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疑的迹象无处不在：日程明细；对公务旅行申请进行多重审核；建立追踪人们活动的体系；对于人们想购买什么进行审核和做出限制——比如说网上许可。
——比尔·克林顿总统和阿尔·戈尔副总统，
《布莱尔国宾馆文件》
1990年，当彼得·哈钦森成为明尼苏达州财政厅长之后，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该州46 000份工资支票上。幸运的是，他并不需要自己去签这些支票——有一台机器干这个活。但是他确实需要每个月在50—100份日程表上签名，每一份日程表都用来记载财政厅雇员的工作记录。他的签名是在确认这些记录的准确性，并批准那些机器制作的工资支票。
在签了几个月这些日程表之后，哈钦森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事实上在每一个案例中，他实际上对那些他所担保的工作时间一无所知。那些他所签署的时间表上的工作人员，他自己既没有关注过，也没有监督过。他靠的是那些在他签名之前签名的那些人：雇员自己、雇员的上司、上司的上司、上司的上司的上司，以及有时候，是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
每次签名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撒谎。考虑到他所在机构的惯例和文化，他不得不假定在这份签名链条上的其他人也都在撒谎。事实上，唯一知道所申报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只有那名雇员自己以及他或她的顶头上司。剩下的只是在跟从，而这么做的时候，是在浪费大量的精力。大多数雇员认定，日程表和时间报告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然而，当哈钦森开始考虑这项常规做法的波及面的时候，他问了幕僚两个问题：时间报告表是如何开始的？花了多少成本？他所得到的反馈令人担忧。
在明尼苏达，“积极的时间报告”，也就是对每天、每星期、每个月里每个小时做了什么做出解释，开始于20年前制定的制度。当时有两名雇员每人领取一个月好几千的工资，但是从来不上班。正是这种丑闻让地方电视台兴奋起来，派出了一个团队进行调查。为了保护该州的形象，以及确保这样的事情再不会发生，政府管理层引入了时间报告制度。这个问题是由几个偷了数千美元的“烂苹果”所引起的。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州仍然在为此付出代价。这套填表、签名和时间流程表让明尼苏达州每年消耗1 300万美元的行政费用。但这仅仅是财政上的损失。更深层的损失是这套每两周就上报一次的时间表所传递的信息：这个州不相信它的雇员们每天能够尽心尽力地工作，或者，不相信雇员的上司能够尽职地督促。
当然，明尼苏达州并不是特例。当戴维·奥斯本帮助戈尔副总统管理全国绩效评估委员会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僚发现，每3个联邦雇员中，就有一个人在控制、监视、审计或者调查另外两个。在戈尔与各部门召开的会议中，副总统听到了一个又一个由于不信任所导致的成本增长的故事。正如他于1993年递交的报告所说的那样：
在俄勒冈州，数百万英亩的奥乔科国家林场的地区管理者有3项独立的预算——一是围栏维护，一是围栏建设，一是灌木焚烧。这些预算被细分成557个管理编码和1 769个会计项目。要想在账户之间转账，他们需要来自总部的批准。他们估计，对每一个账户进行追踪这样的工作，每年要至少花掉他们30天的时间，而本来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好本职工作的。它还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便是最简单的职责，你也不能被信任。
疾病控制中心的一名官员抱怨说，如果要申请雇佣一个人填补他所需要的岗位，要花6—8个月以及多达15项审核，他才能得到批准……
劳工部一名负责失业保险的地区主管抱怨说，即便他负责管理一个一年高达数百万美元的项目，他也没有权力在未得到华盛顿批准的情况下，雇佣一个年薪45 000美元的项目专家……
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公共官僚机构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撒谎、欺骗和偷窃。以特殊教育为例，教师们一年要花掉50%的时间来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来证明他们没有违背联邦和州的各种法律法规。或者，以儿童福利机构为例，社工们他们要花掉80%的时间完成文书和存档工作。
所有的这些规则都是由于特定的问题所产生的，而它们被制定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防止这些问题再次发生。但是，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成本是惊人的。寻找到更便宜的方法来让人们遵守制度不仅能改进绩效，而且能赢得士气，同时给予我们的学校和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所最需要的东西：时间。
其实是有更好的办法的。通过简化规则、与规则制定者建立伙伴关系、使得遵从过程更加容易以及创立奖励遵从的激励机制，领导者们只需要用他们现在所花的钱的一部分，就能赢得自愿的服从，同时实现同等的或者更高的服从率。
当我们与公共领导人讨论服从的时候，我们往往从3个问题开始。
当你填报个人所得税的表单时，你一般会努力遵从规则和为你所拥有的东西交款吗？一般来说，每个人都说：是。大多数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是规定。他们承认，接受审计这个威胁确实有惩戒效应，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有什么不愉快的后果。但是也有人说，他们之所以不逃税漏税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公民应该去做的事情。
你在家会按照分类循环的要求处理你的垃圾吗？大约85%到90%的人会说是，即便这并不是强制要求，而且不遵守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然后我们问第3个问题：
在州际公路上你一般会遵守时速限制的规定吗？90%的人回答说：不。即使这是法律所强制规定的，而且人们确实常常会被抓到和处以罚金。
如何解释这些区别？事实是，人们一般会遵守社区规范和期望，而这些并不是都会写成法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成为好公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纳税，而且只要其他人看上去都在这么做，我们也会这么做。或多或少一样的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高速公路上。人们实际上遵循着某种时速限制，只不过并不是政府官员所要求的那个时速。人们遵循的时速是按照交通的实际情况来定的。
对政府的改造者们来说，他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一点是，要想让人服从，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和促进小群体规范，这比大规模的强制实施要省钱得多。
为了让人们服从，政府承担了一系列功能，包括收税、实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安全保卫、食品和药品安全，当然还包括实施那些让政府雇员费时费钱的无处不在的内部法规。而结果却千差万别。我们中大约90%的人遵守税法。至多60%—70%的人在坐车时遵守强制性的安全带规定，只有大约一半的酒水店遵守不得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规定。
为了让员工服从，大多数公立组织依靠对违规行为的侦查和惩罚来进行威慑。这种方法可以是非常有效的，但也总是昂贵的，是对纳税人的钱和公众对政府支持的浪费。联邦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这个机构把它的公务员都逼疯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改变了它的做法。还有一个例子，是90年代过于热心的国税局的收税机构所爆出的“丑闻”，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听证会，愤怒的国会议员们对此口诛笔伐，还通过了改革的法案。
执行机关往往用最糟糕的情况想象他们要管制的公众，由此导致的结果也最糟。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式建立在一系列通常无效的假设的基础上。他们假定，我们必须迫使人们去做事情，而事实上，大多数人遵守规章，是因为自己希望这样。当公民们不服从的时候，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服从意味着什么，或者如何服从。比方说，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明尼苏达州的税收部门发现，个税申报上50%的违规行为是因为人们不理解相关规定，或者在填表时犯了低级错误。
强制执行还依靠害怕作为主要的动力。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必要的，但是人们之所以遵从，更多的是因为自豪、相关人的压力、奖励和认可。
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强制执行成为一个迟钝的工具。随着公共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它的局限，世界各地的政府开始转向一个更加便宜和有效的选项。他们在赢得自愿的遵从，同时保留强制执行作为最后的撒手锏。
每个星期三的早晨，太阳还刚刚升起不久，彼得·哈钦森所在的明尼苏达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带着一个个装满了旧瓶子、旧罐子和旧报纸的箱子走向停车道。在马萨诸塞州的埃塞克斯小镇，也就是戴维·奥斯本居住的地方，居民们每个星期六会将这些东西拖到一个地方倒掉。
这些公民们是在参加废品的循环回收活动，而这已经成为一种社区的仪式。以前的时候并不都是这样的。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随便乱扔我们的瓶子、罐子和报纸，垃圾场不堪重负。现在，我们将这些废物看作宝贝。我们将它们分类，把瓶瓶罐罐清洗干净，把报纸打包叠好，把它们放到分门别类的容器里。
垃圾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垃圾了。通过某种方式，政府已经让我们去遵从一种新的期待和规范。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却没有使用通常所使用的强制工具。没有什么废物回收检查员。没有废物回收警察或者废物回收券。你不会被拖到一个废物回收的法庭上接受审讯，也没有什么“12步程序”来针对不进行废物循环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还是日复一日地做这件事情。这个习惯会把手弄脏，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做了。
废品的循环利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公共领导人做了宣传和教育工作（尤其是在学校）。然后，他们让这件事情变得相对简单易行，你只需要重新给瓶瓶罐罐分类就行了，同时他们还创立了一个常规性的回收系统，等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强大的副作用，那就是调动起了来自周围人的压力：每个街坊邻居都能看见你是否尽了你自己的公民职责。最后，某些政府对循环利用者给予一定的奖励，比如给他们的固体废物账单增加一些额度，或者制订垃圾袋收费但可再生资源免单的政策来鼓励废物再利用。通过使用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工具，许多政府实现了很高比例的自愿遵从，而且没有诉诸那些费钱、敌对以及往往低效的强制手段。我们将这种正在迅速扩大的新策略称为“赢得遵从”。你所在的政府或者学区可以通过9个步骤来使用这个策略，从而促进自愿的服从。这些步骤对政府内部规则以及那些用来规范市民和商业行为的规则也很管用。
1．通过与遵从者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合作关系，来获得他们对标准的支持。
要想说服市民和商界来遵守社会规范，就需要让他们在设定这些规范和设计遵从程序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社区治安的基础信条之一，就是法律的执行需要在与社区领袖们携手合作设计战略的过程中实施。当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对它的购买系统进行改革的时候，它敦促购买机构与警署、消防部门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在制定政府购买明细和测试仪器的过程中充分合作。
在环境保护署，“常识促进”项目把商界、环保界、社区以及环境保护署的领导人聚集到一个委员会上，每一个都关注他们自己的行业，比如金属处理、钢铁或者电脑及电子垃圾。这个委员会制定了相应的办法，来简化遵从程序，消灭遵从规定的障碍。环境保护署的XL项目也针对一个个的公司分别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时任环境保护署署长克里斯汀·陶德·怀特曼向国家环境政策研究所这样解释道：
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找到共同的基础来实现共享的目标。在XL项目中：
● 这是一个环境保护署应该如何与所有的环境利益攸关方共事的模式；
● 该项目专注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那些目标；
● 提供积极的刺激方案，产生积极的后果；
● 证明了环境保护署已经准备好了从一个命令式的和控制性的机构，转向合作与成就。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也曾试图发起一个类似的全国性伙伴关系，而他们的挫折说明了在遵从者之间建立支持的重要性。在导言中，我们曾对一个叫做“缅因州200强”的非常成功的创新项目做过介绍，那里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官员之前曾体会过传统的侦查和惩罚手段的失败。他们曾因开罚单获过金奖，但是该州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健康记录却是全国最差的。于是，他们改变了战略。他们邀请了200家工伤率最高的企业的老板，来建立一个专注于改善安全条件的员工团队。这个团队将制订行动计划、对他们所面临的工厂的不良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然后在12个月内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纠正。只要这些公司正在朝好的方向努力，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就不会采取传统的侦查和处罚手段。但是每一个季度，相关的工厂主就必须填写一份报告，汇报他们的进展。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偶尔也会进行实地考察，来看看这些进展是否属实。那些未能履行其义务的工厂主，将接受全面的检查。
要么接受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检查，要么接受自我审查，大多数公司都选择了后一模式。在这个项目执行的头两年里，参与进来的工厂主们发现和修正了许多危害点，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之前所发现和修正数目的14倍。工人提交且理应支付的赔偿申请下降了47%——在其他公司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降幅。商家省下了钱，纳税人的钱则获得了更加出色的回报。
在缅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扩大它的试验之前，与这200家公司进行了密集的咨询。但是，当该机构将这一项目在全国推广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却提出了诉讼来阻止这一做法。商务部声称，这一做法事实上是强制性的而不是自愿性的，因此要求制定一个商家可以发表意见的规则制定过程。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建立伙伴关系要求与遵从者提前进行密集的讨论，这样才能让它们参与进来。“即便一个机构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也不能直接就把它强加于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前局长乔伊·迪尔这样对《政府执行层》杂志说道：“我们过于匆忙地复制这个项目，忽视了一些准备工作。”
2．确保规章制度是建立在成果基础上的。
很多规章制度，尤其是环境领域的规则，对遵从者该如何遵守这些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它们告诉商家必须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必须如何安装设备、该多久就检查一次。遵从者常常知道还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法律不允许他们那么做。现在，政府改造者们已经开始做出改变，他们制定对后者有着明确要求的法规，但是留给遵从者自己决定如何来达到这些后果的自由。如果一项新科技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可以使用这项科技。这不仅使得他们更轻松地遵从规定，而且刺激人们去寻找更好和更便宜的创新方式。(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90年代，环境保护署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政府改革工程都是体现这些原则的好例子。比方说，环境保护署的金属处理委员会设定了将毒物排放减少75%的目标，同时给予执行者更多的灵活性来实现这一目标。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将它为各地方分局设定的绩效目标，由将印证最大化，改变成降低与工作有关的伤害、疾病和死亡数。在对全国8万名职工进行调查之后，它向各地方分局下放了高危行业中各公司工伤和疾病的相关数据，这样它们就可以把绩效最差的企业作为重点目标。
1995年，当两名利益攸关方聚到一起谈论如何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用一种新的方法替换现有的执照绩效标准来更大幅度减少污染时，马萨诸塞州的“环境成果项目”（Environmental Results Program）也就应运而生了。很多小商家并没有被囊括进之前的执照体系（比如，该州政府甚至只掌握了10%的干洗机的信息），而要想迫使这些小商家申请执照将会消耗很多成本。于是，“环境成果项目”要求，干洗、冲印和印刷行业的所有店铺，都要有一名高级管理者担保自己的店每年都已经并将继续遵守所有的空气、水和有害废物州级排放标准。马萨诸塞州的环境保护局会为这种自查行为提供协助，包括在商家的帮助下发展出细分领域的工作手册和工作坊。环境保护局对各店家的执行情况进行抽样统计分析。政府官员于是就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对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处理，以及专注于对出现问题的厂商进行检查和援助上。
3．对执法对象进行教育，告诉政府希望他们做什么。
在一件对其改革政府的措施进行总结的文件中，环境保护局总结道：“有时候，厂商之所以未能遵守法律，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府到底要求他们做什么。”任何填写过政府表格的人都可能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比如国内税务局的表格就很冗长复杂。环境保护局补充道：“我们需要做得更好一些，提供及时的信息和有用的办法，这样人们就能完成他们的环境责任。”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服务界发起了一项教育战略，称为“知情的遵从”（Informed Compliance）。它将一部分在港口和机场对货物进行检查的政府雇员调配到新的岗位上，要他们去帮助重要的客户改进后者的内部控制流程。“那些严重触犯法律的人仍然会遭到逮捕。”公共事务部主管丹尼斯·墨菲解释道，“但是我们将焦点从你也许会称为‘捉奸’心态（也就是我们只是想捉住什么人），转为确保跟我们打交道的人知道我们要求他们做什么，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疏忽、工作糊涂或沟通不畅而犯错误。”通过对进口货物进行随机性的抽样统计，结果证明，违规现象减少了。
当明尼苏达州税务局意识到一半的违规现象都是纳税人犯错的结果后，它决定在纳税人辅导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审计员。结果是，违规现象减少，税收增加了2 000万美元。
与此类似的是，联邦国税局也设立了一个教育项目来帮助小型企业，而环境保护署则在网上开设了虚拟守法助手，与产业界、环境界和学术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他们给予商界常规要求的快速通道、如何防止污染的相关信息，以及其他公司的优秀做法的总结。
4．使守法的过程变得轻松容易。
大多数遵守法律的过程其实可以在丝毫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简化规则和流程。如果政府能让我们更加便捷地纳税，能够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当我们雇佣保姆和放学后照顾孩子的钟点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法律义务，那么，我们中就会有更多的人遵守相应的法规。明尼苏达州的税务局对其表单系统进行了大幅改革，填表时由原来的50多项降低到9项，并且用平实的语言重写了填表说明。然后，它在电视上打广告，鼓励人们使用这份简表。广告上，一位妻子正在填表，她的丈夫从背后看过来，然后问她，为什么她在自己的表上画画。妻子给丈夫看了一幅兔女郎的照片，解释说，表上还有很多空格空着，她打算给税务局的那帮哥们画点画解闷。这个广告反响很好。它不仅提高了守法的水平（以及增加了税收），而且，数以千计的使用那种3页纸有2页是空着的人向州政府传递了他们的信息。
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环境保护局、国内税务局以及其他联邦机构，还有一些州、市、县的机构，已经开始创建一站式的批准流程，将相关的程序综合进单一的申请中，并且为一些表现出色的企业提供“免签”服务。
公共组织也可以通过简化他们自己的内部规则和流程来省钱。我们将在下两章里对此做更深入的讨论，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的温尼伯，10年前，市议会认为政府雇员花费了太多经费用在公务旅行上，于是他们要求财政局长做出反应。当财政局长做调查的时候，他发现，每一份出差申请都有7个人签字，包括申请人自己、他或她的上司、部门领导、单位领导、市检察官以及财政局的官员。然而，没有一个人对这项程序是认真的，因为每个人都假设其他人提供的是真实的信息。于是，财政局长将签字人减少到了1人，也就是申请人的顶头上司。这节省了每个人的时间，而那位上司也开始对出差申请严肃认真起来。在头6个月里，出差的费用下降了一半。
另一种让守法变得更容易的办法，是提供有利于守法的服务。例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以网站为基础的“专家体系”，也就是用来回答提问和指引客户的计算机程序。每一个程序专注于独立的问题或有害物质，比如，石棉、铅或镉。
在国会于1998年将国税局翻了个底朝天之后，即便新的税法实际上让申税变得更加复杂，国税局的领导人们还是开始努力让人们填表申税的时候变得更容易一些。国税局简化了表格和布告，开通了每周7天24小时运转的热线电话，扩大了电子和电话填表的选项，在报税季节的星期六上午让250家税收办公室照常办公，在银行、图书馆和购物场增加临时性的网点（甚至在巴士上开设流动网点来服务乡村地区），分发表格和传单。它还在每个地区举办“解决问题接待日”，让税务局的官员了解和解决纳税人的问题。
5．让机构针对遵从者的服务质量变得重要起来。
如果执法机构提供了拙劣的服务就会面对严重的后果，而提供优质服务就会受到奖励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做出改进。1998年的国内税务局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后的法案列举了10种可以将税务局雇员解雇的行为。新法案还创设了一个新的职位，纳税人律师，如果纳税人因为国税局的拙劣表现而受到严重损失的话，他们可以决定赔偿的数额。
但是这些都是相对粗糙的办法，而且列出10种不当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导致国税局的雇员唯唯诺诺，于是本来可以据理力争来的税收数额下降。好几个州的州政府提出的举措其实更有创造性。它们设定了服务标准，当政府部门未能达到这些标准时，相关对象就会得到补偿。比方说，在10年前，马萨诸塞州的环境保护局为每一份许可证的申请制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并且提出了退款保证：如果环境保护局逾期还没有能够完成审核，它就必须返还执行费用。“这是我们做过的最棒的举措了。”前环保局局长丹·格林鲍姆这样回忆道：
这项举措产生的动态机制，就像是一个公司试图为一项服务收费一样。它为管理层改革注入了动力，就像是一个真实的追踪系统，你可以知道每一份申请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员工们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才能赶上时间。但是我们在第一年里就在规定时间内实现了目标。这反过来证明了我们的体系中存在着很多拖沓的地方。其中就有管理不善的问题。比方说，没有一个追踪系统来告诉你递交有多少申请，有多少人得到了执照，等等。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部门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是环保主义者，他们相信，拖延工作可以保护环境。
在头4年的14 000份执照审核中，只有75份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工。格林鲍姆的继任者托马斯·鲍尔斯注意到，人们开始谈论哪个地方和项目办公室的退款最多。“这里有某种骄傲自豪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个做得最差而出丑的人。”
6．报告服从信息。
大多数都会对反馈做出回应。如果纳税人被告知他们没有填对表，或者商家发现他们已经违反了环境法规，大多数人（但不是全部）会改正他们的错误。想一想当你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警方用来给你记速的闪光信号时，你是如何反应的。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报告，这些“车速显示板已经被证明降低了车速，减少了撞车的数量”。
当公民们对承诺表示关切并组织起来提出要求的时候——就像环保运动所做的那样——向公众报告也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因为公民团体会使用这些报告，来让官员和污染者保持对相关议题的热度。环境保护局抓住了这个工具，向公众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该局的“环境事实”（Envirofacts）网站（www.epa.gov/enviro/index_java.html），为公众提供访问十几个内部数据库的渠道。使用者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包括饮用水和空气质量，有毒和有害废物点，排水许可证，以及任何一个县、市、州的“超级基金”（Superfund）的地点，国内的分水岭或盆地的分布状况等等。网站上还有一个叫做“环境制图”（EnviroMapper）的应用程序，可以在全国、州或县地图上标示出相关数据反映的地点。环境保护局的“执行和守法历史在线”网站（www.epa.gov/echo/），则提供全国将近80万个受监控设备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这个网站允许使用者查找过去两年内这些设施在检查、违规、强制执行和处罚方面的相关信息。“执行和守法历史在线”网站的报告为厂商的环境记录照了一张“快照”，显示出违规的日期和类型，以及州或联邦政府的反应。
7．区别对待不同的执法对象。
在对待那些因疏忽而犯了错误但平日里遵纪守法的公民或商家时，如果你采用和对待惯犯一样的做法，那就没有道理了。警方不这么做，法院也不这么做，但不幸的是，许多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却这么做。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场改革之前，国税局对每一个欠它钱的人都穷追不舍。如果欠的钱多，它就到别人家里强行收钱（常常带着正义的理由和“大铁锤”），不管对方过去的纳税记录如何，不管对方当前的情况，也不管对方是否有能力缴税。感谢1998年的改革法案，国税局现在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和常识了。如果欠税的人是“老油条”，国税局仍然会带着大铁锤。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国税局就可以向纳税人提供几种选择，包括折中缴付和分期支付。如果一名纳税人身染疾病或者丢了工作，而且之前没有避税的历史，那么，国税局可以为他或她设计一种专门的“困难”分期缴税方案。
堪萨斯州的税务局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有每一个纳税人的缴税记录。如果一个厂商逾期尚未缴税，该数据库可以根据相应的历史记录，自动生成一个有针对性的反应日程表。那些缴税记录良好的商家会先收到一个通知；如果商家没有回复，税务局就会发出更多的通知、打电话，并最终采取征缴行动。对那些在历史上有问题的污点纳税人，这个反应日程表的速度会大大加快。
许多学区都严格要求每5年就做一次现场考评。衣阿华州对这项规定做了修改，如果一个学区过去的记录一直良好，而且没有什么问题出现显示需要做现场考评，对学校的鉴定就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安排。
1998年，客户产品安全委员会因为建立了两套不同的产品召回渠道，从而赢得了一项美国政府创新奖。传统上来说，召回会拖数个月之久，因为客户产品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要做调查，还要与制造商的律师进行协商。与此同时，危险的产品仍然在市场上出售。在1995年，该机构宣布了一项称之为“产品召回快速轨道”的政策：承认不足的厂商可以与客户产品安全委员会达成协议，在20天内采取纠正行动。速度是关键，因为没有召回的时候，产品已经从零售架上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多诺休曾替政府创新奖对客户产品安全委员会的这项举措进行过评估。按照他的说法，“快速轨道产品召回政策比传统的流程所花的时间要少一半，而处理的受影响产品的比例是3倍”。
8．在公共后果和奖励之间建立连续性。
政府通常使用“大棒”来确保人们遵纪守法。政府创造了惩罚过失的严厉措施，包括罚金和坐牢。那些采用“赢得遵从”策略的人并没有放弃“大棒”，但他们也加上了“胡萝卜”。
内政部的鱼类和野生动植物服务局手中握着一根大棒：通过援引《珍稀物种保护法案》，它可以关闭厂商的许多作业，比如伐木和在广袤土地上的发展。然而，这种行动太过于严酷，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引发冲突，所以很少使用。
在20世纪90年代，鱼类和野生动植物服务局转而采用一种称为“栖息地保护计划”的“胡萝卜”政策。商家和地方政府可以申请在对珍稀物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上进行开工或发展的执照，但是他们的作业必须有助于这些物种的长期保护。比方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县就曾有一个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协商的例子，设立了一处面积达38 000英亩的土地作为自然保护区，来保护超过40种珍稀动植物。在圣地亚哥也有一个类似的方案，设立了一片面积达172 000英亩的保护区。“胡萝卜”是：那些给这片土地捐款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发其他的地块；他们还得到保证，只要他们遵守这项方案，他们就不需要为这个区域里的其他保护手段支付资金，即使珍稀动植物的数量还在下降。政府将为此买单。
为了降低污染，环境保护局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商家的创新举措，从免检和灵活的执照办理，到减少报告和检查的次数。为了促进厂商达到日益提高的环保标准，俄勒冈的“绿色环境管理体系许可项目”提供了3层的激励，允许“对那些比其他厂商更加出色地完成法定义务的商家在管制措施上采取更加柔和的态度”。——州政府官员如是解释道。第一层激励叫做“参与许可”，针对的是开始执行一个环保项目的厂商。参与者有资格获得技术协助、与政府机构建立单线联系以及赢得公众认可。第二层激励叫做“成就者许可”，针对的是那些实行更加全面的措施的厂商，这些措施涵盖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议题，包括政府规章尚未覆盖到的环境影响。额外的刺激还有：简化的报告、灵活的管制和快速的执照评估。第三层刺激叫做“领导者许可”，针对的是那些被证明在环境保护方面在业界发挥领导作用的企业，这些企业对产品和服务所造成的持久影响——包括非直接性的影响——都进行了考虑。额外的刺激包括一种量身定做的监管关系，环保局可以一次性地给该厂商的多个设备授予许可，包括那些在该企业、其客户以及供应商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设备。
西弗吉尼亚州也采取了一种类似的项目。它提供快速的执照审查、减少检查的频率、提供税收刺激、降低利率、减少保险补贴的费用，它还可以考虑守法厂商提出的其他刺激性要求。
尽管奖励有上述的效用，但严格的处罚措施仍然不能丢。例如，在缅因州的“200强”项目中，当这200家企业中有人把员工置于不安全和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中时，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就会很快地进行检查和处罚。
9．运用市场激励来鼓励遵纪守法。
要想赢得自愿性的遵从，最有效的手段，也许就是对其进行经济奖励。当有些州规定，厂家每制造一个瓶子或罐子时要预付5美分的成本，然后在循环回收空瓶和空罐后再返还这笔钱时，他们就是在使用一种经典的市场刺激手段。虽然没有什么单独的公共项目或专门的执法人员，但是这些“瓶瓶罐罐账单”却显著地减少了街道和公园里乱扔和砸碎玻璃的现象。
针对污染的任何一种税收都会鼓励人们自愿性地服从环保规定。也许“赢得遵从项目”的“鼻祖”，就是对政府额度的交易：政府给予那些将污染降低到法定水平之下的企业一定的信用额度，并且允许它们将这些信用额度转售给其他企业。这个主意的目的，是奖励那些降低污染的企业，但是让这些企业自己来决定如何做到这一点。如果它们能够划算地减少一处污染源，那么，它们就可以利用挣来的信用额度来抵消那些达标成本过高的地区所造成的污染。在25年前，联邦政府就已经采用了这种办法来提高空气质量、降低汽油中的铅含量、减少酸雨。它为美国商界节约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同时达到了政府设定的环保目标。
上述9个步骤几乎对任何执法行为都适用。将它们罗列出来，可以帮助领导人想出替代性的方案来执行已经承担不起的战略。当像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这样的机构只能付得起每80年对所有的厂商进行一次检查的费用时，更加省钱的方案就势在必行了。
“赢得遵从”工具箱为庄家提供了大量的活力，适用于所有的部门。它可以降低政府、商家和公民的成本，与此同时，它还可以改进后果。遵纪守法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关键基石，但是，并不是付出多大成本都是无所谓的。面对着有限的自愿以及每年要求创造更多资源的压力，“赢得遵从”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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