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应当是举行骄傲庆典的一年，但它不是。帝国士兵可能会迈着步子通过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但御前会议的气氛礼貌而又不和谐。这是因为，自治领首相拒绝了增进与英国联系的提议。南非的和平不值得庆祝。他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在一场乏味无聊的消耗战中击败布尔人。除去那些能表明英国“野蛮”的方式，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时刻。战斗结束后，英国皇家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听取了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证据。其中的大部分是一连串的灾难和混乱。
专员发现的事项有：陆军情报服务缺乏、医院管理不善，以及由于其身体条件所限，成千上万的年轻工薪阶层志愿者们无法上战场。身体虚弱的志愿者们似乎证实了那些警告民族有衰落危险的同胞们的恐惧。在帝国扩张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们的悲叹可能听起来很讽刺。但是，正如他们总是指出的那样，外表带有误导性。帝国的规模可能已经扩大，但其中也有不安的迹象。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一迹象，帝国也将以解体告终。诸如马弗京（Mafeking）的战斗英雄少将罗伯特·拜登·鲍威尔（Robert Baden Powell）爵士之类极端悲观主义者，想象英国将会和罗马一样，会因为一种道德的病毒而从内部遭到摧毁。他认为，这一病毒已经在年轻人当中传播。
外部威胁也存在。在德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挑战的压力下，英国能否继续作为全球性力量生存下去？他们紧张地斜着眼睛看着那些竞争对手。这些国家拥有更多人口和资源。而且，前两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超过了英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速。到目前为止，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侵入到世界主要大国的国民意识当中，以至于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将永远处于一种剧烈的竞争状态当中。为此，出于这一原因，激烈的对抗往往会被比作竞赛（为了尼罗河的竞赛，或者1906年之后，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这就意味着有一个赢家、一份奖品和一系列的失败者。按照这一比喻，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处于领跑的地位。但在1900年之后，更强大、更健康的野兽似乎占领了它的阵地。
英国可能沦为失败者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可能，促使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和记者开始了一场紧张的搜寻，去寻找民族灵魂。他们对国家疾病的诊断通常伴随着对补救措施的要求。这些补救措施将会振兴国家、恢复其自信心以及加强其对外的影响力。右派和左派的分析家们总结道，只有激进的一方有希望成功。旧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自由放任和市场力量主导的正统观念已经失败。的确，正是这一切导致了英国现在的不幸。1906年，米尔纳（Milner）已经从其作为南非高级行政长官的有争议的职务上退下，决心要在英国以及帝国的重生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将这两者的糟糕状态归功于自由主义领导者们的“老套的、少女般的手腕”。
费边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1901年，他坚持认定：“我们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已经意识到，我们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而且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不，是世界的公民。”路人已经能够“欣赏其城市的优良管理、其国家组织的效率、其帝国在议会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国际贸易当中所能发挥的影响”。这一点对于他以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对于韦伯和右派的帝国主义者来说，“效率”成了一个有魔力的词。它是恢复国家的福祉和竞争力的关键。
为了应用效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一政府愿意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前计划，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促进更好的教育和国家资助的养老金和医疗项目。对于韦伯来说，“激发我们种族神经和肌肉的活力”是“任意帝国项目中的主要支架”。21906年，在说明儿童福利和学校伙食的时候，一位自由派国会议员说，虽然在理论上，这一点听起来像“讨厌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事实上，这是“一流的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帝国不能由走路摇摇晃晃、身体瘦弱的公民们建立起来”。3帝国的确不可能由这些人建立，而对婴儿的高死亡率的关注和培养一个强壮的“帝国种族”的需要促使政府采取初步措施，以在20世纪初，提供广泛的儿童卫生保健服务。为福利国家奠定基础的措施在很多方面都属于帝国的方法。为了帝国更大的利益，区域巡回护士和卫生访视员指导工人阶级母亲们如何抚养有活力的孩子。支持者认为，这些活动已经在德国和日本实行了一段时间。
以帝国名义追求效率要求丢弃旧的教条、打破既得利益以及放弃已成为疾患的体系。“略带生意人的”样子必将取代迄今为止作为军队特点的“聪慧、镀金的穗带和英勇”，里奥·埃默里于1900年坚称。4他在那时是《泰晤士报》驻南非的记者，因此知道有关旧军队体系缺点的一手材料。他也是一个推崇米尔纳的热心帝国主义者，也成了对其前辈未能把握帝国愿景并使之成为现实而感到不耐烦的许多年轻政客中的一个。类似的人还有麦克斯·艾特肯（Max Aitken）。他是在兰开夏郡保有保守党席位的一名加拿大人，后来则成了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
帝国问题现在是英国政治生活最前沿的问题。1903年春，它成了全国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受到远征南非行动的鼓舞，理查德·张伯伦推行了自己的关税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是基于一个假设，即自由贸易已经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而英国经济只会在整个帝国都对外国进口商品征税的情况下再度兴起。以食品为主的帝国产品进出口都将得到免税的许可，因而创建一个在帝国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系。该体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帝国关税联盟将会为帝国联邦铺平道路，而所征税收则将为抚养强大的帝国种族所需的社会改革买单。热心的关税改革者米尔纳声称，“帝国力量和帝国巩固的理想”是对“国内和社会进步”的补充。他相信，国家的强大最终取决于“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满足”。他也确信，比起社会地位更高的成员来说，工人更以自己作为庞大帝国的成员而自豪。但是，他警告说，“在我国大城市肮脏和堕落的贫民窟”里，爱国主义可能会“窒息”。5
为了帝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再生这一双重计划所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勇气是其政治上毁灭的原因。对于大多数张伯伦的保守派和统一派的同事来说，它太过深远和激进了。这些人当中形成了两排，丘吉尔则越过下议院的阵营，和自由党站在了一起。对于自由党来说，关税辩论是天赐的良机。在过去的八年中，他们在办公室外就所实施的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帝国政策方面，他们的不同意见尤为显著。现在，他们聚集在支持自由贸易的旧有口号下，以巨大的多数赢得了1906年1月的大选。这也是他们在这一世纪所赢得的最后一次大选。自由党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把工人阶级的选民们吓坏了。工人们相信，保守党会向进口的谷物征税并提高面包的价格。关于此次大选，最为生动的描述是一张海报。它展示了一块巨大厚实的“自由贸易”面包，旁边则是一块小型的、小圆面包大小的关税改革面包。
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吸引选票，并不仅仅是因为它针对全国人民的胃。他们提出了另一个帝国问题来激发人们的良知，即在南非的中国契约劳工的就业条件问题。提供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是提高金矿生产力的一种权宜之计。迄今为止，这已经是一种过时了的帝国手段。米尔纳对该方案表示支持。他批准对中国人进行鞭打，以作为向他们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的这一做法是轻率的。自由党、工党和各派不信国教的神职人员立即将其称之为“奴役”。他们这样做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官方禁止女人进入煤矿工人的行列这一点有违英国的性别道德，而他们主张，这一禁令将在疲乏的中国人当中导致大规模的鸡奸。1906年的一项政府调查表明，这并不是事实。在众多证据当中，包括兰特卫生官员尖酸的言论。在他看来，就个人而言，比起在约翰内斯堡的中国人群体来说，在伦敦所发生鸡奸案数量更多。可以理解的是，该报告从未发表过。6
中国苦力的事件已经激起了工党的激情，而1906年的大选则是其突破口。工党政客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在对待帝国的问题上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诸如肖、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费边主义者认为帝国是国家的资产。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它将有利于所有的臣民。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来自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根植于维多利亚中期反国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工党领袖则对这一制度表示忧虑。这一制度不但本质专制，而且似乎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其扩张的方式往往是使用武力。
基于这一原因，成了工党第一位议员的苏格兰前矿工詹姆士·凯尔·哈第（James Keir Hardie）[1]加入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行列，谴责布尔战争是资本主义对一个种族农民的侵略。他将这些农民比作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独立的英国自耕农。正如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凯尔·哈第（Keir Hardie）因为音乐厅的沙文主义而感到不安。他认为，老板们在故意煽动这一情绪，希望工人们陶醉于好战的爱国主义，从而忘记工资和失业等生活问题。这一事件并没有发生；尽管庆典活动喧闹不堪，而且在布尔战争的早期阶段，街道上也召开了招待会，工党还是成功地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廉价的大众媒体，政党正在蓬勃发展。到1910年为止，从其观点上看，媒体在大多方面已经具备保守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色彩。
在确定其帝国政策的过程中，工党受到了它自己的斗争和当时在印度、埃及和南非三地爆发尚为雏形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强烈的双重影响。他们对男性的弟兄主义持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对弱者抱有本能的同情。这样的考虑使工党成了后世所谓的殖民地自由主义运动的天然盟友。工党领袖和印度民族主义政客之间迅速建立了联系。在那里，反殖民主义者的呼声最为热烈。他们也同埃及和南非的民族主义政客之间确立了联系。党的未来领导人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2]参观了印度，并因为他的同胞的种族优越感和官方教育印度人热情的缺乏而感到震惊。7凯尔·哈第于1907年访问了印度。他与孟加拉民族主义者进行了联系，而印度人则将其称为圣人。这一称呼令其在私下里感到满足，因为他是一个虚荣的人。8
凯尔·哈第也拥有关于南非的第一手知识。1909年，关于给全国制定联邦宪法的法案中，他运用这一知识维护了黑人。他预测，如果政府愿意与布尔人妥协，并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的话，种族之间的关系将会恶化，而黑人也将成为“失地的无产阶级”。他们被迫接受最低的工资，以保证自己继续生存。9而在同一年，凯尔·哈第给在日内瓦的青年埃及党代表开设讲座，并敦促他们建立学生和农民之间的联盟。在这一点完成之后，埃及人就能够向英国施压，以获得自决权。但是，正如凯尔·哈第所坚持的那样，他们必须以有秩序的方式提出要求。10
在20世纪，这些陈述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之类运动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然而，领导了亚洲、中东和非洲的新生民族主义运动的、受过教育的贵族们认为，他们总是会从工党领袖那里得到同情。1917年8月，在一封由军方截获的情报当中，一位伊拉克民族主义流亡者警告工党议员和战争内阁成员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政府资助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行动是错误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侯赛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反动派，带有不成熟且天真的乐观精神。他在信中加上一句自己的希望：在战争结束时，英国能够从伊拉克撤出。11
工党与负责维持帝国运转的人、国内支持帝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态度和观念差异。在他出访期间，印度政府污蔑凯尔·哈第，把他看作一个骚乱煽动者。与此同时，拉姆塞·麦克唐纳则在怀疑帝国的统治者会不会装满一肚子专制思想回到国内。这种担心并不是新出现的；早在18世纪末，伯克（Burke）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种担心；而在下一个世纪，自由派和激进派又在不间断地重复着这一担心。这一担心基于这一事实，即他们多数来自上层阶级的同胞以独裁手腕统治殖民地。在他未来主义的虚构故事《从不知何处而来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1891）中，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描述了面对工薪阶层的动荡，一个政府是如何将伦敦置于一个“最年轻聪明的将军之一”的控制之下。“这些人曾在本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的不光彩的战争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这些几乎不加掩饰的沃尔斯利式人物使用殖民战争的武器机枪攻击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人群。
矛盾的是，这样的行动不会超越现实的沃尔斯利。他的身上附有克伦威尔的魂灵。他曾告诉妻子，当“剑征服了民主和社会主义许可，并替代以残酷的军事专制”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格拉斯通（Gladstone）和他的同事们将被迫去擦波兰军官的靴子。12海军上将费舍尔勋爵（Lord Fisher）同样对政治家表示了轻蔑，但他富于自嘲精神的幽默感阻止了他表现得像沃尔斯利一样。然而，他确实一度发现，他的政治家经验让他相信，只需要神圣的上帝的眷顾就能够扩大并保存帝国。13
米尔纳不屑于政党政治。他认为，政党政治是狭隘的、小气的，对于一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所引发的“大”问题上的时候，这一政治是危险的干扰因素。因此他故意选择了上议院作为自己的平台。这是因为，正如科卢兰努（Coriolanus）[3]一样，他反感直接游说群众的想法。里奥·埃默里认为帝国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不应在下议院讨论。他希望，未来的讨论可以局限在重组后的上议院当中。14这一充斥着自治领贵族的机构将会成为一个帝国议会，而下院将讨论诸如许可法律和威尔士教会政教分离等世俗琐事。
在这两项服务的军官中，专制帝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最强的。1914年春以后，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4]政府被迫考虑措施，以执行对爱尔兰的自治法案。这一事件戏剧化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情绪究竟有多强烈。必要性而不是信念迫使自由党在1912年引入这一措施，以作为获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下议院支持的回报。在1910年两次普选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被扫除出去。正如在1886和1893年的情形一样，保守党和工党谴责爱尔兰自治是对帝国完整性的一个潜在的致命打击。然而，这一次上议院却只能推迟该法案的颁布。所以，在用尽了政治反对派的惯用形式之后，其对手诉诸武力。在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多数人高声叫喊着：“自治！自治！”肯定了他们希望保持自己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地位。他们集结成了志愿军，而在1914年初，他们也开始采购步枪和机枪。大陆保守派和统一派都对此作出称赞，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对帝国统一的英勇保卫。
面对叛乱，内阁提出，1914年3月末，可以从爱尔兰驻军（在岛屿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处集结）中抽调士兵来守卫武库，并防止阿尔斯特人获得更多的武器。广大被卷入该事件的官兵立即辞职了。这一责任令他们的良心不安，正如那些在战船上的军官一样。他们接收到命令，要攻陷贝尔法斯特附近的据点。高级军官公开同情下属，悲痛欲绝的内阁则被迫延迟这一决定。其结果是，内阁方面承诺，他们将不会派遣英国士兵解除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武装。对于他们及其军官来说，这是一个胜利。
在对卡拉事件（以第一批军官辞职的营地名命名）保守的描述之中蕴含着军人们对帝国忠诚的深度与激情。它也揭示了，那些支持军官行动的人认为，比起军事服从于政治的传统，有关帝国的考虑更为重要。右翼帝国主义者将道德问题视作极为明确。有人认为，抱不平的军官之所以做出这等行为，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阿尔斯特人是忠诚的。他们拒绝屈服于一个派系的脚下。据格拉斯通（Gladstone）（在他转向自治之前）所说，这一派系正‘通过掠夺促使帝国的解体’。”15经过百年的努力和牺牲，这一军队不但扩展了帝国的版图，而且保护其不受打击。难以想象，来自这一军队的军官们会允许自己成为帮凶，参与到被普遍认为是背叛帝国的行为当中来。如果他们代表那些希望离开帝国的人而对那些希望留在帝国当中的人开战的话，他们将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
在一旁观看卡拉事件进展的一名普通的士兵往往会怀疑，为什么此前“贵族和财阀”军官从没有丝毫顾虑，对他们作为罢工的产业工人的同胞们使用武力。这是阶级政治的语言，也是英国生活中最近出现的一个现象。工党队伍的膨胀和激进的工会主义直接导致了这一后果。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来说，阶级政治是破坏民族团结并且因此削弱帝国的蛀虫。在英国的4500万人口中，有3400万属于工人阶级。因此，必须找到对抗阶级对立的解药。
张伯伦希望他将富有活力的帝国主义和关税改革混合在一起的个人计划能够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即使是最传统的保守派也抱有相同的想法。“帝国的最大资源就是英国人的个性。”右翼持托利党观点的贵族威洛比·德·布罗克（Wylloughby de Broke）勋爵如是宣告。但他承认，英国人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获得“维持生命的物质和精神要素”才能得以持续。只有在那时，才会没有人会抱怨，“大英帝国从未为我做出任何事情”。16只要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没有从帝国那里获得收益，英国就永远无法维护国家稳定，以保证其存在。或者，正如退伍兵、同时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所曾经观察到的那样，大英帝国确实可谓是“日不落帝国”，而与此同时，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太阳却从未升起。
因此，工人阶级拥有了帝国意识，并被教会为它而感到自豪。他们也知道了帝国的存在将会如何对他们有所裨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将会学习作为帝国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特殊美德。今天，中上层阶级所建立和资助的许多志愿组织承担了一项任务，可能会提高帝国意识。赞助人的名单中包括来自各党派、前总督队伍以及高级陆军和海军军官中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一起指导和资助了一台强大的宣传机器。这一机器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运转了多年。
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广播帝国消息的机构之一当属樱草联盟（Primrose League）。[5]它成立于1883年，并以迪斯雷利最喜欢的花命名。它声称自己属于政治压力集团组织，虽然无神论者和帝国的敌人都不具备会员资格。到了1900年，它已经有了150万个成员，几乎全部都是工人阶级。17通过混合娱乐和命令、为演讲付费、幻灯片展示、展览和公共集会，它刺激了强大帝国主义情绪的产生（戈登是其树立的英雄之一）。一个更有力的是义务兵役联盟（National Service League）。其支持者在全国各地宣传，要求所有男性接受义务军事训练，并在全国范围内征兵。仍旧健在的民族英雄，老当益壮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经常在其公开会议上致辞。到1914年为止，义务兵役联盟已经累计了200000个成员。其中包括一些此前属于1906年与义务兵役联盟一同出现的青年训练协会（Lads Drill Association）的成员。
青年训练协会是雷吉纳尔德·布拉巴宗（Reginald Brabazon）创办的。这位盎格鲁爱尔兰托利党的米斯伯爵（Earl of Meath）在他的晚年曾致力于向年轻人传播帝国的福音。在19世纪50年代冬季的一天里，仍是一名伊顿学生的他转向了帝国主义。擦着膝盖的雪，他受到了一位校长的谴责。这位校长利用这一场合做了一场关于帝国男子汉气概的即席布道：
你们自称是英国人吗，孩子们？……你们的祖先是英国的统治者。而你们的祖先已经将英格兰变成它现在的模样。你们能想象吗，假如他们在意身上的一点雪，加拿大就将不会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害怕高温，我们就再也无法拥有印度或者热带的非洲？永远不要让我看到你因为热或冷而缩成一团。你们必须维护他们所建造的帝国。18
这一高谈阔论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米斯。此后，他着手确保未来的几代人将会对他们的祖先保持忠诚。
对帝国过去的效忠和未来的承诺是帝国日的目标。当米斯还在校的时候，整个帝国学校在每年的5月24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生日这一天举行庆祝。帝国日的首次庆祝于1902年进行。而在四年内，6000所学校都对这一节日进行庆祝。1908年，令工党和爱尔兰议员狂喜的是，议会试图获得官方承认的努力失败了。诸如巴特西（Battersea）的工党议会认定这一庆祝是军国主义的，禁止自己的学校庆祝这一节日。然而，帝国日仍旧在普及，特别是在英国东南部和农村地区。1916年，为了鼓励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战时政府正式承认了帝国日。
从1912年帝国日联盟所颁发的一本包含有娱乐建议的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爱德华时期帝国日的风貌。对于年长的学生来说，他们可以观看在阿然古（Agincourt）期间及之后已经上映大热的简化版《亨利五世》（Henry V）。年轻的学生们则可以观看一次简单的游行。游行当中的英雄的“伟大事业”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并对大不列颠致敬。克莱武和尼尔森与代表陆军、海军和最新队伍“空中力量”的象征人物摩肩接踵。在每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迎接他们的都是排练好了的欢呼——“向我们勇敢的士兵欢呼！”等等。最后，大不列颠做了一个简短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我的帝国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正如夏天的玫瑰一样，向世界播撒自由的香气。要勇敢，要大胆，做正确的事！”在另一个同样多姿多彩的活人造型（tableau vivant）里，孩子们打扮成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模样，并向他们的母亲大不列颠表示尊敬。推荐所使用的、代表南非黑人的服装包括“两片毛皮”、“瓜子串项链”以及手工制作的长矛。19
这些场景是上午活动中的高潮。在这个上午，孩子们学会了诸如《我想成为一名士兵或水手》的爱国歌曲。女孩们唱着这一歌曲，并记忆有关帝国的事实，例如“他们（殖民地）在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工作与娱乐相结合是不够的。米斯强调，学生应该得到一天的休息。年轻人，他写道：“不易理解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除非他带有一天的假期。”(www.xing528.com)
日常课程都围绕着帝国的主题。对于小学生来说，威尔士亲王与王妃1906年的印度之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次大陆以及其坚定而公平的统治方式的机会。英国人用一个声明即将最近在孟加拉爆发的民族主义风潮抛在一边：“英国人的统治已经带来了和平……当地的警察和士兵通常能够在天生服从的民族之间维持秩序。”20
帝国的宣传继续无情地轰炸着公学学生们的耳朵。做出这件事的人都是校长，他们无一不是带有强烈基督教动因的圣公会牧师。在此时所受欢迎的、热情洋溢的学校歌曲中，竞技实力和战士爱国主义主题交织在一起。哈罗公学歌曲《四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中蕴含的情绪总是让丘吉尔热泪盈眶：
上帝给了我们阵地，去保卫或围攻，
认真地玩游戏，或为了有趣而玩，
无畏者能去战斗，渴望者拥有目标，
无论是二十年、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后都是一样。
为这样的呼吁所驱使，加之以比赛场上所训练出的强健体魄，公学学生们已经准备好尽他的帝国职责。那么，从其他阶层来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这一问题不时涌现出来。答案往往是令人不安的。1898年，一位评论家总结道，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发育迟缓、胸襟狭窄、容易疲倦，但是口若悬河、易于刺激，没有坚定的信念、体力或耐力”。21检查了预备新兵体格的随军医生所统计出的冰冷数据以及早期社会学家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6]对城市贫民窟的调查证实了这种说法。营养不良、体弱多病的工业城市子弟证明，盎格鲁-撒克逊的男子气概正在衰退。一方面，这在事实上为各派社会改革者提供了弹药，而在另一方面，这促使了一群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令民众重生的计划。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声称，“保卫民族统一”并且建设“自力更生、精力充沛的男子气概”是重要的。假以时日，后者可以增加帝国的人口并保卫帝国。22
巴登·鲍威尔所指的对象是“稀里糊涂的懒虫（Wishy-washyslackers）”。作为一个名人，他利用相当大的影响力唤醒了国家的青年，使得他们明确其职责，并准备履行这一职责。在呼应米斯的校长的一份宣言里，他引用了过去的英雄事迹，以使得昏昏欲睡的子孙后代们羞愧难当：
你的祖先努力工作、努力战斗、并为你们建立这一帝国而奋斗。别让他们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你游手好闲，把手放在口袋里，完全没有为维护帝国做出任何贡献。23
1904年12月，他力劝《米字旗》（Union Jack）和《奇迹》（Marvel）的读者学习操练和射击的方法。在文章的最后，他以11人制足球和板球队队长的信件作结。信中表明，他们的队伍热衷于学习战斗。24
随着童子军的建立，巴登·鲍威尔的思想在1908年转化为行动的基础。两年后，童子军队伍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人。童子军运动的指导思想是简单的爱国主义。其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户外活动。他们使用了巴登·鲍威尔的教科书中有关战斗和生存技能的部分，而这正是基于他在罗德西亚恩德贝勒战斗的经验。通常情况下，童子军穿着类似于罗德士兵的卡其制服。整套行头还包括宽边丛林帽和头巾。
童子军加入了一些其他致力于分流并教导青年人的组织。组织完善的少年军（Boys Brigade）用木制步枪来训练其工人阶级的成员；这些成员穿着他们的制服，其中包括与当时士兵穿着相同的药盒帽；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有关男子气概的信条，并对国王和国家保持忠诚。还有其他致力于培养正直和坚定的帝国子弟的规模较小的机构，包括反吸烟联盟（Anti-Smoking League）和圣乔治联盟（St.George League）。后者反对色情和手淫，这也是令巴登·鲍威尔感到愤怒的行为。他警告其童子军，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行为减少了帝国的子孙后代，导致全身虚弱甚至疯狂。
未来的帝国母亲们则单独受到灌输。1913年，英国国教女性友谊会（Girls'Friendly Society）已经拥有了200000名成员。其主要关注的议题是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妇女进行道德指导。除去培养女性顺从、贞洁、清静无为的品质外，这个社会帮助未婚女性移民，其传单也有着一股帝国主义的宣传口吻。“我把帝国主义看作消灭社会主义式自私的手段。”251913年，协会移民部长、令人尊敬的乔伊斯夫人宣布。作为童子军运动的一个分支，女童军采用了类似的爱国主义价值观。1910年，一份女童子军的指定阅读册子提请她们注意，她们可能会为帝国的防御发挥作用：
女孩们！想象一下，一场战斗已经在你的城镇或村庄打响。……你打算怎么办？你要坐下来，绞着双手哭泣，还是要勇敢地做一些事来帮助你的父亲和兄弟……？26
爱德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帝国宣传确实发挥了作用，只是有多少人接受了这一观点还未可知。它包含有掐灭阶级政治的元素，而那些左翼分子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并因此而感到后悔。也有人指控说，强调这样的军事价值观的服从和责任助长了军国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在整个19世纪，对军队的钦佩已经越发膨胀。但是，英国对战士英雄的崇拜一直在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正如戈登一样，这一信仰是他卓越勇气的基础。战斗的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尊敬，不只是因为他身体强壮而且勇敢，而是因为他有内在的道德毅力。后者帮助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正如他的先辈那样，爱德华时期的士兵基本上是文明的使者。在1902和1914之间的各大报纸上，他就是这一形象。此时，他们正在各个前线上，进行着小型且略为乏味的战斗。目前日发行量已经达到75万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为1902和1903年在索马里兰的战斗以及1903年入侵西藏的行动都发布了封面报道。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套用了旧有的模式，把帝国的敌人表现为粗野、勇敢和鲁莽的野蛮人，正在无望地做着反对文明的挣扎。顺便说一句，在其对索马里兰战争的报道中，《邮报》做出了惊人的断言，疯狂的毛拉差点在1902年的恩瑞格（Erigo）取得胜利这一点证明了他确实患有精神病。27大概只有疯子才能打败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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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主义高级祭司的贵族们，在同意进行尝试以增进公众对帝国的了解的同时，一直对因为殖民战争的胜利而突然兴起的爱国主义表示轻蔑。出于理查德·张伯伦和米尔纳的喜好，沙文主义令公众不再关注帝国更为严重而且不是很浪漫的方面。这一点也是舆论浮躁的特点的一次令人不快的提醒。民主的缺点之一在于，自由的公众很容易感到无聊，不能长期在任何问题上集中注意力。由于这个原因，诸如米尔纳之类的人才急于把那些真正重要的年轻人转变成帝国主义的信徒，而那些年轻人将成为英国和帝国的未来统治者。
在南非，米尔纳的身边已经围着一群年轻、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从1900到1906年之间，这些人曾与他一起工作，以重建这一国家。这伙有才能的“牛津人（Oxonians）”被称为幼儿园，其中包括记者和未来的小说家约翰·巴肯（John Buchan）[7]、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和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推广帝国主义。里奥·埃默里（Leo Amery）加入了他们的圈子之后，这一圈子构成了“圆桌（Round Table）”的核心。这是一个成立于1910年的跨党派的帝国压力集团，部分由罗德信托资助。圆桌的目的是影响那些通过写作新闻文章以及帝国小册子、小组讨论和个人接触形成英国舆论的人。
圆桌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帝国联邦。它的成员认为，除非它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帝国内的主导，英国不能应对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作为一个全球力量而生存下去。他们担心，这个“大”问题很容易就会淹没在公众对关税和面包价格的争论中。至少在1914之前，圆桌究竟取得了何种成果是很难判断的。圆桌的自治领巡回大使莱昂内尔·柯蒂斯受到了当地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但他的消息并不构成破冰之举。正如在殖民地会议上，他们确定了策略，要与英国统治阶级的阴谋达成正式帝国的统一。此外，如果联邦成立，自治领会发现自己沦为被动的小伙伴。这一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28所以，虽然自治领所表达的情感联系是真诚的，他们仍然对形成更多有形的联系持有极为冷淡的态度。
到1914年为止，帝国联盟还是像以往一样遥不可及。公众更有帝国意识了，而工人阶级尤其如此。我们已经无法获知，那些促进了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组织所发布的流行语里，有多少进入了国家意识层面。许多听说过这些语句的人成了在1914至1916年间成立的群众志愿军中的一员，并在西部战线上战斗。然后，在布尔战争中，流行的爱国主义口号并没有抵达前线；工薪阶层的士兵所写家信几乎反映不出媒体、招兵人员或战前帝国暗中宣传所掀起的刺耳的爱国主义。它们所揭示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对同志及部队强烈的忠诚。
【注释】
[1] 哈第，英国工人运动领袖。生于拉纳克郡。未满十岁就在煤矿做工。1886年任埃尔郡矿工工会书记，建立苏格兰矿工联合会并任书记，1887年创办月刊《矿工》（1889年改名为《劳工导报》，1893年成为独立工党机关刊物）。1888年创立苏格兰工党，任书记。同年到伦敦后，与恩格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建立联系，并在文章中宣布资本主义即将崩溃，接近社会主义。1892年在劳工选举协会支持下申请提名为自由党议员候选人，并在西哈姆区当选为议员。次年筹建独立工党并任主席。后倡导建立了英国工党前身工人代表委员会（1900），1900-1915年复为下院议员，是工党议会党团第一任领袖。1914年站在中派立场上用和平主义词句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于格拉斯哥。
[2] 英国工党右翼领袖之一。英国前任首相。
[3] 出自李维《罗马史》的人物。科卢兰努本为罗马将军，公元前491年被逐出罗马，遂投奔早先曾与之作战的邻邦沃尔契人。被接纳之后，又受命带兵袭击家乡的城市。战地上他遇见带着两个幼子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成功地迫使科卢兰努撤兵，但他回去后当即以叛徒罪被沃尔契人处死。
[4] 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首相（1908-1916）。其政府实行重要社会改革，其中包括非共醵养老金（1908年预算）和国民保险制度（1911）。1911年颁布议会法案终止贵族院否决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联合政府首脑（1915-1916）。1926年前一直为自由党领袖。其第二任夫人玛格特·阿斯奎斯（1865-1945）著有直言不讳的《自传》（1922）。（《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5] 英国保守党的一个下属组织。1883年由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1849-1895）等创立，因前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喜欢樱草得名。吸引工人群众和妇女参加，以在大选中为保守党争取选票，其会员1891年达百万人，1910年超过200万，通常由保守党领袖任会长。2004年解散。
[6] 英国商人。1889年在纽约开业经营家用可可粉和巧克力。站在雇员的立场进行养老金计划、分红等一系列改革，并对纽约的贫穷状况进行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7] 巴肯，英国小说家。《普雷斯特·约翰》（1910）是生动的惊险小说系列的第一部，其他包括《三十九级台阶》（1915，主人公理查德·汉内首次登场）和《三个人质》（192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国政府新闻部官员，1935年出任加拿大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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