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帝国的资源使其成了战争中最令敌人恐怖的大国。帝国幅员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4，人口多达4.25亿，其中3.66亿是有色人种，当然这其中有3.16亿居住在印度。这样的人力资源被毫不吝惜地用来在每一条战线上提供组成帝国军队的战士、劳力以及挑工。
一战结束时，英帝国陆、海、空军已达850万人。其中，570万来自联合王国（4/5来自英格兰），140万来自印度，63万来自加拿大，42万来自澳大利亚，13.6万来自南非，12.9万来自新西兰。最后的这个数据尤其惊人，因为它超过了新西兰符合服役条件人口数的一半。1非洲殖民地提供了5.7万名战士和惊人的93.2万名挑工和劳工，其中大部分在与德国进行的东非战役中服役。2还有33万埃及劳工在法国和中东服役，4.3万南非黑人在东非和法国北部处理后方杂务，特别招募的中国劳工队也被投入到法国。到1918年，光是在法国就有将近34万中国人、非洲人和埃及人。这些人和其他前线上的同伴一起，承担了总体战中的苦活累活，使得白人可以不断地被送上火线。只计算军人数量认为英帝国没有充分利用其人口资源显然大谬不然。尼亚萨兰在1914年至1918年间提供了1.5万名和20万名劳工，占其成年男性总数的2/3.3黑人士兵的比例本可以更高，但殖民部对于黑人与白人打仗感到紧张，高官们错误地认为黑人不如欧洲人那样坚毅顽强。4
大战以最极端的方式揭示了一股长期在帝国表面之下回旋搅动的潜流——种族偏见和种族紧张，1914年10月至1915年9月间在法国指挥印度军队的詹姆斯·威尔科克斯（James Willcocks）爵士曾公开赞扬印度战士是“第一等的士兵和天生的绅士”，但私下里却对白人护士照料他们感到恶心。5卢格勋爵（Lord Lugard）一想到妻子接受黑人医生治疗的念头就惊骇不已，1918年，在利物浦医院的一个西印度病人能否被英格兰护士照顾的问题也让一位外交部官员大皱其眉。6
1915年3月，埃及的毛利人部队接到守备马耳他的命令，而不是和他们的白人兄弟们一起攻击达达尼尔海峡，令他们大失所望。7自不必言，对于高级将领们来说，能最好地支撑英帝国在中东地区威严的是白人部队。这并不全是种族偏见。1918年印度人和黑人突然大量涌入这一地区和白人士兵的转入法国，加剧了埃及人中流传的不列颠马上就要失败的传言，新来的据说只是炮灰，很快就要被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尽数消灭。8那些这么想的埃及人对自己所经历的英国种族主义言行颇多微词。
此等现象在中东地区的军队中俯仰皆是，不列颠人、自治领人、印度人和殖民地人都不能免俗。来自伦敦犹太人社区的两个皇家步兵营将士们抗议将他们和西印度人编入一个旅，而西印度人自己也对自己要和亚非病人共享病房表示愤怒，因为他们“对英语和西方习惯一无所知”。9西印度人进一步因为被命令进入澳新军团刚刚拒绝进入的肮脏车厢而怒不可遏。10
1918年的事件更被视作突出反映了澳大利亚士兵臭名昭著的刺头性格，这可成了长期习惯于英国兵温顺性格的高级军官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澳大利亚士兵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且首先甚至经常只认同自己的直属部队。澳大利亚军官尽管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却也必须在行伍之间一步步往上爬，所以他们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融洽。为了体现“官兵一体”的情谊，一个澳大利亚军官和英国军士分享了他的威士忌，结果在英国军事法庭上受到申斥，因为他的行为被诟病为破坏了纪律。这种纪律及其意欲支撑的整个等级观念对那位澳大利亚士兵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起初，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士兵对长官的卑躬屈膝深感迷惑（苏格兰人看起来远没有那么驯服），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对那些不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人嗤之以鼻。11
英国将军，尤其是黑格一想到澳大利亚人的不服从精神可能会传染给英国人就感到心烦意乱。然而并没有，英国兵对那些可恶的“5先令们”的嫉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澳大利亚人的工资是每天5先令（合25便士），而英国士兵则只有1先令。12在埃及和之后的法国，这些余钱通常用来买酒和嫖妓，澳大利亚的媒体则抱怨本国的优秀青年饱受母国“堕落”的摧残。13最近一次在1915年发生的澳新军团中性病大爆发导致了开罗的一次暴乱，许多妓院被洗劫和焚毁。之后两次澳大利亚人的闹事包括1918年在法国的哗变和为了报复一个新西兰人被杀而摧毁了苏拉法的一座阿拉伯村庄，并杀害了数名村民。
相比之下，印度的职业士兵通常懂得自己的职责和位置，或者他们的长官这样认为。但战争的重压证明并不是这样，1914年秋天被派往法国的两个印度师很快就丧失了战斗意志。尽管过去十年进行了内部改革，印度军队及其高级军官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准备好打现代的欧洲战争。战场上湿冷的天气和严重的伤亡（有些部队仅一次战斗就减员过半）引发士气衰退，这一点表现在1914至1915年冬天的自伤和装病风潮中。141915年5月，负责审查印度士兵邮件的审查员发现许多人觉得自己无望幸存，黑格担心一场哗变即将到来。15徒劳地试图掩盖印度士兵不满情绪的英属印度政府也同意这个看法，9月，印度派遣队被撤出法国，转而派往美索不达米亚。
1914年的帝国兵力动员工作继续缓慢进行，而且其原则仅仅是为了找些自治领的士兵来代替英国的正规军作为守备部队，这些人在法国十分紧缺。1914年至1915年冬天发生的事决定了帝国战争努力的形态和方向。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之际，法国的战事已经发展成最好用加长的包围战来形容。两条正在不断加强防御的工事，每条绵延数英里，从苏伊士运河一直延伸至阿尔卑斯山脉。接下来的三年半，英法联军和德国军队都在试图粉碎和穿透对方用铁丝网、壕沟和地堡组成的战阵。与此同时，双方的高级军官也想努力发明一种战法，把现代战争的一些新发明——机关枪、高爆弹药、精确轰炸、飞机、毒气、坦克以及无线电等一齐应用起来，给敌人造成致命的打击。不过防御手段的相应提升也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试图打破西线战场僵局的过程慢得要命而且十分血腥。其标志是从1915年到1918年间的一系列杀人数十万却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大规模攻势。1915年12月，掌握英国远征军指挥权的黑格为这一战术辩护时指出其使德军的士气和体力都降至低点。这可未必。确定的是协约国需要绵绵不断的兵员来补充消耗战必然会带来的损失。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英国和自治领首先想到的是依靠志愿兵。
强制征兵制长期以来被认为侵犯了宝贵的个人自由，而人身自由在英国和自治领是受到人们公认的权利。不过这类观念在战时是奢侈品，随着志愿兵数量的减少，英国政府于1916年初被迫采用了强制征兵制。新西兰在5月效法了英国，但在服役率不断降低的澳大利亚，义务兵役制受到了普遍的抵抗。此事曾在1916年10月和1917年12月两次提交全民公决，每次的投票结果都坚决反对强制征兵制。每次公投都遭遇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强烈敌对，1916年都柏林在复活节起义遭到的整肃和英国政府不愿实施爱尔兰自治使得其对英国的传统反感更加尖锐。强制征兵制还开启了加拿大的种族分化，那里的法国裔加拿大人不赞成1917年8月通过的强制征兵法。1917年冬到1918年春强行征兵还引发了魁北克的骚乱。因为害怕全心全意支持战争的英裔南非人和一部分支持德国的阿非利加人之间心生罅隙，南非政府甚至连考虑一下强制征兵法都不敢。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法裔加拿大人和布尔人对强制征兵法的反应提醒人们，在白人自治领内部有些群体的集体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可能与英国有天然的共鸣，或者对帝国有任何依恋之情。
尽管采取强制征兵制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在自治领自己手中，但是对帝国战争努力的总体控制和分配帝国资源的责任仍然落在英国战时内阁和最高指挥部的肩上。他们要么得与法国人亲密合作，要么不得不忍受对方，最起码也得把盟国的要求纳入考虑之中。国内的政治阴谋和争执并未因战争爆发就暂时中止，反而更加激烈和严酷，因为很显然，一连串的政府都没能带来胜利。帝国英雄基钦纳作为陆军大臣服务的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战时内阁在1915年4月被联合政府取代。阿斯奎斯继续留任至1916年12月，直到被那些认为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意志打赢战争的报业大亨和政客密谋赶下台。接替阿斯奎斯的劳合·乔治[1]则兼具两者，还颇具个人魅力，他带领联合政府一直掌权长达两年，尽管有时干得并不太舒心。
政府、大臣以及将军和海军将领们的你来我往、升升降降，都是表明决策者之间不睦不和的外部证据。到1915年初，两种关于战争本质和如何取胜的对立意见开始出现。一边是有法国人撑腰的“西线派”，要求把力量集中在法国地区，认为胜利的唯一可能就是在那里打败德军。另一方“东线派”认为法国的战事已经陷入僵局，每天的伤亡人数已经证明想要在那里取得突破只能是浪费人命。相反，应该攻击德国的盟友，破墙任人推，消灭其同盟国能削弱德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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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是东线派的首个目标。强行攻入（土耳其）海峡将摧毁奥斯曼帝国，并打开通往俄国的道路，而俄国已经快撑不住了。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使得这一计划对丘吉尔和基钦纳这些帝国主义者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英国可以就此得到土耳其部分地区。对土耳其的“争夺”实际上早就开始了，1914年11月，一支印度远征军就占领了巴士拉（Basra）并试探性地向北进行了推进，而俄军则入侵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部。为战后瓜分战利品所做的政治准备正在进行之中。到年末，俄国分到了土耳其海峡。经过不断的争吵，1916年5月，《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规定了英国和法国各自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的边界。
根据东线派的主张，对土耳其的行动将刺穿德国“柔软的小腹”；可能将会就此出现一个对抗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战线，并创造一个拓展英帝国的机会。如果不能打破在法国出现的僵局，这在1915年和1917年似乎很有可能，就必须与德国谈判取得和平。因此，英国必须取得一些谈判的筹码并把目光放远一些。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一位来自约克郡的下院议员，对中东地区有专业的第一手知识，他在1916年宣称英国加强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控制可以更好地对抗战后俄国对这一地区的染指。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战后各大国又会为了土地和影响力，重新开始他们之前的全球博弈。
东线派的主张在战时内阁中流行而结果就是1915年春天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其支持者声称此举不仅将把土耳其赶出这场战争，而且是对英法战争实力的精彩展示。但这次帝国力量的实物展示课很快就跑偏了。总共有12.9万人成功登陆，其中1/3是澳新军团士兵，然而土耳其军队的抵抗很顽强。战役被拖至秋天，当突破很明显地化为泡影时，战时内阁不情愿地批准了撤退。
1915年12月加里波利半岛的撤退是对英帝国力量的当众羞辱，尤其是对英国本土人而言。这之后不久，一位印军高级指挥官的评论很能体现传统的英帝国智慧：“我们现在的地位全依靠欧洲人在战斗方面对亚洲人的天生固有优势。”16但是这已不再正确：土耳其人占绝对多数的军队击败了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军队就证明欧洲人并非不可战胜的。加里波利战役再一次让亚洲和中东的人民想起了10年前俄国人败在日本人手里的一幕：白人军队并非不可战胜。策划了整个达达尼尔防御战的穆斯塔法·凯莫尔（Mustapha Kamal）帕夏[2]，成了土耳其民族运动的核心和领导，也成了中东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榜样，当然他在战后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凯莫尔·阿塔图克（Kamal Atatürk）。1916年4月欧洲人的霸权再遭重创，一支英印军队被迫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库特-阿玛拉（Kut-al-Amhara）投降。
在加里波利和库特-阿玛拉的失败使英国威信扫地。库特的失利证明了印度军队至少是他们的指挥官不适应现代战争。对土耳其的争夺被证实远比较早对非洲或者中国的争夺要困难得多。西线派一直坚持认为，为了赢得战争，在加里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役仅仅是浪费人力的杂耍节目，真正的战场应该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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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肯（John Buchan）发表于1916年10月的小说《绿斗篷》以加里波利战役为背景。小说的情节围绕土耳其-德国统帅部试图以救世主之名的圣人为号召，在北非、撒哈拉、中东及印度挑起一次大规模起义而展开。小说里的圣战虽然被及时阻止了，但是其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一直是战争期间英国和英印政府的心头病。1914年11月，土耳其苏丹，即哈里发（所有逊尼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宣布对英国、法国和俄国发动圣战。这些国家是伊斯兰文明的残忍敌人；他们对穆斯林开战已逾百年，从他们手中掠夺了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土地。现在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击，以真主的名义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
梦魇正在变成现实。三年前，费希尔勋爵曾经预言：“这个世界还没有意识到一旦伊斯兰教徒被宗教狂热附体将会做出什么。”17他的这个担忧也得到了那些主要统治穆斯林地区的总督的认同。圣战对印度有巨大的潜在危害，那里的5700万穆斯林是军队的主要兵源。圣战热情在西北前线最强烈，来自这个地区的印度土兵会把信仰置于对英王的忠诚之上，进而当逃兵。一小群帕坦人逃兵据说在1915年至1916年间为土耳其-德国情报部门效力，其中一些可能还回到故乡策动了反英暴乱。比这严重得多的是1914年11月发生的兵变——第130俾路支兵团的士兵拒绝与土耳其人交战。1915年2月又发生了更加血腥的兵变，新加坡第5土著轻步兵队造反，杀死了从欧洲来的指挥官和平民。这两次的兵变者都被抓起来审判，头目被公开处决。新加坡事件后的调查也发现了泛伊斯兰主义颠覆活动存在的证据，以及土兵因为印度军队在法国遭受惨重损失的报告而普遍产生的不安情绪。
英印政府因这些事件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动荡严重地动摇了。“我希望在印度的士兵尽可能是白人。”1915年3月总督哈丁（Hardinge）勋爵对基钦纳如是说。18他的恐慌具有传染性；1916年4月，刚看到一点伊斯兰起义或者阿富汗入侵的苗头，战时内阁就立即调拨了驻埃及的两个师派往印度。19两个月后，阿里·第纳尔（Ali Dinar）起义刚一开始，温盖特就不断缠着伦敦和开罗要军队。1857年印度兵变和苏丹马赫迪起义的记忆历久弥新，成了令官员们不寒而栗的梦魇，然而他们的表现也说明英国对伊斯兰世界权威之不固已深入人心。
不过实际上所有这些担心都被夸大了。土耳其和德国特务部门策划的泛伊斯兰颠覆计划尽管野心勃勃、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最终却由于处理不当、内部不和和联络网过长而功败垂成。那些令人恐惧的狂热爆炸、分散的兵变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系列哑弹。1915年叙利亚逊尼派对埃及的袭击、1916年苏丹的阿里·第纳尔起义以及法属撒哈拉地区的一系列反叛都是由当地军队处理的。镇压撒哈拉起义也借重了尼日利亚团的非洲民兵，他们在1916年至1917年间被租借给法国，这也是这两个昔日的帝国主义对手之间有趣的合作案例。20
有助于减弱伊斯兰狂热的是那些印度和非洲穆斯林王公对英国的效忠，因为英国，他们得以继续在当地的统治。阿迦汗、桑给巴尔苏丹和北部尼日利亚的酋长们（他们为英国提供了18.8万镑军费）保持了坚定的忠诚，并对忠于他们的宗教信徒发出反对圣战的呼吁，宣称哈里发的圣战不过是德国人的诡计罢了。1916年6月，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Hussain）正式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而与英国结盟以后，其宗教影响力像及时雨一般加强了英国宣传攻势的效果。
侯赛因是后来被称为阿拉伯叛乱事件的傀儡。这个起初看来巧妙的英帝国式政变是由驻开罗的一小群热忱的外交部、陆军部官员和情报人员策划的，其中T.E.劳伦斯上尉，后来的劳伦斯上校（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名气最大。他们希望通过买通侯赛因来削弱圣战的力量并吸引大规模阿拉伯人从土耳其反叛到协约国这边来。从政治上说，极端保守的哈希姆家族的首领是理想的伙伴，但是侯赛因的理想也吸引着更加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正盼望着战后阿拉伯诸国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从1917年至1918年间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问题是，正当劳伦斯带领着阿拉伯人从汉志地区向北部移动时，英国和法国早就已经把阿拉伯人希望保留的土地划为了己有。更有甚者，英印政府正在拟定战后吞并美索不达米亚的计划，此举并非仅仅是为了防御，而且希望可以将该地区变成印度移民的殖民地。通过扶植阿拉伯民族主义，英国政府正在创造哈丁勋爵预言中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21
英国在达达尼尔发动攻势，通过红海给阿拉伯提供援助，从印度和自治领向任何需要的地方调兵，这些全仰赖其对全世界海洋的控制。这在1914年底已成为现实，但也有小小的失手。11月，一支孱弱的英国海军舰队在智利沿岸的科罗内尔（Coronel）被德国远东舰队彻底击溃。两个月之内，英国海军的威名和在当地的优势通过福克兰群岛海战得以恢复，此役，德国军舰被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舰队打败，其中包括两艘刚刚从英国紧急召集来的战列巡洋舰。
一战期间唯一一次大规模舰队行动于1916年5月末在日德兰半岛附近展开，结果是德国人在给英国联合舰队造成了相对更重的损失后返回了港口，未分胜负。然而海军力量的天平仍然向英国一方倾斜。英国皇家海军可以继续其从1914年8月开始的对德国施加的严密封锁。德国的反应是在1917年2月1日再次开展曾在1915年短暂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德皇曾预言英国的末日，他差点就说对了；对英国和中立国的任何驶自或者驶离英国港口的船只的全面打击意在饿死英国并在六个月之内使其经济崩溃。德国人开始这一行动前两天，时任联合舰队总指挥官的比蒂（Beatty）在猜测将来会怎样时，忧郁地总结道：
法国快不行了。意大利也撑不住了。因为缺煤，他们的工厂没法开工，而我们没法供给他们，因为货轮都被击沉了。我们的陆军可能在胜利进军并狂砍德国鬼子，但真正的竞赛在于我们能否在德国人把我们的商船运输大军消灭之前以封锁把他们扼死。22
现在进行着两场消耗战，一场在海上一场在陆地，两场协约国都打得不怎么样。在海上，德国潜艇到1917年4月开始取得优势，看起来英国整个的海外贸易即将瘫痪。灾难在最后一刻被避免，劳合-乔治否决了那些海军专家的意见，坚持在7月引入了护航机制。那些专家认为这绝不会起作用。军事专家在法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很得势，这可对最终的胜利没什么好处。英国在索姆河（1916年7月）、阿拉斯（1917年4月）和帕斯尚尔（1917年7月）发动的攻势，以及法国在埃纳河（1917年4月）的攻势没能穿透德国的防线，却使进攻方蒙受了更惨重的人员伤亡。此外，屠杀式的埃纳河战役还在法军中引起了大规模的哗变。
正当法国的战斗意志开始破裂时，俄国已经彻底崩溃了。沙皇独裁在1917年2月瓦解，后续的临时政府发现不可能再坚持战争努力。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轻松地夺下政权并在六周之内与德国和土耳其签署了停战协定。1917年4月美国的参战给协约国带来了安慰，但是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征召和装备好美国人使他们在法国参战，他们被认为是可以改变法国战局平衡的关键。美国步兵和美国海军受到了英国的欢迎，但是美国对战争的意见却并非如此。英国统治者的个人见解被外交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3]总结如下：(www.xing528.com)
比我们虔诚，依然在思索英帝国主义、乔治三世和都柏林复活节起义的美国，也加入了大战。我们怀疑这个新参战国的目的会不会干扰我们的。23
不论黑格和他的助手们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从1917年的黯淡前景来看似乎协约国绝不可能打败德国军队。这个结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战争将以谈判收场的想法盘桓在各位大臣和他们的顾问脑中。如果将会达成一项协定，人们认为它应该遵循1815年维也纳协定的原则，重新划定疆界和势力范围。因此当战斗停止时，最重要的是英国要处于一个可以提出条件以保持和扩大其现有帝国并被接受的地位。
在很多方面，这种英国战争目的论是“东线派”思想的延伸，对主导劳合·乔治战时内阁内部圈子的那些帝国主义者有明显的吸引力。曾经支持布尔人反对帝国主义的首相现在改变了立场。1918年月8月他向赞同他观点的里奥·埃默里（Leo Amery）表达了对迪斯雷利和张伯伦的崇敬，尽管他的帝国知识还有点不够扎实，一次他甚至以为新西兰在澳大利亚的西边。24毋庸置疑，他对帝国地理的无知得到了他的亲密同事米尔纳（Milner）和寇松（Curzon）处理的帝国事务经验的补充。1917年3月以后，还得到了自治领首相或者其代表的补充，他们开始时不时地被允许参加战时内阁会议。这些新来的中最有能力和精力的是南非陆军大臣，杨·史末资（Jan Smuts）中将。他是阿非利加人，布尔战争前是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律师，而战时则是一支布尔人小分队头目，之后则转而成为帝国主义信徒并且强烈支持加强英国和南非间的联系。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一样，史末资也会每周听取由两位死硬帝国主义者里奥·埃默里和马克·赛克斯准备的世界局势分析。
对埃默里来说，“大英帝国的安全和福祉”是英国战争政策的最高目标。他在1916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里揭示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其中提议英国允许德国保有其殖民地，以换取英国对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区域实施不受限制的政治控制。“纯粹是亲德思想”，外交副大臣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4]勋爵如此回应道。25不过考虑到未来的帝国安全问题，埃默里试探舆论风向的发言却是极有道理的。不出数月，劳合·乔治就下定决心要在战后保留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7月他指派埃德蒙德·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执掌埃及远征部，并命令他在圣诞节前拿下耶路撒冷。首相大人认为这一胜利不仅将会为他的任期增光添彩，而且还是一支对抗战争疲劳的解毒剂，而眼下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深受其害。
耶路撒冷如期陷落，艾伦比的大军进城的官方宣传片被当作提振士气的工具发往英帝国的每个角落的每个电影院。劳合·乔治在圣诞休会前的议会下院辩论中，在提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几个月前巴格达的陷落时用了旧式的帝国征服语言：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只是些小打小闹。但大英帝国需要的就是许许多多的小打小闹。在另一场欧洲大战七年战争期间……被全体英国人深深记住的不是欧洲大陆的大战，而是普拉西和亚伯拉罕山庄。26
劳合·乔治提及这些的用意十分明显：英国必须要保留加拿大和孟加拉，因此要在战后保留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劳合-乔治皈依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一定令那些整天在担忧安全和可防御前线的高级军官感到高兴。中东的一条土地将提供一个广阔的走廊把埃及和印度联系起来，并形成阻挡北方入侵的屏障。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那样的一战时的帝国主义者理想更加远大。一位长期在亚洲前线服役的参谋军官认为近两千多年来，像英军高歌猛进这样的情况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绝无仅有。他认为当地人被震撼了：“我们种族的百折不挠……令他们大开眼界，从罗马帝国以后就没有欧洲人这么做过。”27
当这种绝对统治在中东的沙漠上建立以后，欧洲会发生什么？这里，事情因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态度和他的“十四点原则”而变得复杂了，1918年1月他把后者作为协约国的战争目的提交了美国国会。他精心策划的和平计划回应了近期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要求，显然和平的代价是德国吞并部分俄国领土。威尔逊以理想主义对抗贪婪。他列出的协约国和平条件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正义清单，还包括承诺使迄今以来被德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中欧和南欧民族在战后实现民族自决。第五条试探性地把这一原则扩展至欧洲以外。至于那些德国前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命运将会在平衡“相关民族的利益”和希望得到那些地区的帝国利益以后做出决定。由于担心得罪英国，威尔逊对这一提议极为犹豫，但他还是努力找到了一套说辞力求不为难美国的盟友。28
但他并没有成功。威尔逊式的崇高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欧式和平愿景，英国人想以殖民地来换取大陆边界的重新划定。这对劳合-乔治及其政府来说真是讨厌，但是为了美国的财政和物质援助他们只好忍受。范西塔特这样讽刺威尔逊的和平条件：“我们的统治阶层可不喜欢当被套上鼻环的约翰牛。”威尔逊的主张发表九个月前，保守党前首相阿瑟·鲍尔福（Arthur Balfour）就警告内阁不要让“欧洲友爱思想”阻碍战后帝国安全的实现。29波兰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混杂的南斯拉夫人的利益必须要服从于英国的利益，因为他们基本或者根本没有对协约国有所助益。此外，已经得到德属太平洋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征服了南部西非的南非拒绝放弃到手的东西，就像英国政府拒绝放弃1914年至1916年间夺取的多哥兰和喀麦隆以及在1917年12月经过漫长艰苦的奋战才最终占领的德属东非。
1918年1月时对和平的任何推测都只能是纯学术性的。刚刚从俄国前线腾出手来的德军开始被运往西线，准备发动一场预计前所未见的凶狠进攻以赢得战争。留在后方的开始向东边的黑海进军，同时新成立的土耳其“伊斯兰军”则在准备向里海推进。俄军没有什么正牌部队可以抵挡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协约国看起来各处都不太牢靠，除了海上德国潜艇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弱。
从1918年3月到7月的连续三次德国攻势都切开了协约国的防线，不过每次协约国后撤的部队都能重新组织起新的防御阵地。8月反击开始并持续到了10月底。德军失去了阵地和继续战斗的意志。协约国没想到结局如此突然，其最高统帅部还在准备1919年的行动和可能更晚一年的彻底胜利。11月第一周里，德国的公共秩序崩溃了，德皇退位以及公海舰队水兵的哗变迫使政府不得不选择求和。等同于德国投降书的停战协定于11月11日生效。在其他战线也是同样的“破鼓众人捶”局面。在中东，艾伦比卓越的快速进攻击溃了一支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土耳其与德国联军，9月30日澳大利亚骑兵夺下了大马士革。一个月之内，阿勒颇和安提克就失陷了，土耳其政府继而投降。与此同时，协约国在意大利北部和东南欧的攻势也让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跪地求饶。
大英帝国坚持到了胜利。德国刚一投降，寇松就以狂喜的口吻在大谈未来的世界里英帝国将会多么伟大光荣：
英国的旗帜从未在一个比现在更加强大和团结的帝国之上飘扬；英国人从未如此高傲地面对世界；我们的话语从未在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持重，甚至将决定人类的命运。30
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许多类似的浮夸论调也源源不断地从领袖、政客的口中和记者的笔下倾泻而出。其中大多还说得过去，因为帝国的子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总的伤亡人数如下：
大多数伤亡发生在法国境内，在1918年11月那里有不到200万英国士兵待命，和他们一道还有15.4万加拿大人、9.4万澳大利亚人、2.5万新西兰人。另有30.6万帝国士兵部署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其中包括9.2万印度人和2万澳大利亚人。22.2万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役，内含12万印度人和10.2万英国人。超过33万当地劳工在中东的交通线上辛苦工作。31
对几个自治领来说，战争的经历是通往民族国家道路上的一个仪式。澳新军团日，也就是加里波利登陆的周年纪念，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纪念日。其情感意义和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献身的事迹在20世纪20年代新西兰的学校晨礼上得到了深刻的展示。在这小小的再现仪式上，一个男孩向乔治五世的画像敬礼并宣誓：“我们的国王激发我们对祖国及其法律的忠诚和热爱，因为他通过人民的同意进行通知。上帝保佑吾王！”接着，国歌响起，一个男孩口诵下列语句：
世界大战证明了我们美丽祖国的成千上万儿女们死得其所。像他们一样，我们宣誓，好好生活并将不惜以死来捍卫我们的祖国和帝国的兄弟们……32
但他们真的是为帝国而死的吗？征兵口号和宣传海报总是强调帝国；1916年的加拿大士兵的爱国主义入门手册包含如下劝告，"E代表着我们将为之牺牲的帝国”，还有许多插图画着英国雄狮和它的幼崽们（自治领）一道挑衅地嘶吼着。33传教士的儿子基斯·法利斯（Keith Fallis）19岁就加入了加拿大军队，他认为他可能和其他人一道儿被战前的帝国主义宣传洗了脑。“我从不怀疑，”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对的而德国人是错的，我们正在为了让民主世界更加和平而战。”34前线不是鼓吹沙文主义情绪的地方，因为士兵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活命或者从战斗创伤中复原。英国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对“帝国”这个词无动于衷，不过其中有些还因为把它错当成了帝国音乐厅的代名词而有所触动。351918年7月一次战时内阁在讨论未来帝国的组织结构时，直率的澳大利亚工党首相比利·休斯（Billy Hughes）谈到3/4的驻法国澳大利亚人只想跟帝国脱离一切关系。36黑人士兵的战斗动机有时不太容易理解，他们很少留下过往的记录。当人们向他们提出参战的种种解释时，他们关注的是德国人可能会来抢他们的土地，正如新兵们1914年在尼亚萨兰听到的那样。371916年至1918年间在喀麦隆战役中当脚夫的尼日利亚人被灌输的是“你们将要去帮助英王的军队打仗，他们会阻止德国人来毁掉你们的国家”38。
从战争一开始，官方就对大量征召黑人士兵持保留态度。1915年一位殖民事务部官员如此提醒陆军部：
不能忘记训练西非土著拿起我们的武器，并因成功地与欧洲人交战而获得新的自信可不太可能在和平时期更加恭顺。39
这一点在种族障碍的另一边得到了理解。在南非，所罗门·帕拉吉（Solomon Plaatje）也意识到了黑人与白人战斗的危险性。“帝国必须坚持有色人种不得对白人动手的原则，否则印度、非洲或其他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王法了。”40他的同胞们被特意安排不去杀白人，而是做日常保障工作，或者像1917年7月当他们被派到法国时乔治五世告诉他们的那样：“没有军火我的军队没法战斗；没有食物他们没法生存。你们帮忙每天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手中，这其实就相当于向敌人投长矛。”41听者对这番话的感想无从得知，不过许多与那些行动做派跟白人差不多，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Freetown）短暂接触的白人都对其与白人接近的程度深感震撼。相对地，白人在利物浦码头上卖苦力以及在码头上拉客的白人女人轻浮、随意的形象也令他们极为诧异。42
南非的黑人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深色皮肤自动把人降格到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在原来的西印度社会里本来更占优势地位，他们受到传教士的教育，被慈爱家长似的当地殖民政府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统治着。尽管在巴勒斯坦战役中表现英勇，急切希望报效英国的西印度志愿兵却受到了种族主义的轻慢对待，这令他们义愤填膺。他们的不满终于在1918年12月塔兰托的哗变中爆发了。在一次抗议集会上一位中士叫道：“西印度的黑人应该自由地统治他们自己。”他的观点得到了听众的鼓掌欢呼，几个月后，殖民事务部的常任副大臣乔治·费迪斯（George Fiddes）爵士警告西印度的官员说：“白人不喜欢黑人发出的新声音。”43
印度民族主义者把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功劳看作是通往独立之路上的一步。他们的领袖，曾在布尔战争随战地救护车队服役的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在1906年的祖鲁战争中再次穿上军装，但是由于胸膜炎发作他没去成美索不达米亚。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参战代表，他接受了威尔逊的战争观，并于1918年6月要求其追随者也参与进来。他在孟买的演讲中告诉听众，民族主义志士会结成一支“自治者”的“民族军”。“他们将会为英帝国而战；但他们战斗的原因却是志在成为英帝国的伙伴。”44
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把为帝国而战的人统合起来。帝国主义狂热分子，主要在英国，认为战时的合作是帝国团结可以实现的一个光辉例证，但实际上这和帝国未来的凝聚力一样都是虚无缥缈的幻影。1914年德国主宰欧洲的危险当然令英国和自治领感到警觉，这个危机把他们拉到了一起。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打得不错，但是不久之后，随着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在帝国的军队中服役，他们逐渐开始对与其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英式僵化社会结构极为反感。许多人暗自庆幸他们或他们的祖辈移民出来了。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发现了新世界，见识了新思想，认清了他们在英帝国里的位置，于是回到祖国后就开始质疑英帝国的一些基本理念。
不论怎样，维多利亚后期和爱德华时期那种英帝国各部分联合成一个稳固阵线的美梦已经成真。但帝国主义者当时和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些被要求付出牺牲的人可能在期待得到报酬。进而，在英帝国建构的最后一波浪潮中，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结盟，以战争征服了中东的领土。1918年时人们依旧在观望，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究竟能不能与甘地口中的“弱小民族”和谐相处，毕竟最后这11个月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
【注释】
[1] 劳合·乔治：英国政治家，全名为大卫·劳合·乔治，劳合·乔治是其姓氏。
[2] 穆斯塔法·凯莫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被尊为国父。帕夏是土耳其语中对身居高位者的尊称。
[3] 罗伯特·范西塔特：英国著名外交官，曾官至外交部常任副大臣。
[4] 罗伯特·塞西尔：英国著名政治家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儿子，一战中曾任负责封锁事务的外交部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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