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关系。清代史家章学诚称《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观者往往为所惑乱”，所言非虚。钱锺书在《管锥编》也说，即使是“史家追述真人真事”的历史纪实，也离不开作者“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臆造虚构。这样，才能造成历史性和文学性的互渗、实用理性和审美情感的交融，更何况带有“野史”性质的历史小说呢？
《三国演义》不像《封神演义》那样恣意虚构，将殷周鼎革写成神话，而主要依据西晋陈寿创作的纪传体国别史史书《三国志》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描写，讲述的基本史事和历史演变大势，均“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政权的更替系统，无悖于史实。在这一点上，《水浒传》相较而言就是虚幻的文本特性，除了宋江这个人物和反朝廷的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他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
历史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要超越历史的真，必须通过假定、虚拟、想象来实现的。因而我们在解读这一类作品时，更要把阅读的焦点集中在历史素材中所没有的、作者用文学匠心虚构出来的东西。《三国演义》的题材取舍、人物描写、故事演绎就是广纳传说、野史，倾注自己的感悟，来进行艺术地虚构的。《三国演义》一书的艺术虚构，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正史所无，纯属虚构的情节。如在诸葛亮的相关故事中，“舌战群儒”“智激周瑜”“七星坛借东风”“柴桑祭吊周瑜”皆于史无征；失街亭虽为史事，空城计确属虚无。在关羽故事中，“暂归曹操”是实，“约法三章”“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为虚。此外，最为著名的“桃园结义”，则更属子虚乌有。
二是正史记载简略，《三国演义》加以夸张和渲染。如刘备之访孔明，在《三国志》仅“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一句，到《三国演义》里却被敷衍为丰赡华腴、曲折跌宕的“三顾茅庐”故事。《三国志》有诸葛亮“（建兴）三年春，率众南征，其秋悉平”的记载，《三国演义》因此衍成颇富戏剧色彩的“七擒七纵”的故事。《三国演义》绝大多数情节，皆属此类。
三是把正史所记某人之事，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如“三顾茅庐”中张飞前后三次表示愤怒：他把诸葛亮看成一个“村夫”，说是“使人唤来便了”。在历史上，这本是刘备的话。再如《三国志》明确写到，是刘备求见督邮，不被接见，刘备径直入内绑了督邮，杖责二百。但在《三国演义》中，怒鞭督邮的人变成了张飞。
以上种种，细加分析，不难看出，《三国演义》这么创作的原因有四：
一是服务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三顾茅庐”这一情节的主角当然是诸葛亮。对于《三国志》中只是简要一笔提起的“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罗贯中却拿出了更多热情，浓墨重笔，尽情渲染。诚如毛宗岗评点所言，虽然曲曲折折还是见不到孔明，但这见不到孔明之处，无一不与孔明的心灵境界息息相通，高度统一于孔明的志趣品格。且看“一顾茅庐”就有三个层次：一是写荷锄耕于田间的农人的歌谣，暗示诸葛亮超越世俗荣辱的品质；二是写应门童子出来，刘备报了一大堆头衔，童子却说“记不得许多名字”，并交代先生“归期不定”，写出了孔明超越世俗的隐者气质；三是写孔明之友崔州平给刘备泼了一盆冷水，指出如今正是由治而乱的历史关键，想要改变这种规律只能是“徒费心力耳”。这就预言了孔明命运的悲剧色彩。
二是符合故事演绎上的需求，造成情节上的曲折性。《三国演义》虚构铺垫了那么曲折的过程，就是因为古典传奇小说首重的是情节。情节的生命之一，就是悬念的曲折跌宕，即让读者不会感到阅读的沉闷和单调，反而是将自己的关切一直悬在那里。对于诸葛亮的出山，和《三国志》里徐庶一人的极力推荐不一样，《三国演义》中司马徽在表达他的推崇时是有保留的，怪徐庶“惹他出来呕心血也”，甚至在“玄德留之不住”，径自“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暗中预言诸葛亮肯定不能成功。这样的情节设置，显然是作者要强调，此人的预见为日后的历史所证明。诸葛亮的失败，有点宿命的悲剧性，从这里可以说是留下了伏笔。而这种悲剧结局的安排，要等到诸葛亮鞠躬尽瘁，身死五丈原后才能显示出来。
三是出于情感和主题表达的需要，以服务于拥刘贬曹的内容倾向，突出斥奸颂仁、誉忠责篡的政治诉求。如《三国演义》为了把刘备理想化为充满仁德之心的明主，把《三国志》中所记载刘备“缚督邮，杖二百”的暴虐行为转嫁给了一贯粗野的张飞。再如，在“三顾茅庐”求见诸葛亮不得时，相对张飞先是“既不见，自归去罢了”，后是“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再是“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的鲁莽急躁的反应，刘备则是严词叱责张飞的无礼，并始终耐心等待诸葛亮的接见。这显然是为了表现刘备求才的诚恳，如此贤君明主自是人心所向。
四是文人小说创作上的审美情趣的需要。《三国志》作为史书，写刘备拜访诸葛亮，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为了自己的霸业宏图。关键是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制定了什么样的战略。至于“三顾”的过程中，人物情绪上有些什么样的反应，是可以略而不叙的。而对于小说来说，其根本价值乃是审美和审智的。如“二顾茅庐”时写到：
玄德视之，见小桥之西，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酒葫芦，踏雪而来。
这是一幅充满古典诗意的文人画。骑驴而来，随一小童，显示生活的安闲；携一酒葫芦，乃是逍遥的表现；踏雪而来，以不避风雪为美。作者唯恐如此诗意被读者忽略，又让这个人物口吟歌颂雪里梅花的诗歌，全是高雅的诗趣。而张飞此时提出他的“村夫”论，却又是非常粗俗的，但这粗俗有另一种趣味，也就是谐趣。可见，历史小说有别于史书，是需要艺术审美上的情趣的。
法国作家大仲马说，他把历史当作挂衣服的钩子，衣服则是他缝制的。历史小说就是这样，在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加工。文史各有职能，史学求真，文学求美。对于《三国演义》，我们切勿以信史待之，只能以历史演义小说欣赏之，全书最生动的也恰恰就在罗贯中的虚构中，我们从中能把握全书的思想倾向，获得充分的美学享受。
2.文白间杂的语言
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写到“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这句话指出了《三国演义》文白间杂的语言特点。即一方面，《三国演义》采用传记文学的书面语言，典雅而不古奥、深涩；另一方面作品又吸取了平话的口头语言，通俗而不鄙俚。这样的语言，雅俗共赏，人人可读。
首先，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而战国到两汉这一段时期是正宗的“文言时代”。为了使作品更富有艺术的真实性，给读者以再现历史的真实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等皆采用三国时期的文言语言。如第十回描写陈宫与张邈的对话：
“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君以千里之众，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曹操征东，兖州空虚；而吕布乃当世勇士，若与之共取兖州，霸业可图也。”
无论是实词、虚词，还是判断句、被动句都是典型的文言。
但同时，《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大约是是元末明初，这就使得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兴起的白话小说创作和阅读的潮流的影响，渗透进一些白话因素，呈现出浅近而不生涩的特质，从而实现作者、文本、读者的有效沟通和对话。
其次，“据正史、引史籍”的创作方式，使得《三国演义》有超过一半的内容直接引用《三国志》这些史料，营造了厚重的历史气氛，如改用纯粹的白话口语就难以协调。如“白帝城托孤”一事，《三国演义》记述的文字几乎和《三国志》相关章节完全一致：
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
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但同时，《三国演义》也以《三国志平话》等宋元话本小说以及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为依据，这就使得《三国演义》带有民间传播加工、艺人讲说演唱的口语白话特点。如“却说”“且说”“话分两头”“且听”“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等语言的使用。
再者，《三国演义》也是一部有着大量文人人为加工成分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要有血有肉地表现人物各异的性情，就必须借助有代表性的人物语言。而《三国演义》全书描写了大大小小千余人物，其主要身份有三类：
身份显赫、位高权重如刘皇叔类。其身份地位、学识修养决定了其语言是比较庄重古雅的，不能随心所欲。如：(www.xing528.com)
玄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围如铁桶，贼乞降不得，必然死战。万人一心，尚不可当，况城中有数万死命之人乎？不若撤去东南，独攻西北。贼必弃城而走，无心恋战，可即擒也。”（《三国演义》第二回）
文官、谋士、说客等一大类如孔明的人物。其身份学识决定了其语言较书面化，或长篇大论，或旁征博引，文采斐然。如“隆中对”：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诸葛亮的语言中有大量骈句和散句的结合运用，显然是文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而来，颇有骈体文的恢宏气势，把史家散文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关羽，可以代表武将、义士等一大类人物。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语言虽不需严肃古板，但也不能太生活化，更不能太俗。因此，小说中往往给他们使用浅近的文言。如：
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
以上三类人物几乎代表了《三国演义》人物的绝大多数类型，从中可看出《三国演义》主要反映的是高级的谋略价值，上层的精英价值。人物身份特点和作品的价值方向，决定了作品语言上文言的主体地位。
但同时，完全是这样的人物形象，未免过于高雅，因而也不时要请草莽如张飞等出来，适当加添、穿插一些口语、白话、粗话，表现其直爽、暴躁、粗鲁的个性，增加一种百姓视角、平民文化，这就在通篇都是雅致的诗话气氛中，渗入了一点诙谐的趣味。如吕布得知张飞抢了自己在山东买的马，随即点兵往小沛，大骂刘备，张飞就直接反击说：
“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三国演义》第十六回）
类似这样的白话不能改变文言为主体的地位，但这样的灵活运用使文本语言更能表现人物性格，大大增强了文本的白话特色和艺术张力，也将它推向了更广的读者群体。
还有，就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言，文言擅长简述而白话擅长铺陈，《三国演义》文白夹杂，则可充分根据情节进展的需要灵活运用这两种语言：当简要处寥寥数笔文言画龙点睛，当细致时洋洋大片白话锦上添花。如此，作品既有文言的精炼庄重、言简意赅，又有白话的丰盈亲和、恰到好处。间杂文言和白话的文风大大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三国演义》从篇首到卷终，引用、改造和借鉴了诸多章表、诗词，这些或典雅、或简练、或严整的诗文语言，蕴含深厚，耐人咀嚼，造成浓郁的抒情氛围，和整部作品的叙述语言相结合，奠定了章回体小说韵散结合的语言形式，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文学魅力。
对比相同题材的作品，正史《三国志》用典范的文言，理微义奥，不易读懂；讲史平话《三国志平话》，言辞鄙陋，不易吸引精英阅读群体。两部作品的读者群远远没有《三国演义》这样广泛，从语言上看，其原因就在于《三国演义》兼用文言与古白话，避艰深而就浅易，远鄙陋而求新雅，既便于叙事写人的灵活运用，又使各类读者喜闻乐见，从而取得了小说语言的成功。
3.“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一部长篇小说，其主题应该是复义的。但自从三国故事开始被记录及改写，“尊刘贬曹”思想倾向，就是时常鸣响着的旋律。《三国演义》成书后，“尊刘贬曹”的思想则完全确立。考究源流，可以看出这一创作倾向受到时代政治变化、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等多方面的影响。
西晋陈寿《三国志》因为“晋承魏祚”，也因为自己“身为晋武之臣”，尊魏为正统，给予建立魏政权的曹操很高的评价。到了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则是因为赵匡胤篡后周而自立，近乎曹魏之篡汉。而南宋各种演唱的“话本”则力争以蜀为正统，加入了不少有损曹操形象的材料，又是因为南宋“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此时正是元蒙异族对汉族进行打压统治的时期。故此书洋洋洒洒数万言，呈现的“蜀帝魏寇”的正统观念并不只是对逝去历史的一个简单回顾，而是有所寄托的，是将窃据中原的元人与曹魏相提并论，而把政治的道统寄托在抗魏的蜀汉刘备上，是对汉族统治中国的政治道统理想、社会意识的间接表达。这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艺术作品是对一种可能恢复的永恒秩序的呼唤。
据载，罗贯中是一个深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正统文人，很早就有“有志图王”的政治理想，在自觉学有所成后，投奔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做幕僚。在起义军被灭后，罗贯中心中仍然难以割舍“修齐治平”的政治情怀。因此当政治抱负在现实中实现不了时，这个落魄文人将一己幽愤、理想化为一纸文章，重新演绎了三国的历史。故通贯《三国演义》全书的“尊刘贬曹”思想倾向，实际是寄托了罗贯中个人渴望明君的政治诉求和有志成为诸葛亮那样的贤臣的情怀襟抱。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各路政治势力，各种矛盾斗争。但在篇幅比重的安排上，除了一开始汉末乱世，各路英雄登场以及曹操平定北方阶段，其余均以刘备集团为写作中心，并在开篇就将当时诸多显赫人物置于一边，首先将后起的、出身孤寒的、名不经传的刘备作为第一位英雄推出，这无疑是受“尊刘贬曹”的创作倾向的影响。
因为这种创作倾向，《三国演义》在蜀汉和曹魏政权的两位握权者刘备和曹操的形象塑造上，多有偏向。
关于两人的出身，裴松之注《三国志》明确指出，刘备“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但《三国演义》不肯囿于这些记载，不惜虚构事实，千方百计渲染他“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的皇室宗亲出身，提高他的身价，并评价其自小就至孝至勤，在称呼上，他人也常用“先生”“皇叔”等尊称。而对曹操则称“曹贼”“奸雄”等恶名，甚至在介绍他时，直呼其小名“阿瞒”，并记述他少时放荡无度、欺诈无赖的习性。
在刘汉和曹魏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争斗胜败上，《三国演义》也宣扬一种基于“蜀帝魏寇”倾向的天命观。刘备代表的是汉室皇权帝胄的正统，蜀汉政权的发展颇多坎坷，虽最终失败，不免有一种悲剧色彩，但作者在记述纷争的过程中极力贯彻一种“天生贵人”必有“天助”，最终也应“天成”的宿命思想。而对于曹魏政权最终被司马氏篡得这一结局，在《三国演义》的第一百一十九回有诗叹“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这就是将魏灭的原因归为天理循环，因果报应。
在人物塑造方面，曹操的自私残忍和刘备的仁德宽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隆中对”一回，刘备初见诸葛亮就表明了自己“欲伸大义于天下”的仁爱志向，对诸葛亮做出“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请求。关于曹操的为人，《三国演义》写他残杀吕伯奢全家之后，竟声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两句话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曹操极端自私的人生哲学。纵观《三国演义》全书，曹操一生，小至待人接物，大至操纵权柄，确乎处处以此为行为准则。极端自私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家的才能气魄结合，成就了曹操一代“奸雄”的形象，更决定了曹魏集团“霸者之政”的特点，以霸力而兼诈力进取天下。这与刘备在“三让徐州”“携民渡江”等事件中所展现出的“仁者之政”，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罗贯中记述的曹、刘二人的事迹，虽然很多情况并非空穴来风、无史可据，但确有不少过分夸赞刘备或诸葛亮的勇力和谋略，虚构胜利、隐其失败的内容，这些被特意模糊或者不切实际虚构的事实真相，能给刘备收获大量赞赏和同情，而给曹操以极大的否定和鄙视，使之最终形成忠与奸、美与丑、好与坏的尖锐对比，实现了作品“尊刘贬曹”的内容倾向，也成功地完成了对刘备和曹操两个人物的艺术创造。
不光是曹、刘二人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奸诈和仁厚对比，曹魏集团的内部关系与蜀汉集团也不同。群雄逐鹿中原，无不求贤若渴。曹操和刘备相异的是，曹操为了罗致人才，往往不惜利诱和胁迫，如为了强揽徐庶入营，曹操意欲“赚其母至许昌，令作书召其子”，在被徐庶母亲触忤拒绝后，曹操竟欲怒而杀之；对于已经到手的人才，又大抵充满猜疑和欺诈，如谋士荀或对曹操事业的发展竭忠尽力，但当他对曹操“加九锡”的愿望有所触逆时，曹操便“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不久即赐死。与曹操使诡计、傲慢待人相比，刘备却显得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小说在第三十六、三十七两回详细记述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的过程，展现了他耐心谦恭的诚意，在孔明自言“懒于应时节，不愿奉命”时，刘备甚至流下眼泪。在孔明同归新野后，刘备也表现出足够的真诚信任，对诸葛亮几乎言听计从。“白帝城托孤”更是表现了二人之间理想的君臣关系。
刘备的仁君风范，君臣之间的兄弟情谊，构成蜀汉集团的“王者之政”，这正是作者之所追求、《三国演义》着力歌颂、民心之所向的理想政治。与“王者之政”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曹魏集团的“霸者之政”，使得曹操虽有满腹政治野心和谋略，却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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