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战争刚结束，印度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久久不能平息。因为它大灭了巴基斯坦的威风，确立了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48]。威尔科克斯说：“从孟加拉危机中，印度以志存高远、孔武有力和手腕灵活的成功的地区强权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49]接替叶海亚·汗就任巴基斯坦总统的阿里·布托当时也承认：“巴基斯坦已经遭受了一场灾难……巴印之间军事力量的失衡较之以前大大地加剧了……政治上巴基斯坦是孤立无援的……巴基斯坦的经济残破易碎，人民的心理黯然神伤，印度却兴高采烈地享受着胜利的快乐。”[50]
印巴之间实力的根本改变很快就在法律上得到体现。英·甘地和阿里·布托在印度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姆拉进行会谈，解决战争遗留的问题。1972年7月2日，双方签署《西姆拉协议》（全文内容参见附录4）。协议的第4条第2款与克什米尔问题直接相关，其内容是：“在查谟和克什米尔，1971年12月17日停火造成的控制线，应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得到承认之立场的情况下得到双方的尊重。任何一方不应不顾双方的分歧和法律上的解释而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双方进一步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以侵犯这条线。”从此之后，克什米尔的停火线被重新划成，被称为控制线或实际控制线。协议签订之后，印度遣返了巴基斯坦93000名战俘，归还了所占领的西巴5000平方公里领土。
据英·甘地的秘书P.N.达尔称，会议期间阿里·布托和英·甘地之间达成君子协定[51]。阿里·布托向英·甘地承诺，他将很快承认孟加拉国，以便使战俘得到遣返；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争取彻底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并将尽力不破坏它。这就是所谓的西姆拉会议的“秘密条款”，但遭到巴基斯坦官方的否认。由于印巴两国就这一谅解并没有发布过任何材料，P.N.达尔的谈话尚无佐证。斯蒂芬·科亨对这事评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西姆拉协议》背道而驰的解释，给印巴此类会谈又增添了一分不可信性。……在印度人心中，《西姆拉协议》作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一项参考，已经取代了联合国决议。此外，印度领导人认为，双方已保证相互直接运作，绝对放弃超地区外交手段。而巴基斯坦人却说，《西姆拉协议》只能作为补充，并不能取代仍然有效的联合国有关克什米尔的决议。……在不同诠释的指导下，印巴双方一有机会就继续强调各自的主张。”[52]
大多数解决国际矛盾的协议的内容都是含混的，留给当事各方不同的解释空间，《西姆拉协议》也不例外。印度方面认为，《西姆拉协议》终结了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的选项，把巴基斯坦因素从克什米尔内部政治中驱逐出去了[53]。但是，1972年7月3日，阿里·布托从西姆拉回到拉合尔机场时宣布：“在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我们没有做出妥协。我们告诉他们……克什米尔人民必须绝对地实践他们的自决权。这是一个只能由克什米尔人民才能决定的问题。巴基斯坦和印度在该问题上都没有发言权”。换句话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问题或许不再是激烈的领土争端，但该土邦人民想要他们的未来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绝对没有结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内部政治将依然是巴基斯坦政府的最大利益所在。布托在那个时候给印度带来的挑战是明确的。现在轮到印度向世界证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居民愿意接受印度提供给他们的东西[54]。(www.xing528.com)
《西姆拉协议》与印巴此前签订的类似文件有很大的不同，与《塔什干宣言》也不一样，尽管塔什干会议及其协议是由第三国强加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它们都没有取得针对另一方的决定性胜利，但西姆拉会议是在没有外国压力下由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举行的[55]。总的来看，《西姆拉协议》是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失败、实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历史性妥协。……特别是巴基斯坦内部有信德、普什图、俾路支等民族问题，巴基斯坦担心如果再次同印度发生战争，巴基斯坦有可能进一步解体。鉴于克什米尔问题仍有可能导致印巴发生冲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妥协，争取印巴和平共处符合巴基斯坦民族的根本利益。但是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印巴两国没能进一步找到最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办法，为后来克什米尔形势发生反复变化留下了隐患[56]。
印度学者克里尚·巴蒂亚认为，通过这个协议，“甘地夫人一举就把克什米尔问题从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上撤销，使它成为由印巴间讨论解决的问题。”[57]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的确是印巴两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不以武力为手段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西姆拉会议对印巴两国关系有重大影响。科帕拉说：“印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拒绝对抗方针而代之以对话政策建立在两国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这已经被证明是南亚次大陆人民的主要利益所在。这就使《西姆拉协议》应该成为规范和稳定印巴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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