主张成立宽赦委员会，对反革命势力“宽容”，被称为“宽容派”。他们反对限价政策，反对制裁投机商人，要求经济活动完全自由。丹敦曾对革命有过贡献，后来实际上成为大资产阶级在雅各宾派内的代理人。埃贝尔、肖美特派是雅各宾派的左翼，他们主张进一步打击资产阶级，实行极端恐怖，要求全面限价，严惩投机商人，均分人民公敌的土地，没收逃亡企业主的产业等。他们猛烈抨击雅各宾政府的政策，埃贝尔甚至企图发动暴动推翻雅各宾派政府。埃贝尔派的主张基本上反映了城市下层群众的要求。

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当权派这时成了雅各宾派的中间派。他们既不同意丹敦派的“宽容”主张，又不同意埃贝尔派的过激要求。他们是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时处于极其矛盾的地位：他们既害怕向左会危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害怕向右会造成封建复辟；既害怕下层群众，又害怕富有资产者；既反对财产平等，又要节制大资本；既要维护经济自由，又要实行全面限价；既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又要建立平等共和国。结果既遭到人民群众、又遭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对。

罗伯斯比尔对左、右两派都采用恐怖手段进行镇压。1794年3月，以密谋暴动罪处死了埃贝尔等。4月，又以“对抗国民公会”的莫须有罪名杀害了肖美特。罗伯斯比尔对左派的镇压，大大削弱了雅各宾专政的群众基础，表明雅各宾派和人民群众的联盟已彻底破裂。同年4月5日，丹敦等又以背叛革命罪被处死，更加深了城乡资产阶级的不满。在国内外敌人对革命的威胁已经解除的情况下，雅各宾派领导人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恐怖，来对付劳动人民和持不同政见者，以维护雅各宾派领导集团的统治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那时起“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2]从而引起广泛的不满，加深了雅各宾专政的危机。

罗伯斯比尔镇压了埃贝尔派和丹敦派不仅没有克服统治危机，反而使统治基础动摇，使雅各宾专政处在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从1794年4月末5月初开始，沼泽派、丹敦派残余分子以及吉伦特派和埃贝尔派残余分子，逐渐组成了一个秘密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分布在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及社会保安委员会。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密谋集团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发动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及其助手圣·鞠斯特、古东等人，史称“热月政变”。消息传出后，当晚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便组织力量把罗伯斯比尔等人救了出来。但罗伯斯比尔等值此紧要时刻却动摇不定，未能立即领导起义。密谋集团便纠集资产阶级武装，包围了市政厅，再次逮捕了罗伯斯比尔等人。第二天，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古东、安利奥等二十二人未经审判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热月政变”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基本结束。

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较深刻、较彻底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这次革命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没收和出售了天主教会、亡命贵族的财产，废除了封建权利，用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改变了法国的封建经济基础。它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的势力，废除了王权，处死了国王，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从而改变了法国的上层建筑，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统治，使法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3]

法国革命之所以比较深入彻底，是由于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和封建关系的矛盾十分尖锐，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更为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在革命前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为革命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革命爆发后每个进程都遭到封建势力的疯狂反抗，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联合人民，满足人民的革命要求，采取非常革命的措施，把革命推向深入发展。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推动着革命沿上升线发展，直至雅各宾专政的最深入、最彻底阶段。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比较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影响了革命立法，争取到一系列民主成果，使这次革命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法国革命推动了欧洲范围的反封建斗争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开辟了资本主义确立的新时期。这次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体系，动摇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在它的影响下，欧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所以马克思称法国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4]

法国革命虽然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也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一样，结局只能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专政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专政，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刚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却又套上了资本主义的枷锁。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311—3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14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