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局势：风云激荡

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其国土隔着印度共和国而被分割成相距1000多英里的东西两部分。当印巴两国关系紧张时，东西巴之间的联系就不能从印度的领土穿过，而得绕道斯里兰卡海峡。东西巴之间除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之外，在历史、语言、民族、文化等各方面都相差很大^[3]。独立之后，如果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能够实行东西平等、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政策，则它惨遭肢解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令人遗憾的是，巴基斯坦国的缔造者主要是西巴的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他们更多地是把东巴当作西巴的国内殖民地，经济上压榨而政治上漠视它。这就加剧了东巴人原有的分离主义情绪。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强化了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主义倾向。印度学者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说：“在这次战争中，东巴人羞辱地发现，自己对印度人毫无防卫能力。如果说他们有幸逃脱了印度人的占领，那是因为新德里担心，一旦印军开进东巴，中国人可能会进行干涉。”^[4]东巴人对自己在巴基斯坦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感到极度失望，1968年的“阿加尔塔拉阴谋案”更加使东巴人感到心碎，坚定了他们的分离决心^[5]。

“阿加尔塔拉阴谋案”不仅加大了东西巴之间原有的鸿沟，还为印度考量巴基斯坦内部矛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第一，印度政府相信，通过东巴的反对行动，在适当的形势下把东巴从西巴中分离出来是有可能的；并且，由于西巴政府在1965年通过‘直布罗陀军事行动’试图动摇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地位，分裂统一的巴基斯坦在新德里就从策略和战略两个层面都受到关注，以之作为对它的适当惩罚。印度为什么不应该针锋相对地在东巴基斯坦支持分裂主义者呢？第二，印度的情报机构已经注意到，巴基斯坦飞越印度领空连接东西巴之间的战术线路，以及西巴在东巴处境的弱点。如果有什么事情导致那些航线中断，那么开始在东巴进行秘密行动的时机可能就到了。第三，巴基斯坦军事机构中的战略家也能认识到这点；而且他们会考虑适当的军事反制措施，任何飞越航线的中断都有可能刺激他们这样做。”^[6]

1970年12月7日，巴基斯坦将举行全国大选。11月12日，东巴遭到强烈的飓风袭击，飓风时速高达190公里，随后是海啸，造成20万人丧生。巴基斯坦政府对此表现冷淡，而且反应缓慢。东巴人对政府非常不满，支持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党。人民联盟党获得东巴省议会310席中的288席，获得全国议会317席中的167席。巴基斯坦时任总统叶海亚·汗在阿里·布托的唆使下，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东巴人愤怒了，感到自己被抛弃、被忽视了，觉得自己不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按巴基斯坦前任总统穆沙拉夫的看法，那就是：“应当说是布托和一小撮军方领导人联手毁掉了巴基斯坦。而拉赫曼也缺乏远见，态度顽固，他只扎根在东巴基斯坦，这倒给布托和叶海亚·汗帮了忙。他忘记了自己才是整个巴基斯坦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理，也忘记了自己需要到西部四个省走一走，以安抚西巴基斯坦人民，缓解他们对东巴基斯坦的恐惧心理。毫无疑问，叶海亚·汗害怕失去权力。诡计多端的布托施加压力后，叶海亚·汗总统于1971年3月25日宣布无限期推迟制宪议会。第二天他又宣布人民联盟党为非法，并宣布逮捕本次大选的实际胜利者、人民联盟党领导人拉赫曼。这一行动激怒了孟加拉人。”^[7]印度学者克里尚·巴蒂亚说：“在巴基斯坦国内的严重危机中，毫无疑问，印度政府和公众对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持同情态度。……他们想到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有分裂的可能，就普遍地感到心满意足。在解放运动后期，东巴的那些自由战士无论在训练或装备方面都得到了印度的大量帮助。”^[8]1971年2月，印度禁止巴基斯坦飞机飞越印度领空。兰姆认为：“这表明，印度刺激巴基斯坦的‘阿加尔塔拉条件’就逐渐具备了。因为这是克什米尔争端的一个直接后果，而且处在一种源于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所制造的真实感情之中。”^[9]

由于印巴之间总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意，由于孟加拉危机此时对印度所造成的反响，该地区的和平持续地受到威胁^[10]。东巴危机造成大量难民从东孟加拉涌入印度境内。但是，印度时任总理英·甘地认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难民，而是逃离军事恐怖的战争受害者^[11]。必须无限期地向九百万到一千万巴基斯坦人提供衣食住宿，这负担要比用战争来保证他们返回家园更加沉重。……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要比和平更为宝贵^[12]。印度经常狡辩，难民问题是他们干预东巴局势的原因。这是印度掩饰自己真实目的的遁词，美国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说：“当美国同意承担救济难民的主要费用时，它又转而坚持没有政治解决方案就不可能解决难民问题。然而印度为解决问题提出的条件又不断升级。当美国表示愿意帮助减轻东巴饥馑时，印度要求由国际机构来执行救济计划。表面的理由是保证救济物资得到公平的分配，但这种做法也使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借此从人民中获得信誉。”^[13]

印度不仅在难民救济方面虚与委蛇，在难民重返家园的问题上也百般刁难。尽管叶海亚·汗总统宣布了大赦，印度仍然要把东巴问题政治解决作为难民重返家园的条件。但是，在属于邻国主权领土上究竟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办法，对此印度还保留着仲裁的权利。六月中旬，英·甘地总理宣布印度不会同意任何意味着“孟加拉国灭亡”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印度以肢解巴基斯坦作为它不动手的条件。在逐渐实行自治的方案遭到拒绝、难民得到煽动且回国无望的情况下，印度使危机的增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4]。

苏联在起初阶段对东巴危机持温和的态度。1971年4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给叶海亚·汗写了一封信说：“我一直并将依然确信，巴基斯坦新近产生的复杂问题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不能采用武力。……我认为，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警告总统先生你是我的责任，应该坚持不懈地寻求最紧急的措施停止针对东巴人民的流血和镇压，并且求诸和平的政治方案来解决问题。”^[15]参加过孟加拉战争的印度少将S.辛格认为：“这封信尽管措辞强硬，但根本没有提出东巴自治的问题，更不用说独立了。……苏联领导人袖手旁观，显然是在等待对他们有利的结局。”^[16]他还认为：“苏联希望叶海亚·汗能够在东巴重建权力，并最终与穆吉布·拉赫曼的政治继承人达成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对穆吉布·拉赫曼不放心，一直认为他是美国的走狗。……莫斯科或许依然感到政治解决仍有可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可以在不得罪忠诚朋友印度的情况下，把巴基斯坦拉到自己一边。”^[17]

苏联在早期阶段对东巴问题的谨慎政策，使得英·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虽然想干预东巴局势，但还不至于很嚣张。1971年5月20日，英·甘地在印度人民院说：“我们确信，解决东孟加拉问题或许用不着军事手段，有权势者必须寻求政治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舆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甚至能够影响最强大的国家。世界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们正确而迅速地运用自己的能力，那我们才能期望我们的次大陆会有持久的和平。”^[18]6月6－8日，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访问莫斯科。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东巴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斯瓦兰·辛格对波德戈尔内4月2日给叶海亚·汗的信表示感谢，以及东孟加拉的难民问题。^[19]从这两次活动中可以看出，印度直到六月上旬的时候还没有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干预东巴危机。

随着孟加拉危机的发展，印度决心干预东巴局势。兰姆说：“印度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以一场印巴战争的方式卷入巴基斯坦的内部危机，却不刺激中国以超过1965年的力度来进行干涉。正在这时，叶海亚政府不明智地为印度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叶海亚感受到来自印度日益增长的威胁，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它当时处在令人惊讶的尼克松团体领导之下。叶海亚准备尽其所能地做每一件事情，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它与中国接近的计划。”^[20]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时期就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到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由热变冷并最终破裂，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随着“勃列日涅夫主义”^[21]的出台和“亚洲集体安全计划”^[22]的执行，中苏两国已经在边境上重兵对峙，在1969年甚至兵刃相接。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重新审视并调整对外战略，确定苏联为外来威胁的首要敌人。在同一时期，由于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1969年尼克松继任总统后，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摆脱越战困境，以维护其战略重点欧洲，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攻势。美国逐渐调整全球战略，从准备打两场半战争转为打一场半战争，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样，中美两国战略接近的前提就具备了。(www.xing528.com)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军事冲突成为中美接近的黏合剂。基辛格说：“冲突发生之后，苏联政府打算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为此征求美国的意见。但是，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显示：这些冲突一成不变都发生在苏联主要补给基地附近，离中共通讯中心很远——这种态势令人不免起疑，判断苏联迅速沿中苏四千英里长的边境部署重兵，很快就超过四十个师的兵力。如果尼克松政府的分析准确无误，一项重大的国际危机已在全世界不知不觉中酝酿着。苏联若是对中国实施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针对中国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注：即1968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子超级大国——这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的征兆，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考虑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23]中苏边界冲突使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察到了中国人与苏联人之间相互间抱有的不安全感和敌意，并意识到了美国在正在出现的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24]。

中美两国都认识到要快速联手抵抗苏联的重要性。在中美亲近过程中，巴基斯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协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1971年7月9－11日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基辛格访华的消息一经公布，整个世界都惊愕沸腾。印度和苏联迅速作出反应，1971年8月9日在新德里签定《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同年8月18日生效，有效期20年。这个条约具有浓厚的军事同盟性质，在当时被广泛地认为具有秘密条款。条约由序言和12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将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友好、睦邻与全面合作关系；双方保证不缔结也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军事同盟，不对另一方进行侵略，也不容许利用本国领土进行可能对另一方造成军事损失的任何行为，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以保障和平与两国安全；双方声明不向他国承担与本条约不相容的任何秘密或公开义务^[25]。没有克里姆林宫的默默支持，英·甘地政府就不可能支持东孟加拉的游击队和执行它的“孟加拉国”政策^[26]。因此，苏联和印度签订这个条约，等于向火药桶里扔进一根擦燃的火柴。

苏联为什么会改变此前的谨慎立场？1971年8月9日，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或许可以作为某种注脚：“世界正在发生快速而猛烈的变化，各种势力的组合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不结盟’政策是一项有生机的政策，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的形势。”^[27]印苏结盟是对基辛格访华和中美亲近的的一个反制行动。在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斯瓦兰·辛格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都认为该条约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历史性事件。……该条约与规范苏印双边关系其他文件的条款一道，保证双方就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定期联系，并且进行协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护两国的和平与安全。”^[28]

威尔科克斯说：“这个条约所产生的后果证明，苏联的罪过明显是唆使犯罪——不是直接参与作案，而是用以加强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地位。”^[29]苏联的南亚政策应放在其全球战略图景中加以考察。朱贝达·穆斯塔法认为：“把印巴冲突从苏中美三角关系中分离出来是很困难的。战争明显突出了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世界大国竞相控制它。苏联决心在整个南亚地区赢得优势以便从侧翼包围中国，从而打开通向东南亚的桥头堡。控制了印度洋以及南亚的沿岸国家，莫斯科就能把北京孤立在大陆上，让她在其北部和西部边疆面对俄国军队，这样俄国人的行动就能使其邻居往南边和东边发展，那里是它所不能控制的太平洋。把苏联海军引入印度洋有一个抢先占位的动机，旨在预防美国的北极星潜艇部署在该地区。”^[30]

普普尔·贾亚卡说：“英迪拉·甘地以多年来很少判断失误的直觉，预感到孟加拉难民情况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31]印度逮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慌不择路的苏联拴到了自己肢解世仇巴基斯坦的战车上。至此，英·甘地政府可以从容地设计印度版的针对东巴基斯坦的“直布罗陀军事行动”，首先是训练“反叛者”，等同于1965年“直布罗陀军事行动”中的克什米尔“圣战者”，然后等严冬到来大雪封锁喜马拉雅隘口之际，进入达卡直接进行干预^[32]。

印度少将S.辛格说：“苏联担心印度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军事干涉会导致它所希望避免的世界大战。但是，印度认为，中国在等待多年之后刚返回联合国和安理会，不会轻易做有损自己形象的事，匆忙与苏联发生冲突。……以军事行动解决孟加拉问题的关键是要速战速决。在事实证明之前，苏联领导人一直怀疑印度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印度决定独自行动，希望在其他大国援助巴基斯坦时，苏联会出面干涉。”^[33]

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国际社会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采取行动平息东巴的紧张局势。10月12日，印度表示共同撤军是无法接受的，但巴基斯坦单方面撤离边界将是有益的。11月2日，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单方面先行撤军，并准备同东巴的人民联盟党领袖进行谈判。基辛格说：“叶海亚·汗的不断让步使甘地夫人的难题日益严重。如果她能肯定叶海亚·汗口是心非且不会成立文官政府、穆吉布·拉赫曼不会获释、东巴不会获得自治并在几个月内获得独立，她可能会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我们计划的失败作为摊牌的借口。正因为这些计划肯定会取得有利结果才使她的行动具有了紧迫性。文官政府可能领导巴基斯坦摆脱孤立状态。孟加拉代表同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即便不终结也可能会限制印度强行加快步伐的能力。印度必须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甘地夫人走向战争并不是因为她确信我们会失败，而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成功。”^[34]

基辛格还认为：“巴基斯坦的让步不涉及英·甘地的根本利益。真正使她念念不忘的是巴基斯坦的性质，而非这个多灾多难国家的一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不义行为。……东巴局势反映出来的倾向对整个巴基斯坦都是适用的。俾路支斯坦和西北边境省都不是正当地属于巴基斯坦；它们也需要、并应当得到更多的自治权利；它们本来就不应当成为原初解决办法的一部分”^[35]。

战争前夕，英·甘地对西方主要大国进行访问，寻求它们对印度政策的支持。1971年11月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她举行欢迎宴会，她在宴会上说：“国际社会需要尽力清除（东巴）这一问题的根源，印度将会慷慨大方地作出回应。同时，保卫我的人民的前途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不能予以逃避。”^[36]有了美国的支持之后，英·甘地完全改变了五个月前的谨慎，积极准备干预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她的决心异常坚定，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