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爱德华时期的帝国宣传都暗示着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这种论调甚至受到欢迎。巴登·鲍威尔敦促他的童子军“居安思危”，而在1911年义务兵役联盟的一本小册子里，他提醒英国的小伙子，他独自一人站在“他的母亲和姐妹，他的妻子和女友”与异族入侵“不可思议的耻辱”之间。即便是有任何道德上或身体上的缘故令年轻的爱国者对于拿起武器有所顾虑的话，令人难以置信的肤浅的断言也会帮助将其抛在一边。“战争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谋杀，而是牺牲——基督教的灵魂”“战争和杀戮并不是它［战争］的本质，而是意外。”1
到了1900年，有关未来战争的原因以及可能过程的思考已成为一个发展成熟并且非常受欢迎的文学流派。在未来的14年里，英国与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轰动性的、半虚构的战争故事数量稳步上升。对于这种虚构故事的需求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国家公民不确定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对新技术，特别是空中技术的迷恋。这一技术目前正在开发作为军事用途。这些想象中的战争的场景在1900年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位专门写作此类小说的业余作家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在1894年所出版的小说《1897年大战》（The Great War of 1897）里把法国和俄国当作英国的敌人。而德国则是其在1906年的畅销书《1910年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当中扮演敌对的角色。这一小说在《每日邮报》上连载。其所有人诺斯克里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恐德症患者。他总是寻找机会提醒他的同胞们在北海的危险。在一次到德国的旅行中，他访问了其不断膨胀的工业城市。他说：“这些新工厂的每一个烟囱是一把指着英国的枪。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枪的火力都非常强劲。”2
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刺激了战争贩子的野心。从1906年起，时而爆发的间谍狂热震撼着国家。所谓德国特务组成地下军队的谣言四处散播，同样荒唐的还有夜间飞艇飞过约克郡的报道。即使是政府，也有点神经过敏了，并于1912年通过了草草拟定的《官方保密法》（Offical Secrets Act）。许多这样的风潮是由支持征兵的团体所精心策划的。他们精心地挖掘出早已埋在民族心底里的强烈、不理性的对于突然袭击的恐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随着入侵警报对全民戒备和重整军备的要求，这一情感时而浮出水面。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纪早期有关入侵的恐慌有着不同之处。越来越多的德国海军使后者更有说服力。
1898年，德国《海军法》及其修订案为雄心勃勃的船舶建设项目制定了框架。这一项目于1920年完成后，德国将会拥有一支具备45艘战列舰和32艘巡洋舰的舰队。1914年，德国政府修订了这一计划，要求到1928年为止总共拥有61艘战列舰。这一事业的灵感来自于一名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上尉。[1]他分析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海权，并说服皇帝，如果德国像英国一样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的话，它就将成为同等规模的世界强国，并具备至少同样的影响力。一开始，威廉二世（Wilhelm II）认为，德国海军是对法俄海军的一个必要的平衡。但是很快，他就清楚了它可以有助于德国新的国际政治（Weltpolitik）。3如果正如他和他的顾问们所希望的那样，德国获得了殖民地和与它日益增长的财富相匹配的国际权力的话，它将不得不准备好在近乎平等的条件下挑战英国。
1900年的《海军法》序言已经传达了这个好战的意图。它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有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实力的舰队。即使对手拥有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攻击德国也将威胁到对手的地位”。4德国舰队可能无法打败英国，但它可以造成致命的伤害。部署德国新军舰的规划甚至具备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除了少数军舰之外，多数战舰都集中在基尔（Kiel）和威廉港。正如一位英国海军评论员在1905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北海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的前线，而且非常脆弱。
德国海军的创建，它距离英国的海岸线有400英里的事实，以及它可能被用来作为一种恐吓以迫使海外力量让步给政府带来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实用的：必须建造新船以保证皇家海军的优势，而现有的舰队将不得不被重新分配，以作为保卫家园的部队。将战船从海外据点召回要求英国重新审视自己同迄今为止视作敌人的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整军备和外交同时进行，这也成了对全球安全的探索。这一英国政策新道路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2年。此时，英国与日本联盟，为减少远东舰队的数量扫清了道路。
对海军的激进重组和现代化于1904年开始。其领导人为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勋爵（Lord Fisher）上将。[2]他是一个好斗而活跃的六十多岁男人，深知自己相对于同僚的知识优势。与他的时代所不相符的是，他蔑视一切运动和有组织的竞赛。在1904和1908年，费希尔两次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威胁的无情战略。这一战略已在1806年对丹麦舰队的战争中使用过。而在最近的时候，日本对俄国也使用了这一战略；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我的上帝，费希尔，你一定是疯了。”爱德华七世对第一个建议如是反应道。这一建议作为新闻播出后，也造成了德国海军军官的惊愕。他们知道，自己的舰队不可能成功抵御这种攻击。5不仅是英国人会对“海上来的闪电”神经过敏。
费希尔对皇家海军重建的最大贡献是推动设计和建造了一种新型战列舰——“无畏（Dreadnought）”号。“无畏”号创下了11个月的建设记录，并在1906年10月竣工。它的建成令所有其他战列舰显得过时。它的承载重量为17900吨，安装了10门12英寸的炮，以蒸汽驱动，最高速度可达20节。从1906~1907年，另外三艘“无畏”级战列舰竣工。此外，还有两艘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执着（Inflexible）”号和“顽强（Indomitable）”号。这些也都是新奇事物，由于武器装备少的缘故，速度比传统的战列舰要快。但是，它们配备有8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这些军舰代表了海军建设的一场革命，并刺激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军备比赛达到一个新的、近乎疯狂的高潮。在1906年10月，随着“无畏”号下水，德国海军订购了它的第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德国海军“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号。
皇家海军“无畏”号战列舰是一把双刃剑。通过把所有早些时候所建造的传统战列舰淘汰，它的推出削减了英国对德国在此类战舰上相当大的领先优势。尽管如此，“无畏”号和它后续设计的战列舰仍旧使得英国在其与德国的新比赛的开端拥有领先的优势。但是，德国人拥有的意志、技术以及最重要的金钱，令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正如德国海军的规划者们所意识到的那样，盎格鲁-德国的海军竞赛是一个经济上的马拉松。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星球大战项目类似，胜利最终将属于财力最雄厚的国家。6
几乎每一艘在1906和1914年之间所建造的“无畏”级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都在重组了的国内和海峡舰队中服役。这是现在帝国的第一道防线。自1904年以来，由费希尔主导，舰队已经逐渐经历了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包括废弃超过150艘分级过了的炮舰和单桅纵帆船。迄今为止，正是这些小船监管着英国的有形以及无形帝国。由于其体积大到足以威慑作为海盗的中国或阿拉伯的奴隶贩子，让他们无法在现代战争中产生影响。无线电的使用意味着部署在海外据点的轻量级巡洋舰可以迅速集中到出现麻烦的地点。海外中队战列舰数量减少的进行是循序渐进且小心谨慎的。只有到了1905年6月，五艘在太平洋服役的战列舰才撤离它们的岗位。此时，俄国舰队已经在对马岛（tshushima）全军覆灭，而英国重新更新了与日本的联盟。双方均承诺，在其中的一方受到第三方势力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将施以援手。在地中海的英国利益并没有获得此类保证，于是八大战舰均留在了这一地方。1912年以后，两艘战列巡洋舰来到此地增援，给德国的战列巡洋舰“戈本（Goeben）”号施加压力。这些现代战船的存在是国内海域必要的，但是人们认为，它们的撤退将会对埃及和印度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7无论如何，在1904到1910年之间，费希尔完全改变了英国海军的力量配置：在1896年，有74艘军舰守卫国内水域，而142艘远航海外；14年后，其总数对比变为了480艘和83艘。
在英国，外交政策的新道路促进了英国皇家海军部署这样一种彻底改变。1904年4月，英国与法国达成了友好协议（entente cordiale）。这是一系列的妥协，结束了20年对殖民地边界和势力范围划分的剑拔弩张和拔刀相向。在保证帝国的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是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这是英国确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的妥协。在1905和1911年，当英国站在法国的一边抵抗德国在这一地区的进犯之时，这一点经受了考验。
尽管法国为之摇旗呐喊，英国要与俄国达成一个类似的理解不太容易。英国外交官和战略家深深怀疑俄国的扩张主义，而对俄军进攻印度的恐惧一如既往地强烈。如果英国能够说服日本参加阿富汗的战争或在波斯的牵制性战役的话，对俄国的恐惧就不会如此强烈。1905年，关于联盟的条款重新谈判期间，英国人已经将这一提议摆在了日本代表的面前。他们的反应令人失望。这是因为，日本人正准备在满洲里和西伯利亚与俄国开战，并没有捍卫英帝国的意图。8
这一断然拒绝促使英国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其结果是1907年8月的《英俄条约》，终止了二者在中东和亚洲的一场长达80年的冷战。俄国承诺尊重印度的完整性；两个大国同意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得到了该国东南部毗邻印度的一部分，以及南部位于波斯湾海岸的部分领土。在签订这些条款的时候，俄罗斯仍然处于对日本战争的失败和随后的1905-1906年革命后的恢复期。1912年，在一个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俄国的国民信心有所恢复。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沙皇的大臣们企图复兴原有的扩张政策。在西藏和新疆等敏感领域，俄国有了新的利益。9与此同时，在波斯，一场俄国阴谋死灰复燃，表明其政府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1907年条约的约束。10英国官方对俄国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1912年，一个对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省（伊拉克）可能的占领计划包含了从巴士拉到摩苏尔建设一条铁路的要求。如果俄国采取行动攻击印度的话，英国将会很容易地发动对于高加索的反击。11
在放松（détente）其与法俄之间的关系方面，英国做得比较好，即使俄国的善意不堪一击。旧纠纷的解决令英国历届政府都能够自由地调整他们的整体战略，以应对德国舰队在北海的威胁。三者没有缔结任何正式条约，以表明假设法国或俄国遭受攻击，英国就必须参战。在这一情况下，英国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防御目的。确实，1912年底，军事家仍然可以认真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对后者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在欧洲大国之间的未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的观点并没有为战争部所采纳。它在1906年1月要求和获得了内阁的允许，开展与法国秘密讨论在未来与德国战争中合作的问题。
这一重大决定是由新的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 Bannerman）爵士、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和战争部长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所共同做出的。[3]诸如40年后英国的原子弹计划之类的对于英法军事对话的了解，这一决定仍然局限于一个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内部圈子里。只有到了1912年，整个内阁才得知了目前已经极为成熟的计划：如果法国遭到德国的袭击，英国将会派遣160000名远征军到达法国-比利时边境进行支援。
保持这个秘密的一个解释是，不断宣布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的政府担心舆论会对战争计划不利。该安排的支持者可以私下认为，帮助法国将有助于保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但公众可能不会信服，有一种外交抽象概念是值得人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在一段时间里，部长、外交官、军方高级官员和海军军官们已经注意到，尽管公众可以因为伪造的入侵和对间谍的恐慌而义愤填膺，然而他们对于诸如巴尔干（Balkans）或摩洛哥等偏远的地区危机的兴趣不大。对于一些人来说，群众的冷漠似乎是危险的。1909年，贝蒂（David Beatty）上尉[4]，即后来贝蒂勋爵舰队的海军上将，向他的妻子抱怨：“无所事事的英国公众是盲目的，就像日俄战争前的俄罗斯人一样。”12
他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英德海军竞赛与国内问题关系紧密。由于海军议会和随之而来的记者宣传，时不时地引起很大一部分公众的兴趣，因此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在这场竞赛当中领先都是其政策之一。当前者于1906年1月上台的时候，它接受了其前任每年建造四艘“无畏”战船的目标。1907年10月，英国已经坐拥领先地位。它的仓库里和生产线上共有七艘“无畏”级战船和三艘巡洋舰。而与此同时，德国还在完成其第一批新战船的过程中。13不过政府仍感到不安，并在1908年，将年度配额提高到了六艘“无畏”级战船。一年后，有情报表明，克虏伯正在加紧生产镍，并成了德国战舰建设加速的证据，而其结果则被证明是错误的。海军议会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要建造八艘战船，不能等了。”尽管心存对成本的担忧，阿斯奎斯内阁还是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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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所订购的一艘新的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新西兰（New Zealand）”号是由新西兰政府支付的。澳大利亚则为另一艘船“澳大利亚（Australia）”号支付了费用，而这艘船将会成为一艘新的海军旗舰。英国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认为，这一姿态表明了胜利。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说服自治领政府，积极参与新帝国大战略的实施符合他们的利益。至少在英国政府看来，采取措施以确保本国不受到德国海军攻击符合所有自治领的利益。自治领的政治家们并不全部信服这一论断；直到1911年，加拿大总理威廉·劳里埃（William Laurier）[5]先生仍相信，在皇家海军和门罗主义的保护下，自己的国家不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所谓门罗主义，指的是美国承诺反对他国对任何美洲部分的外国干涉。因此，对于加拿大人来说，他们并不用为了他们所不需要的防御而掏腰包。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其他理由而对此表示反对。“德国不是一个威胁。”在1909年，帝国国防会议前夕，澳大利亚首相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声称。“如果有任何威胁的话，我们也必须向太平洋望去。”14在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一直紧张地向北观望着日本的动向。他们和向西观望的加拿大人所看到的是“十亿亚洲人……在用贪婪的眼神向南观望”。15他们相信，数量众多的、躁动不安的远东人将会出现在太平洋上，并最终占领澳大拉西亚的空白领域。这可怕的形象已成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固定印象。也正是这一印象促使他们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移民建立贸易壁垒，也使他们对英国的盟友日本产生深切的不信任感。这一点捍卫了“白色澳大利亚”政策，也维护了帝国的整体性，推迟了1903到1904年防御法案的推行。这一法案要求所有18至60岁之间的澳大利亚男性服兵役。其修订案于1911和1912年推行，强制所有18至25岁的青少年每年进行8天的军训。同样，澳大利亚之所以会决定在1909年建立自己的海军（其中有一个年度预算超过200万英镑），其想象中日本的威胁则功不可没。1909年，新西兰的义务军训背后也是同样的动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相信英国与日本的结盟。出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而言，这一结盟将英国太平洋利益置于日本帝国海军的手中。有些人认为，如果英国卷入对德战争，日本将抓住这一机会在澳大拉西亚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的势力触角可能还会触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在这里，日本移民群体已经出现。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证，在参加英国防御德国海军的大战略的时候，他们不会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与此同时，英国也无法在不削弱国内防御海军力量的条件下放弃与日本的联盟。
自治领的紧密合作与合作意愿对英国的大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英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扩大了的陆地战争中，它将不得不依靠大量的自治领军队。这是因为，到1914年为止，帝国的6500多万白人人口中有2000万居住在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仅仅出于这个考虑，阿斯奎斯政府就不得不平复自治领所有的有关自身安全的怀疑，并说服他们将军队借给英国。在于1907年成立的帝国总参谋部（Imperial General Staff）的监督下，双方进行了技术、军事训练以及员工方面的合作。1909年，总参谋部与海军部制定了计划，为自治领提供海军防御力量。在这里，英国不得不考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黄祸（yellow peril）”的幻想，并为太平洋联合舰队提供部队。这些努力并不足够，所以新西兰总理约瑟夫·瓦德（Joseph Ward）爵士要求，并在私下里得到了更多实质性援助的保证：“那时（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东部的种族将会给澳大利亚和我自己的国家造成麻烦。现在高兴地与连英国结盟的东方大国……可能会打破结盟的约定。”16这样一个紧急状况所发生的概率于1911年化为乌有。此时，英国延长了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契约。
1911年有关帝国国防的会议见证了一次伟大的突破，以促成自治领更为积极地参与到英国的大战略当中来。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处于舞台的中心。在一场引人注目的、雄辩的演说中，他打破先例，概述了英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如果有构架采取他所称的“拿破仑”政策，即以武力或恐吓在整个大陆上占据优势，英国只有可能会卷入欧洲战争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海权将受到威胁。因为，这一占据优势的国家可以率领多达五个其他国家的舰队来与英国对抗。他得出结论：
只要维护海权与对海上通信保持控制是我们欧洲政策背后的动机，自治领与我们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17
格雷的听众们表示同意；没有英国的海权，自治领将无法以目前的状态生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格雷所描述的情况出现的话，他们将站在格雷一边。
格雷向他的听众保证，英国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达成私下里的协议，自治领代表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过去五年的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在将来，他们也不会听到任何消息，因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无法参与讨论与自治领无关的军事和海军事务。18即使他们对英国在法国东北部打击德军的初步承诺不满，自治领领导人现在仍然相信，一旦英国觉得自己的海权受到威胁的话，他们就必须支持她。正如格雷已经明确解释的那样，不这样做的话将会危及各个自治领。
通过把海权问题当作英国是否进入欧洲冲突的决定性因素，阿斯奎斯政府将自治领纳入了统一阵线。因此，英国可以指望来自自治领的部队。如果战争延长，这一点将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出席会议的代表会怀疑，德国的“拿破仑的野心”将引发一场战争。在格雷致辞之后的早晨，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6]与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共进早餐。他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将立即率领40000人进入德属西南非洲。19英国方面已经敦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旦战争开始，就迅速采取行动攻打德国的太平洋殖民地，虽然他们可能并不需要鼓励。
1911年，在英德反感日趋深化的背景下，帝国会议得以召开。德国海军仍旧是争论的焦点，但双方的敌意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事关德国下一步将会怎样做。1912年，右翼帝国主义杂志《19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的一篇文章对这些原因做出了总结：
在德国，国内的高出生率为其提供了动力，爱国主义则成了其国民的本能。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自愿放弃扩大国家版图与获取殖民地的前景吗？20
德意志帝国的扩大和德国政治影响的扩大是“世界政治”政策的中心。但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声称，这不涉及任何侵扰英国有形或无形帝国的行为。相反，德国要求从那些处于崩解边缘的帝国中公平地分得一杯羹。这些帝国包括：中国、土耳其和葡萄牙。
虽然亲德派的部长和外交官有受到公众谴责的风险，英国已经准备好对德国为改变国际现状的要求加以适当的让步。然而，1913年，一个有关葡萄牙殖民地的秘密协议已经达成了。经过一番争论，1914年，双方就柏林——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的铁路达成一致。英国原本是这一事业的合作伙伴，其主要目的在于开拓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资源。但是，它在1903年就退出了，理由是其投资份额太小。后来为寇松描述为“刺向印度的匕首”的这一铁路吓到了德里当局。皇帝在1907年所发表的奇怪即席演说并没有抚平它的神经。他说：“我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武装人员处于确定的、距离印度不远的前线上。”21这样一种奇特的、混合威胁、自夸和愚蠢的言论经常从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嘴里说出来。它极大地增加了这段时间内的紧张局势。
英国方面则迅速采取了预防措施。在1906年，帝国国防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占领巴士拉的计划，其中包括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伊拉克）与印度移民的建议。22一年后，作为附庸的科威特酋长同意将他的前滩租给英国，后者将其作为巴格达铁路的波斯湾总站。印度以及外交部也在暗中培养奈季德（Najd）的统治者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Abd al Aziz Ibn Saud）[7]的好感。1907年，在扩大其祖产的过程中，他占领了科威特和卡塔尔之间的海岸。此时，外交部意识到有必要保持波斯湾作为英国内湖，也意识到公开支持对土耳其苏丹的叛乱并不恰当。与此同时，它拒绝承认伊本·沙特独立，并警告土耳其不要对他采取行动。23
建立帝国的阿拉伯酋长是土耳其政府担忧中最小的一部分。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人”革命拉开了整个奥斯曼土耳其领域内急剧的动荡。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年轻的土耳其人支持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实施深远的现代化计划。这一计划一旦完成，将使土耳其成为近东的日本。欧洲列强希望它成为近东的中国，并将政府的变化作为土耳其解体开始的标志。土耳其位于欧洲东南部的边远省份相继被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小王国所蚕食。新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意大利于1911年入侵了利比亚。
这些对土耳其帝国完整性的干扰，连同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对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将土耳其的未来视作不祥，并将其看作“德国的加拿大”）的商业渗透节奏的加快，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1908年革命后不久，土耳其报纸已经把列强比作“扑向土地的蝎子、蛇和鬣狗。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尊严，甚至已经准备在欲望的驱使下出口狗粪”。有限度地恢复旧制度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刺激了政治活动。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民族认同感。
英国并没有受到这些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中东，英国影响的中心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开罗。英国现在的利益取决于地中海舰队、埃及驻军以及法俄的友好态度，而不是苏丹的友谊。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受到了限制，因为它需要考虑它的新合作伙伴的特殊利益。法国正在寻求一个势力范围，可能更多地需要在叙利亚扩大势力范围。俄国则迫切需要一个永久性的保证，以使得装载着它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商品特别是粮食的船只能够自由通过海峡。印度政府也有特殊要求。如果土耳其崩溃，它需要维护其在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这两个地方可能会成为印度的殖民地。
由于四周围绕着贪婪的权力，其领土也在受到侵蚀，土耳其急于得到一个安排，以防止敌人进一步的侵犯。当工会和进步改革委员会在1913年掌权时，它接近英国，然后是俄国和法国，以获取联盟。没有一个国家赏光：英国不可能在同法俄之间的关系上妥协，而后两个国家则将目光投向了在牺牲土耳其利益的基础上更为可观的收益。1914年7月的危机以及法国、俄国和大不列颠将与德国战斗的可能性，促使土耳其政府不情愿地投向德国的怀抱。只有德国的胜利能拯救土耳其，使其免于被协约国瓜分的命运。1914年8月，两艘正在英国船坞中建造的土耳其战列舰被强制扣押一事则增强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敌意。其中的一艘是公开认购出资。(www.xing528.com)
1914年之前，各国没有“抢夺”土耳其。英国和德国已经就金融和政治的影响领域达成妥协，虽然当时英国无法得知，一旦柏林——君士坦丁堡——巴格达铁路完成，德国人将会有何种新的安排。德国驻伦敦大使告诉陆军大臣（Under Secretary of Statefor War）约翰·西利（John Seely）上校，德国还没有满足，“世界政治”这一政策也还没有走上正轨。“我们的人民不喜欢你的现状，”大使说道，“这意味着，你将一直掌握整个海洋和所有陆地上最好的地方。我们的人民不能接受你的现状。”英国也不可能接受声明中隐含的以及德国皇帝时常高调发表的言论中的信息，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德国将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很多部长（包括格雷）、外交官、高级公务员、指挥官和记者认为，这些改变会削弱英国的权力。
迄今为止，德国没有大言不惭提出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12年，英国显然是海军竞赛的获胜方。1914年的最终比分是：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费用一直极为繁重：1900年，每年海军预算为2920万英镑，而到了1914年，这一预算成了4740万英镑。但它是值得的。在1911年6月，拥有与其好斗性格相称的乐观主义的费希尔吹嘘：“此时此刻，皇家海军能够打败世界上所有的海军！让他们都来吧！”24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为什么？在英国，1914年6月到7月的巴尔干危机并没有比此前的危机激起更大的反应；即使在8月3日英国宣战的前夕，贝蒂夫人也可以向她的丈夫报告：“看着在伦敦游荡的人群，你将不会觉得有事情正在发生。”25次日是一个河岸假期。来到洛斯托夫特（Lowest of t）和雅茅斯（Yarmouth）的游客似乎和伦敦人一样，对他们国家的困境漠不关心。一群高级官员在收到假入侵报警后在萨福克海岸集合，他们被四个年轻的、打高尔夫球的女子“激怒”了：其中的一次击打几乎要打倒一位高级军官。他愤怒地把她们叫过来质问：“亲爱的年轻小姐们，他们今天下午要登陆了。你们知道强奸是什么吗？我建议你们赶快回家。”26
这些女运动员关于过去6个月的事件及其8月初高潮的无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事件并不直接同英国或帝国利益相关。奥地利大公弗兰兹·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在塞尔维亚萨拉热窝遭到恐怖分子暗杀。这激起了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俄国保护下的塞尔维亚之间的对抗。德国愿意支持奥地利的要求。即便是考虑到塞尔维亚支持恐怖主义的要求，这一要求也是苛刻的。俄国急于证明自己是斯拉夫人的老大，支持其保护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实力对抗。一切都取决于德国和俄国的态度。俄国最新一次重整军备规模吓坏了皇帝和他的最高指挥部成员。他们有段时间一直坚信，越早与俄国开战对德国越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和他的顾问们同样好战。他们还有一种深层次的冲动，希望证明俄罗斯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7月的最后一周，随着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的军事动员，纠纷迅速升级。在俄国受到两个力量围攻的时候，法国履行其职责，并下令动员。
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面对法国的求援，格雷只能保证舰队将防止任何德国从海上对法国海岸所发动的袭击。虽然他自己支持干预，但是，正如其他持相同观点的内阁成员一样，他知道发动对德战争需要公众舆论的支持。尤其是在左翼，英国人对欧洲最具压迫性的专制国家各国有着敌意。而且，有理由认为，塞尔维亚的不幸是其咎由自取。正如在1899年一样，需要一个道德理由将人们团结起来。7月29日，当德国政府要求为其军队获得自由通过比利时的权利时，这一理由出现了。英国是保证比利时的中立的条约签署国之一。坚持这一条约可能会使得英国扮演国际诚实信用的捍卫者角色，反对一个认为强权即是正确的国家。
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德军则于8月2日入侵比利时，带给了英国内阁它一直寻求的公平理由。8月3日，格雷向内阁概述了进行干涉的原因。一位听众惊讶地表示，自己并没有听到任何直接的国家和帝国利益。27格雷没有提到的事情还有很多：德国占领了比利时海岸线；法国的失败；可能涉及其舰队和殖民地投降的迦太基式和平。这一切都会危及英国和帝国。中立也会产生危害，因为它会把法国和俄国改造成敌人。他们拥有比德国更大的损害英国海外属地的能力。所谓俄罗斯“压路机”的武器与人力最好还是向柏林滚动，而不是印度边境。这样一来，英国也将更加安全。
一旦明确了德国将干涉比利时的中立，英国立即对德宣战。动员令是在8月4日的10点到下午4点下达的；在这个晴朗的下午，挥舞着的白色的手帕给正在打网球和板球的军官下达了通知。一个星期之内，英国远征军的先遣队已经在法国北部的港口登陆了。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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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英国本土一样，巴尔干危机在自治领内引发的关注也微乎其微。随着形势的恶化，欧洲军队拿起武器。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事先同期自治领的伙伴制定好的预防措施，并参加战争。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发现，格雷三年前所说的危机已经到来，而德国正是“拥有拿破仑野心”而危及英国海权的欧洲国家。“如果战争爆发，你我将参战。”澳大利亚总理约瑟夫·库克（Joseph Cooke）断言。这是因为，“如果故乡处于战争状态，我们也一样。”28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先生向英国提供了国家支持以及30000勇士的消息促使澳大利亚于8月3日提供了相同的数目。
感人肺腑的同伴精神和无忧无虑而活泼的爱国主义鼓动年轻人于1914年夏末赶到英国招募站。在自治领，这样的精神也同样盛行。许多年轻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把这场战争作为一次冒险。但是，在那些参加战争的普通成员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强烈的爱国主义鲜血。一位19岁的澳大利亚爱国者写道，他和他的战友们准备秉承“不列颠民族的传统”；他在加里波利的战斗中阵亡。另一个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ANZAC）士兵的诗句中也传递了同样的精神：
英国的旗帜跨海飘扬，
漂浮在风中，在向我招手。
风暴肆虐，战斗蹂躏，尘土熏染：
英国的旗帜——我怎么能够停留！29
这个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和共同的危险也激发了加拿大军旅诗人的创作热情：
从悉尼到埃斯奎莫尔特（Esquimault），从大湖到哈德逊湾，
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人，妈妈，那些人昨天离开了你，
我们带上了工具和账簿，我们离开了板凳和矿井，
我们向东航行到佛兰德，加入“卡其色”线。
我们来了，粗野又鲁莽，
身心完全系于你一身，
承诺粉碎普鲁士的侵略军，
那些超过五十万的人。30
一个从尼亚萨兰（Nyasaland）[8]来的黑人帝国士兵表达了另一种常见的想法。“我们加入战争，因为我们是人。”他很多年以后回忆道。31
对于尼亚萨兰之类的殖民地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作为附庸国的印度，则必然要跟随英国参加战争。在1914年8月，自治领参与到战争当中来，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公认有着某种共同的危险。他们牢记着三年前格雷所说的话，并意识到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将会对英国和自己不利。在宣布战争几天内，自治领政府派遣增援部队的请求如潮水一般到达伦敦。这一表明帝国统一的标志令人放心。整个帝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征兵办公室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正如他们的统治者一样，他们以为战争能够很快结束。
【注释】
[1] 美国海军军官，争霸海洋的扩张主义理论家。生于纽约西点军校的教授家庭。1859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曾在北方军中服役，内战结束时升为少校。后历任罗德艾兰新港海军学院讲师、院长、军舰舰长，还担任过出席海牙和会（1899）的美国代表团成员。1906年晋升少将。1908年起，任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主张“海上武力论”，倡议建立强大海军，在中美地峡开凿运河，进行“两洋战争”。鼓吹“太平洋帝国论”，敦促美国充分利用菲律宾基地，夺取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霸权，争夺中国市场并扩大美国在华侵略势力。其扩张理论，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战略依据。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军战略》等。
[2] 英国海军上将。作为一名积极进取的长官，费希尔大大改进了海军训练方法；任第一海务大臣（1904-1910）期间，迫于德国威胁，他对英国海军建设进行了深远的变革。建造了“无畏”战列舰和“无敌”战列巡洋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反对远征达达尼尔海峡而于1915年辞职。（《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3] 班纳曼，英国政治家，自由党政府首相（1905-1908）。其内阁包括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阿斯奎斯（Asquith）、丘吉尔（Churchill）和霍尔丹（Haldane）。其政府承认德兰士瓦省及奥兰治河殖民地的责任政府制，通过了行业争端法（1906），该法案赋予行业工会会员更大的罢工自由。退职以后不久逝世，给他的继任人阿斯奎斯留下强大而团结的自由党。（《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4] 英国海军元帅。生于爱尔兰斯塔皮利。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10年晋升海军少将，任海军大臣丘吉尔的秘书。1913年任战列巡洋舰分舰队司令，晋升海军中将。1916-1918年任英国大舰队司令。1919年晋升海军元帅。1919-1927年，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
[5] 加拿大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毕业于麦吉尔大学。早年当过律师。1874年起历任众议院议员、税收部长等职。1896-1911年出任总理。任内，力主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同美国签订互惠贸易条约。建造第二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摆脱英国对加拿大的控制，增强加拿大的独立性。
[6] 博塔，南非联邦首任总理。毕业于德国教会学校，1897年当选议员。英布战争中曾任德兰士瓦布尔军总司令。战后建立人民党，任主席，主张与英国合作。1907年德兰士瓦获自治后出任总理。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出任联邦总理。次年组织南非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英方作战，1915年占领德属西南非洲。1919年代表南非参加巴黎和会并签订和约。（《政治人物辞典》）
[7] 阿卜德·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建者、国王（1932-1953）。生于内志中部的阿拉伯领地。1891年，敌对的拉什迪家族占领里亚德，同其父和全家一起流亡科威特。1902年，他率一队武装扈从重新占领里亚德，利用瓦哈比斯一广泛流行于阿拉伯中部的严格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重新恢复了其家族的地位，把势力扩展到阿拉伯半岛的多数地区。1913年，他占领波斯湾蕴藏丰富石油的奥托曼省。1916年阿拉伯大暴动中，巩固和扩大了在阿拉伯地区的权力和地位。1921年成为内志酋长国的素丹。1925年，派军队包围麦加，赶走汉志酋长国素丹侯赛因。1926年1月成为汉志国王兼内志及其属地素丹。1932年9月18日宣布内志和汉志统一，定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本·沙特为国王。1953年11月9日逝世。
[8] 尼亚萨兰：英国在非洲的一个殖民地，独立后改名为马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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