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与1688年政变的历史探究

一、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1658年9月，正当护国政府内外政策陷于困境，政治、经济危机临近爆发的时候，克伦威尔病死了。他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1626——1712年）继任护国主后，军官们争权夺利的斗争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陷于混乱。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上层，急需一个稳定的强大政权，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身上。查理二世在英国国内的代理人也大肆进行复辟活动。忠于王室的前长期国会议长伦塔尔（1591——1662年），在1659年5月恢复了残阙国会。理查·克伦威尔被迫辞职，护国制度被推翻。为了迎接旧王朝回来，王党分子找到了驻防在苏格兰的英军司令蒙克（1608——1670年）将军的军队。蒙克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是个隐藏在军队中的王党分子。他在1660年2月初，率领军队进入伦敦，控制了政局，策动逃亡在荷兰的查理二世于4月4日发表了《布列达宣言》，在有产者中散布对旧王朝的幻想。3月，召开了新国会，蒙克乘机塞进了大批王党分子。5月，国会宣布查理二世为国王。不久，查理二世回到了伦敦，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复辟时期。

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在《布列达宣言》中宣布：第一，要大赦一切革命者；第二，要保障宗教自由；第三，要对革命期间发生的土地财产上的变动，予以保障。上述的宣言实际上都是骗人的鬼话。当他们控制的政权一稳定，就力图恢复革命前的封建专制制度，并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镇压群众，镇压资产阶级。查理二世宣布：凡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人，都是“弑君者”，不论死的，或是活的，都一律处以绞刑。克伦威尔已经腐烂的尸首也从地下剜出来吊在绞架上。1661年召开的“骑士国会”，宣布恢复圣公会，开始了新的宗教迫害。杀戮范围又扩大到所有共和主义者、激进派以及参加过革命或者拥护过革命的人们。反动的白色恐怖笼罩着英国大地。

除了反攻倒算外，查理二世还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亲法的政策。当时法国是英国海外贸易及海外殖民方面的最大竞争者，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要求在对外政策上打击法国。查理二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替英国资产阶级打击法国这个竞争者，反而和法国维持亲密的外交关系，甚至出卖英国国家利益给法国。1662年，他把克伦威尔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重要商港——敦刻尔克出卖给法国。只得到二十万磅的钱，就使英国大商人失去了大陆贸易的重要根据地。

查理二世所以要实行亲法政策，是因为他过去亡命外国时，一直靠法国国王的津贴生活；复辟后仍旧暗中接受法国宫廷给的每年达二十万磅的补贴。更重要的是，他骨子里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复辟后仍然时刻不忘恢复革命前的专制统治。他把希望寄托在法国国王身上，只要时机一到，就利用法国的帮助来达到目的。

查理二世的反攻倒算及卖国的亲法政策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其愤慨。尤其使他们无法容忍的是，查理二世企图恢复天主教，实行天主教的反动政策。

在同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的过程中，国会逐渐形成了两个派别。拥护国王的叫“托利党”，代表与宫廷有联系的土地贵族的利益，支持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国王的叫“辉格党”[1]，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同他有联系的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扩大国会的权力，限制王权。1679年，为了防止国王采取高压措施，辉格党人促使国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其中规定没有法院拘票，不得捕人；被捕者应及时提交法庭审讯。法案还规定，被捕者如果交出巨额保证金，可以交保释放；但被捕者因欠债而关进监狱则不能适用本法案。

二、1688年政变

1685年查理二世病死，狂热的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1685——1688年在位）继位。他同样领取法国津贴，遵照路易十四的政策办事，降低法国商品的进口税，出卖英国工商业利益，并准备重建英国的天主教会。恢复天主教的统治，是当时英国实现政治上层建筑封建复辟和加强君主专治统治的一个重要环节。詹姆士二世为此大批释放被监禁的天主教徒，起用天主教徒担任军官。1687年，又宣布《信仰自由宣言》，废除限制天主教的法律，准备把天主教变为国教。1688年4月，国王下令在所有教堂中宣读这项宣言，并逮捕了一批不服从命令的圣公会主教和大主教。

上述措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一，它引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反对，其原因是，天主教比国教更加反动，更不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经济活动。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它也遭到过去一贯追随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人的反对。首先，国教僧侣耽心天主教一旦恢复，国教教会就要让位给天主教会，自己的教会职位及收入就会大成问题。其次，在大封建贵族中间还有许多人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被赠与天主教寺院土地，他们害怕随着天主教的恢复，自己的土地也有丧失的可能。马克思在论述当时英国反对恢复天主教统治的原因时这样写道：“宗教改革使得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的恢复，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当然得归还所有过去他们掠夺来的教会土地，这样一来，英国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七都得易手；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恐惧，因为天主教完全不利于他们的活动”。[2]

因此，为了阻止天主教的恢复，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国教僧侣及封建贵族联合起来，即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联合起来，决定发动政变。1688年6月，国会派代表去荷兰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的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1650——1702）来英国继承王位。11月，威廉率领大军在英国登陆。詹姆士二世未经抵抗便逃往法国。1689年2月，国会宣布威廉为英王，是为威廉三世，他的妻子玛丽为女王。他们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第一，荷兰是法国海上贸易的死敌，如果威廉任英国国王，英荷两国就可共同联合起来对付法国这个竞争者。第二，威廉是新教国家荷兰的元首，玛丽也是国教教徒，他们夫妇入主英国，可以杜绝天主教的恢复。第三，玛丽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第四，威廉是荷兰的一国之主，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可以调动荷兰军队来镇压詹姆士二世的反抗。

政变成功后，英国国会于1689年3月，通过了《权利法案》。它规定：此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必须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而且只有在下院同意后，才能征收新税及招募常备军。这个法案杜绝了天主教恢复的可能，并且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高了国会的地位。从而意味着资产阶级、新贵族成了英国的统治阶级。经过复辟和反复辟的几度较量，英国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资产阶级史学家称这次政变为“光荣革命”，盛赞它为“理想的”、 “合法的”、 “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上，它并不是一次革命，仅仅是一次宫廷政变。第一，它只是上层统治阶级一手操纵的阴谋行动，而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第二，它并不是一个新的阶级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行动，而是资产阶级新贵族与旧封建势力的妥协，许多大封建贵族继续保留着高官厚禄。

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www.xing528.com)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摧毁了英国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相妥协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社会开始从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为“清教徒革命”，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有意掩盖这场革命的阶级内容。其实，正是这次革命的胜利，才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并且为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政治前提。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也是它的进步方面。

但是，由于英国革命是一次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还有其保守性与不彻底性。具体表现在：在革命过程中，英国资产阶级不是与人民群众结成联盟，而是与新贵族结成联盟；革命后的英国并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关系，还保留着国王、贵族院、旧的选举制和农村中的封建义务等等。人民群众尽管在革命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革命胜利后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反而使他们逐步贫困，日益破产；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只不过换了一付枷锁：摆脱封建主义枷锁，重新套上资本主义枷锁。

然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第一，英国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比当时欧洲大陆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要进步得多，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树立了革命的榜样。后来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无不以英国的议会制度为蓝本，并结合各国自己的实际，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

第二，在革命中产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一整套社会的和政治的理论，以及自由思想和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约翰·米尔顿是最杰出的独立派的思想家，他的“人民主权论”是处死国王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人民反对暴君，和反对社会灾难一样，都是合法的行为；人民有权利审判、废除，甚至处死暴君。这是“自然的天赋权利”。他极力反对国教教会的主教制度。他认为，主教是迷信与偏见的传播者，从而阻碍教育文化科学的发展，非取消不可。

托马斯·霍布士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认为，唯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才是真实的，而观念及概念只是它们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当然霍布士只是一个机械唯物论者，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的国家起源学说是，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在成立国家时，人们放弃了“自然权利”，所以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它可以干涉个人自由。因此，他主张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实行某些改革。霍布士是开明贵族利益的思想家。

约翰·洛克是1688年政变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用社会契约论去解释国民的起源，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人们有义务遵守自己所订的契约，不容许随便改变人们的财产关系。他还极力论证私有财产的永久性及原始性。他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君主制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形式。洛克的观点是1688年阶级妥协在思想上的反映。

米尔顿、霍布士和洛克的学说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他们的理论对后来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很大，对美国革命也起过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六四八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3]

[1]辉格党系Whig的音译，原意是苏格兰的强盗；托利党系Tory的音译，原意指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歹徒。这是双方对骂的诨号。

[2]马克思著：《评基佐著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