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获得哈里·辛格大君签署的《加入证书》之后,迅速空运军队到克什米尔,与反叛的穆斯林部落民进行战斗,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由此爆发。获悉印军开进克什米尔之后,真纳也想派巴基斯坦军队赴那里作战。印巴联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克劳德·奥金莱克在10月28日接到通知后,马上飞赴拉合尔与真纳会谈。他对真纳说,哈里·辛格大君既已加入印度,印度军队就有理由进入克什米尔。如果巴基斯坦军队采取任何行动,那他就不得不撤退全部英国军官,包括印巴两军的总司令在内,因此真纳放弃这个铤而走险的行动[120]。奥钦莱克建议召开一个圆桌会议,由真纳、利雅格特、蒙巴顿、尼赫鲁、克什米尔的大君和首相共同参加,讨论克什米尔问题[121]。
真纳接受了奥钦莱克的建议,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总督蒙巴顿10月28日到拉合尔进行会谈。尼赫鲁起初答应前往,但随后称病拒绝与会。巴基斯坦总理利雅格特认为:“如果印度政府愿意的话,它可以派副总理代替潘迪特·尼赫鲁前来参加会议。”[122]蒙巴顿无奈,只好在11月1日单独去拉合尔与真纳会谈,他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授权,以个人身份而非印度总督的名义前往。据蒙巴顿的私人秘书艾伦·坎贝尔·约翰逊记载,在会谈中,“蒙巴顿细心地考虑了印军在斯利那加的实力以及未来几天的可能军事布置,并告知真纳。他对真纳说,他认为,部落民现在以任何规模的武力要进入斯利那加,前途都颇为渺茫。……蒙巴顿探询了真纳对于公民投票的态度。真纳认为,印度军队占领着克什米尔,再加上谢赫·阿卜杜拉的权势,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普通穆斯林绝对不敢投票给巴基斯坦。蒙巴顿就建议在联合国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公民投票,于是真纳宣称,唯有两位总督才能组织公民投票。蒙巴顿立刻拒绝这一建议,强调无论真纳建议以何种程序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的宪法职位只能允许他依据其政府建议来行事。真纳十分沮丧,几乎是宿命论者的心情。他像一个受虐狂那样喋喋不休地说,印度企图毁灭他所创建的国家。”[123]
真纳担心印度摧毁巴基斯坦,这并非杞人忧天。尼克松说,1953年他作为美国副总统访问印度,在和尼赫鲁会晤时:“他用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谈印美关系,但是用了一半多的时间大谈他所谓的印度在黩武主义的巴基斯坦面前遇到的危险。他口中谈的是所谓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胁,然而他的表情预示了十八年后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女儿当政下,从苏联那里获得供应的印度军队肢解了巴基斯坦,甚至扬言要消灭巴基斯坦。”[124]在分割英印帝国的军队时,以奥钦莱克为首的英国官员出于遏制苏联的考虑,希望根据印巴独立后将面临的实际防务需要来分割军队,而不像分割领土那样根据教派的原则来进行。这遭到国大党的坚定拒绝,他们的顽固态度致使奥钦莱克感到愤慨。1947年9月2日,他在写给英国首相等人的报告中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当前的印度内阁在毫不宽容地竭其所能防止巴基斯坦自治领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我的观点得到我的许多下属赞同,也得到所有了解局势的负责任的英国官员支持。”[125]日益变得明显的是,新印度的领导人极其害怕给予巴基斯坦一支真正具有生存能力的军队,以便它适当地成为一个安全有保障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档案材料也证明,印度领导人决心防止巴基斯坦获得生存能力。当然,随着分治后诸多事件的发展,很明显的是尼赫鲁和国大党依然希望削弱幼小的巴基斯坦,促使它或者回归母巢,或者臣服于印度在次大陆的强国地位[126]。
蒙巴顿建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真纳觉得在这种条件下的公民投票没有任何价值,把这看作是对巴基斯坦的欺侮和羞辱。由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在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他根本不能理解为何需要进行公民投票,该土邦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巴基斯坦,此外别无他途。他向蒙巴顿提议,作为一项解决危机的折衷办法,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就加入问题进行交易,巴基斯坦或许可能用它对朱纳加德的要求权交换印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任何部分的要求权[127]。作为一项替代,真纳提出三项和平建议,要求蒙巴顿转告印度政府。这三项建议是:
(1)为了促成立即停战,两个自治领应该给予两国总督充分的授权,让他们立刻通知敌对双方的武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停火。巴基斯坦总督对正在战斗的克什米尔临时政府(注:即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和部落民的武装没有控制力,但他愿意以最明晰的言辞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立刻停火的命令,两个自治领的部队将向他们开火。(2)印度自治领和部落民的武装同时以最快速度撤离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土。(3)由两个自治领政府批准,两位总督得到充分的授权去恢复和平,承担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行政管理,以及毫不拖延地安排在他们共同控制和监督下公民投票。[128]
这些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的赞赏,但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因为担心谢赫·阿卜杜拉的影响,真纳不愿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兰姆认为,这些建议表明:“真纳很想避免冒险,尽管是轻微的,以免让谢赫·阿卜杜拉操纵选举进程从而巩固印度的地位。……巴基斯坦在随后的年月里对公民投票的态度依然保持这样的基础,任何提交给这个争议土邦的人民的意志的表达,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完全排除印度军队和谢赫·阿卜杜拉的影响、或者存在某种中立的环境。如果人们能正视真纳的建议,会发现它并非是不合理的:联合国很快就提出了非常相同的建议。”[129]
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的起初阶段,巴基斯坦的正规军没能投入战斗。穆斯林部落民的武器虽然落后,但也对印度军队造成了很大威胁。据参加战争的印度将军普拉沙德说:“在克什米尔战役的头几天,负责指挥将印军空运到克什米尔的森少校,11月3日夜晚在斯利那加飞机场附近的巴德根受到攻击后惊慌失措,不听劝告地准备弃城逃跑,放弃克什米尔而撤回印度平原去。第二天早晨,萨达尔·帕特尔飞到前线听取报告后,坚决禁止进一步的退却,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锡克部队调回帕坦,并让森本人准备保卫斯利那加。”[130]由于萨达尔·巴特尔施加的这一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干预,印军才最终夺取了整个克什米尔谷。印度军队的战斗力之差,让哈里·辛格大君极为不满,认为它陷入了泥淖之中。1948年1月31日,他给萨达尔·帕特尔写了一封长信发泄自己的苦恼:“正如你所知,自从印度军队到达之后,克什米尔的军事形势非常地令人沮丧。除了在克什米尔谷取得的成就之外,其他地方的业绩完全呈负债状态,以至于现有成果也令人堪忧。”[131]
印巴谈判破裂之后,印军对部落民发起了一轮新的进攻,11月7日攻占帕坦,11月8日进入巴拉穆拉,巴拉穆拉的收复彻底地结束了部落民对斯利那加河谷的威胁。11月9日,蒙巴顿去伦敦参加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返回德里后正式提出联合国调解的建议,伊斯梅为此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巴拉穆拉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乌里,乌里位于杰卢姆河边,河的对岸是巴基斯坦。印军的攻势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安全,巴基斯坦政府请求英国干预此事,这使得英国政府感到为难。1947年11月22日,艾德礼在答复利雅格特的信中说:
1.与克什米尔相关事件在进行过程中产生了棘手的问题,即便给予机会,对我和我的政府而言,要判断是否有路子便于我们找到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难题。
2.尽管贵政府和印度政府的路径有所不同,但你们似乎一致同意交由克什米尔人民来决定克什米尔最终加入巴基斯坦或印度是最好的办法,虽然我认为要在春季之前实现这一步是不大现实的。尼赫鲁先生在他11月2日的广播讲话中建议,应该在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支持之下进行公民投票,而你也在11月16日的声明中建议,应该要求联合国任命代表帮助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3.若印巴政府能够联合提出要求,在独立人士的监督之下建立并管理与克什米尔人民协商的机制,假如这证明可行的话,我认为将有巨大的好处。经过全面考虑,我倾向于认为,把这一理念最快捷而圆满地付诸行动的办法或许是求助于联合国的某个特殊机构,也就是说国际法庭。[132](www.xing528.com)
印度虽然在军事上具有优势,但克什米尔地区复杂的地形和某些地区穆斯林高涨的顽强反印情绪使印度政府并不敢掉以轻心。尼赫鲁坚定地认为,唯有谢赫·阿卜杜拉才能挽救克什米尔的乱局,把克什米尔顺利地带进印度。印度政府向哈里·辛格大君施加压力,要求让谢赫·阿卜杜拉主持政府工作。1947年11月28日,哈里·辛格大君邀请谢赫·阿卜杜拉担任首相并组建临时政府;11月30日,谢赫·阿卜杜拉接替梅赫尔·马哈简,正式走马上任。
纳塔拉詹说:“美国对于印度的政策建立在其全球政策的基础上,其目的是要建立并加强一个美国领导的集团,以便于和苏联进行斗争。印度虽属重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仅居于次要地位,国民党中国和日本却是美国在亚洲所最注意的地方。”[13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苏全球争霸的亚洲战场主要在中东和东亚,南亚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在印巴独立之初的几年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主要把南亚看作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坍塌,倾向于根据英国的建议行事[134]。1947年12月2日,美国国务院在为其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准备的《关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意见书》体现了美国政府当时的立场,里面说:
我们宁愿克什米尔问题通过印巴两国直接谈判得到解决。但是,要求联合国介入,以及特别是要求联合国监督克什米尔公民投票的决议,如果是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提出的,而且还得到英国的支持,美国的代表就应该支持该决议。这样一项决议应该根据普通成人选举权来界定选举实体。如果要求联合国介入的决议由第三国(包括英联邦其他国家),或者,由巴基斯坦或印度提出而遭到英国反对,美国的立场就必须进一步进行研究。
日益明显的是,如果没有外部支持,或者不求助于更强的武装冲突——这将不可避免地把某些甚至全部的西北边境省部落民卷入进来,印巴之间的这个重大难题将不能消除。尽管英国在该地区有不为人见的利益,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以及最近从次大陆撤退,英国显然不适宜提供这种外部援助,美国或任何其他某个第三国也不宜承担这种角色,由联合国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就成为首选了。[135]
此外,美国领导人当时对尼赫鲁的印象也不佳。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多年来尼赫鲁先生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一直是一个有点不可解释的、有时甚至使人恼火的人物。他在早期活动中曾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来在独立运动中,作为甘地的一个副手,在英国监狱里待过若干年;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他作为一个总理,似乎遵循共产党的路线,他的言论模棱两可,常常使人莫测高深。”[136]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不愿意卷入克什米尔争端。
颇为有趣的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苏联这时也不把克什米尔问题放在心上。长期以来,苏联就不喜欢国大党,因此他们明显地对印度独立不感兴趣[137]。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和平的方式赢得独立,背离苏联用暴力手段争取革命胜利的教条,苏联的印度问题专家认为,南亚的权力交接不过是英国在南亚保留其政治、经济、战略利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讥讽真纳“比英国人还英国人”,咒骂尼赫鲁为“帝国主义的走狗”[138]。苏联还积极地支持印度共产党,反过来这又引起印度极其不满。1948年3月20日,印度驻苏联大使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转告他,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
独立之初,印巴两国在外交上还是比较倾向于西方。印度支持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支持联合国在南朝鲜的选举,与此同时却拒绝接受苏联的建议,1949年初印度召开亚洲各国会议讨论印尼的局势亦未邀请苏联参加。1951年9月19日,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潘迪特夫人公开说:“在联合国大会最近几届会议上,51次投票中,我们和你们(即西方国家)一致的有38次,弃权的有11次,不一致的只有2次。我们多年来的经验自然地增加了我们……对共产主义侵略的敌视。”[139]
多种原因使得克什米尔争端最初在苏联也得不到重视。直到1956年底,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还公开地承认:“老实说,我们对印度的了解,不仅浮浅,简直是孤陋寡闻。请不要笑话,我个人对印度的一点了解,还是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沙特阔》中印度客人的咏叹调中得来的。”[140]斯大林时期,苏联更是没有把印度放在战略地位予以考虑,据赫鲁晓夫说:
斯大林对印度的态度总是不太在意,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样的国家应该引起他的注意。他对印度估计不足,看来,对印度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甚了解。斯大林第一次关注印度,那是在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之后。尼赫鲁本人当时宁愿跟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打交道,也不愿跟苏联直接来往。……从苏联报纸登载的消息得出结论说,印度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那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使我们疏远了他们。……另一方面,尼赫鲁竭力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对昔日奴役过他们的英国人那么宽容。英国军官仍然在印度的军队里服役,有些地方还在起用英国的官员,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惕。[141]
上述情形使得美国和苏联最初都以比较超脱的态度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历史上在该地区有重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另一传统大国中国,这个时期由于内部问题而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去关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窝里斗了。但是,随着形势的演变,这三个大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深深地卷入克什米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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