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南北朝时代的盛行背景

神学的形式各异,在两汉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其中包括谶纬神学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世界观,经过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变动之后,神学又发生了变化。 原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神学,被佛教神学所代替,崇佛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风气,在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

南北朝时期分裂的门阀世族统治者,非常聪慧,他们认识到佛教中宣扬的“灵魂不灭”与“因果报应”等宗教教义,不仅可以寄托精神、安慰自己,更可以作为麻痹人民斗志的思想工具来利用,即“助王化”“系人心”。 南朝宋文帝就曾得意地说过:“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既然佛教还有如此的“神力”和妙处,所以在当时,从帝王权贵到寻常百姓,崇佛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也有北魏世祖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等少数几人没有加入崇佛的行列。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还曾经亲自迎接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宋文帝对高僧“深加崇敬”,“劳问殷勤”,还祈其居祇桓寺讲《法华经》,并亲自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此未闻”。 在文帝元嘉年间,都中造寺而现有记载者,就有15 处之多。 齐时期高帝也亲自去听僧远讲《维摩经》,并任命沙门法献与法畅参知政事,当时百姓称他们为“黑衣二杰”。 当时的宰相萧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自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梁武帝萧衍执政时,崇佛风气愈演愈烈。 萧衍得到并依靠门阀士族与僧侣贵族的支持,维持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在他的统治的一生中,积极修建寺塔,据史料记载:“都邑名寺七百余所”。 梁武帝还亲自在惠约受戒,建在禁中戒坛。

梁武帝萧衍

“凡太子诸王,公卿道俗受戒者四万八千人。”并三次在同泰寺“舍身”与众为奴(有说法是四次)。 在天监三年(公元504年)萧衍发布《敕舍道事佛》,向全国宣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 朕舍外道以事如来。”并率道俗界共2 万余人举行了舍道奉佛的大典礼。 佛教从此成为了国教。

梁武帝舍道奉佛

南朝的皇室贵族也多是皈依佛教的。 梁武帝的儿子们大多知晓佛法。 有《梁书》记载:皇太子“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并“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太子兄弟辈的南平王伟、安成王秀、临川王弘、鄱阳王恢、始兴王憺等基本都如此。(www.xing528.com)

在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者信佛,是司空见惯的。 在南齐张融所作的《行律》中,就自称其张氏家族“吾门世恭佛”。 梁代的王筠也曾在《答释法云难范缜灭论》中记录说:“弟子世奉法言,家传道训。”王氏家族历代有名的崇佛者,多达30 余人,这一说法并不夸张。 (以上皇室、世族崇佛的资料具体参阅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改奉佛教的何胤

甚至一些以周孔为宗的宿儒,也在崇佛的时尚潮流中,加入了这个队伍。 有名的有:齐梁时代的老儒生何胤,在刘氏门下授业,研《易》、《礼记》、《毛诗》,并“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他著有《百法论》与《十二门论》各一卷,为佛教虔诚服务,最后死在般若寺。 另有范元琰,他“博通经史”,亦“兼精佛义”。 还有皇侃,被世人称为明《三礼》、《论语》与《孝经》的大儒,撰有《礼义》与《论语义》,这样的一位学者,竟然也每日诵读《孝经》20遍,“以拟观世音经”等等。

范缜和他的《神灭论》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的炽盛与泛滥。面对这种情况,范缜的反佛斗争,是直面作为国教的佛教,那么他面对的对手,则是以帝王为首的权贵阶层,以及当时位居高层的僧侣贵族和一帮有学问的俗儒。 这一斗争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范缜还必须要面对可能遭受的不幸甚至杀头的风险。 范缜如果没有敢于坚持无神论真理的大无畏的气魄,是难于面对这个艰难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