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陆军元帅艾伦比（Allenby）子爵率领的军队最终推翻了奥斯曼帝国，使英国成为中东的超级大国。尽管艾伦比曾亲自为其开疆拓土，但是他却对英帝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然而他只是把这种疑虑埋在心里，因为在1919年3月他已经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那广为人知的坚强性格和钢铁般意志。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像其他殖民总督那样的信仰，因为他知识面甚广且富有怀疑精神。这些令他觉察到了那种正在开始积蓄力量并即将对抗英帝国的历史动力。在1920年初一次与密友的饭后闲谈中，他指出英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崩溃，而其子民也将变得更加开化。1但是他担心这些人学到的东西不能使他们获得手握权柄者所必需的“责任感、正义感和领导力”。
过去八个月以来的事态使艾伦比不安地了解到埃及的小学生们一直在学习仇恨英国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出生于1918年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el Abdul Nasser)[1]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这样回忆道：“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每次看到飞机越过我的头顶，我就会高喊：‘万能的神啊，给英国人降下灾祸吧。’”2另一个未来的埃及领袖安沃尔·萨达特（Anwar el-Sadat）[2]出生于1921年，他还记得父亲是一个极端的仇英者，其偶像是先后打败了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法国人，并智胜了英国人的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amal Atatürk）。1932年，年轻的萨达特因为报纸上关于甘地生平的报道而深受感动，当时甘地正在为向英国政府面陈印度立场而途经埃及。3
然而诡异的是，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却与艾伦比一样感受到他们也是在对抗无法抗拒的力量。当时还是高中学生的纳赛尔回忆他曾在1935年的反英示威中“喊破喉咙”。“但这是徒劳的——我们的呼喊除了在山岩之间回荡以外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英帝国看起来不可撼动，对于其他一些高喊口号、投掷石块与警察士兵战斗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如此。此外，埃及人还痛苦地发现，那些不时飞过他们市镇的飞机还会投下炸弹。
像纳赛尔和萨达特一样，成千上万的埃及热血青年不断上街闹事，要求英国不再干涉他们国家的内政。组织这些抗议活动的是埃及最大的政党——华夫脱党，在萨达特等人的眼中它是“全体埃及人民与英国抗争的代表”。但对英国人来说，华夫脱党则是一个也许能够最终摆脱的麻烦。为了尽快摆脱它，他们监视了其活动（却并不太成功），在华夫脱党逐渐得势时逮捕并流放了其领袖，别的时候则假装他们并不存在。
华夫脱党的起源十分和平。一战结束后不久，一个由多名备受尊敬的埃及政治家组成的代表团（这是“华夫托”一词的本意）面见了英国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礼貌而坚决地要求结束埃及作为英国的被保护国地位恢复独立。领头的萨德·扎格鲁尔（Said Zaghlul）曾被克罗默勋爵（Cromer）赞为“对大众极有益的人”，他提醒温盖特英国最近保证将给予阿拉伯人民族自决，并指出埃及人更加有资格自我管理，更应该得到相同的待遇。他知道“崇尚自由”的英国人会对此抱有同情，然而引起温盖特警觉的是他还表示埃及已经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向威尔逊总统提出此事。4
高级专员的态度是坚决的，然而却并未彻底击碎代表团的希望。埃及正经历通货膨胀，战争令国家趋于崩溃，公开地斥责代表团很可能引发群众性抗议活动。远在伦敦的殖民大臣寇松勋爵对温盖特的和缓态度极为不满，命令他回国。现在需要的是坚决的手段而非轻声慢语，在埃及必须也像在印度一样，被民族主义病毒感染之前将华夫脱党扼杀在摇篮中。1919年3月，在寇松的指示下，当地官员逮捕了扎格鲁尔及其同伙，然后一股脑地把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Malta）。
采取强硬措施的寇松显然错估了埃及人的脾气。英国在开罗的地方官也是一样，他们的判断失误更加不可原谅，因为他们原本应该更加了解埃及人的心理，但是他们没有。大体上，英国文官总是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与埃及的上层社会关系冷淡，对他们总是抱着取笑和鄙夷的态度。一年前，一个在苏丹工作的英国官员这样向里奥·埃默里解释这种自发的疏离：
我想我们的公学系统是挡在我们和埃及的受教育阶层之间的巨大障碍，这种系统一般不鼓励对知识的好奇，而是使每个人都聚在一起进行某些特定的游戏和娱乐。5
尽管有些例外的情况。最爱美和最矫揉造作的殖民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爵士曾经教一个埃及同事学习颇具阳刚之气的拳击技艺。但整体上看，英国人还是只想着网球赛和赛马会，几乎不走出俱乐部和酒店大门。就像斯托尔斯注意到的那样，很少有受过教育的埃及人愿意费劲再学英语，反而在英国统治30多年后还是满口法语。
随着动荡的加剧，人们越来越不安地感受到对埃及人的种族歧视也很普遍。麻烦初起时，当地官员和军人只是把那些死硬的民族主义者视为乌合之众，要么只是一群学生，要么是失业的落魄文人和整天泡咖啡馆策划暴乱的煽动者。6在1919年末与埃及人讨论时，米尔纳对埃及贵族阶层的“虚荣”颇为震惊，并将他们及其街头支持者称为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喋喋不休的家伙”，暗示他们其实是少数派，只能代表他们自己。7在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1920年起任埃及英军总指挥的沃尔特·康格里夫（Walter Congreve）将军看来，即使是与聪明的埃及人争论也是在浪费时间。“你与东方人谈政治也许只能谈出最差的结果，踢他们的屁股没准他们却会爱戴你尊敬你。”8
那些确实动手的人同意将军的观点。1919年被征召来恢复秩序的军队显然很享受这一任务，尽管这延迟了他们的复员。英国、印度和澳新军团的士兵认为这些“埃及佬”生性奸邪惯于行骗，因此很乐意能够在镇压扎格鲁尔被流放造成的混乱时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士兵邮件检查员发现在士兵中间广泛存着“约翰牛主义”和对埃及人“愤怒与厌恶”之情。9这一直持续到1919年起义之后：庆祝艾伦比让步的埃及人遭到那些急切希望维持英帝国“尊严”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的伏击。20世纪20年代，殖民当局不得不应对一连串来自埃及各阶层的申诉，他们都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10种族歧视是绝大多数此类事件的背后诱因，尽管有些略懂政治的士兵把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作为1919年骚动的罪魁祸首。11
1919年3月发生的埃及革命是一次因反对粗暴对待华夫脱党而引起的自发性抗议活动。人们在各大主要市镇掀起了暴动及系统性的罢工与破坏活动，以使国内的铁路、电话和电报系统瘫痪。当地驻军指挥官将军爱德华·布尔芬（Edward Bulfin）爵士对此反应敏捷而坚决。暴民们不断被开枪射击，有时甚至被飞机轰炸和扫射，疑似的闹事者被军事法庭当场处以鞭笞或死刑。几名英国士兵被害更是火上浇油，指挥机关甚至一度认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手下人。这次事件的暴烈程度可以与镇压印度兵变相提并论，八周之内至少1500个埃及人死于非命。
此时艾伦比现身了，寇松对这个绰号“公牛”的指挥官寄予厚望，希望他以牛劲儿让埃及人承认失败的现实。可是这一次侯爵大人又错了。艾伦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足够聪明知道他不可能永远靠武力统治埃及，尤其是他手下的士兵已经因为超期服役而越来越不听指挥。埃及现在需要一个由埃及大臣组成的文官政府与高级专员合作按照旧传统行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艾伦比通过解除对华夫脱党领袖流放的途径向埃及人伸出了橄榄枝。
艾伦比的这一让步开始了一段在他和他的继任者与华夫脱党人之间的复杂政治博弈。对英国来说，问题在于苏伊士运河今后的安全，它现在有时也被称为英帝国的克拉潘交叉口（克拉潘交叉口是英国伦敦的重要火车枢纽）。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轮船中，在英国注册的轮船占到了总吨位数的2/3至3/4.1935年起，苏伊士运河在战略上对英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英国要应对日本对远东的野心与意大利对地中海的野心。如果一旦皇家海军要集中力量对付其中任何一个对手，都必须用到苏伊士运河。这条水道的安全则全靠一座英国兵营和驻守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附近的一支小分队，然而艾伦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英国部队一直不断地要去镇压埃及的暴乱，那么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将永远难以保证。
公众舆论也不会容忍埃及一直处于紧急状态。1920年在讨论一个长期的英埃协定的必要性时，《每日邮报》宣称：
英国人民从来也不希望以持续不断的“动荡”为由压制其他民族……巩固英帝国的最佳手段永远都是赢得我们负责照料的人民的爱戴与信任。12
偏自由党色彩的《曼彻斯特卫报》《观察家》和《每日新闻》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不过《晨邮报》和《每日电讯报》还是在附和右翼保守党的意见，他们希望延长紧急状态以打得埃及人彻底不能翻身。(www.xing528.com)
埃及人时常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涉。1919年、1924年至1925年和1936年的政治危机中，英国的战舰都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和塞得港附近水域，英国的军队也在开罗街头列队通过。这些事件中英国政府都是在间接地帮助埃及王室维持政权，他们对控制其子民起着重要作用。浮阿德苏丹（1922年即位为王）按他自己的观点来看是一个爱国者，同时他极其痛恨华夫脱党。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倾向于亲英，因为这样对华夫脱党不利。他在一次盛怒之下的咆哮竟然还破了音（这是因为他曾遇刺导致喉咙受伤），尽管如此，浮阿德想表达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告诉艾伦比，华夫脱党领导人是“一群乱党和无赖”。13
之所以浮阿德会如此痛恨华夫脱党，是因为他们是埃及民族感情的另一个代表。华夫脱党的领导层无一例外来自地主贵族和中产阶层等上层，其中就有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父亲。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获得了埃及议会中的席位，同时也让他们能够支持华夫脱党的机构。因此华夫脱党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偏保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其毫不动摇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他们赢得了工会活动家、大学生、学童以及农夫们的支持，尽管英国官员十分正确地猜到很容易通过恐吓与贿选得到农民们的选票。14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华夫脱党表现得好像他们代表着公众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着从英国统治下彻底独立出来的立场。这种不妥协对于把一个有不同派别的组织团结起来以及抵抗那些更加激进的团体如穆斯林兄弟会和20世纪30年代开始崛起的埃及青年党的压力非常重要。
在华夫脱党之外有一群埃及政客愿意与英国达成和解，浮阿德国王和继任的高级专员可以从中任命大臣。然而穿上英式紧身衣当官为宦有相当的风险，因为华夫脱党的边缘组织中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它们给自己起一些“黑枪帮”或“秘密牺牲者”这样浮夸的名字，从事刺杀英国官员、士兵或者与高级专员合作的埃及人。
英埃之间的第一轮博弈结束于1922年，被恐怖活动与毫不变通的扎格鲁尔搞得心烦意乱的艾伦比强行让劳合-乔治放弃了英国作为埃及的保护国地位。丘吉尔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这是艾伦比胆小怕事的体现，与此同时，扎格鲁尔和华夫脱党人进一步要求英国给予埃及完全的自由。各方为此争吵了两年时间，其间扎格鲁尔再次遭到流放。1924年，一个新的争论焦点出现了：苏丹的归属。英国人再次显露了强硬姿态；迫切希望在选民面前展示强硬能力的工党拒绝考虑改变苏丹现状的任何可能性。
然而苏丹总督李·斯塔克（Lee Stack）爵士于1924年11月在开罗街头被暗杀一事终于耗尽了艾伦比的耐心。“公牛”开始发怒了，他指责扎格鲁尔和华夫脱党挑唆了这次暗杀并向埃及人提出了羞辱性的条件，甚至威胁如果政治性暴力活动还不停止，就将抓获并枪杀人质。这对于新成立的鲍德温政府来说实在太过了，因此他召回了艾伦比，换上估计更加老练的劳埃德（Lloyd）勋爵——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
劳埃德把英国对埃及的统治作了理性化的分析。作为一个浪漫的托利党人，他把埃及农夫想象成坚定正直的人，心里清楚英国人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却受到了狡猾的煽动者哄骗。英国管理下的埃及政府做了很多好事，即使到今天埃及人还以“英式办法”来指代那些程序公平、诚信的办事方法。15劳埃德不无理由地担心1922年建立的那种政府体制将造成1882年以前的那种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作风卷土重来。16因此他不赞成“割肉止损”并且拒绝“躲在‘民族自决’这个浅薄的道德保护伞之下”。171929年，新的工党政府将劳埃德这个看起来见解陈腐的家伙解职，另派一位专业外交官出任高级专员。
英国与华夫脱党之间的博弈也逐渐陷入了僵局。从1919年至1935年，总共召开了八次正式会议以解决埃及的最高主权问题，但均无果而终。在此期间，埃及先后经历了20个政府，但华夫脱党却并未淡出。1935年它组织了一次新的群众性示威和罢工活动，这次英国的应对更加认真，因为其在埃及的地位正经历外部威胁。墨索里尼对利比亚的野蛮吞并，他称霸地中海的幻梦，以及他近来对埃塞俄比亚的野心都更加剧了英国解决埃及问题的紧迫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英国和意大利关系出现危机，英国将不可能抵御来自利比亚的进攻并同时控制住埃及。苏伊士运河也远不止是面子问题。于是就出现了1936年的英埃协定。鉴于过去17年的历史，这项协定可以说是一项外交胜利：英国继续保留其在埃及的军营和空军基地，继续使用亚历山大的海军设施，并与获得完全独立的埃及结成同盟。开罗的高级专员官邸于是变成了英国大使馆，而高级专员迈尔斯·蓝普森（Miles Lampson）[3]也成了自1882年以来英国的第一位驻埃及大使。
可是1939年二战爆发后的几个月却显示埃及对英国与轴心国斗争并不热心。1939年9月，埃及内阁拒绝对德宣战，不过却表示将遵守英埃协定条款并向英国“提供援助”。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埃及对英国采取了友善中立政策；它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扣留德国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英国则继续把埃及变成防御苏伊士运河与整个中东地区的坚强基地。
然而埃及政府的立场却在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时发生了动摇，尽管断绝了正式外交关系，它们却在扣留超过六万个在埃意大利人社区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蓝普森很有理由怀疑埃及的友善中立只是个幌子，浮阿德国王及其密友其实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浮阿德于1936年即位为王，他很有希望将效仿其父采取亲英路线，因为浮阿德曾在英国桑德霍斯特（Sandhurst）军校受训，也许曾在那里获得了英式价值观。但1936年却不是一个当国王的好年头；浮阿德继承了其父对华夫脱党人的厌恶以及成为全民爱戴焦点的野心。这位未来的爱国国王同时还是色情出版物的收藏家（其收藏量举世无双），沉湎女色并热衷于跑车。他在战时的表现显示他对英国的感情跟他的道德观一样脆弱。他和手下的许多高级军官与大臣暗地里都认为英国会输掉战争，考虑到1940年至1941年西非沙漠、希腊和克里特岛附近的厄运，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普通埃及人害怕入侵和轰炸（开罗在1917年曾经遭遇这些），而社会上层则发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十分吸引他们。18
战争之初，蓝普森对埃及人的忠诚深表担忧，甚至准备在必要时恢复埃及的被保护国地位。191940年至1941年间，他和外交部官员压抑了他们对浮阿德的怀疑而采取了一种警惕的无为政策。他们准备了一个后备政府，以防浮阿德与德国和意大利密谋。讽刺的是，蓝普森认为华夫脱党领袖穆斯塔法·阿纳哈斯（Mustafaal-Nahas）更能代表英国利益，尽管其政党一贯持反英立场，却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同盟国。
到1941年底，在浮阿德和华夫托党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重任全压到了蓝普森肩上。浮阿德越来越倒向轴心国集团，因而无法再受到英国信任。蓝普森认为到了要么让他老实听话要么就下台的时候了。1942年2月3日至4日的夜间，一支英国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的混编部队与装备布伦式机枪的车辆一起包围了阿卜丁宫（Abdin Palace），还有几辆坦克开到了阿卜丁广场（Abdin Square）。上午9点蓝普森进入王宫，要求目瞪口呆的浮阿德签署文件任命阿纳哈斯为首相。浮阿德后来自己声称，他在强烈抗议后极不情愿地照做了。浮阿德还表示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纸张破破烂烂，有损其皇家威严。随后传开的流言说英国人动用了一辆坦克来撞开宫门，随侍在蓝普森两侧的南非士兵还在愤怒的国王面前挥舞了手枪。
蓝普森使作为英国行动基地的埃及确保无虞。这比其他问题都重要，他甚至准备在浮阿德固执己见的情况下让其退位。但这种赤裸裸的武力解决让埃及人心灰意冷，并让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还是处在英国人可以对其为所欲为的境遇之下。“怎奈何如此灾祸降诸吾国？”已经是低级军官的纳赛尔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如果有愿意反抗的埃及人，那么“帝国主义将会像娼妇一样退让”。然而尽管这一事件显示出其国民依旧凄惨无助，无法立即一雪前耻，但它依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件事对士兵和我们军官的精神和思想都产生了全新的影响，”纳赛尔记得，“从那以后军官们不再谈论如何腐败，如何享乐，而是如何奉献，以及为了国家尊严而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20
【注释】
[1] 纳赛尔：埃及军官和政治家，1954年至1956年任埃及总理，1957年至1958年任总统，1958年至1970年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总统。1956年他的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方案触发了一次国际危机。
[2] 萨达特：埃及政治家、总统，直接参与了促使签署1979年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谈判，与以色列总理梅纳切姆·贝京同获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萨达特被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刺杀身亡。
[3] 蓝普森：英国职业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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