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兴亡的原因及比较分析

（“评法批儒”背景下的讲演，1976年5月28日晚讲于湖北荆州博物馆）

这堂课原定是“春秋战国以及秦汉的儒法斗争”，是个既好又大的题目，但对我来说，是个大难题，不太好讲。

一、关于儒法斗争，1974年夏天起，差不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讲了半年，报刊发表的文章很多。虽然有些问题有分歧、争论（如儒法斗争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法家的来源，法家的作用等），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一些基本情况则都已介绍（如孔子杀少正卯，郑子产著刑书，晋范宣子铸刑鼎，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是个大法家……），成了众所周知的老话。大家恐怕也都听过几遍。再讲这些，能有几句新话？

二、大家知道，我是中文系的，搞搞文字而已。我自己对儒法斗争，对先秦历史可谓只接触过一些，懂得不多，读书甚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所以，叫我来谈整个儒法斗争，可谓“门外史谈”（鲁迅有“门外文谈”），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几天几夜不睡觉地备课，也决计讲不出个所以然，很难有什么真知灼见、令人动听的话。

但任务落到头上，推辞不掉，只得硬着头皮干。因此，不得不动了个小脑筋，把题目缩一缩（地），压一压（时），变成这样：“秦楚兴亡的比较”。只谈秦和楚的儒法斗争，又只着重于一兴一亡的比较上。这个题目别人似乎还没有怎么做过，我不妨来试着讲讲看。这是因为：身处楚地，在楚虚之侧，研究楚物，多谈谈楚，似乎还有点意义。楚是秦的主要敌手，是强国，但终究失败了，为什么？当年的通都大邑纪南城，为什么竟会成了一片农田？那再看看秦，为什么打赢？比较比较，也许能有几句新话也不一定。那么，我姑妄言之，诸位就姑妄听之吧。

把楚和秦对照起来说，不知始于何人。不过，集法家之大成者韩非在《问田篇》中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削乱的结果是彻底完蛋，富强的结果是统一天下。韩非这句话指出了一个对比鲜明的事实。一方一天天衰败，一方一天天强盛；一方由强变弱，一方由弱变强，各自向对立面转化。还指出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用人当否（决策人物），事关成败。

现在先分析一下秦、楚两国强弱转化的情况，然后再比较其兴亡的原因。楚国原为商的与国，西周时，首领鬻熊归附周文王（“子事文王”），三传之熊绎，周成王封之于楚，居丹阳（枝江县），与齐、鲁“俱事成王”。楚国历史可谓悠久。到西周中叶，就逐渐强大。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封其子为王：长子康为句亶王（今江陵），中子红为鄂王（武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怕周厉王征伐，又去王号。

熊绎八传至熊勇，楚史至熊勇，即有确切年代（公元前847年），进入春秋时代后，愈益强大，熊通三十五年，开始耀武扬威起来，先领兵攻打随国，随国不服，说我没有罪，熊通就得意地宣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国也替他向周请求封王号，周不同意，他就在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干脆自称为王了（武王）。所以，其他各诸侯国都称公侯伯子男，唯独楚一向称王。楚自武王之后，实力雄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东讨西伐，吞并诸多小国，如在郢建都的楚文王就灭了息和邓，楚成王败宋，灭弦、黄、英、夔，穆王灭江、六、蓼，到楚庄王时就称霸天下，向周问鼎了（至洛阳）（公元前606年）。

以后楚又灭了许多小国，如陈、蔡、唐，打仗胜多败少（著名的是晋、楚城濮之战，因骄而败）。这样的强国，到平王、昭王时代开始走下坡路，吃大败仗了。平王四年（公元前525年）与吴战于长岸，楚师大败，七年杀伍奢及其子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伍子胥攻入郢都，申包胥哭秦庭七天七夜，向秦讨到救兵，才把吴兵打退。自此，楚逐渐转弱，但仍强大，还消灭了一些国家。悼王时，吴起变法，失败了，逐渐失去统一的能力与希望。楚怀王客死于秦后，还号称“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但败局已成。顷襄王时，连连败北，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老巢被捣毁，“拔郢”之后，便“一蹶不振”了。东窜西逃，最后逃到寿春（公元前241年），不到二十年（公元前223年）便被秦消灭。这是楚的由强变弱，由大变小，至于灭亡。

那么秦国呢？秦国原是个小国、穷国，是“戎”（楚“蛮”），较中原诸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落后，在西周，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它正式得到周王室的承认，封为诸侯国，是在平王迁洛之后，即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年），这是因为秦在攻打犬戎的战争中立了大功之故。此后，才开始与诸侯国来往。这比楚就晚了几百年。秦国原来大概文字记载的东西也很少，《史记》说，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设立史官记载历史（公元前753年），“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父族、母族、妻族。）就是这么一个一度被人看不起的处于西部边缘地区的秦国，却由弱变强，从秦穆公称霸西戎以后，就直线上升。至战国，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然后经过惠文王、昭襄王，最后由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政权。这是秦的由弱变强，由小变大，至于统一全国。

客观事实便是这样。我们要探讨的是：这强弱转化的原因是什么？与儒法斗争的关系如何？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觉得，秦、楚强弱转化的原因虽然很多，最主要的是两国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同，因而组织路线亦即用人政策也不同。毛主席说：“思想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拿这个观点来分析秦和楚的兴亡，也是完全适用的。(www.xing528.com)

本来中国社会进入“春秋”以后，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开始起急剧的变化。在经济基础方面，租佃关系产生并逐渐发展，土地转向私有化，原来的自由民向新兴势力转化，或为地主，或为自耕农，许多奴隶也转化为佃农或雇农（这样，生产积极性较奴隶要高，可供剥削的东西也多），私营工农业兴起，富商大贾出现，还有许多手工业者；生产工具也进行重大改革，使用铁器，科学技术也迅猛发展（如冶铁、天文历法、水利、农业、数学、力学、指南仪器如司南、滴漏等），整个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上层建筑也与之相适应，进行改革。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周天子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政权层层没落，维护政治上等级关系的典章制度也无法维持，“礼崩乐坏”。《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天下大乱，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形势下，奴隶主贵族阶级要保持其既得利益，要确保或恢复奴隶制的天堂，新兴地主阶级则要谋求政治上的统治权，巩固并发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因此，从春秋中期以后，就出现了两条对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一条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路线，主张变革，前进，“法后王”，认为今胜于昔，主张天人相分，人定胜天，反对天命，强调法治，“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就是法家路线；另一条是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路线，主张复古（起码也得维持现状），“法先王”，认为“今不如昔”，尊天命，主张“礼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与此相适应，又出了相对立的组织路线，一条是任人唯贤路线，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进入政权机构、执掌权力开了方便之门，反对世卿世袭；另一条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奴隶主贵族集团把持政权，复古倒退，服务世卿世袭，排斥、打击进入政权机构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或根本不准他们掌权执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儒法斗争，在各诸侯国都存在，问题是哪条路线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在统治集团中哪一条思想和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就决定了那个国家兴亡成败的命运。秦国之所以兴，之所以能富强，最后统一全国，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在秦国法家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而楚之所以削乱，之所以由大变小，最后被灭，则是因为在楚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路线，是复辟倒退的路线。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秦、楚两国这两条对立的路线。

仍是先谈楚。楚国的地主阶级比较软弱，而奴隶主贵族势力则强大而顽固。代表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楚国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一切改革，千方百计想阻挡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新兴地主阶级也开展过夺取政权的斗争，如白公胜事件，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但很快被叶公打败，自缢而死（公元前479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与奴隶主贵族争夺人民。）楚国尽管出过法家，也进行过改革，但都不能占统治地位，好像昙花一现，奴隶主贵族的复古倒退路线又占了上风。现在话题又得回到吴起上来。公元前382年（悼王二十年）吴起任令尹，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情况，实行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强迫贵族们去开荒。这种改革，只是对奴隶主贵族的某些权力作了限制，并不彻底，但也不行。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还未入殓，“宗室大臣”们便迫不及待地用乱箭射杀了吴起（还因之而射中王尸），扼杀变法，实行复辟。再如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屈原，也曾和反动贵族集团进行斗争，但到后来，楚怀王并不支持他，也不采纳或实行他的主张，只听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和郑袖的。屈原出过几个主意，如齐、楚联合，劝怀王毋入秦，但怀王皆不听。到顷襄王时，干脆被放逐，怀着满腔悲愤投江自尽。著名的法家人物荀子在楚国只能当个“兰陵令”，做了几年，还被罢官。李斯是楚上蔡人，但在楚没有出路，跑到秦国去。这些情况说明，法家在楚国无法立足，法家路线在楚国根本得不到贯彻。

考古发掘所得材料也可证明，战国时代的楚国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政治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文物，礼乐器多，说明其注重“礼”治。文字材料中，1957年信阳长台关所出竹书就是一篇浸透着奴隶主思想的反面教材。它所鼓吹的就是奴隶主阶级专政，不许奴隶造反的理论，如说什么“戋（贱）人刚恃，而（及）于型（刑）”，“戋（贱）人格上，则型（刑）（戮）至”，鼓吹是的“先王之法”、“君子之道”、“天可畏”、“天君天下”，宣称“君子”对贱人的统治是秉承上天的意志，所执的法又是圣贤先王之法，有无可争辩的合理合法性。这些观点都是与儒家经典完全合拍的（《论语》、《中庸》中即有类似的话）。再如望山一号墓所出竹简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楚国统治阶级集团的思想意识。“有病不求药”，而是迷信鬼神，祭祀先公先王，大搞贞卜占祷，认为人之生病原因是先公先王或某神祇作祟，向他们祈求祷祝，即可消灾祛病了。这是殷商以来典型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甲骨文中有大量的祭祀卜辞，还有许多贞卜病疾的卜辞，有点小毛病像鼻子痛（疾自）、眼睛痛（疾目）都要反复贞卜，看哪个先公先王作怪。望山一号出的这批竹简，就我个人看法而论，它也可证明当时楚国统治集团中的思想意识与殷商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一脉相承的。甚至一些占祷的句式也与甲骨文卜辞相仿佛，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楚国奴隶主贵族顽固不化的表现。

楚是如此，秦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可以说，与楚正好相反。秦比较落后，也有它好的一面，即殷商奴隶制的“礼”在秦国根子没有楚那么深，影响没有楚那么大，奴隶贵族势力相对来讲要弱一些，法治路线比较容易得到贯彻。秦国的儒法斗争也很激烈，但从秦穆公以后，特别是秦孝公以后，法家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路线，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虽也曾得逞一时（如杀商鞅，吕不韦、嫪毐作乱，“逐客”等），但并不长久。商鞅变法是坚决的，广泛全面的，也是成功的。它狠狠打击奴隶主生产关系，奖励耕战，解放奴隶，大力促进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这就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后商鞅被害，但其法不废。而其基本精神为后来的秦惠文王、昭襄王一直到秦始皇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坚持法后王，坚持法治，反对复辟倒退。

与政治路线相适应，秦的用人路线与楚也正好相反，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楚排斥法家，任人唯亲，秦则欢迎法家，任用法家，任人唯贤。许多法家人物，在别国找不到出路，就跑到秦国去，秦国也想设法网罗人才，为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这在秦国有比较好的传统。秦国任用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是“客卿”，别国不能用而秦用之。如秦穆公以五投羊皮赎百里奚于宛（楚境），称之为五羖大夫。惠王任用的张仪也曾到过楚国，但楚不用他还怀疑他偷东西（璧），痛打了一顿，到秦后就发挥了大作用。范雎是魏人，和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齐襄王闻雎辩口，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范雎不敢受，须贾却怀疑他里通外国，回去一报告，魏丞相（魏齐）就“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折齿。雎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范雎逃出后，化名张禄，随王稽入秦，得到秦昭王重用。李斯在楚国只能当个小吏，管管文书仓库之类，入秦，正当秦始皇元年，在秦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出过许多好主意。在秦国，这方面的斗争也是激烈的。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宗室大臣们策划的“大索，逐客”事件就是为了否定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当时李斯也被逐，他写了一篇著名文章《谏逐客书》，阐明和捍卫了法家的任人唯贤路线，批判任人唯亲路线，揭穿了奴隶主贵族们的阴谋。这篇文章富有战斗性、艺术性，说理透彻，批判深刻，比喻生动，文笔泼辣，在文学史上也是很有名气的。

地下出土的大量考古材料充分说明秦国法治路线所占的统治地位，如云梦所出秦简大事记，南郡守腾文书，姚孝遂老师已详细讲过。这批竹简正好从秦、楚两个方面说明问题：秦坚持法家路线，毫不容情地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楚国奴隶主残余势力顽固、强大，不甘心灭亡，在郢都遭毁灭性打击后，仍然猖獗。秦在楚都设“郡”（南郡），厉行法治，而奴隶主残余势力仍时刻想复辟。

总起来说，由于秦与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同，组织路线不同，所以楚不能统一中国而最后被秦所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秦统一中国，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秦的法家路线，毕竟是地主阶级的路线，法家也只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现在肯定他们，只是肯定他们在历史上所起过的进步作用，并不是肯定他们推行的“严刑峻法”本身。）

研究秦、楚兴亡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思想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深刻理解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一定要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制度。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新陈代谢，新生事物一定战胜旧事物，先进的一定战胜腐朽落后的东西，不管后者表面上有多么强大，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由此也可以使我们确信，社会主义制度终归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