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势力在亚洲的壮大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感到恐惧,它们担心社会的主义力量进一步在亚洲和全球发展,而急于寻找应对之策。自从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全方位遏制苏联。1948年,美国制订了“兴都库什行动计划”,企图在南亚一带围堵苏联。它以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方式企图拉拢并控制阿富汗,这反而更加把它推向苏联的怀抱[25]。此外,克什米尔问题在联合国长期得不到解决,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亚洲中部战线就洞开着,迟迟不能合龙。
为了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墙完全砌起来,进而威胁苏联和中国,美国和英国决心铤而走险,支持克什米尔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藉此实现此前所策划方案的未竟目标。但纵使美英有心支持克什米尔独立,作为远离大海的亚洲腹地内陆区,若无内部的响应,这样的计划也难有施行的可能。美英这一阴谋的内部接应者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谢赫·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
谢赫·阿卜杜拉虽然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但他并不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并入印度,而且还追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1948年初,谢赫·阿卜杜拉在联合国参加克什米尔问题的答辩。1月28日,他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伦·奥斯丁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瓦伦·奥斯丁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中汇报说:“阿卜杜拉访问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使美国知道还有第三个选择,也就是独立。他看起来过于焦急地要传达这一观点……他不想让他的人民受印巴争执之累。如果克什米尔独立,并能得到美国和英国在国家发展方面的援助,情况将会更好。当然,我没给阿卜杜拉沿着此线发展的任何鼓励,而且我相信,在离开之际他已经很好地理解了我们对这整个问题的立场。”[26]这个时候,因为还在争取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美国并不支持谢赫·阿卜杜拉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
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开始对谢赫·阿卜杜拉的独立计划给予模糊支持。1949年春天,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在斯利那加会见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好像得到一种印象,与他1948年在纽约被告知的相反,美国和英国将会赞同克什米尔独立,并为它提供国际保障[27]。谢赫·阿卜杜拉也开始含含糊糊地宣扬克什米尔独立的计划。1949年底,谢赫·阿卜杜拉第二次访问美国,他的计划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在纽约时,他与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乔杜里·阿赫默德取得联系,并对后者说,要印度人离开克什米尔的唯一途径是赞成克什米尔独立。他据理力争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决不会冒疏远印度的风险而支持巴基斯坦[28]。谢赫·阿卜杜拉访美返回克什米尔之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到那里与他进行磋商。
克什米尔独立计划得到美国明确支持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变得大胆起来。1951年11月5日,他在克什米尔制宪议会里公开宣称,应该把克什米尔建成“东方瑞士”。为了寻求国际支持,他在1952年1月出访西欧国家。谢赫·阿卜杜拉和西方国家勾结,企图建立独立克什米尔国的阴谋,引起了苏联的警惕。1952年1月17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发言中说:
1950年10月,国民会议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召开制宪议会以决定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及其从属关系。英美立即干预此事,以防克什米尔人民决心选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且独自决定他们国家的从属关系。它们匆忙向安理会兜售一项决议,宣称克什米尔制宪议会的召集,及其可能采取的决定克什米尔土邦未来的行动,对克什米尔的地位没有影响。[29]
马立克指责英美干涉克什米尔问题是想在那里获得军事落脚点以对付苏联,他把葛拉罕形容为五角大楼的秘密代言人。尼赫鲁的传记作者戈帕尔就此评论说:“这是苏联在安理会第一次采取积极的态度,批评英美的克什米尔政策。这使尼赫鲁处于尴尬之中,因为这使克什米尔成为冷战竞争的一部分,并僵化其他国家的立场。”[30]
谢赫·阿卜杜拉访问欧洲之后返回克什米尔。1952年3月23日,他在克什米尔制宪议会上说:“为讨论起见,假设人民不批准加入印度,那么,决不能推论说克什米尔当然要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法律上和宪法上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发生的,倒可能是这样:克什米尔土邦恢复它在加入印度以前所享有的地位。我们要把这一点弄明白。”[31]
1952年,克什米尔制宪会议进行选举,国民会议党获得大规模胜利,这使尼赫鲁对公民投票的前景感到更为乐观,并与谢赫·阿卜杜拉讨论在克什米尔进行排除“自由克什米尔”的公民投票可能。联合国可以核查准备好了的选举人名单,然后进行公民投票。印度军队将驻守在停火线附近,提防公民投票遭到袭击。但是,谢赫·阿卜杜拉准备让一些巴基斯坦和“自由克什米尔”的著名人士来参加讨论,以便在“自由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时他能够获得同样的便利[32]。
在某种意义上说,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国内穆斯林群体总问题的一部分[33]。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内以及印度国内的教派主义助长了谢赫·阿卜杜拉的独立思想。国民会议党执政之后,开始执行“新克什米尔”计划,打算无赔偿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废除克什米尔的君主世袭制。因为印度宪法第31条规定,如果不支付适当的赔偿,就不能剥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所以除非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享有完全的内政自治权,不受印度宪法这一条文和其他类似条文的限制,土地赔偿委员会的建议才能付诸实行[34]。鉴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特殊情况,印度制宪议会在1949年10月17日制定了专门针对它的宪法第370条(参见附录Ⅱ),使它在印度联邦内享有特殊地位。克什米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联邦的权力仅限于《加入文件》所规定的国防、外交和交通三方面,其他权力归土邦所有,中央在该土邦行使权力首先应该得到土邦议会的授权。纳武拉卡说:“印度之所以做出如此安排,是因为起初战争仍在进行……土邦里有些地方仍然控制在起义者或敌人手中。印度还和联合国纠缠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35]1953年修定的《印度刑法典》还特别规定,“印度”意指不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内的印度领土[36]。
查谟和克什米尔君主制的废存涉及印度的乙部邦[37]问题。因此,国民会议党的无赔偿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君主制和有限加入印度的政策,遭到土邦内外印度教教派主义分子的猛烈抨击,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塔拉·辛格等人领导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企图迫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完全加入印度,退而求其次也要把非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拉达克两省分裂出来并入印度。印度的教派势力非常偏激,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印度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捍卫者,穆斯林则是叛国者和异类[38]。利雅兹认为:“教派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是,因为尼赫鲁偏袒穆斯林,想以此为难他并把他赶下台。”[39](www.xing528.com)
教派主义势力并没能把尼赫鲁赶下台,却加剧了谢赫·阿卜杜拉的忧心,也使他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说:
我不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明显,印度有股强大的潮流,那些人根本不在乎您所看重的把联邦建成一个真正世俗国家的政策,也不在乎您的克什米尔政策……我多次说过,我们之所以加入印度,是因为我们看到印度有两颗希望之星,也就是甘地先生和您自己,尽管我们和巴基斯坦有那么多的联系,但我们没有加入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计划与他们的政策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按自己的路线来建设我们的邦国,这些路线与我们的特征相符合,那我将如何回答我的人民,如何面对他们。[40]
谢赫·阿卜杜拉认为教派主义者的行为违背了《加入证书》,并且在查谟地区屠杀穆斯林。他的传记作者R.N.考尔说:“谢赫·阿卜杜拉感到困惑并认识到,不但查谟和拉达克在滑离他的控制,甚至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也在失去对他的信任。”[41]1952年4月10日,他公开地说:“如果印度的教派主义死灰复燃的话,那我们将如何让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相信印度并不想吞并克什米尔。……这样发展下去将导致中断克什米尔加入印度。”[42]有学者认为:“谢赫·阿卜杜拉大无畏而坦诚地表达了他的担心。这是一种自然的率性流露,因为他缺乏真正政治家那种对自己观点隐而不宣的品质。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丝毫也不考虑这些意见可能会被歪曲。由于相信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真的想要取消加入印度并使克什米尔独立。”[43]
克什米尔与印度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为了消除两者之间模糊的法律关系,1952年7月24日,尼赫鲁与谢赫·阿卜杜拉签订了《克什米尔协议》,重申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印度具有特殊的宪法地位,土邦制宪议会有权利制定克什米尔的宪法和邦旗。这份协议最重要的结果是暂时地消除了逐渐紧张的、让帝国主义国家有机可乘的印度和克什米尔之间的危机[44]。
《克什米尔协议》给印度人民争取废除封建制度、废除王公政权很大的推动力,许多人援引此例,要求扩大到其他乙部邦。印度右翼激进政党查谟人民协会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总统、一面国旗、一部宪法”的口号。1952年11月23日,人民协会在此口号下,发动了新的骚乱。印度政府邀请谢赫·阿卜杜拉前往新德里,商谈解决克什米尔新出现的危机。谢赫·阿卜杜拉拒绝前往新德里,申明他完全遵守《克什米尔协议》。他不仅谴责骚乱者和进行教派性造谣中伤的印度媒体,甚至责备印度政府也没有明确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地位不容进一步改变[45]。
1953年3月,葛拉罕宣布他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失败了。葛拉罕的失败意味着,美英企图通过联合国调解来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促成印巴两国和解,进而把它们纳入西方安全体系去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因此,从1953年5月初开始,美国公开地支持克什米尔独立的计划。6月23日,教派主义分子的领袖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庾死狱中。他的死亡被指控为玩忽职守甚至谋杀,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一场情绪风暴把许多并非其政治支持者卷入到一场对尼赫鲁和谢赫·阿卜杜拉的严厉批评之中[46]。7月13日是克什米尔的“烈士节”,谢赫·阿卜杜拉在这一天说:“如果我发现,通过维持独立我们能取得进步和繁荣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宣传这种主张。如果我认识到,通过加入巴基斯坦我们能够走向前进的话,那么任何力量也不能压制我表达这种想法。”[47]印度担心谢赫·阿卜杜拉与巴基斯坦相互勾结,进行不利于印度的活动。阿拉斯太尔·兰姆说:“实际上,无人能保证他不会与巴基斯坦的政治家达成协议,在真纳于1948年9月11日去世之后尤其如此。”[48]在这种情况下,克什米尔的元首卡兰·辛格认为:“谢赫·阿卜杜拉确实期望国际社会向印度施加压力,给予克什米尔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明显地这是他为什么坚持执行《克什米尔协议》的原因,它将进一步使克什米尔邦与中央的关系具体化。”[49]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1953年8月9日,卡兰·辛格下令把他逮捕解职,副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取而代之。
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是必然的。克什米尔独立缺乏地缘政治作基础,周边国家即便是巴基斯坦也不支持这一计划。后来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一个独立的克什米尔于事无补。任何形式的共管实际上也行不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利益将起冲突,如果两国军队都派驻克什米尔,两军也会冲突。一个独立的克什米尔将成为国际阴谋颠覆的温床,从财政或军事方面来说是不可取的[50]。
尽管谢赫·阿卜杜拉的撤职与被捕从宪法角度讲并不违法,但印度对克什米尔道义上的要求却被削弱了,考虑到国内的教派暴乱,尼赫鲁再也不能确信能得到克什米尔人民对印度的支持[51]。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在克什米尔引起了骚乱。1953年7月,尼赫鲁访问卡拉奇,与巴基斯坦上任不久的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签署了《卡拉奇协议》,双方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8月17-20日,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回访新德里,两国就公民投票行政官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在1954年4月底任命。这是印度立场的一次彻底转变,因为这是它首次同意明确时间正式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52]。借助这两次访问,印度平息了因逮捕谢赫·阿卜杜拉而在印控克什米尔引起的骚乱。
1953年9月2日,苏联的《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克什米尔的局势:“众所周知,通过其代理人前总理谢赫·阿卜杜拉,华盛顿旨在推行一项把克什米尔一分为三的计划,一份归印度,一份归巴基斯坦,第三份克什米尔谷将成为一个美国保护下的‘独立’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克什米尔谷变作其战略桥头堡,该计划应据此加以评估。印巴协议对美国代理人而言可谓釜底抽薪,摧毁了他们的破坏性能力,并使美国丧失了一个公开干涉印巴关系的借口。该协议允诺通过符合各民族皆有自决权之民主原则的公民投票手段来和平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无疑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里热爱和平者的一个胜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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