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1日讲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究中心”)
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新华学院办了十年了,我第一次到这里来,今天跟大家见面,谈一谈语文现代化的问题,简化字的问题。
从古到今,汉字简化是一个大趋势,复辟繁体字是一种不学无术的倒退想法,行不通。汉语在不断发展变化,汉语的规范化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作为学术机构,应该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增强自己的学术自信,也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这个机构叫“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究中心”。我们国家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我想,我们作为研究机构,应该有学术自信。
“学术自信”怎么讲?“语文现代化”既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有很多事情需要解决,需要研究。作为学术问题来讲,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所有人意见都一致,有些先生就说不存在“语文现代化”,不承认“语文现代化”。有先生当年就说过,你们成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学理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观点当然是不对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运动从清末开始,迄今为止已经一百多年了,其目的就是普及文化,使国家富强起来,让人民群众能够方便地使用语言文字。讲到底就是这些目的。
那么为什么叫“现代化”?我想,这跟我们七十年代开始提出的中国“四化”是相配合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四个现代化。语文也要现代化。语文现代化,本来叫文字改革。汉字要改革,为什么?就因为它太难了,作为一个工具太难了。“十年寒窗”,也不一定能很好地掌握汉字。这很不利于普及。汉字很好,很优美,有本事可以写得很漂亮。但是很好很漂亮的东西未必就很好用。汉字确实有它的弊病,所以一定要改革,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快捷地掌握汉字,使用汉字。改革的目的就是这个。
与近百年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密切相关的,就是白话文运动。前一段时间还有人在批判白话文,说这个搞坏了,搞得文言文好像是没出路了,其实不是。搞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也是让人民群众尽量能够用大家懂得的语言来写文章。白话文运动讲到底是这个:要用大家都容易写的文字来记录当地当时的口语、语言。你说有没有学理关系?当然有学理关系,这个就是存在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要有学术自信:语文现代化事业是一股潮流,谁也阻挡不了。白话文运动,到现在谁也阻挡不了。你高兴、有本事写文言文,你尽管去写。有的时候我也写一两篇,写点文言文,比如写写序言。但是大势所趋的,是白话文。当代的语言要写当代人的思想。
汉代人不会讲商朝的话,汉代人也不会写甲骨文,不会写金文。汉代写隶书,隶书是通行文字,其实这也是当时的现代化——汉代化。到了唐朝,楷书一统天下,是主流。唐代人写字,基本用楷书,楷书是官方的文字。比如墓志铭等,基本用楷书,篆书是少数。其实汉代人懂得古文字的人,就是专家了。看过我的《古文字学纲要》的都知道,在《汉书·郊祀志》里面讲“张敞好古文字”,张敞喜欢古文字。汉代人写隶书,一旦出现了考古发掘——当时不叫考古发掘——比如把孔子的壁中书挖出来以后,大家不认识古文字,看不懂,就要找专家来看。古文经学就这样研究起来了。汉代经学中研究经籍的人分两个学派: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所以说,语言文字是与时俱进的东西。汉代文字主力是隶书,到了唐代是楷书。那么到了现代,主力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我们现代的语言文字,当然应该是简化字。经过整理或政府公布了的文字,我们叫法定文字。当然简化字的问题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是,法定文字是规范化的文字,我们理所当然要使用现代的规范字。你喜欢繁体字,有本事你可以尽管写,但是出版物、报纸、刊物,凡是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都应该用规范字写。
前一段时间有人胡言乱语,竟然跑到人民大会堂去讲:要恢复繁体字,废除简化汉字。这不是胡扯吗,你在家里吃完饭后谈谈也就罢了!这是不学无术的人讲的,他们不懂装懂。
有些台湾朋友,不懂这方面知识的,也讲简化汉字割断了中国的历史,割断了文字发展的历史,这也是胡扯。“简化汉字是共产党搞的”,“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简化字”,这是不懂历史。大家都清楚,国民政府在1935年就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324字)。
我们要有学术自信。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事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大家知道,我是研究甲骨文的,但是我支持语文现代化,支持汉字规范化。为什么?因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情。
中山大学跟语文现代化也是有缘分的。我的老师容庚先生,他也支持汉字简化,支持文字改革,他还编过《简体字典》。而且,他的支持不是凭空说支持,他是经过自己的研究以后才发出这样的声音的。他根据对秦汉文字的研究,秦和汉两代文字的研究、金文的研究,发现有大量的简体字。他就判断:简体字必将大行于世。“大行于世”这个判断,是完全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出来的意见。他编的《简体字典》,先在燕京大学试用过,试用以后才正式出版。
我为了纪念容庚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曾写了一篇文章——《论容庚精神》。容庚精神之一就是鉴古知今。根据他对古文字的研究,鉴古知今,与时俱进,支持文字改革,身体力行,始终如一,几十年不变。他的著作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写的好多书稿,都是用简化字写的。当然有些简化字现在不合适了,“中华民国”的“国”字,他就写个“口”,他说可以这样简化。
中山大学有这样的老教授、老先生支持文字改革、简化字,始终如一,直到他去世,没改变看法。我作为他的学生,支持汉字规范化,支持文字改革,也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的。
简化字、汉字简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搞的吗?不对,汉字简化,从甲骨文时代就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后来周有光先生很赞赏,其他很多先生也有引用,叫《汉字简化始于甲骨文说》,在语文现代化学会上宣读过,后来(收录)在语文现代化学会编的《语文现代化论丛》里,也收录在我的语言文字论集里。我举了二十七条证据,内证十条,外证十七条。内证是什么呢?从甲骨文本身来看,它里面有简化。譬如说,“一只鼎”的“鼎”,“一言九鼎”的“鼎”字,一个繁体的,一个简体的。把“鼎”字借用为“贞”字的一般都写简体的。可以举很多例证,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一下。
还有一个证据,跟同时期的金文、古金文相对照证明,古金文是繁复的,甲骨文是简便的。甲骨文是当时通行的文字,是比较简单的。同样的“车”字,古金文像画图画一样。画两个轮子,一个横轴,一个车厢,前面一个辀,两面一个横的,画画一样。甲骨文简化了,省去辀衡轭辖等附件,再将两个轮子高度简化成两小横,加一个横轴,竖起来就是“车”字。[1]
所以汉字简化是从甲骨文时代开始的,历经数千年,人民群众不断创造的。
那么,为什么要简化?
文字本身是记录语言的手段、工具。工具就要方便,便于使用。便于使用,就要快一点。所以当时的史官能少刻一点就少刻一点。刀刻的,要一刀一刀地刻下去,能少刻一个偏旁,只要不影响字义,那就少刻一个偏旁,能少两笔就少两笔。是不是?这是事理之常嘛!
如果按照正常写个“人”字,要画个头,脑袋,两只手伸出来,还有一只脚……现在的“人”字一撇一捺,你说哪个方便?那这个“人”字在甲骨文时代就出现了,一个人的侧面形状。如果要完整呢,上面一个头圆圆的,下面还要一只脚。
所以我说这个汉字简化应该实行。天经地义,无可非议。我支持汉字规范化,是向我的老师学习,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支持。曾经有一位山东的先生,他说过: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支持汉字规范化,支持语文现代化,这个支持是十分有力的!
这个就是“学术自信”。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得出来的结论,谁也推翻不了,除非你要做同样的研究,提出反证。
我们现在好多简化字,好多字其实是复古,甲骨文时代就有,那是没有学问吗?能说写繁体字才是有学问,写简体字没学问?有些书法家,就是这样崇拜繁体字。我批评他们,你们这样其实很肤浅,写简化字就没有学问吗?“你从哪里来”的“从”字,你说写“两个人”的“从”有学问,还是写“从辵从,双人旁,两个人再一个脚”有学问?“跟从”的“从”,这个“从”字本来就是甲骨文,我们现在不过是恢复了本来面貌,把后来加上的又去掉了而已。“云彩”的“云”,一定要加个“雨”才是“云”吗?其实本来“云”就是这样写的嘛,我们现在不过是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有什么好攻击的呢?
类似的例证可以说是相当不少。所以,这个观点我始终认为是正确的:汉字简化是始于甲骨文,我们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一个整理的工作、推广的工作,让人民群众有所凭依,起到了一个合法化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事情,其实不过如此。
所以,凡是攻击、污蔑简化字的人,必须予以批驳,特别是一些居心不良、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些家伙。我为什么不再批驳?因为我以前已经讲过了,不必再重复。但是如果有新的东西,必须予以批驳,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现代化研究中心应该注意这些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批评安子介的文章。我没有直接批评安子介,我批评借着安子介的名义出来胡言乱语的两个人。他们写了一本书叫《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那本书请了三位名人给他们装门面。一个赵朴初——佛学家,给他题书名;一个物理学家——钱伟长,给他写序;一个哲学家,任继愈,也给他写序,吹捧一番。这本书新华学院可能没有,中大中文系买了一本,我就认真看了一遍。真是胡扯,胡说八道。这本《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影响很大。语委不吭声,那时的语委不吭声,后来我请教了我的老师,老师说,批它一下。我那篇文章是1998年在昆明语文现代化学会上提出来的。后来有人把我的文章送给伍铁平先生看,伍铁平先生非常兴奋,说“千里遇知音”。王宗炎先生也很赞成:“你的讲话肯定是对的。”复旦的许宝华老师也支持:“有战斗性!”我讲这个不是吹嘘自己,只是说,碰到这类东西,一定要有人出来,针锋相对地、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这文章本来不应该由我来写,国家有语委,语委有主任、副主任,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文字改革研究的专家,文章应该由他们来写。但是等了两三年,没见到有谁出来说话。也许因为安子介是政协副主席,加上钱伟长、赵朴初,三个副主席,他们不敢太岁头上动土。我说,我敢“动”,我敢批他!我无官无职,且远离京师——胸存正气,不惧风霜。但是我批得比较巧妙,我说,安子介先生他有一颗爱国心!他真希望把这个汉字解释得人家容易懂一点,让外国人容易学一些。我说这个心是好的,出于这样的信念,对汉字作一些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愁”字为什么叫“愁”字?“愁”是农夫到了秋天心里不愉快,所以就愁了。什么叫“军”呢?“军”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就叫“军”。像这样的解释,为了让大家容易认识汉字,也未尝不可,无可非议。好像我们不了解“罗(羅)”字是什么意思,就叫四维罗,又说“易”是日勿易,“陈”是耳东陈之类。像这一类的解释,严格讲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就罢了,不要去追究了。但是你李涛、李敏生说安子介这类观点是科学的文字学,唯独他是讲对了,其他人都不对,那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对不对啊?而且公然出版著作,说汉字有一百年的冤案,要靠安子介这些理论来把它推翻了。这胡扯嘛!哪有什么“百年冤案”呢?!
我们现在有些人批判白话文运动,说把文言文打倒了,好像很冤;当然,个别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讲一些过头的话,这是一种现象,并不是主流。有的人说要消灭文言文,钱玄同讲的嘛。三十年代有人提出过要废除汉字,鲁迅都讲了嘛,汉字不灭,中国也要完蛋了。你说保护汉字,我们是比汉字还古老的人祖传下来的,更应该保护我们。鲁迅也讲过这个话。但这个不是主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没有成为国策,从来没讲过要废除汉字。吴玉章,这位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作过自我批评,说当时受到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认为汉字有阶级性,语言有阶级性,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作了自我批评。
实际上这类事情,我觉得其实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正气在我们这一边。那些歪风邪气、执意扰乱思想的,我认为必须加以批驳。语委不批驳,怕得罪人。我陈某人不怕,我来写文章。结果还好,没有惹什么祸,因为我还比较注意掌握分寸。容先生、商先生从来不叫人看他们的文章的,我也并不要求大家看我的文章——但是你们可以研究一下,研究一下类似的事情现在还有没有。我最近十几年关心得比较少一点,语文现代化学会好像把我开除掉了,十年没参加活动了。但是刚才李铭建查了一查,好像没有把我开除啊,还是顾问。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事情——立足于学术研究,我们就有学术自信。(www.xing528.com)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汉字简化的问题。
大家对汉字简化字的意见,有些是误会,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简化字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有些误会,怎么产生的呢?一个是不了解历史,不了解情况,产生误会。比如说,包括有些老先生,说汉字简化以后把很多字混淆在一起了,不好分。比如说“先后”的“后(後)”,跟“皇后”的“后”,都写成一个“后”,这样就不好,这个“后”简化得不好;“多余”的“余(餘)”,和第一人称“余”的“余”混了,也不好。像这一类意见,我看,只要不是专家发出来的,人民群众有意见,可以解释。如果专家这样讲的话,那就是无知。我敢说他无知,为什么?“先后”的“后(後)”和“皇后”的“后”通用,这个诸位研究古代汉语的,都应该明白,在《礼记》里都可以找到证据,我的文章里也讲到过。“先后”的“后(後)”写成“后”,我们在出土文献郭店楚简里面也得到证据。“先后”的“后(後)”也可以写成那个“后”,两个“后”同时并用。“多余”的“余(餘)”,写成现在简化的“余”,这个字形在典籍里也有证据,在郭店楚简里也出现过。湖北郭店楚墓竹简的《太一生水》里面,有好几个“多余”的“余(餘)”字就是写成“余”的。所以我很奇怪,我们有些简化字,真是和古人是不谋而合的。当时把这两个字简化的时候,估计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先生们,可能也没有考虑到,这两个字在《礼记》里边出现过,也没有考虑到这两个字将来会不会在出土文献里边出来。但是,当时采用了“从俗”的原则。从俗,就是人民群众历来这样用,从俗以后就把它定下来了。谁知道我们得到证明,古已有之。这是为什么?古人也希望写字方便呀!写字求便,古今一理。书写求便嘛,你写字可以写得快一点嘛,尽量快一点就快一点,这古今一理嘛。古人也希望字写得快一点,“余”字为什么一定要加食字旁呢,这样也可以了嘛。商代的史官,商代刻甲骨文的人,能少写一点就少写一点,能少刻一点就少刻一点。所以我说书写求便,古今一理。大家赞不赞成?只有个别不学无术的“政协委员”才讲要废除简化汉字,恢复繁体字,这不胡扯么!我真想写文章,批他不学无术、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但是我觉得,以我们这样的学者身份批他也不合适。他是在人民大会堂讲的,也应该有人在人民大会堂提出针锋相对的见解。你们作为群众,作为青年人,来批他最合适。所以呢,我觉得应该给学生说清楚。我先给在座的诸位老师说清楚,通过你们向新华学院的学生们说清楚。我曾经讲,学术界有骗子。我在中山大学教古文字学,尽管有些学生学得不好,甚至成绩不及格,要补考才及格,但是我敢讲,凡是修过我古文字学课的人,至少读过两三片甲骨文、读过几片铜器铭文,至少拿起笔来写过若干个甲骨文,写过若干个铜器铭文,这总比那些不学无术者强吧?比那些学术骗子强!所以我说,尽管在我的课上,仅仅及格,才六十几分,但至少比那些靠花拳绣腿吃饭,厚颜无耻地“著书立说”者要高明一点。这也是我想讲的学术自信的问题。
讲回头来,汉字简化有些问题需要解释。对学生要讲清楚,对群众要讲清楚。前天,李中生跟我提起,说有些学生讲,“爱”字简化后没“心”了。“爱”字没“心”了,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你们想想,为什么“爱”字没心?但是“爱”变成了“友”呀,下面有“友”了呀。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研究一下。有“心”变无“心”不光是“爱”字,还有一大串。有同学如果愿意写文章,我出个题目——《失“心”与得“心”简化字说》。有些简化字,本来是有“心”的,后来没“心”了,叫“失‘心’”。你比如说,“国庆”的“庆(慶)”字,本来是有“心”的,现在没“心”了;“安宁”的“宁(寧)”,本来是有“心”的,现在也没“心”了。不光是“爱”字,好多呢。随便找找就可以找出好多,“忧虑”的“忧(憂)”字,本来有“心”的,现在没有了;凭(憑)、听(聽)……反正很多啦。但是有些字,本来没有“心”的,后来有“心”了,简化之后,得“心”了。研究失“心”与得“心”简化字,这个不一定做得了毕业论文,但至少能做出一篇文章。我提醒一下,“爱”字,本来有“心”的,但是本来没有脚,后面那个是脚的位置。篆书的“爱”字是这样拨过来一个“心”,没有后面一只脚。后来加了一只脚,这只脚哪里来的呢?现在“爱”字上面一只手,下面一个“友”,变成“朋友”的“友”。那这个“友”怎么来的?这其实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我们简化汉字很多是从草书演化过来的,是草书楷化的结果,“爱”字也是这样。我们凡从“心”的字,草书,它写得很快的时候,会变成一横。你们想一想,比如说“知悉”的“悉”,下面一横;“忠诚”的“忠”,一横,好多字。我这里复印了几张,《书法大字典》里存在大量的例子。看,从“心”的字,到后来都变成了一横,因为“心”这样写,再快点就变成一横了。“忧虑”的“忧”,“优惠”的“惠”,“空想”的“想”,都是一横。那么“爱”的“爱”字,中间的“心”,写快了就变成一横,再拉过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友”字。所以心没有了,朋友还在。无心有友,是不是呀?像这类事情,如果学生提出来,我看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个解释。按理说,高年级学生应该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不用教师来讲。“安宁”的“宁”字,古字是“贮”,现在把它作为“宁”字。那么,金文里是有心的,甲骨文本来就是没有心的,是宝盖头下面一个“皿”字,下面一个“丂”。“国庆”的“庆(慶)”,本来就没有心,“鹿”字下面一个“文”。还有“有庆”的“庆”。“有庆”两个字,古代是成语,那么后来加了一个心,现在又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字形。像这类东西,恐怕值得研究一下。哪个人有兴趣,可以根据《说文解字》里面从“心”的字的解释,参考金文、参考甲骨文,做一个系统的研究,关于失“心”与得“心”的简化字——有的字本来是没有心的,到了后来,变成有心了,我看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叫“教学相长”?教学相长并不是说学生来教老师如何如何。我的理解,是说老师有考虑不到的地方,有研究不到的地方,学生给你提出来了,你没想过,你要回答他的问题,你要进行研究。你研究出来了,就是你“长”了。所以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大学里面,一个教师,能够回答高年级学生的一半的问题,就是好老师了。高年级学生,就是四年级学生,或三年级学生,我们以前读五年制,有五年级学生。一个教师,能够回答高年级学生一半的问题,就不错了,很不错了。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郭绍虞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很奇怪的意见,我们当时很不理解,后来慢慢明白。他说,以前是教授上课,助教辅导。其实应该倒过来,让助教上课,教授辅导答疑。助教上课,学生提问题,教授来答疑。这样效果可能好一点。所以教学相长,我的理解就是,学生提出的问题,往往可能是你事先没有考虑到,没想到的。有些可能是幼稚可笑的,但也有些正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简化字要解释,给学生上课时应该加以解释。解释什么呢?就是有些简化字看起来不合理,其实是合理的。当时简化字使用的一个原则就是起用生僻字,利用生僻字来简化繁复的字,这是一个好办法。有些字本来死掉了,没有用了,于是利用这些生僻字来简化汉字。我们现在很多字就用得很好啊。要来攻击的话,就说为什么“广州”的“广(繁体:廣)”字没有“黄”的呀?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共产”的“产(繁体:産)”里面是被人抢光了,什么都没有啊?要攻击的话,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要以学术自信告诉他,“广州”的“广”本来也是一个字。大家知道吧?[2]那个一横一撇的“厂”,[3]《说文解字》里是有的,《辞海》里面也有,是悬崖峭壁的“崖”字,本身也是一个字,独立的一个字。但在现时还用这个字?不用啦,是生僻字。那么我们拿来作为“厰”的简化字。
耳朵旁一个人字,“队”,我们现在用来作“队”的简化字。这个“队”字,甲骨文里有,象一个人从山上掉下来。旁边是一个阜,掉下来了,头朝下。[4]这个甲骨文里的字,后来不用啦,几千年都不用它了。现在用它来简化这个“隊”,军队、队伍的这个“隊”。
口字旁一个斤,原来是冷僻字。[5]我们现在拿来,简“聽”为“听”,听东西的听。这个字呢我有个意见,一直没说过。其实这个听东西的“聽”字用“听”来简化可能不一定很好。但是现在用了六十年了,也不能改。当时如果有专家提出来,不用这个简化字,用耳朵旁的“耳”字加个“口”,这样的简化可能更好。口耳相传嘛,你口里讲耳朵听见嘛,这样简化可能更合乎字理一些。因为甲骨文里有“听”字,就是一个耳朵一个口,有的是两个口,[6]所以有些简化字是活用了生僻字。
还有这个体育的“体”、身体的“体”字,我们现在是“人、本”,人本为体。这个“体”字本来是个“笨”字,笨蛋的笨字。那么现在那个作为笨蛋的“体”字基本不用了。我们用它作为“體”的简化字,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可以解释的。
当然,简化字是不是都十全十美呢?1956年公布的简化字是不是都是十全十美呢?不能打包票。我觉得善意的批评还得接受。虽然不能马上改,因为已经用了五六十年了,要改也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做些研究是可以的。比如“共产”的“产(繁体:産)”字,把原来那“生”字去掉,这样简化好不好?可以研究。学术无禁区,都可以研究。
再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我们简化字是不是到尽头了?汉字简化,远远没到尽头。第二批汉字简化失败,现在把这个都算到四人帮的头上,说是四人帮搞的,就都废止了。1986年废止了第二批简化汉字。但是其实里面有不少合理的东西,可以再研究。所以我觉得呢,就这个问题来讲,语文现代化还是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不是每个字都很好,是不是有些字还可以改进。做学术研究应该是允许的,只要不是出于攻击,别有用心,是从认真做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这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商量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认为汉字还得继续简化。现在属于巩固阶段,巩固已有的一些简化成果,让它生根开花。但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认为接下来是继续简化公布一批简化字,包括第二批简化汉字中间比较合理的,应该把它拿出来——现在是通通废止了。我们后来批评第二批简化字,说它不合理啊,等等,现在拿来批评原来第一批简化字也是同样适用的。后来带有一些政治因素把它都算在“四人帮”的头上。第二批简化字确实也引起混乱,道德的道字哪里来的“刀”呢?用刀来讲道理,这个不通的。[7]展览的“展”字,为什么简化成一个尸字下面加一横?尸首在一块门板上?[8]这些第二批简化字不好,不受欢迎。为什么不受欢迎呢?因为破坏了汉字的结构。成功的简化字,应该是既简化了笔画,又符合字理,还符合汉字原来的结构规律。所以要研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简化汉字,还有哪些汉字需要简化。现在以王宁教授为首进行的那个规范字整理,公布了八千多个字。里面还有很多字很难写。按我的意见,有些字也是可以简化的。
我曾经在一些文章里提过几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割鼻子的那个字,一个鼻子的“鼻”加一把刀的“劓”字,完全可以简化。我们甲骨文里有一把刀割鼻子的嘛,一个“自”旁边一把“刀”不就可以了吗?[9]把下面的“畀”拿掉。如果这样简化,肯定受欢迎的。对吧?第二个字,爨宝子的“爨”[10]字多难,三十笔。我有一篇文章这么讲爨字,爨宝子的爨字,上面是个锅盖,一个锅,下面是一个灶,灶下面是两块木头,一双手,放火烧。那么这个字在书法家笔下就简化了,我认为完全可以简化。上面好像是简化“兴”字一样的,下面两个木字一个火,木字不要都可以,因为没有木好像也不影响,我认为可以简。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劓,一个是爨。这些我觉得可以作一些研究。
汉字如果继续简化,该简化哪些字,有些目标,我想只要言之成理,只要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符合汉字结构,应该是可以通过的。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应该可以通过一批简化字,但这个需要研究,需要作一些学术研究。拿那个8 000字的通用汉字表来看,8 000个以外的难字,笔画特别多的字,有没有办法继续简化?有没有根据来简化?我想作为国家语委,它肯定不敢、不能做这个事,它现在要制定标准,执行标准,制定规范,执行规范。但是学术研究机构我认为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这是我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可以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准备。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挂的牌子是“语文现代化学术研究中心”,你研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语文现代化还要关注汉语规范化。我刚才讲的是汉字规范化,因为中生跟我讲语文现代化与汉字简化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主要讲汉字简化,其实更严重的问题是语言的规范。“现代汉语”是什么概念——现代中国人讲的话,现代中国人讲的汉语,这就是现代汉语。GDP算不算现代汉语?GPS算不算?MBA算不算?EMBA算不算?把它们放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不对?荒谬不荒谬?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所以我们一些专家真是要打个问号——这是专家干的事情,而且还在辩护,还在讲这个话。我现在没有机会跟他们讲。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词典》该不该收这些东西?你讲讲就算了,往报上登那也就算了,你堂而皇之编到字典里去,对不对?我认为是不对的,至少是不慎重的事情。
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注意到了,这两年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全部是规范的汉语,没有一个GDP、BDG之类的词,没有的。你不信拿出来看。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文没有一个“字母词”。[11]这是对的。他的前任,再前任,政府工作报告就有这一类东西,但李克强总理就注意到了。你们看看,要注意这个传递出来的信息。所以我们的领导的头脑里也在想这些问题。他就老老实实讲国内生产总值,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不会讲WHO、WTO之类的。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面讲规范的汉语,不能夹杂着这些东西。我们作为学术研究,应该强调汉语的规范化。正式的文件、正式的文稿不能夹杂这些东西。
我最后一个意见,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语言的规范化。这又牵涉到对网络语言怎么看的问题。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机构,应该有一个态度,应该有人来研究这个东西。有人说,很流行啊。很流行的未必是可以采纳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很荒谬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这是不行的嘛。
今天拉拉杂杂,即兴而言,就讲到这里。见到大家很高兴,话就不免多了。讲完了。
(张翠玲、李洁玲、王惠、李铭建根据座谈讲话记录整理,标题为整理者所拟)
【注释】
[1]整理者按:参见陈炜湛《漫说双轮“车(車)”》,《古文字趣谈》第121—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整理者按:“广”作为文字学上的部首音yǎn,一读ān。《说文·广部》:“广,因广为屋,象对刺高屋之形。”
[3]整理者按:“厂”音ān、hǎn。本义是山崖边较浅的岩穴。《说文·厂部》:“山石之厓岩,人可居。”
[4]整理者按甲骨文作(菁三·一)从阜从倒人,表示从高处坠落之意。甲骨文字形图片来自《汉语大字典》第4148页。
[5]整理者按:《说文解字》里有“听”这个字形,意思是“笑的样子”。《说文·口部》:“听,笑皃。从口,斤声。”音yǐn。
[6]“聽”在甲骨文写作(前六·五四·六)、(前六·五四·七)、(后下三〇·一八)。字形图片来自《汉语大字典》第2799页。
[7]整理者按:第二批简化字,“道”简化为“辺”。
[8]整理者按:第二批简化字,“展”字简化为“”。
[9]整理者按:甲骨文作(乙三二九九)(前四·三二·八),字形图片来自《汉语大字典》第360页。整理者按:参见陈炜湛《倒霉的鼻子》,《古文字趣谈》第249—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0]整理者按:爨,音cuàn,烧火做饭的意思。
[11]整理者按:仅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现过一次“广义货币M2”的解释性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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