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革命的前提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所有制关系,使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专政,国会控制了国家政权,使上层建筑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就为英国进行工业革命创造了各项前提条件。
1688年政变,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急风暴雨时期已经过去。此后,英国政局相对稳定,资产阶级两党制与内阁制逐步形成。1689——1710年,政权掌握在辉格党手中。1710——1713年,托利党利用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因长期对外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对辉格党不满,暂时取得了政权。1713——1714年,辉格党利用了某些托利党人参加阴谋拥立詹姆士二世之子的复辟事件,又重新掌握政权。1714年,根据《王位继承法》,新的汉诺威王朝登上历史舞台,到1761年为止的四十余年内,政权一直在辉格党人手中。英国从此逐渐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互相攻讦,欺骗群众,争夺议会和内阁职位。
十八世纪前半期,英国政治制度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内阁制的形成。内阁即政府,因最初是在一间密室内开会而得名。内阁的前身是枢密院外交委员会。1688年政变后,威廉三世挑选拥戴自己的议员,主要是有声望的辉格党议员担任枢密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授予他们行政权力。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经常不参加枢密院会议,枢密院便逐渐摆脱国王的控制,成为集中掌管全国政务的内阁。1717年起,内阁会议由一位大臣主持,开创了内阁首席大臣领导内阁,英王不得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内阁制是指政府由国会产生并对国会负责的资本主义政权组织形式。内阁制的形成标志着议会制的确立。英国议会制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典型。
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加速了圈地运动的完成。革命前对国有土地有节度的盗窃,现在通过赠送、变卖、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规模日益扩大。现在,圈地由议会认可,法律成了掠夺人民的工具。1700—— 1760年,国会接受地主的申请,通过208项圈地法令,共圈占31万英亩土地。1761——1801年又通过二千项法令,圈地达318万英亩。圈地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保证了工业所需的原料和粮食;它为城市提供了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国内市场。
十七——十八世纪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而争霸战争的胜利又为殖民掠夺打开了通路。十七世纪五十——七十年代爆发的三次英荷战争,英国打败了称霸海上的荷兰。从十七世纪末开始,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同法国争夺世界霸权。英法争霸共经历了四次战争。通过这四次战争,英国战胜了法国,爬上了“海上霸王”的宝座。同时,英国在美洲、亚洲和非洲攫取了大片殖民地,为资本家增加了新的剥削对象,扩大了殖民奴役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英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掠夺,可谓典型。
猎取和贩卖黑奴是殖民掠夺史上最血腥的一章。1662年,英国海盗约翰·霍金斯窜到塞拉利昂,捕捉了三百名黑人,运到西印度群岛出售,发了大财,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每年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黑奴,占大西洋奴隶贸易总额的一半。十八世纪末,奴隶贸易给利物浦港带来三十万英镑的纯收入。奴隶贸易使利物浦成为英国的第二大商港。
除奴隶贸易外,英国殖民者还采用课征赋税、独占贸易、办种植园,甚至洗劫国库的方式掠夺殖民地。在印度,英国从1757年到1815年间,通过东印度公司就搜刮了十亿英镑。
为了进行殖民争夺和世界霸权战争,英国在国内发行巨额公债,增加间接税。1694年,英格兰银行宣布成立。它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一百二十万英镑给政府。这是英国国债制度的开始。英国的国债制度和税收制度,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强有力的杠杆之一。
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毛纺织业是主要工业部门,出现了大的手工工场。其它行业也不断出现手工工场。而手工工场是从手工业小生产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过渡形式,并为大工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为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政治前提,圈地运动的完成、争霸战争、殖民掠夺、国债制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前提,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则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前提。
二、工业革命的进程
自从冲破封建迷信的束缚和摆脱宗教思想的影响以来,自然科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2]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诞生。1675年,建立了格林威治天文台。一批近代科学研究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伟大成果。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近代科学力学的奠基人牛顿(1642—1727年),于1687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该书以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建立了完整的力学体系。著名的英国化学家波义耳(1627—1691年),提出化学元素是用化学方式不能分解为更简单的物质的物质。他设法把复杂物质分解为化学元素,确定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并对这些物质进行定性分析。恩格斯称波义耳是科学的化学的创始人。著名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年),揭示了燃烧和氧化过程的真相,没有氧气就不可能发生燃烧,二氧化碳乃是氧与碳的化合物。指出各种复杂物体(化合物)的名称都是由元素的结合构成。
历史证明,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工具机的出现是工业革命的起点。英国工业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这是因为棉纺织业是一个新兴工业部门,不受封建行会和传统法规的束缚,便于采用新技术。同时,它投资少,资金周转快,获利比较容易,棉织物比较便宜,人们乐于购买。这样,棉纺织业很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
1733年,兰开夏的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工效一倍。飞梭的使用造成了纺纱与织布之间的不平衡,一个织工需要6—8个纺工供给棉纱,结果出现了“纱荒”。
1764年,北郎卡郡的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珍妮机是手工工具变为机器的开端。过去的手纺车只纺一根纱,珍妮机可以同时带动16—18个纱锭,提高工效十五倍,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纱荒问题。但是,珍妮机的动力是人力,纺出的纱线太细,很容易断。1769年,钟表匠阿克莱特制成了靠水力转动的纺纱机,纺出的纱比较结实,但又太粗。
1771年,阿克莱特在曼彻斯特建立了英国第一个棉纱厂。这是近代机器大工厂的开端。从此,手工工场的规模被突破,在英国出现了工厂制。1779年,童工出身的克伦普顿发明了“骡机”,它兼有珍妮机与水力机的优点,可以带动300——400个纱锭,所纺纱线既精细又结实。
纺纱技术的提高又促进了织布工具的改进。1785年,牧师卡特赖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把织布效率提高四十倍。1791年,英国建立了第一座水力织布厂。
棉纺织业的机械化,推动了有关纺织机器的改进和创造。净棉机、梳棉机、漂白机等相继出现,组成了复杂的机器系列。
随着工具机的发明和使用,动力机的需要便提上日程。由于机器要使用水力发动,工厂就必须修建在河流沿岸,这样既受地域限制,不便运输,又受季节限制,枯水季节还得停工,影响生产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师瓦特(1736—1819年)改进蒸汽机成功。瓦特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机械修理工。他刻苦学习,掌握了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读过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的著作。1757年,瓦特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改进了只能用来抽水、耗煤量大的纽可门蒸汽机。1769年制成发动力较大的蒸汽机,1782年制成功联动式蒸汽机,把单式运动变成旋转运动。这就使工业生产的原动力发生了巨大变革,克服了水力发动机的局限性,并有可能把动力机、传动机、工具机组成机器系列,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1784年,英国建立了第一座蒸汽机纺纱厂。不久,蒸汽机又迅速为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采用。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恩格斯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3](www.xing528.com)
机器的大量制造,增加了对金属原料的需要,推动了冶铁和采煤工业的发展。早在1735年,德尔比父子就发明了用焦煤炼铁,但由于当时工业革命尚未开始,这种新冶铁法未能得到推广。1760年,德尔比加装鼓风设备后,这项技术才被广泛采用。1784年,科尔特又试验成功“搅炼法”,使用焦煤就可以炼出熟铁和钢,生产效率高,成本低。这一发明使同一时间内生铁的生产增加十四倍。采掘和冶铁产量的迅速提高,为大机器工业创造了条件。
机器工业的发展,要求革新交通工具。1807年,美国人富尔敦发明了汽船。1811年,英国仿造成功,开始在内河和沿海使用。1814年,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1819年,第一艘轮船横渡大西洋,这是汽船第一次被使用于远洋航行。1825年,英国建成从斯托克敦到得林顿的铁路,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从此。陆上交通进入了“铁路时代”。
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都是用手工制造的。到十八世纪末便开始使用汽锤和简单的车床制造金属部件。后来又发明了各种锻压设备和金属加工机床,逐渐用机器制造机器。机器制造业的机械化,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工业革命大约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基本结束,前后历时70—80年。
三、工业革命的后果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对英国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从1770年到1840年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二十倍。原棉消耗量从1800年的五千二百万磅,增加到1840年的四亿五千九百万磅。生产产量1720年为二万五千吨,1840年增至一百三十九万六千四百吨。煤炭产量1770年为二百六十万吨,1836年增至三千万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建成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马克思指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4]到工业革命完成时,工厂制度在工业生产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1841年,工厂工人占棉纺织业从业总人数的68.7%,劳动生产率比手工业工人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工厂制度的确立完全改变了工人的地位。由于机器大工业完全割断了工人同农村的联系,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生活出路了。机器大工业促使工场手工业逐步崩溃,家庭手工业迅速衰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就是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与此同时,城市人口飞速增长,大城市不断增加。例如,曼彻斯特1770年只有1万居民,1841年达到35万人;格拉斯哥由3万人增加到30万人。
工业革命也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显暴露出来。1825年,英国发生了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在危机期间,生产急剧下降,物价暴跌,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很大一部分已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这次危机过后,大约每过十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危机,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由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被资本家所独占,由于机器大工业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卷进劳动力市场,由于破产的小生产者源源不断形成庞大的失业大军,加之,在职工人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寿命缩短,早年夭亡,所以工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工业革命一开始就同时存在。破坏机器是工人阶级自发斗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相传鲁德是捣毁机器的首创者,因而历史上把破坏机器运动叫“鲁德运动”。19世纪初年,鲁德运动蔓延到全国各工业区,中心在诺丁翰。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进行镇压,并于1813年颁布捣毁机器法,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多么严厉镇压,工人阶级的斗争从未间断过。从18世纪末期以来,工人中就开始秘密组织工会。19世纪初,工会组织纷纷建立,并开始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
机器大工业把农业也纳入了资本主义轨道。农业机器的使用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加速了农村失业大军的形成。到1815年对法战争结束后,劳动人民的处境更加恶化。1815年颁布的“谷物条例”,也仅仅有利于土地贵族和农场主,农民无任何好处。1816年,在东部各郡的小麦产区,农业工人到处举行暴动。在埃里岛的“小港”,农业工人英勇斗争了三天,2人牺牲,75人被俘,5名俘虏被绞死,9名被流放。这一时期农村暴动有一千五百起之多。1830年,农业工人暴动再次高涨。打谷机的使用是这次暴动的导火线。农民使用的打谷板和手连枷竞争不过脱粒迅速、干净而工价便宜的打谷机,所以发生暴动。1830——1831年冬,捣毁打谷机运动在英国东南部扩展。这期间,人们用斯温大尉的名义,散发了一封信,号召掀起毁坏打谷机运动。因此,这次农业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在历史上又叫“斯温暴动”。
工业革命同样引起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新变化。工业革命前,英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是商业金融资产阶级,他们和土地贵族结成联盟,长期把持政权。从事工业的手工工场主,经济实力单薄,政治上处于小伙计的地位。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财产与社会势力与日俱增。所以,工业资产阶级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内外政策,实行政治权利的再分配。于是形成了以提出议会改革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他们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斗争的第一个浪潮是“威尔克斯事件”。1763年,激进派议员、新闻记者威尔克斯在《北不列颠人》报上,尖锐地抨击右翼托利党人布特内阁,因此被捕入狱,下院将他除名。1768年,威尔克斯又当选为议员,下院拒绝接纳,此后他又连续两次当选为议员。许多城市的群众举行集会,抗议下院的决定,口号是“威尔克斯和自由”。1771年,国会被迫承认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接着,资产阶级激进派又展开了扩大选举权、选举自由及要求出版自由等斗争。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政治上的反映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形成,思想上的反映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是亚当·斯密,完成者是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1723——1790年)出身于职员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他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他的主要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不足之处在于他的言论中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大卫·李嘉图(1772— 1823年),出身于伦敦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随父亲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后成为富商,并为下院议员。他后来弃商从学,专门从事理论研究。1817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的不足在于他断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中永恒的必要的现象,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后来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加以吸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代表马尔萨斯(1766——1834年),出身乡绅家庭,本人是牧师,1798年发表《人口论》一书,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现象辩护。他的《人口论》基本思想是:人口的增加比生活资料的增加来得迅速,即所谓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因此,贫困的原因是“自然的法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所以,他颂扬瘟疫、饥荒和战争,认为这是限制人口过剩的重要手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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