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学问道路上发展并取得成就

自己现在年过古稀，几十年过去了，到底干了些什么？容先生经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少林寺也是这样嘛，打坐气功只是教几句话的，外功是可以教的，练内功老师是不能代替的。名师的指引至关重要，但指引毕竟只是指引，路还得靠自己走。各人的情况不同，基础不同。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学制五年，比四年制的学生多读一年。所以，我在复旦研究《说文解字》，写毕业论文时，同一年进大学的一些同学已在当研究生了。研究生，他们比我就先读一年。但后来证明，我在复旦多读一年书也并没有白读，基础打得也牢靠些。个人情况不同，所走的路也不尽相同，结果也不一样。常言道：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所生有愚有贤。那么一师所授，也有高有低，有强有弱。容、商二老是当口头禅讲的，大家都听见了，不是给我一人讲的，而在我之前对李瑾、夏渌他们都讲过，恐怕后来对唐钰明等也说过。那么实行得怎样，各人情况不同，比如摹写，有的就摹不好。归根结底，还得在老师指导下，自己钻研，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所以容、商二老学生甚多，现在来讲，谁高谁低，谁强谁弱，不好下结论，为时尚早，也不必下结论。于老门下诸弟子亦然。我明白这个道理，即最终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学有所成，有所贡献。就我而言，是谨记师言，未敢懈怠。在读书期间，比较刻苦用功，所以商、容二老都比较器重我。

我刚毕业就碰到“文化大革命”，还没开步走，1968年一毕业就去了广西，工作了五年。这五年也没有白过，有人说浪费了五年，我倒不这样认为。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群众，跟很多少数民族的兄弟结成了朋友，开阔视野，很有好处，也锻炼了笔杆子。1973年回到中大，商先生对我讲过，看重你才把你调回来的。上面来视察，商老提出：“陈炜湛学得好好的，却把他送到广西去了。”通过各种渠道把我要了回来。现在到了2011年，近四十年了。如只算到退休之年即1999年也有二十六年。对我的研究工作与著述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为人为文，是非曲直，且由他人评说。且不说它。如果自我评估，实事求是讲一句话，是“著述无多，尤鲜建树”。这句话我在《容庚先生与甲骨文研究》中讲过，原文是这样讲的：“笔者有幸，于六十年代初得列二老门墙，从二老治甲骨文。三十余年来虽谨遵师训，于甲骨文研究未敢懈怠，终愧‘著述无多，尤鲜建树’。”从现在来看，我只有专著五部，和唐钰明合作的教材一部。称得上论文的有六十来篇，大部分已编为论集。确实是比下虽有余，比上甚不足。不过，从不多的著述中也可看出，我是努力实践自己的学术主张的。提出什么学术主张，自己就努力实践。好像某些人批评我，你就是纸上谈兵，甚至有人说陈某某的文章放空炮。诸位如读过我的著作文章，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的。其实并不如此，至于干得好坏，是另一回事。

接着讲讲我的学术主张和一些经验教训。

（一）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前辈权威学者，第一是尊重，认真学习，这点我是做到的；而不是还没有认真读书就在那儿信口开河，说三道四，这个我绝对不干。如董作宾的两种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我是几乎抄了大半部，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所以在《甲骨文简论》里有那样的评论，后来又有一篇校订性的《小记》；《殷历谱》，我没有办法，好几次下定决心看，但确实对历法不太懂，不懂就不能进行批评。对郭老、商先生、容先生的书都这样，认真研读。第二是不迷信，独立思考。继承为了创新，想创新必须先继承，这是已故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话。我听他一次讲演，受益匪浅，终身实践，永志于心。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继承性研究，一种是创新性研究。你想创造，没继承谈何容易，那就是纸上谈兵。但光是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毫无创造性也没有意义，把人家的书记得滚瓜烂熟算不了本事。所以我首先是尊重，是认真学习，其次是不迷信，独立思考。这方面也有文章反映出来。我认真读过郭老的《甲骨文字研究》，但他《释五十》那篇文章，我后来对其结论有怀疑，只是来不及写成文章，到1979年才成文。对前辈学者的著作提出补证，也要非常慎重，看看面对的是什么人物。为了继承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跟曾老师合作，研究过郭沫若，研究过罗振玉和王国维。我自己研究过吴大澂、孙诒让，两个老师的著作也研究。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研究，寻找新题目，研究新问题或在老题目（老材料）中挖掘新问题，拓展出新境界。我觉得这才是有出息的研究者，故我不太主张“编书”而要努力作文或著书。为教书而编书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亦力求有所创新。

（二）强调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提倡将汉语史研究真正推进到商周时代。这个观点是我给唐钰明他们讲的第一课。为什么以前的语言学界很少使用古文字材料，古文字学家也很少关心语言学上的许多事情，主要是两者没有结合起来。很多研究甲骨文的人不懂语言学，董作宾就不懂，把词语问题当成文法问题，在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讲的断代标准“文法”一项，并不是文法结构的变化而是用词的变化，字形的变化，所以我后来把这一标准改作“词语”，这是我跟他不同之处。语言学家不懂古文字，像王力、陈望道等前辈可能都不太懂，两者是脱节的。我的主张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语言的角度多多加以研究。

于是我提出一个观点，即运用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待古文字材料，用古文字材料解决语言学上的问题，特别是汉语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提出的，后来在第二届古文字学年会上公开提出，得到理事会理事们的认可，写进纪要。我还提倡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商代语言。这个主张是不是讲空话呢？也不是。我研究过甲骨文的语法问题，写过《卜辞文法三题》等几篇文章，研究过甲骨文的词汇问题，写过《甲骨文同义词研究》，还有其他一些跟词汇有关的文章。我是实践了自己的主张的。

（三）在分期断代的基础上对甲骨文作分类研究。怎么研究甲骨文，各人看法不一样，董作宾的断代研究说是正确的，饶宗颐先生提出分人研究说，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我觉得到目前这个地步，《甲骨文合集》编成了，断代也基本解决，对甲骨文本身作综合考察研究有了条件。这原是胡厚宣先生提出的：“通盘地整理，全面地考察。”把它具体化一下，就是在分期断代的基础上按照卜辞的事类分别作综合性的研究。这在《甲骨文简论》里正式提出来。我自己就选了田猎卜辞一类进行研究。前期成果是两篇文章，一是《甲骨文田猎刻辞文字考订与辨析》，发表在《古文字研究》上，一是《甲骨文田猎刻辞概述》，原在安阳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上提出的，只发表了第二部分《甲骨文田猎刻辞的特点及辞例的比较》。1995年《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一书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对我这一学术主张是一个检验，也表明自己在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令人欣慰者，此书于1999年获得了中山大学老教师学术专著奖。

（四）摆正古文字学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重视古文字学的普及工作，从根本上培植基础，培养读者，肥沃土壤。就是说，古文字学在新的条件下，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要拥有读者，若只是孤芳自赏，谁都不睬你。应该把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准确地、生动地在群众中间传播，这就是普及工作。

这个问题是在1981年太原第四次古文字学年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我在大会发言中讲到这个问题，赵诚站起来说：“讲得不错，可谁来干呀？光讲有什么用，我们现在需要行动呀！”我说，我当然也会这样干，但希望引起重视，谁都可以干。这方面我还是下了一番工夫。康殷的《汉字源流浅说》影响很大，很多人是通过此书来了解古文字的，有它好的一面，但很多人也误入歧途，在大方向上是错误的。批评他是抬举他，这点我与裘锡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用睬他，让他自生自灭。但是要有好的东西来代替他，这是那年太原开会时我们几个人碰头商量的。我们是无法跟他讨论的，我们不能跟风水先生去讨论自然风貌问题、地理环境问题。对这点我们几个意见一致。我就出版了《古文字趣谈》、《汉字古今谈》、《汉字古今谈续编》，都带有普及性，但学术性是逐步增强，《汉字古今谈续编》强一些，《古文字趣谈》文学性强一些。我的文章陆续以文学的形式普及当今古文字研究成果，在《随笔》、《文字改革》及《语文建设》专栏上发表，在花城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结集出版，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三为一修订再版，累计印行约五万余册，影响是比较大的。世人知有陈某某多因《趣谈》一书而非甲骨文也。(www.xing528.com)

（五）注意古为今用，关注现实的文字应用问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研究古文字，不忘今文字，支持文字改革，支持社会用字规范化。对此我是坚定不移。对于那些冒牌的文字学家们，我是不屑一顾的。古文字学家们有不少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认为我是搞古文字的，你那些不关我的事，无形中同反对文字改革派站在一起。研究古代是为了现在，应该关注现实的文字应用问题，为文字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我的《汉字古今谈》是讲文字改革的，不过没有打这个旗号。实践证明，汉字是需要不断改革的，从古文字材料中得不出文字不能改革的结论，而正好相反。我举了很多例证来证明这个问题。上海有位老同学给我写信，说我是给顽固派们纸糊的窗户上戳了个洞。安子介等根本不懂中国的文字学，在那里乱讲汉字如何好，如何优等。优等的东西就很适用吗？为此我也作了不少努力，研究古文字不忘今文字，还曾给电视台当顾问，那是1986年夏天开始筹备到1987年元旦开始播出的《请用规范字》，一直讲到1990年，我是这个节目的顾问，前后共四年。“以古为监，用之于今”，关注现实之文字问题，亦属“用”之一也。

我的学术主张没有多少，建树不多，才五条。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但许多人是知道的。比如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古文字的主张我强调得比较多，李瑾的一位姓黄的学生写过《甲骨语言学刍议》，收在《语言学发展新方向》一书中，说我在这方面舆论造得最早。比如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根据我的文章可看得出来，我在《甲骨文简论》里也谈到过。重视普及工作，古为今用，支持文字改革的事情，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董作宾写过两篇文章，《皇帝可以没有头吗？》、《被遗弃的婴孩》，是在《中国文字》上发表的，受此启发，我就把它发展开来，就成了一个系列。再有我现在提出的分类研究，提出的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语言的问题，这是别人都没提出过的。学问要创新要发展，学生一定要有创造性，在导师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特点，这样才是真正继承性的发展。

支持文字改革、汉字规范化的人中间有我陈某，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见风使舵，也不会含含糊糊。后来我才发现我的一些观点被不少人引用过，来论证汉字的规范化，论证汉字要改革，广东有个古文字学家这么说等等。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三点是我比较注意的，跟上述五点是连在一起的。

（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把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写法依内容而定，大、中、小不拘形式。看我写的文章恐怕不会有千篇一律的感觉，既不贪长，亦不惧短。长者逾万言，短者千字文，是内容决定形式。有的文章一气呵成，不分段落，有的文章划分几个段落，一二三四，也有的文章还加小标题。这是写作的问题，不用多说。

（七）摆正读书（研究）与写作的关系。真正研究有得，才命笔作文，有一分研究，便写一分，没有研究，就没有文章。近年已臻老境，没有什么研究，也就没有什么文章，更无“大作”可言。再则作文著书讲究篇章结构，哪句话先讲，哪句话后讲，对此需要费脑筋，都要斟酌。作文也要重视文法修辞，我始终记住孔子一句话：“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所以作文要尽量使读者愿意看，吸引读者，抓住读者。我们有些朋友不肯在这方面下工夫，而在其他方面下工夫，如怎么去拉关系，怎么去钻营，怎么去捞钱等，学者应该在这些方面下工夫吗？文章应该尽量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要把精力放在这些地方。

有文章做就做文章，没有题目就认真读书，在读书中思考问题，不去硬做乱做。有文章做就经过反复思考、酝酿，下定决心把它作好，就是废寝忘食，也要把它写好，写到满意为止。

要靠文章本身，靠本事吃饭，而不是其他。我不用去到处求人，这家刊物不愿登，无妨，退给我，有那家，我很自信。比如《读契文举例》一文，我曾经投给《学术研究》，本来准备用的，但要等一两年，正好北师大许先生他们要用，刊了出来。还有《论犬与人的关系及其在语言文字上的反映》曾投给《随笔》，说编辑方针变了，退了，又寄给《文史知识》，也退回，说没有这方面的发稿计划，但我也不气馁，没关系，对此我有信心，保留下来，在出版《汉字古今谈续编》时收进去。真正研究有得的东西，不怕没地方发表。《甲骨文简论》出版比较晚，1981年写好，1987年出版。当时陆陆续续出版了好几种著作，萧艾一本，孟世凯一本，潘悠和吴浩坤一本，看到他们的书，我的心反而更定了，感到我的书还有存在的价值。真正研究性的东西是不会重复的，别的东西会重复，如编目录、索引之类的，他出了你就没法出了，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学术研究是快不得的，不能急于求成。研究必须深入，写作必须认真。你讲得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本身没有研究成果，生花妙笔也没用。

（八）抓住并认真对待每次学术性的机遇。我这人运气比较差，比如出国访问没我的份，跟国外学者合作也没我的份，我升教授也比较晚（1991年）。但是很多学术性的机遇不是给一个人的，而是给大家的，你有份，我也有份。要注意抓住每个人都有的，但又比较难得到的学术性机遇。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是提供一个发表论文的机会，有多少本事可以在那里尽量表现。平时说没有地方发表论文，现在开会了，你拿什么文章去发表。你说平时没有人听吧，到时全国的甚至海内外的古文字学家都集中在一起听你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给你个表演机会。容先生在1979年广州第二次古文字学讨论会时说，现在等你们来表演了，你们该好好表演一下。此话非常正确。所以我在第二届古文字学年会上提交了《卜辞文法三题》和与曾宪通合作的《论罗振玉和王国维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我对这样的机会是不轻易放过的，一定要认真准备，把自己的研究心得用一个合适的题目来做文章。我参加了十七次古文字学讨论会，每一次都提交了文章，有三次（1978年、1996年、2008年，均为吉林大学主持）是文章到了，人没到。每次都尽量提供自己满意的有创造性的文章。在内地的两次国际讨论会都参加了，还有香港的两次，我都提交了论文。这些东西是不用争的，大家都有份的。参加这类会议，一般要提前准备论文，最近几年做得较差。提前有好处，可以将它放一段时间再加工润色，再思考。还有学术刊物来组稿，这个机会一般也不放弃，如实在忙得不亦乐乎，没办法才婉拒。有几篇关于容先生、商先生的文章都是组稿，不是我自己投的。特别是关于商先生的学术成就那篇文章，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通过伟武弟来约稿，说要介绍商先生。当时我说已经写过好几篇了，伟武就说把那几篇再整理一番也可。我怎么能干那事呢？既然答应了，我差不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对付，写成《商承祚先生学术成就述要》一文。最近《中山大学学报》又要发表介绍商先生的文章，不写不行，最后由步云弟写初稿命我加以修改补充后联名发表。还有纪念《汉字简化方案》发表三十五周年，《语文建设》专函组稿，我那篇《书法家与简化家》曾投给《光明日报》一直没登，就要回来，继续加工修改，竟在《语文建设》上头条登了出来。凡是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学术刊物的组稿，都应该认真地写作，努力塑造自己在读者中的良好形象。如果是主张的话，这也是其中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