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战争再次爆发

尼赫鲁逝世给印度造成了权力真空，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圣物盗窃案、卡奇冲突、谢赫·阿卜杜拉再次被捕以及克什米尔新的动乱，这些事件使得巴基斯坦许多高级领导人认为，有利于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劝阿尤布·汗总统把握历史时机。1965年7月24日，外交部长阿里·布托在内阁会议上坚定地说，假如此时巴基斯坦仍对克什米尔的局势袖手旁观，它就永远不会得到历史的饶恕^[159]。外交秘书阿齐兹·艾赫默德也坚信巴基斯坦有把印度人从克什米尔赶走的优势，他认为：

只要训练有素的巴基斯坦军队开进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谷的人民将自发起来反抗。由于惧怕中国，印军将不敢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因而就像在卡奇沼泽地一仗那样，巴军有将印军从克什米尔赶走的机会。……他还对这项计划的国际意义作了详尽的阐述：印度面临的形势极为脆弱。鉴于印度此刻领导人作古，国内群龙无首，在克什米尔的处境自顾不暇，民众骚乱遍及各地。若印军因受打击而造成力量分散，再遭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游击式的武装骚扰，克什米尔不久将分崩离析。对巴基斯坦最强有力的有益因素是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友谊。即使印度被赶出克什米尔，中国亦将阻止印度大举侵犯巴基斯坦。^[160]

独立之后，巴基斯坦努力与所有世界强国发展友好关系。1965年4月阿尤布·汗访问苏联之后，巴苏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与美国、英国和中国早已建立的友好关系，它与主要的世界大国都关系良好。尽管如此，但巴基斯坦发现，它肯定不可能再期望从联合国获得支持，帮助它合理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161]。

尽管形势有利于巴基斯坦，它的政府高层之中当时还弥漫着一股忧虑。自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之后，巴基斯坦自认为在军事上与印度相比具有相对优势。但在中印战争之后，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再次活络起来，西方国家加强了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巴基斯坦担心，随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军事优势一定会颠倒过来，应该在这一力量对比逆转发生之前就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处在重重压力之下，阿尤布·汗似乎生活在幻觉之中，梦想凭借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在初期阶段打败印军，避免进行全面战争，然后同它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不期待速战速决，在外交部和总司令部背着他已采取了一切行动的情况下，深信“印度教徒的士气经不起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两三下沉重的打击”的一般规律^[162]。经过痛苦的煎熬之后，他终于批准了解放印控克什米尔的“直布罗陀军事行动”。7月24日，巴基斯坦相关部队开始向前方集结，28日到达各自的目的地，然后越过停火线渗透进印控克什米尔。8月9日（注：谢赫·阿卜杜拉在1953年的被捕日），巴基斯坦渗透军正式向印控克什米尔发动进攻。

巴基斯坦政府制定的计划，把取胜的希望过于寄托在依靠本国的优势武器和印度一战即溃的假设上。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确是防御不足，但巴基斯坦高估了克什米尔穆斯林援巴抗印的情势。克里尚·巴蒂亚说：“有相当数量的克什米尔人，尤其是居住在斯利那加的那些人，他们在感情上倾向于巴基斯坦。尽管他们当时与印度政府处于敌对情绪之中，但巴基斯坦对他们未做太多的争取工作。如果他们知道巴基斯坦进攻的真正规模，如果造谣者制造巴基斯坦有几分胜利把握的舆论得逞了，那么这些亲巴分子很可能会出来帮助巴军。他们甚至会向印度对该峡谷地区的控制提出异议。”^[163]然而，巴基斯坦的前期工作做得太少了，他们期望的克什米尔穆斯林风起云涌而且坚毅果敢地反抗印度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苏联对这次战争依然像在卡奇冲突中一样，竭力保持中立的态度，以这样的技巧不招致任何一方的敌意。8月20日，柯西金写信给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要求印巴两国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举措导致扩大危机，恶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势。9月4日，他再次敦促双方同意迅速停火，并表示苏联愿意提供良好的谈判场所给两国协商解决办法，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都拒绝了苏联人的建议。但柯西金并未气馁，9月17日他再次建议印巴领导人在塔什干或其他苏联城市，在他的主持下讨论两国的分歧^[164]。苏联不愿意因为克什米尔的局势而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原因在于它想继续改进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使它脱离中国的影响^[165]。

8月25日，印军占领巴控克什米尔的蓬奇和乌里地区，控制了哈吉比尔隘口。9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印巴两国发去电报，呼吁它们遵守克什米尔在1949年形成的停火线；9月4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巴停火并撤军。印度虽然在克什米尔取得一些胜利，巴控克什米尔地势险峻，在那里作战对印军不利。但印度无论在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比巴基斯坦强得多，因此从战略上看，开辟第二战场对印度来说是可取的^[166]。9月6日，印军越过旁遮普的印巴国际边界线兵临拉合尔，打算拦腰截断狭长的西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处境极其危险，阿尤布·汗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尼克松说：“正像中东牵涉到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一样，在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有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切身利益。”^[167]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政府不能置巴基斯坦的危险处境于不顾。中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援巴。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建议在与巴基斯坦接界最近处出兵为佳。外交部经过研究，选择中锡（金）边界作为突破口，准备在此地区对印度进行打击，以支援巴基斯坦^[168]。

9月9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沃尔特·P·麦克科诺希通知阿里·布托，美国决定中止给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所有军援，以此作为对安理会呼吁停火决议的支持，因为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一冲突而非恶化它^[169]。布托气急败坏地说，作为美国朋友和盟国的巴基斯坦，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美国却在它的背后捅了一刀。他警告说，这一行径将损害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170]。阿姆·塞弗丁·卡雷德说：“实际上，巴基斯坦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时就犯了外交错误，以为他们会无限制地获得武器从而使自己通过武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但巴基斯坦所获得的只是防御性武装，这不会使它对印度形成军事优势，以至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171](www.xing528.com)

印度尼西亚时任总统苏加诺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9月13日，他在雅加达的一次集会上说，在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印度尼西亚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因为印度尼西亚深信，正义在巴基斯坦方面。我国著名外交家杨公素说：“他甚至对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周恩来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军没有理由更无法参加战争，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以物资等援助。”^[172]

9月1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向印度发表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这个照会传递给世界各国的信息很明确，其中第三部分的内容尤为重要，说：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它的侵略逻辑是，凡是它已经占领了的地方，都是它的；它想要占领而尚未占领的地方，也是它的。1962年印度政府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是由此而起的，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也是由此而起的。……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173]

中国政府要求，在文到之日三天内，印度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的声明引起世人注意。兰姆对此评论说：“中国没有让巴基斯坦失望；但他们以一种奇怪的、真正高深莫测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他们避免任何诸如直接卷入印巴冲突的危险，或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做的话将导致美国做出非常猛烈的反应。代替之的是，他们用中印之间争论多年的一小块边界问题，制造一个小的事件作为向印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理由。”^[174]看起来似乎确实是，中国的干涉能够使阿尤布·汗总统在一种不同的形势下同意停火，这种形势有可能让巴基斯坦公众成为强势的一方，而不管真实的情形到底如何^[175]。

9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大使亚瑟·J·戈德伯格说：“我们把安理会看作解决该危机合适而最有效的代理处。我们认为，必须行动，必须坚定、果断而迅速地行动。”^[176]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不但把巴基斯坦与印度等量齐观，尽管巴基斯坦是它的军事同盟，而且不想介入这次危机，只打算让联合国去调解。

19日午夜，阿尤布·汗和阿里·布托从白沙瓦机场秘密飞往北京，亲自向中国政府求援。阿尔塔夫·高哈说：“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巴基斯坦想得到中国的全力支持，就得准备打持久战；战争期间，像拉合尔这样的大城市可能会沦陷。阿尤布·汗和布托对此均毫无思想准备。外交部的整体战略被设计成迫使印度人坐下来谈判的快速方案。阿尤布从未预见到印度人经受得起两三次严重打击的可能性，布托从未设想过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特别是，陆军和空军一致反对再延续这场冲突。”^[177]巴基斯坦预想中的这场有限战争因而也就像一只刚放出就失控的气球，结果把自己也给炸伤了。阿尤布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终于回天乏力，被迫在命运面前低头。除了被迫与印度停火议和之外，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印巴两国宣布，1965年9月23日双方正式停火。兰姆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许多理由同意在这个时候停火。印度的基本目的是维持它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既有的优势地位，它对国际监督下的解决办法不再特别感兴趣，而且拒绝同意印控克什米尔的地位继续成为印巴协商中的一个议题。对它来说，克什米尔问题已经结束了，印控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是如此了，有了现在的停火，它将依然如此。”^[178]阿尤布·汗这场军事冒险的结果，就如巴基斯坦前任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所说，双方都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主动^[179]。这表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的颓势依旧。

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中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既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180]所言极是！阿尤布·汗在1965年的处境和心态，同尼赫鲁在1962年几乎毫无两样。尼赫鲁当时受着国内机会主义的强大压力，抱着中国怯战的心态，企图通过零打碎敲的临战状态来威胁迫使中国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最后竟致于走火入魔使事态失控而走向战争。阿尤布·汗此时亦复如是，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对手怯战的基础上，丝毫不顾及强大对手有可能做出与之截然对立的反应。与尼赫鲁的一败涂地相比，阿尤布·汗的赌注也是血本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