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国到护国政体的转变与优化

一、共和国时期

共和国成立后，英国在国内外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为了扭转这种形势，独立派共和国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独立派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从1649年到1651年营造了一支大舰队，装备了40艘军舰。当时英国的劲敌是荷兰。十七世纪的荷兰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荷兰商人垄断了对英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从中获取大量的利润。针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在1650年和1651年颁布了两次重要法令——“航海条例”：1650年法令禁止外国人不经英国政府许可而和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1651年的法令宣布，欧洲以外地方的商品，只有由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装载，才许运入英国领土；而欧洲国家的商品，或者用英国船，或者用生产该项商品的国家的船装运，才可以运到英国的领土。这些法令的目的是想把荷兰从英国对其殖民地和欧洲各国贸易中排挤出去。荷兰强烈要求废除“航海条例”。因此，1652年发生了英荷战争。战争的结果，荷兰失败了。根据1654年的和约，荷兰不得不接受“航海条例”，放弃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

独立派政府为资产阶级谋利十分卖力，对广大人民的苦难却熟视无睹，因此共和国成立后群众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个影响较大的新的人民运动一一“掘土派运动”出现了。这个运动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因为长期国会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把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捐税沉重，加上连年灾荒，使工商业凋敝，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农民生活困苦，工人失业增多，所以出现了比平等派还激进的“掘土派运动”。

1649年4月，一群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在伦敦附近的塞利郡圣·乔治山上开荒种地，过着共同劳动、共同衣食的集体生活。他们自称为“真正平等派”，或“掘土派”。这个运动代表了因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还没有与农村割断联系的雇佣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很快就得到各地的响应。1650年，在白金汉、兰开厦、肯特等郡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有的地方参加者达千人之多。这个运动，被克伦威尔先后用军队镇压下去。

拙土派杰出思想家是杰拉尔德·温斯坦莱（1609——1652年）。他当过学徒，开过店铺，后因破产在塞利郡当雇农。他在其著作《自由法典》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掘土派的思想。他提出了土地实行公有制问题，认为私有财产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祸害。他主张人人都应享有土地及劳动果实，并认为人类将来会团结在共同财产所有的社会中。他指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只砍下了“暴政之树的树梢”，穷人仍然是王权的奴隶，王法对穷人来说是“绳索和脚镣手铐”。但是，温斯坦莱是一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者。他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理解社会阶级斗争。他们想用“爱”和示范行动去影响别人，反对用暴力夺取土地，因此掘土派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

除了掘土派运动之外，平等派运动也继续在活动。第二次内战结束后，独立派无意实现《人民公约》，引起了平等派的不满。利尔本指责独立派的共和国是“英国的新的枷锁”，痛斥政府领导人背信弃义，要求实现《人民公约》，实现普选权，建立每年改选一次的一院制议会。1649年3月，国会以“叛国罪”为名逮捕了利尔本等人。1649年5、6月间，平等派士兵到处掀起暴动。10月，牛津的驻军也举行了起义。但是，这些革命行动都先后被克伦威尔镇压下去了。平等派运动自1649年斗争失败后，就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群众运动的失败，特别是平等派运动的失败，给英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本来，人民运动已成为英国共和国的强力支柱，群众运动的失败使得共和国失去了一个可靠的保障，从而为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当然，推翻共和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远征爱尔兰。

早在1641年10月，爱尔兰乘英国革命之机，举行民族起义并宣布了独立。1649年，英国内战结束后，共和国就能够集中力量来对付爱尔兰。远征爱尔兰不仅可以瓦解和腐蚀平等派士兵，而且可以满足地主和商人的欲望。所以，克伦威尔于1649年8月率领大军一万二千人和由一百三十艘军舰组成的大舰队在都柏林登陆，占领了爱尔兰许多城市和沿海一大片土地。英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所不为，杀死爱尔兰人50多万，没收其耕地和牧场约有七百多万英亩。克伦威尔又将没收的土地转赠给军官和士兵，同时将其一部份作为偿还商人的债务。克伦威尔本人得到了一千英亩良田，成为了大地主。远征爱尔兰，腐化了军队，助长了那些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此时，共和国制度已摇摇欲坠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1](www.xing528.com)

1655年，克伦威尔又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占领了西班牙在印度的殖民地牙买加岛。1658年，英军又在欧洲西海岸摧毁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大陆的钥匙”——敦刻尔克。这样，克伦威尔的侵略政策为未来不列颠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

二、护国政体

远征爱尔兰对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军官和伦敦的大商人都成了爱尔兰的封建大地主，他们时刻感到爱尔兰人民起义的威胁，感到只有在英国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权，才有可能确保爱尔兰的“安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战功赫赫的克伦威尔身上。同时，英国劳苦大众并没有从内战中获得好处，相反，战争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化。因此，人民群众对共和国极为反感。1653年英国各郡时常发生农民暴动。起义的农民夺回被地主圈占的土地，反抗军队的镇压。这种革命力量的增长，使得新贵族与资产阶级忐忑不安。为了巩固其政权，他们紧紧地依靠着克伦威尔，并拥戴他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克伦威尔本人在这时也非常想独揽政权，当上皇帝。

1653年4月，克伦威尔用武力驱散了长期国会，建立起独裁统治。1653年7月召开新的国会，被称为“小国会”。140名议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独立派宗教团体提名，克伦威尔批准的。由于国内不满情绪的增长，许多激进派分子进入了“小国会”，并通过了一些改革的议案，这引起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一批高级军官集团的不满，12月12日“小国会”被解散。12月16日，在克伦威尔的授意下，由高级军官、法官、伦敦市长等组成的代表团，提请克伦威尔接受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主的称号。克伦威尔在伦敦盛大仪式中接受了护国主位。高级军官拟定《政府约法》规定，护国主终身任职，兼领陆海军总司令，立法权属于护国主和国会，行政权属于护国主和国务会议，实际上是护国主支配国务会议；规定拥有二百镑以上财产者才有选举资格，使共和国的社会基础消失。克伦威尔成了军事独裁者，共和国名存实亡。因此，护国政体在本质上是半君主制的军事独裁的一种形式。

护国时期物价高涨，赋税增加，什一税仍未废除。东英格兰沼泽地被大规模圈占，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于是出现了激进的“教友派”。教友派反对教会组织和什一税，认为人人应平等互助，吸引了广大群众反抗新的专制统治。这时王党利用许多群众对护国政府的不满，在许多城市发动叛乱。为了对付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王党的叛乱，克伦威尔抛弃了宪法的外衣，于1655年把全国分为11个军区，各派少将总督一名，管理地方行政和监督居民。这种赤裸裸的军事统治，弄得民怨沸腾，因而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废止了。

在护国时期，克伦威尔虽召开过两次国会，但那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罢了，护国主的权力仍是至高无上的，护国主的话就是法律。16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因少数议员反对护国政体和攻击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讨论过限制克伦威尔军权的议案，于1655年1月被解散。1656年9月，克伦威尔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又召开第二届国会。国会对高级军官控制国务会议和操纵政治不满，于1657年3月呈递《恭顺的请愿谏议书》，请克伦威尔当国王，企图以传统的王政限制军人的影响。克伦威尔虽有意接受王位，但又怕失去军人的支持，因而不得不表示谢绝。国会又在新宪法中把护国主改为世袭，稍稍压制了高级军官的气焰。这时，各地平等派分子、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教派共同发动反政府的暴动，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王党也在策划新的叛乱。克伦威尔打算召集第三届国会来缓和局势，终因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而未成。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病逝。护国政权摇摇欲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6——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