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证书》签署背景解析与优化措施

国大党的主要领导既然决心要继承英印帝国的法统，打算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纳入印度版图之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为着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

卡兰·辛格认为，印巴分治之后，次大陆有四股主要政治力量影响着克什米尔局势发展，而哈里·辛格大君与其中的每一股势力都处于敌对关系。他说：

首先是英国人，最终准备放弃他们帝国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尽管直到最后他也不情愿相信英国人的确要离开了，但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充分的爱国者，打击任何与英国人暗中勾结的行为。其次是国大党，它受着甘地先生的激励，而由尼赫鲁、帕特尔、毛拉纳·阿萨德和其他自由运动巨人来领导。主要是因为尼赫鲁与父亲最大的对手谢赫·阿卜杜拉关系亲密，他对国大党持敌视态度。第三股力量是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的穆盟。尽管该党支持各个印度土邦的统治者有权决定本邦的命运，并在克什米尔反对谢赫·阿卜杜拉及其国民会议党爪牙，但我的父亲是如此纯色的一个印度教徒，以至于不能容忍穆盟的侵略性的穆斯林教派主义，并且这导致他唾弃来自巴基斯坦的诱人出价。最后是土邦内的主要政党谢赫·阿卜杜拉领导的国民会议党，数十年来我父亲与他意见不合，因为父亲把他看作是自己王位和多格拉统治的主要威胁。这一关系网导致的结果是，当关键时刻来临之际，上述所有政治势力都站在父亲政治利益的对立面。此外，我的父亲也不愿意采取某种坚定的抉择。这样，他就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费尽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多格拉政权大厦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之后也要轰然倒塌了。^[67]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由于哈里·辛格大君与国大党、穆盟和国民会议党的复杂关系，他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难以做出抉择。卡兰·辛格这样形容其父当时的艰难处境：

如果他加入巴基斯坦，土邦里的许多人包括他的整个多格拉基础将会愤怒；如果他加入印度，他就会有疏远土邦内大量穆斯林国民的风险。独立或许是一项诱人的主张，但执行该计划需要精心的准备以及与相关政党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还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外交能力。蒙巴顿（1947年6月15日来访）实际上是想说服我父亲在8月15日之前就下定决心，并从印度领导人那里带来保证，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无论何种选择，即便是克什米尔加入巴基斯坦，他们也不会反对。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主，我父亲非常倾向于逃避面对困难的形势，对于蒙巴顿的来访只是虚与委蛇。蒙巴顿轻易就识破了这种骗局，只好失望地返回德里。这样，制定一项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最后机会就丧失了。^[68]

《蒙巴顿方案》公布之后，坎巨提的米尔（Mir，即土邦主）、奇特拉尔的梅塔尔（Mehtar，即土邦主）和其他地方首领向哈里·辛格大君表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惟有加入巴基斯坦，他们才会继续忠诚于他。穆斯林会议党也敦促他加入巴基斯坦，并向他保证，加入巴基斯坦之后他将在内政方面享有完全的自治。^[69]作为一个印度教徒，哈里·辛格不愿意加入巴基斯坦，而且他身边的多数印度教徒权势人物也不愿意他那样做。因此，哈里·辛格的确向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在英王的最高权力终结之后，穆盟和国大党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独立有可能成为现实^[70]。

哈里·辛格的独立想法得到当时的首相拉姆·钱德拉·卡克的支持。卡克是一名学者，虽然是一位潘迪特，但并不是顽固的印度教徒。他对克什米尔人民有着深刻的了解，认为英国人离开之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好是独立，或者与巴基斯坦维持某种特殊的联盟关系^[71]。卡克首相是谢赫·阿卜杜拉所发起的“滚出克什米尔”运动的坚定反对者，与穆斯林会议党关系良好，娴熟地利用国民会议党和穆斯林会议党之间的矛盾来巩固多格拉政权的统治地位。1947年1月，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人民院进行选举。由于国民会议党抵制大选，穆斯林会议党成为议会中的唯一大党。如果假以机会的话，卡克首相排除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政策会得到穆斯林会议党积极有效的配合。1947年4月，穆斯林会议党的执行主席乔杜里·哈米杜拉·汗在人民院声明，如果哈里·辛格大君宣布，在英国人离开之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他以及他的政党将以生命来捍卫多格拉王朝的主权完整^[72]。卡克排除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政策，遭到另一位潘迪特克什米尔前首相凯拉斯·哈克萨的坚决反对。凯拉斯·哈克萨与印度最著名的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有姻亲关系，得到后者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卡克很快就被撤销了首相之职。

尼赫鲁在克什米尔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当中全心全意地支持谢赫·阿卜杜拉。作为与之对抗的是，哈里·辛格大君与印度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帕特尔发展了亲密的关系，在需要的时候就以他为靠山^[73]。按照当时的传统，将由各个土邦的统治者自己决定加入独立后的印度或巴基斯坦。因为哈里·辛格大君将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萨达尔·帕特尔尽力平息因尼赫鲁支持“滚出克什米尔”运动在他内心里产生的恐惧。7月3日，他写信给哈里·辛格大君，敦促他不作任何拖延地加入印度^[74]。

尼赫鲁对蒙巴顿6月份的克什米尔之行没能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感到失望。自从1946年发动“滚出克什米尔”运动被捕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和许多国民会议党高级官员一直被关押在狱。随着局势的发展，尼赫鲁认为哈里·辛格大君难以支撑局面，打算再次亲赴克什米尔进行调解，让谢赫·阿卜杜拉出狱掌控局势。哈里·辛格大君坚决拒绝尼赫鲁来克什米尔。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圣雄甘地代替尼赫鲁前往克什米尔，解决关押谢赫·阿卜杜拉的问题。圣雄甘地抵达斯利那加之后，在8月1日与哈里·辛格大君进行了会谈。卡兰·辛格参与了当时的会见，据他回忆：“我从甘地的言辞中所能获得的全部信息是，他敦促我父亲确定人民的意志，给他们予信心，在当前席卷全国的政治混乱中与他们结盟，而非反对他们。”^[75]巴基斯坦政府相信，由于蒙巴顿访问了克什米尔，他和国大党领导人之间具有阴谋。他们指出，在甘地离开克什米尔之后发生了许多蹊跷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决定修筑直接连通印度到查谟的公路^[76]。

随着英国移交权力日的来临，克什米尔政府在8月12日通知穆盟和国大党，说准备与它们签订《保持原状协定》。巴基斯坦在8月14日夜晚独立，随后在8月15日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签订《保持原状协定》。巴基斯坦官方认为，只要《保持原状协定》存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君就不大可能加入哪个自治领，从而使他免受来自印度的纠缠^[77]。印度对于克什米尔政府关于签定《保持原状协定》的要求采用了拖延推诿的手法，最后使这一问题不了了之。印度土邦关系部秘书V.P.梅农对此的解释是：“我们需要时间来考虑这种想法的意图。……我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老实说，我简直没有时间来考虑克什米尔问题了。”^[78]

9月13日，萨达尔·帕特尔接到克什米尔政府的请求，要他派遣陆军上校凯什米·辛格·卡图希去做克什米尔政府的军事顾问。凯什米·辛格·卡图希是一名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军官，还是当时克什米尔首相贾纳克·辛格·卡图希少将的儿子，属于多格拉族，是哈里·辛格大君的亲戚。萨达尔·帕特尔把这一请求转给印度国防部长萨达尔·波德维·辛格。凯什米·辛格·卡图希很快就被送往斯利那加，他毫无疑问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9]。

到9月中旬的时候，哈里·辛格大君逐渐放弃了克什米尔独立的想法，准备加入印度。9月18日，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了该党对克什米尔局势的看法：“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对克什米尔应该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或者保持独立的问题做了合适而贴切的考虑。本党的意见是，由于过去几个月形势的发展，该土邦应采取的自然且最佳的路线是加入巴基斯坦而非印度。基于明显而实质的原因，本党认为该土邦不能保持独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本党达成决议，为着贫穷和落后人民的最佳利益着想，加入巴基斯坦是比较理想的。本党已经告知哈里·辛格大君，他应该做出相应的宣告而不要再犹豫不决。”^[80]

随着穆斯林部落民的进攻，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脱离政府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多，尼赫鲁向哈里·辛格大君施加压力，要他释放谢赫·阿卜杜拉以拯救局势。9月27日，尼赫鲁在给萨达尔·帕特尔的一封信中说：

冬季的到来将切断克什米尔与印度其他地区的联系。唯一正常的路线将是取道杰卢姆河谷。查谟路线在冬季期间几乎不能利用，空中交通也将中断……我理解巴基斯坦的战略，它打算现在派人潜入克什米尔，等冬天来临克什米尔与外界隔离后马上就采取大规模的行动。(www.xing528.com)

该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反对它的力量……我非常怀疑，如果没有群众的帮助，克什米尔大君和土邦武装力量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否应对这种形势……很明显，唯一能支持他们的主要团体就是谢赫·阿卜杜拉领导下的国民会议党。^[81]

9月29日，谢赫·阿卜杜拉获释，几天之后，其他国民会议党领导人也出狱了。但是，克什米尔政府对穆斯林会议党主席古拉姆·阿巴斯及其同僚没有采取任何纾缓措施，继续把他们关在监狱里。

尼赫鲁的亲密同事达瓦卡纳什·卡克鲁10月初正在斯利那加，印度政府派他去探问了国民会议党对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意见。卡克鲁以不可质疑的口吻警告萨达尔·帕特尔，除非印度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否则克什米尔将滑入巴基斯坦的轨道。帕特尔对此兆头做出的反应是，提名让梅赫尔·马哈简取代贾纳克·辛格，接任克什米尔的首相^[82]。马哈简坚决主张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挑选他做首相具有深远的意味。他是一名律师，旁遮普康格拉县人，还是拉德克里夫边界委员会的两名印度籍成员之一。萨达尔·帕特尔要求哈里·辛格大君以印度的利益为重接受梅赫尔·马哈简做首相，这被看作是为了确保克什米尔加入印度。1947年10月11日，在正式就任首相执政前，梅赫尔·马哈简赴新德里访问，拜见了帕特尔、尼赫鲁、甘地、蒙巴顿和V.P.梅农等人。尽管注意到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巴基斯坦之间在教派、经济和地理方面具有明显的联系，梅农还是建议马哈简无论如何也要把该土邦加入印度。但是，在正式就职前，马哈简从来没有想过与任何重要的巴基斯坦政治家或官员会见^[83]。

从9月13日起，印度开始向克什米尔政府提供武器援助；大约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印度政府决定向克什米尔派遣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帕提亚拉土邦军队中抽调了几支队伍，至少运送了一个步兵营和山地炮兵建制的军队过去。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帕特尔和波德维·辛格已经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使印度直接参与到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中了^[84]。

10月15日，梅赫尔·马哈简正式就任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首相。同一天，克什米尔政府发电报给巴基斯坦政府，抗议巴基斯坦人渗透克什米尔地区，电报警告巴基斯坦政府，克什米尔政府“为了阻止巴基斯坦居民在我们边境上的侵略和不友好的活动，将不得不向外求援”^[85]。真纳清楚地知道克什米尔的局势进入关键阶段，发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复电，上面说：“获得外援的威胁清楚地表明，贵政府政策的真正目的，是要寻求机会加入印度自治领，比如通过在该自治领的干涉和援助下搞政变的机会。这个政策自然会在你的臣民中，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穆斯林，产生强烈不满和极大忧虑。我的政府提出同你的代表举行会谈的建议现已迫在眉睫。”^[86]真纳重申巴基斯坦的建议，即由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正式提名的代表公平地调查此事。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克什米尔政府的同意。

10月18日，梅赫尔·马哈简又写信给巴基斯坦总督真纳，指责巴基斯坦扣留运往克什米尔的某些供应品，违背了《保持原状协定》，企图用经济压力迫使克什米尔加入自己一方。10月26日，真纳在给克什米尔大君的电报中对此答复说，“指责巴基斯坦没有遵守《保持原状协定》是完全错误的。贵政府所感觉到的困难是由如下结果产生的：东旁遮普广泛存在的动乱及其导致的交通中断，特别是煤的短缺。……我的政府坚守这些保证并愿意执行《保持原状协定》中的每条意向协定。”^[87]反过来，真纳对克什米尔政府的图谋予以揭发：“这些无根据的断言和指控只是一个烟幕弹，旨在掩盖贵政府政策的真实意图。该政策近来的一个实例是对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和穆斯林会议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不同处理。一方面，贵政府释放了谢赫·阿卜杜拉，他被审问并被定犯有叛国罪，解除对其同僚的监禁，并给予国民会议党一个自由的天地以从事他们的宣传。另一方面，古拉姆·阿巴斯先生及其同僚被宣判的罪仅仅是违反召开穆斯林会议的命令，却依然被关押在狱，而穆斯林会议党也不被承认有公民自由的基本权利。”^[88]

关于巴基斯坦执行《保持原状协定》也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一个重要争议点。科尔威·帕特里夏·辛普森认为：“比较公允的看法是，巴基斯坦已经竭尽全力来遵守《保持原状协定》，印巴分治所造成的后果妨碍了它（履行责任）的效果。”^[89]

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在10月24日正式宣告成立，这给印度造成巨大的威胁，就像尼赫鲁在当年12月12日所说：“我们不能把乌合之众的入侵者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除了通过战争手段，任何政府都不能应对这样的袭击。”^[90]要合法地用军事手段对付穆斯林部落民，就得先让克什米尔大君签署加入印度的证书。在穆斯林部落民的反叛攻击、克什米尔政府中印度教徒高官的劝说怂恿以及印度政府的威逼利诱下，哈里·辛格大君最后屈服了，在10月26日签署了《加入证书》，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卡兰·辛格说：“加入证书签署和印度军队进驻之后，哈里·辛格大君就失去了实权。”^[91]1949年6月9日，哈里·辛格大君被迫逊位，由卡兰·辛格任摄政王，但实权掌握在谢赫·阿卜杜拉手中。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得到了谢赫·阿卜杜拉的真心支持和诚心合作。实际上，他是这一关系的主要建筑师^[92]。真纳原以为可以稳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但最终被挫败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其主人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世俗特性，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政治技能^[93]。谢赫·阿卜杜拉后来承认，1947年在德里讨论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时，他对蒙巴顿勋爵和尼赫鲁说，由哈里·辛格大君单独做决断的作法，永远得不到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承认，必须允许这些人民行使自决权。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在公告中才包括了有关自决权的条款^[94]。1948年12月12日，国民会议党工作委员会投票，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

谢赫·阿卜杜拉与真纳和国民会议党与穆盟之间无疑有着根本的分歧。谢赫·阿卜杜拉以如下的言辞来描述他们之间的矛盾：

我们与巴基斯坦之间一个巨大的根本困难在于它是神权政治国家，它的基础是宗教。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克什米尔仅仅属于穆斯林，而认为它属于每个克什米尔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阶级、信仰和肤色。简而言之，尽管巴基斯坦的定向是神权政治或者宗教，但我们的取向是世俗主义。

神权政治并不是唯一的困难，还有严重的政治和社会考虑使我们反对加入巴基斯坦。神权主义的穆盟领导人总是亲哈里·辛格王公，他们从来也不亲人民。真纳先生一直激烈地反对我们摆脱大君的专制统治来获得自由，他拒绝接受人民主权的观念。印度在这点上就不同于巴基斯坦。国大党的基础是世俗化而非宗教。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印度也更为进步。是印度的而非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长期以来支持着人民的权利。国大党不仅和我们发起的“滚出克什米尔”自由运动打成一片，而且其中的一些最高领导人还因此遭到逮捕。哈里·辛格大君的印度教徒属性并没有妨碍“印度教徒”的国大党用最强烈的言辞去谴责克什米尔政府的残暴统治。^[95]

谢赫·阿卜杜拉把穆盟领导的运动称作神权政治，这就表现出他的偏见。巴基斯坦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神权政治，而是印度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运动；真纳也不是宗教狂，他是一位政治领袖。但是，这段话无疑体现了国民会议党与穆盟之间的根本分歧，表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合拍共进，却与它的穆斯林建国运动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