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神大论战：全面优化与重构

虽然无神论者的反佛斗争,在理论上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宗教存在与发展的社会阶级根源与认识根源非常深厚,所以即使在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短时间内也不能在社会意识里彻底清除它。 而事实上,由于齐、梁统治阶级的政府需要和当权者的大力支持,梁武帝时代,佛学之风更加盛行。 范缜反神学的斗争仍要艰苦而坚定地继续下去。

第一次论战结束后不久,范缜被转任为宜都太守。 他“性不信鬼神,时夷陵有王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缜乃下教断不祠。”这种坚定地反迷信的态度,使得他的行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但正是如此,才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的言行一致与坚定如初。

公元502年,萧齐变萧梁,梁武帝的政权建立。 这一年,范缜做了晋安太守,他在任期间清廉公正,四年,又被征召为尚书左丞。 此间,他为王亮等被贬的人大鸣不平,后因为御史中丞任昉的劾奏,范缜谪徙广州。 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范缜又被从广州召回,任为中书郎。 范缜的从政是想有政治上的作为,但他的性格与权贵们始终不合,使得他“所怀未满,亦常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时云能”。 范缜与以皇帝萧衍为代表的权贵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政治上与思想上两个方面的分歧。 在范缜为王亮等人平冤狱,遭任昉劾奏。 这场斗争中,实质蕴含了思想之间的斗争。 因为,萧衍与任昉都是原竟陵王西邸“八友”中的人物,都是皈依佛教的虔诚信徒,而范缜从来就是“盛称无佛”,又著《神灭论》来反驳大家的观点,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化解,也必然发展为冲突。 又因范缜坚持不卖论取官,坚定自己的神灭论,这必然导致他们的矛盾升级。 另外,萧衍登上皇位后,更大力推崇佛教。 天监三年,朝廷公开向天下发布“敕舍道事佛”,试图将佛教国教化,这样,崇佛派与反佛派之间的又一论场战,就不可避免了。 萧衍此时将范缜谪徙广州,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对范缜的打击和压制,来消除他推行佛教国教化的障碍。 这一点可以在任昉的劾奏可得到证实。 劾奏中说范缜“附下讪上”“妄陈褒贬”。 又说:“尚书左丞臣范缜,衣冠绪余,言行舛驳,夸谐里落,喧诟周行,曲学谀闻,未知去代,弄口鸣舌,只足饰非。”这是指责范缜不仅对上层不敬,而且还对下宣传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一些作用。 这在任昉等权贵们看来,对宣扬佛教是非常不利的,他们怕百姓接受了范缜的观点,对自己的统治不利,所以就想方设法对范缜“肃正国典”。 在天监六年,范缜被从广州召回,朝廷并没有给他其他官职,却偏偏让他做了“中书郎”。 这里不难看出萧衍等人的居心叵测。 因为“中书郎”一职,正是范缜不愿去卖论而取的,萧衍偏偏让范缜做了“中书郎”,这既是一种明显的讽刺,也是一种另类的收买,同时还包含着威胁,想使范缜就范。 此时的范缜已经约58 岁,但是他仍不屈服。 范缜他接受了“中书郎”的职位,但是对神灭论照就坚持,我行我素,并且还在斗争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的神灭论思想。

第二次反神论战

第二次大论战开始。 这个时候,萧衍一方面要推行佛教国教化;另一方面,范缜还是不放弃神灭论,坚持反对信佛。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可调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萧衍亲自“敕旨”发动了第二次论战,通过和尚法云作《与王公朝贵书》开始组织,神不灭论的信仰者们又向范缜大举围攻了。

萧衍的“敕旨”——《敕答臣下神灭论》,形式上要求辩论者“标其宗旨,辩其短长”,而“就佛理以屈佛理”,似乎表明对佛教教义及神灭与神不灭的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 其实不然:“敕旨”事实上就是对臣下范缜发的“训折”。 萧衍一方面抬出三圣压人,说“三圣设教,皆云不灭”。 同时又给《神灭论》定下了“妄作异端”“违经背亲”的评语,这就是要范缜“缴械”。 然而,范缜面对暗藏凶机的“敕旨”,毫无畏色,他一接到“敕旨”就开始准备应战。 范缜将在第一次论战时发表的《神灭论》,做了改动。 其中他吸取了沈约抓住“刀与利”的比喻攻击神灭论的教训,把“刀与利”改成“刃与利”的比譬。 仅这一字之动,就将神灭论的科学性提高到了一个层次,使论敌们再无机可乘。 《神灭论》改动后的重新发表,强有力地回敬了萧衍的“敕旨”。 这就是第二次论战中的第一个回合。 范缜又胜利了。

论战的第二个回合,是大家对范缜发动的辩论围攻。 参与围攻的人中间,包括萧衍、法云等共64 人,大都是王公朝贵与僧侣,声势之大,足以见出他们对范缜的恐惧与不满,神不灭论者企图以势压人。 而参加围攻者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是靠神学起家的。 突出的有沈约与范云。 《南史·沈约传》对他们的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 本传记载,沈约与范云为了帮助萧衍登上皇位,制造社会舆论,沈约竟说:(www.xing528.com)

“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之终,且天人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 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 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

这里的“行中水”即“衍”字,暗示萧衍代齐做皇帝是天意。 对此,萧衍也“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 二人狼狈为奸,配合默契,将戏演得有模有样。 萧衍当上了皇帝后,沈约、范云也跟着直步青云。 旧日竟陵王西邸“八友”小集团中的其他人物,还有任昉、陆倕、谢眺、肖琛、王融等五人,他们同沈约、范云一样,都是崇佛者。 “八友”就是这个崇佛大本营的中心人物。 他们依靠佛教发家,当然更要维护佛教的地位。 其实更多的也是想保住自己显赫的地位和权力。 这些当权显贵的人物,几乎可以说是“攀龙附凤者”,他们顺从梁武帝的喜好崇佛,是“以保其福禄”的丑角人物。

论战的队伍中还有一些人,他们原来并不信佛,如韦睿,他是梁武帝时期的辅国将军、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 他在“高祖(梁武帝)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的时候,“睿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就是这样一个“不欲与俗俯抑”的人物,在接到梁武帝的“敕旨”之后,迫于皇帝的压力,也不得不加入其中,这个队伍中,这样的人也不少。 神不灭论中的支持者如“八友”之流及其他王公贵族,他们对抗范缜是自愿积极的,如权臣曹思文,在他还没有接到法云送出的“辱送敕书”以前,就已经先在萧衍面前“亲奉其旨”,还“就周孔以为难”,写好了《难神灭论》,后在论战中,他又写出《重难神灭论》,和范缜针锋相对。 而韦睿一类的人,则属于被迫对抗型,为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而无奈参与围攻。 自从佛教传入中原之后,期间所发生的神灭与神不灭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在历来的争斗中,反对神不灭者总是居多。 然而,在皇帝颁布的“敕旨”的压力下,史料记载中,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挺身而出支持范缜。 我们可以想像范缜所要面对的困难,而在这样的情形下,范缜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坚持真理,孤军奋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范缜精神的可贵。

第二次论战的围攻的队伍是相当庞大的,就是讨伐的文章也多达75 篇。 然而在围攻者中,他们大多对皇帝的“敕旨”只会鹦鹉学舌般的随声附和,并找不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证据论证自己这方的观点。 只好搬出“外道”“异端”“妨政”等一堆政治大帽子威吓范缜(参见《弘明集》卷十)。 权臣曹思文与肖琛倒是写出了3 篇驳神灭论的文章。 但他们的观点依就是翻来覆去地讲形神相异,形灭神在。 相比之前的神不灭论是大同小异的,他们甚至举出“形静神驰”的比喻来加以论证。

范缜对那些教条式地反驳和近乎无理取闹的辱骂,置之不理。 只针对当权者东宫舍人曹思文所作的《难神灭论》,写了《答曹舍人》给予回敬。 范缜针对曹思文等人所说的做梦现象,而宣扬的“形静神驰”的形神二元论,用客观事实与科学逻辑,推理证明了梦境不是现实,是虚幻的。 范缜说梦中的“梦为牛”,“梦为马”,“明旦应有死牛死马,而无有其物何也？”范缜科学地指出梦中处于“神昏于内”而所“安见异物”都不是真实的,既然这些是虚妄的,而用来证明形神分离当然也就是不成立的。 至于曹思文文章中的其他一些论点,在范缜看来,不仅证明不了他们的神不灭论,反而可以给范缜所用,作为神灭论的论证,所以史料记载中,范缜笑:“子意本欲请战而定为我援兵邪”。 总而言之,肖琛与曹思文的驳文,都不能驳倒范缜神灭论的科学依据。 而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最后论敌曹思文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虽然后来曹思文迫于形势又作了一篇《重难神灭论》,而这篇文章更多是无稽之谈,只能用来自我安慰。

由于参加第二次论战的论敌,都一一败下阵来,最后只有梁武帝萧衍亲自出面。 他没有说服范缜的能力和学识,但他有手中的权势。 萧衍只能斥责范缜及其神灭论是“灭圣”“背经”和“乖理”,最后,皇帝也只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以皇权钦定的方式不光彩地结束了这场论战。 那么,这场论战的胜利属于哪一方呢？ 我们不难回答。 梁武帝做为皇帝,有权挑起和组织论战,当然也有权用他的方式强行结束论战,做为一国之君的他,当然还有权将佛教确立为国教。 但自古以来,权势就不等于真理,真正的真理是不会被权势而压倒的。 而这场有名论战的最后胜利,当然只属于代表真理和正义的范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