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朝覆灭后,黄震隐居泽山(在今田央乡),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为“归来之庐”,专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虽以朱熹为宗,但并不墨守成规,且自有创见,并有系统论述,形成“东发学派”。其子黄梦干、黄儒雅(一作叔雅)、黄儒英(一作叔英)及学侣陈著,均重经史考辨,将东发学派思想传播至闽浙一带。黄震的《东发日钞》(一作《黄氏日钞》)是一部满含睿语哲理的读书笔记,对古书辨伪致力至深,是东发学派的代表作。另著有《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读书一得》《礼记集解》《春秋集解》等作品。
黄震学宗程朱但并不死守朱学,对道学也有不满和修正。黄震的学术具有浙东学术注重史学的特点。
在宇宙观和本体论方面,他主张理事合一。他主张“理”是“四时行,百物生”的“自然之准则”;斥道家高谈“人心”“道心”之玄虚。他说:“理无定形,亦无终穷……事万变而不齐,而理无不在。……理本无所不包刚”(《黄氏日钞》卷六十八《读叶水心文集》),“理虽历万世而不变”(《黄氏日钞》卷四十《读东莱先生文集》)。这里,“理”是超越时空的存在。他又认为:“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间者皆理也。……谓理为道者,正以人所当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黄氏日钞》卷八十二《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理”虽然“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但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黄氏日钞》卷九十五《读抱朴子》),不仅“非超出人事之外”,亦“非超出天地之外”。故他与朱熹“理在事先”的主张不同,而主张“理在事中”。他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仁,而至理流行之寓。”(《黄氏日钞》卷八十六《林水会心记》)因此,尽管“一事一物之微,一举一动之暂,无非是天理之流行”(《黄氏日钞》卷八十七《止庵记》),但“天理”之流行是以天地万物为寓所的,从中可以看出黄震以“理在事中”思想对朱熹“天理流行”说进行了改造。(www.xing528.com)
在认识论方面,黄震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但又修正了他的知行关系。首先,他反对程朱的“静坐”修养方法,认为“瞑目株坐”是受道、佛影响的坐禅方法,易导致谈虚说空的不良风气。其次,他强调躬行,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的主张,力图纠正朱熹后学“不知其躬行”的流弊。他指出“自晦翁之学盛行,而义理之说大明。天下虽翕然而向东方,流弊亦随之而渐生”(《黄氏日钞》卷九十五《祭添差通判吕寺薄》)。这一“流弊”便是指当时的理学家们只知“笔舌华靡”,空谈义理而不知躬行的风气。黄震的“躬行”主要是指封建道德践履,同时也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含义,对当时反对统治者集团中妥协苟安和从事抗元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从他的上述思想来源看,亦可以看出受吕祖谦乃至整个浙东事功学注重力行和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的深刻影响。
“泽山行馆”是“泽山书院”的前身,是朱子理学与叶适功利之学在浙东的重要传承基地,并对明代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主体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泽山书院现已不存,但黄震和他创立的浙东学派的光芒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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