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堂·吉诃德》这本书里所表现出来的幽默（总是伴随着滑稽、夸张、可笑等近义词）只是被人们当作小说的叙述风格被认知，从而忽略了这种幽默特质所包含的跨时代的文学意义和对小说本质的揭示。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理论著作《被背叛的遗嘱》中这样描述小说中的幽默：
奥塔维欧·帕兹说：“荷马和维吉尔都不知道幽默；亚里士多德好像对它有预感，但是幽默，只是到了塞万提斯才具有了形式。”幽默，帕兹接着说，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具有根本意义的思想：幽默不是人远古以来的实践；它是一个发明，与小说的诞生相关联。因而幽默，它不是笑、嘲讽、讥讽，而是一个特殊种类的可笑，帕兹说它（这是理解幽默本质的钥匙）“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对于巴努什一边任羊贩子淹死一边赞颂来世生活的场面，不懂得开心的人们永远不会懂得任何小说的艺术。
这是对小说中的幽默形象而又具体的描述，我们不妨借《堂·吉诃德》里的一段情节来分析它究竟有哪些特质。在第二十一章里，堂·吉诃德和桑丘路遇一位赶去给人治病、在雨中用一个铜盆顶在头上挡雨的理发师：
且说堂·吉诃德看见的头盔呀、马呀、骑士呀，是怎么回事。那里附近有两个村子：一个很小，村上既没有药剂师的铺子，也没有理发师；接境的另一个村上却都有。所以大村子里的理发师也为小村子服务。这小村子里有个病人要放血，又有个人要剃胡子，理发师就带着铜盆到小村子里去。他去的时候恰巧下雨，他的帽子大概是新的，怕沾湿，所以把盆顶在头上。那盆擦得很干净，半哩瓦以外都闪闪发亮。他骑的驴就像桑丘说的，是一头灰驴。堂·吉诃德眼里就看成了花点子的灰马呀、骑士呀和金子的头盔。因为他按照自己那套疯狂的骑士道想入非非，把所见的东西一下子都改变了。他心目中的那位倒了霉的骑士走近前来，他更不打话，纵马挺枪，直向那人刺去，一心要把他刺个对穿。他和那人劈面相迎，并不勒住马，只喊道：
“奴才！动手自卫！要不，就把我份里的东西双手献出来！”
理发师做梦也没想到或提防到这种事，看见这个怪东西迎面冲来，只好滚鞍下驴，躲过他的长枪。他比雄鹿还矫捷，身子刚着地，立刻跳起来往野外飞跑，风都追他不及。他把盆儿丢在地下；堂·吉诃德见了很得意，说道：
“海獭看见猎人追赶，凭本能知道是要它身上的一件东西，就用牙把那件东西咬下来；这个异教徒很乖，也学了海獭的样。”他吩咐桑丘把头盔拣起来。桑丘双手拣起，说道：
“啊呀，这盆儿真不错！要说值钱的话，至少也值一个当八的银瑞尔！”
他把盆交给他主人。堂·吉诃德拿来立刻戴在头上，转过来，转过去，想找面盔的部分，可是找不到。他说：(www.xing528.com)
“这只有名的头盔当初是配着一个异教徒的头形铸造的，那人的脑袋一定大得很。可惜这东西缺了一半。”
桑丘听他把盆儿叫做头盔，忍不住好笑；可是想到他主人的火气，笑了一半忙又忍住。
首先，从字面来看，这段文字处处充满着可笑、夸张、恣意的笔法。比如理发师头戴的铜盆锃亮，“半哩瓦以外都闪闪发亮”（夸张），比如他逃命的时候“比雄鹿还矫捷，身子刚着地，立刻跳起来往野外飞跑”（一种语言风格和描述内容不相匹配的反差带来的可笑），比如堂·吉诃德根据铜盆推断“那人的脑袋一定大得很”（荒诞事件中的清晰逻辑的突兀），这也是贯穿了整本书的让人印象鲜明的叙事风格。
其次，用以往骑士文学的故事模式对比来看，这段情节在道德判断上，不是非常明晰，可以说是悬置的。以往的骑士文学，总是以骑士方代表正义和光明，敌对方代表邪恶和黑暗。但这场战斗非但实力悬殊，而且敌方是个无辜的人。塞万提斯要借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既然理发师不是坏人，他的逃跑就没有道德惩戒意义，堂·吉诃德当然也徒劳无功，甚至可以说无意当中做出了恶行。而这本书用这种类型的故事告诉我们，试图用好坏来判断人物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再次，因为前述道德的悬置，这个故事通常的意义被消解了，它唯一的功能似乎就是，给读者带来欢笑。但是，欢笑本身，喜剧性本身，难道不是肤浅和轻薄的吗？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摒弃以往的阅读和学习带来的成见，认识到一点：消解了普通道德层面的劝诫意义、依靠文字和故事本身的张力存活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了文学本身的意义的构建。还是让我们引用昆德拉的一段精辟论述，在这段论述中，他首先驳斥了一位评论者对《堂·吉诃德》的错误看法：
纳柯博夫在专论塞万提斯的书中，对（堂·吉诃德）作出了一个挑衅性否定的见解：一部被过高评价，天真、重复、充斥难以忍受和非真实的残酷的书；这个“可憎的残酷”使这本书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凶狠最野蛮的”书之一：可怜的桑丘，一次又一次遭受毒打，至少五次掉光了牙。是的，纳柯博夫说得对：桑丘掉的牙齿太多，但是我们不是在左拉的作品那里，那里的残酷被描写得准确而细致，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部真实的文件；和塞万提斯在一起，我们处在由一个说书人的魔法所创造的世界里，说书人创造夸张，任自己被异想天开和极端所挟去；桑丘的一百零三只被打碎的牙，不能从字义上去读，况且这部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这样去理解。“太太，一个压路滚筒从您的女儿身上压过去了！——那好，那好，我正在我的浴缸里，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吧。”我小时候听到的这个古老的捷克笑话，应不应该控诉它的残酷？塞万提斯的伟大的奠基性作品是由一种非认真的精神所主导的，从那个时期以来，它却由于下半时的小说美学，由于真实性之需要，而变得不被理解。
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消除中世纪以来的封建礼教所有精神层面的约束、桎梏以及人们在礼教前的小心翼翼、固步不前。拉伯雷的《巨人传》充满世俗层面的底层人的粗鄙精神和旺盛活力，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毫无价值感和荣誉感，却能博得广大观众的大笑和喜爱，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同样使用幽默这样的武器，把旧骑士小说可恶虚假的崇高感击个粉碎，把属于生活的可笑，把读者发笑的权力，把人本身的轻松愉悦还原到世间。
而这样的幽默，正是构成现代小说的重要特质；这样的幽默引发的“好笑”，值得我们在所有不同类型、同样特质的作品中关注，从拉伯雷到塞万提斯，到拉什迪，到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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