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和太平洋：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白金汉郡的克莱顿楼（Claydon House）有一个中国厅（Chinese room），其装饰风格糅合了中国以及洛可可两大主题。其建造于18世纪60年代，那时，有鉴别力的人都带着敬畏以及惊奇望向中国。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序的文明。其手工制品，特别是陶瓷，不但受到收藏家的赞赏，而且被诸如克莱顿楼所雇佣的工匠们所模仿。由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中国茶叶正在成为各个阶级每日的缓解剂。8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剧变。一本于1842年出版的流行的百科全书几乎没有提到中华文明，而是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其民众吵着要购买英国的商品，而这一点遭到了其统治者的否认。他拒绝承认自由贸易的利润，甚至将英国商人驱逐出境。¹

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工业制品，而是鸦片。东印度公司开发了英国茶需求和中国鸦片需求之间奇妙的联系。自1773年起，该公司就垄断了这一毒品的贸易。鸦片贸易兴起之时，正是中国衰落之际。1800年起，中国就成了一个停滞的、封闭的社会。其官僚体制极度保守而僵化。清代的皇帝是满族人。作为异邦人，他们发现在危机时刻很难团结其中国臣民。但是，由于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不信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还是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将这些人称为“野蛮人”，并且用高傲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一点在1793年和1816年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两年中，由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和阿默斯特（Amherst）所率领的两个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希望建立起英国与中国间正式的外交关系。两个使节都遭到了冷漠而有礼的对待。在他们离开时，他们确信无疑，自己被当成了远方的一个朝贡国家的代表。

考虑到中国的孤立性以及对于所有外来事物的恐惧，它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后者相信它有在全世界推行不受约束的贸易的权利。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839年的广东，即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由于不堪鸦片成瘾所带来的有害的社会以及经济后果，中国帝国政府决定剪除这一贸易，并要求行政长官林则徐将其从其根源广东拔除。其举动招致了贸易监督人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船长的愤怒回应。当相关的新闻传到伦敦的时候，政府受到了带有中国利益的公司的压力。林则徐的行为被认定为另一种对中国受到阻碍的时候的另一个例子以及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直接挑战。外交部部长巴麦尊侯爵因此下达命令，允许一支海上远征军开到珠江口。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是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侵略行为，其目的在于促进一个不道德的贸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合理地提出了异议。当时的人则将这场战争以及其后继的战争当作有价值的行动，也是最后的计谋。过错是由中国人所犯下的。他们此前默许了英国人来此地贸易，又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英国以及其商人。因此，这场战争被视作英国的一场摊牌。在耗尽了其所有耐心之后，英国人展示了其实力，试图在此之后，受到惩戒的中国政府将接受更为合理的要求。

中国人对其敌人的技术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令他们感到震惊。按照一位见证人的说法，在每场战役中，“面对其下定决心的敌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毫无还手之力”。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一个康格里夫战争火箭（Congreve War Rocket）击中了一艘中国大船。它燃起大火，并爆炸了，造成船上所有人的死亡。²当英国人于1841年9月在厦门（Amoy）登陆的时候，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但是，他们利用火炮杀死了至少100名装配有火绳枪和刀剑的中国人。³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其范围仅限于珠江流域。英国人侵占了香港岛，并将其当作未来的海军基地以及商业中心。紧接着，英方长时间在长江上展示火力，其目的在于向帝国政府说明，继续进行抵抗是徒劳无功的。1842年6月到7月，英军炮击了吴淞（Woosung）、上海（Shanghai）和镇江（Chinkiang），并且在这些地方都登陆了。此战十分激烈。由于是在炎热的季节作战，大量的英国士兵因为中暑、疟疾、痢疾、霍乱死去。在镇江一战中死去的34名英军士兵当中，有16人是因为高温力竭身亡。⁴

此次长江战役有着政治上的意义。受到极大惊吓的中国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香港岛归英国所有，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与英国通商。无形帝国的体系很快就就位了：英国人很快建立起了领事馆；英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英国人在上海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及给轮船加煤的设施；英国战船可以在中国的江河湖海上自由穿行。法国和美国很快效仿了英国人的例子，并且获得了类似的好处。

鸦片战争对远东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技术上的落后和脆弱性被暴露出来，而英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以及军事力量。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来到日本，并劝说其领导人开放西方贸易。他警告他们，如果不开放西方贸易，英国人就会到来，并按照对待中国的方式对待他们。日本人很明智地退让了。在几年之内就和西方力量签订了商业条约，其中就包括和英国的条约。

在将中国成功地拖入无形帝国之后，英国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保证其是进行贸易的安全场所。其手段在于镇压河畔和海岸上的海盗活动。这些行动是令人激动并且富有成效的。在1849年，一个中队的战船挣取了42000英镑的人头钱。通过每一个死去或者被抓住的海盗可以获得20英镑，而那些逃走了的则值五英镑。行动是简短而且有成效的。1853年3月，在皇家海军“赫尔墨斯（Hermes）”号蒸汽船与五艘中国帆船遭遇战的官方报告当中，英方的利益已经有所体现。“赫尔墨斯”号张着帆航行，一直吸引海盗们靠近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犯下了错误。这些海盗们四散奔逃，其中有三艘逃走了，而剩下的两艘：

发现自己已经逃不掉了。于是，他们靠近彼此，并将自己拴在一起，准备打仗。就在我们包围他们、用火枪射击的时候，他们让人登上高处，并且投掷臭味罐^[1]。在我们迫近的时候，他们打满舵，并冲向我们的舷下，疯狂地向我们投掷臭味罐。我们则一边撤退，一边向他们开火……我们向他们谈条件，说如果他们愿意放弃，我们就撤退。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最后，在葡萄弹、霰弹筒和火枪的攻击之下，他们被迫堕入舱内，而伯顿（Burton）中尉登上了甲板，并且控制了这些船。

28名海盗或者被射杀，或者被淹死。另有57名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镶边长袍的海盗沦为囚徒。45名海盗逃走了，因此，“赫尔墨斯”号的船员们总共得到了1755英镑的酬金。除去几个被臭味罐烫伤的船员外，英国方面没有遭受什么伤亡。⁵

这一针对海盗活动的战争正值英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刻。1856年，广东士兵为搜寻一个海盗而登上了在英国注册的“亚罗（Arrow）”号，并将其旗帜降了下来。这成了两国关系的引爆点。将“亚罗”号称作英国船的法律证据不足。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驻广东领事宝宁（John Bowring）^[2]利用这一事件与当地官员叶名琛进行角力。叶名琛从来没有隐藏过其对所有外国人的轻蔑。在一段时间内，他动用了一切能够动用的权力，试图将他们以及其商品赶出广东。宝宁也同样不服软，并且叫来了一支小舰队来炮击城市，以向叶名琛及其市民展现出他们侵扰贸易的愚蠢。

和此前的战争一样，1856年到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次恐吓中国人的举措。然而，这一次，法国加入了英国的阵营。和入侵安南（Annam）和柬埔寨（Cambodia）一样，他们使用了“传教士被杀”这一障眼法。就在英法联军在珠江流域攻占海港的时候，英方派遣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到达中国，以解决双方政府之间突出的问题。其结果是1858年所签订的《天津条约》。该条约向外国商业利益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并且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

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中国人百般阻挠且支支吾吾，试图阻挠这一条约中很多条款的执行。为此，在1859到1860年间，他们最终诉诸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英印联军和法军在中国北方登陆，并向北京进攻。现代化的武器再一次战胜了中世纪的武器。翻译官郇和（Robert Swinhoe）因那些在近距离炮击下仍不愿撤退的鞑靼骑兵所表现出来的不退缩的坚毅个性而印象深刻。“可怜的异教徒！”他后来写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虽然他们证明自己是勇敢的人。”另一个堪称“勇敢的人”是布福斯（Buffs）团的士兵莫耶斯（Moyes）。他因为拒绝在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亲王面前磕头而被砍头。因此他赢得了不灭的名声。莫耶斯无可比拟的勇气使得其成了帝国男子汉的理想榜样。弗朗西斯·多伊尔爵士（Sir Francis Doyle）就在其激动人心的诗歌“一个布福斯的士兵（APrivate of the Buffs）”当中歌颂了这一精神：

昨夜在同辈的粗鄙人中间，

他戏谑、痛饮并起誓，

一个喝醉了的布福斯的士兵

他从不三思后行。

今天，在敌兵蹙眉之际，

他站在额尔金（Elgin）的地盘上。

他是英王的大使，

也是全民族的楷模。⁶

在他们一路行进到北京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并不那么有价值的士兵行为。劫掠成了普遍行为，而郇和惊奇地发现，宪兵军士（provost-sergeant）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当中来。1860年10月，咸丰帝和他的宫廷贸然丢弃了北京宫殿里的巨额财富逃走。按照郇和的说法，法国人首先动了手，紧接着就成了全体劫掠的狂欢。到达皇帝的金銮殿上，他发现“地板是由精挑细选的珍奇宝石所铺成的”。正在为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准备成堆的礼物的孟托班（de Mon-tauban）^[3]将军仔细检查了这些珍宝。⁷为了给先前被折磨且杀害的几个使者和其护卫报仇，在额尔金的命令下，他们不久就焚烧了圆明园。

对北京的劫掠以及焚毁圆明园的举动代表了中国的衰弱。它已经遭遇了三次战争的失败，而且必须屈从于其人民和其君主都无法理解的外力。作为从顺从的中国得到最多利益的国家，英国人主导了这次羞辱的进程。虽然在1860年的时候法国加入了她的行列，并且已经将其力量渗入了印度支那与俄罗斯，还觊觎着朝鲜以及中国北部边境地区。英国则没有任何侵占土地的兴趣。除去香港和与之相连的九龙半岛外，她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土地。英国人唯一想要的是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

在1860年之后的40年里，英国主导了中国的商业。在1895年的时候，英国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之中2/3的份额。在那时，该份额总共有53.2万英镑之多。鸦片占据了中国进口商品中的头把交椅。在19世纪80年代，其每年的贸易额可达1000万英镑之多。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则占据了第二席，其每年的进口额大约为300万英镑。在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市场之后，英国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这些都是在1853年外国的控制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那时，太平军正威胁到上海。20年后，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4]掌管了中国所有的海关事务。其手下有89名官员，其中超过半数是英国人。这一监督保障了政府可靠的收入来源，也是外国资本家的保障。1898年1月15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登载了一篇洞察英国投资者心态的文章。他们表示，中国海关“在英国炮弹可以打击的范围之内”，一旦政府欠债不还，他们便会开炮。

英国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于1895年结束。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当中，中国突然彻底崩溃。这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了其弱点。日本是第一个利用这一点的。他们要求对台湾宣示主权，获取3500万的赔偿和辽东半岛。在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抗议下，最后一点没有得逞。他们三者自私地谋划，以“保护”中国。作为回报，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授予法国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的矿业权，汉口则被赠给了德国。它允许已经在梦想建立满洲帝国的俄国在中国东部铁路中控股（由沙皇国库支付）。该铁路建成后将把中国北部与预计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东部终点站连接起来。

1897年，德国试图争取更多的领土。他们使用了至此已经惯用的传教士遭到谋杀的借口。这一次在山东。他们的死亡为德国占领胶州（Kiaochow）、将其变为海军基地铺平了道路。这也是德国人垄断在山东对矿山和铁路投资的开始。俄国感到对中国的争夺已经开始。因此，在其帮助赶走日本人的两年以后，1898年3月，它开进了大连港。

新帝国主义的这些野蛮表现引起了英国人的恐慌。迄今为止，英国政府相信，他们的业务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实施了支持所有人自由贸易的政策，对法国和俄国试图割去中国边远地区朝贡国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努力视而不见。1897-1898年的事件表明，像非洲一样，中国将遭到分割，而英国将失去市场。实行保护主义的俄国入侵将构成最严重的威胁。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促成移民大量涌入人烟稀少的俄国东部。去往南方的铁路支线一旦建成，就将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而以前，这一贸易任务是由英国船只承担的。

在声明其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之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政府于1898年4月宣布，它已经在中国北方海岸的威海卫建成一个海军基地。同时，北京方面做出承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在长江流域获得让步。这并没有产生多少效力，因为不久之后，中国批准了俄国资助的汉口——北京铁路，打破了英国在当地的投资垄断。对发生进一步冲突的恐惧致使英国扩大远东舰队的规模，增加至三艘战列舰和十艘巡洋舰。这等同于在该地区法俄舰队联合起来的总额。

索尔兹伯里伯爵担心，保卫英国在中国的无形商业帝国将会使得国家资源处于崩溃的边缘。⁸当时，英国正卷入到占领苏丹的战争之中、正在准备在尼罗河上游与法国一决高下。她还在南非与布尔人作战。将战船派到中国耗尽了英国国内舰队以及地中海舰队的力量，但是英国不能让德国、俄罗斯和法国在中国为所欲为。

国外力量加速渗透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抵抗。强烈的排外情绪突然爆发。从1891到1892年，这一情绪主要针对传教士；而到了1898年底，一个新的、名为义和拳（正义而和平的拳头，又名义和团）的排外运动爆发。其成员憎恨所有欧洲人、中国的基督徒和那些使用了外来技术的人。义和团吹嘘有魔力使他们免受子弹的伤害，并且对使用剑和长矛的传统战斗有一种自杀式的迷恋。他们最初反满，但他们反启蒙主义的思想为他们在宫廷和政府的极端保守派中赢得了同盟。同情他们的山西巡抚毓贤^[5]把义和团纳入当地民兵组织，然后让他们与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信徒作战。

1900年初，皇太后慈禧胡乱与义和拳缔结联盟，为的是将群众的愤怒从王朝引向外国人。这是一个短视和自我毁灭的政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与义和团的矛盾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军舰到达直隶湾。由于害怕帝国军队联合起来向北京进攻，慈禧最后在6月18日毅然决定，让帝国军队加入30000名义和团民兵在北京向围墙隔开的使馆区攻击。

这是失去理智的。太后的亲义和团政策很快为更现实的省级官员否定。更重要的是，按照几百名保卫使馆区士兵的观点，荣禄将军拒绝把他的现代枪炮借给防守者。8月14日，18000多人的国际联军进入了北京的使馆区。(www.xing528.com)

对于俄国人来说，义和拳带来的麻烦是天赐良机。他们为其向满洲投入二十万兵力，并将军舰从波罗的海开到海参崴和大连提供了借口。英国和俄国互不信任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但也由于战略上的限制，英国政府无力过分阻止俄国对满洲的占领，中国的现状得到了保持。在1900和1901年，海军部只是设法保持与法国和俄国海军平起平坐，但其代价为减少国内和地中海舰队的数量。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与日本合作，从而有力地与俄国争夺满洲和朝鲜。

1902年1月建立的英日同盟使得英国能够退出在远东的海军竞赛。双方都保证，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攻击，另一方将驰援其合作伙伴。这一安排使得日本在没有受到法国干预的顾虑之下与俄国开战。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与日本合作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必须承认它无法再单枪匹马维持它在中国的至上地位。自此，它的无形帝国取决于日本的友好与合作。

尽管如此，联盟的短期结果是无价的。1904年2月，日本军舰在大连先发制人，攻击了俄国舰队。这开启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陆地和海上战争，粉碎了俄国远东帝国的梦想，当地局势也遭到逆转。英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俄国蒙受羞辱的喜悦。此时，英日联盟已经成为英国在远东主张的一个重要支柱。双方于1911年续签了该条约。对于这一地区的人民（在这一问题上指的是亚洲其他地区的人民）而言，日本的胜利有着更大的意义。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证明了欧洲陆军和海军都不是无敌的，逆转了100多年以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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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和在太平洋的其他国家，19世纪见证了有形帝国逐渐取代无形帝国的趋势。19世纪早期，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岛屿吸引了一些富有活力和野心的机会主义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6]、约翰·克卢尼斯-罗斯（John Clunies-Ross）、亚力山大·黑尔（Alexander Hare）和詹姆士·布鲁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所有的人都受到克莱武的精神和远见的感召。而且，他们和他一样，有着一种能够把当地的情况转变为有利于他们自己和其国家的特殊本领。荷兰的力量日薄西山，而位于马来亚和婆罗洲的小型独立国家是脆弱的，因此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和武装支援。

莱佛士对在爪哇为东印度公司建立帝国的机会感到沮丧。1819年，他收购了新加坡岛。借此，他奠定了在马来亚建立帝国的基础。位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路线上，新加坡很快成了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的一个主要的自由贸易转口。黑尔试图在婆罗洲南部奠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诸侯的地位。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而他的伙伴克卢尼斯-罗斯则最终当上了印度洋的科科斯（基林）群岛（Cocos-Keeling）的“王”。他们的事业激励了另一个浪漫的侠客詹姆士·布鲁克。由于在英国有些不适应，布鲁克曾寻求在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中服务。由于在缅甸战争中带领非常备骑兵所受的伤，他已经退出。

布鲁克的幸运于1833年到来。此时，他继承了10000英镑，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启动资金，有助于获得领地和在婆罗洲北部沿海开放贸易。布鲁克和他的计划带有一些明显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烙印，但它有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的被动支持。布鲁克最大的财富在于他的大胆、从一而终以及他装备精良的、被恰当地命名为“保皇党人（Royalist）”的142吨级帆船。这使得他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政治力量。在1839和1841年间，他首次侦察了北婆罗洲的海岸与小湾。布鲁克使得自己对文莱的摄政王哈西姆·基尔（Hasim Jeal）来说不可或缺。后者试图控制沙捞越。哈西姆担心布鲁克会抛弃他，因而任命他为沙捞越的王公。

作为统治着一个事先被证明是不受管理的地区的政治强人，布鲁克着手恢复和平，并为稳定的政府和经济奠定基础。尽管英国在新加坡的战船经常帮助他，抑制沿海海盗行为是他最艰难的任务。虽然他们的轻型船只难以同现代船只的枪炮相抗衡，马来和婆罗洲的海盗仍是难缠且难以捉摸的。1843年的一次河上战争之中，布鲁克记录了一轮霰弹是如何“将一侧划桨的水手全部扫射”的，并迫使其他船员跳进水里，并在那里遭到枪杀。⁹

尽管有许多慈善家反对他，英国政府还是批准了布鲁克作为沙捞越王公的位置。这些人谴责他处理海盗的有力举措。对英国当地的无形帝国来说，他和他的小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该地区的领土野心仅限于占领岛屿和小块土地，以作为海军基地和商业中心。这些地方的影响可以扩散到马来亚、暹罗和东印度。为此，1785到1824年间，英国已经获得了槟城岛、新加坡和马六甲港口韦尔斯利。这些小立足点统称为海峡殖民地。

马来亚无形帝国依赖于当地世袭诸侯的合作。他们希望能维护和平和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投资的安全。1870年以后，马来统治者不足以承担这些责任。该地区陷入一段暴力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雪兰莪和霹雳州锡矿业繁荣，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涌入。到1870年，霹雳州上已有40000座锡矿。就像他们在雪兰莪州的同胞一样，他们热情地加入不同且互相敌对的秘密社团。在1870年的雪兰莪，中国人之间的派系斗争恶化为内战。一年后，在霹雳州爆发了一系列角力。

海峡殖民地的历任总督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竭尽所能保持马来亚内部稳定的同时，他们也要按照帝国最为良好的传统保持中立。英国人几乎不可能不卷入马来亚的内部冲突当中。这至少是因为，正是他们引发了海盗的复兴。1870年，在其追随者阻碍了一些中国海盗被捕之后，炮舰已经开动，将一个争夺者的栅栏炮轰到了雪兰莪的地盘上。直到1873年海峡两岸当局已完全纠缠在马来政治当中时，此类事件一直在增加。很久以前，在场的人得出结论，无形帝国的机制不足以解决危机。这一危机只能通过直接干预解决。

因此，一场拉锯战在英国官员和自由派殖民大臣金伯利勋爵之间发酵。这位大臣决意确定停止英国对马来亚承担全部责任的潮流。最后，当兼并主义者警告，不承担责任可能会导致德国或荷兰的干预之时，他放弃了。后来，甚至对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例如格拉斯通的政府，都不敢冒让英国的无形权力为其他国家所代替的政治风险。殖民地官员们得以为所欲为；英国则将其关注重点置于在雪兰莪州的一位觊觎王位之人身上。他们还命令英印联军于1875年平定霹雳州和新加坡河（Sungei-Ujong）。

1873到1874年危机的结果在于，英国认定要对霹雳州、雪兰莪州、森美兰（Negri Sembilan）、彭亨（Pahang）实行有形的控制。现有的政治建构仍在当地诸侯的控制之下。与他们的印度同行一样，这是在英国人的指引下完成的。不久，在英国的指导下，债务和国内奴隶制被废除。诸侯受到积极的鼓励，成为进取的家长式统治者。作为启蒙进程的一部分，一个大学于1905年在霹雳州皇城（Kuala Kangsor）建立。在那里，诸侯的儿子们接受了英国公学式的教育。人们认为，这会教给他们如何负责任地管理国家。

马来亚事件发生的同时，斐济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在那里，迫于经济发展和与欧洲接触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无形帝国也解体了。到1871年，斐济阴险而复杂的政治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由欧洲的棉花种植主和商人（包括正在躲债的一个破产的悉尼拍卖人）以及两位本地酋长组成的内阁提议，国王萨寇姆堡（Thakombau）应当作为一个立宪君主执政。政府的许多内部问题由于当地的游说议员而变得更糟。他们声称，斐济困难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接受英国的统治。

兼并主义者在新西兰、新南威尔士和英国都有盟友。在前两个地方，斐济被描绘成一个准备好接受殖民的国家。这是澳大利亚的扩张主义分子们的观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扩展到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讨论上。在英国，格拉斯通政府不得不处理慈善家以及传教团体所带来的压力。1835至1860年之间，斐济教士已经劝诫60000当地人皈依。但是，通常认为，只有英国统治才能消灭岛上剩余的万物有灵论者的自相残杀和献祭仪式。关注也蔓延到“黑人奴隶诱买（black-birding）”上。这是一种奴隶交易，太平洋岛民被哄骗或强迫登船，然后作为契约劳工运送到秘鲁海鸟粪场或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园。皇家海军曾试图在19世纪60年代中断这一运输，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法官拒绝审判绑架者，这一阻止行动受到了阻碍。

尽管英国政府并不情愿，但结合商业和慈善的观点仍促使它去调查在斐济的中央权威。在场的海军军官很容易相信，如果不悬挂英国国旗的话，这些岛屿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1874年，政府批准了兼并。在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圈子里，一种强烈的、可以理解的感觉蔓延开来，认定大臣们已经战胜了一个确定的联盟利益集团。

1874年以后，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又恢复了旧模式，即通过军舰对岛屿进行监管，并小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永久占领的行动。澳大利亚的冒险家热衷于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做布鲁克式的王公。殖民部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一旦有其他国家考虑要开展兼并行动的话，他们就应当采取措施夺取这些地区。

1880年新帝国主义的到来见证了德国和法国试图占领南部海洋上各个岛屿的准备。德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世纪60年代，总部位于汉堡的哥德笛福里（Goddeffroy）家族公司已经超过其所有竞争对手，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总交易人。这家公司于1879年破产，但俾斯麦很乐意为其接班人新几内亚殖民公司和德国海洋贸易协会（Deutsche-Sea-Handels-Gesellschaft）提供补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赢得商业界和殖民地游说团体的政治支持。他还批准了1883和1886年间一系列对岛屿的占领。

德国建立霸权的过程带有某种离奇的色彩。1886年，一艘德国炮舰航行到了所罗门群岛中的一座岛屿的附近，并派遣了一支小分队登陆。他们把贸易的旗帜和一个装在礼盒当中的宣言给了当地的酋长，并且树立了一个上书“德意志帝国保护国”的牌子。他们升起了德国国旗，随后又将其降下来。官员和水手回到船上。¹⁰无论他们是否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所罗门岛民们都对这一展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14年后向英国海军军官讲述了每一个细节。在他们经过岛屿的同时，德国人也将它们改名：新大不列颠变成了新波美拉尼亚等等。

当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就谁最终谁保持什么而讨价还价的时候，岛的名字再次遭到修改。英国保有巴布亚、所罗门、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而德国人则对拥有萨摩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卡洛琳岛和玛丽安娜岛感到满意。德国首相冯·比洛（von Bülow）^[7]侯爵很高兴，预言这零星的岛屿和环礁岛将成为“走向国际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这种全球性力量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1913年，为了维持太平洋帝国，德国支付了180万马克补贴。¹¹

但在新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仅次于声望，甚至连最小的岛的重要性都被夸大了。1900年8月，法国官员向新赫布里底群岛部落民表示：“这片土地属于法国公司，你不能再在上面耕种……我们也将会把你们和英国人从岛上驱逐，并自己占有这片土地。”¹²虽然对听众来说它甚是吓人，但这样的咆哮往往没有什么作用。六年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共同管理新赫布里底群岛。

多年以来，英国所占领的零星的太平洋岛屿仍然是其殖民地中最落后和最令人遗忘的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而且所有岛屿都受到人口下降的折磨：在1860到1873年间，斐济人口减少了30000人，而只有到了1921年，下降的幅度才有所缓和。外来疾病是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岛上的居民对这些疾病没有有效的免疫。扭转这一进程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由于殖民地医务官的努力和一座医院的建立，在1906和1921年间，所罗门的契约劳工死亡率从每年500下降到300人。

新的殖民地政府也关注太平洋岛民的道德福祉，但消除诸如部落间的战争破坏性习俗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在所罗门，尽管勇士们时常因犯有谋杀罪而被吊死，争斗仍旧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马莱塔勇士（或拉莫）为他们好战的传统而感到自豪。当他们被自称“超级拉莫”的当地官员质疑的时候，其结果是1929年10月的一场小型战役。其中，这位官员和13名当地警察死亡。另一个对当局的刺激在于，岛民不愿融入新引入的市场经济。1932年，官方对所罗门的发展的记录表示，格拉（Gela）岛民仍满足于耕种能满足自己基本需求的作物、购买烟草和少数其他生活必需品。¹³他们拒绝耕种更多的作物。官方对此表示遗憾。无论如何，近7000名岛民经由在欧洲人所拥有的椰子种植园担任契约工人而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太平洋岛民的生存状况似乎不容乐观：1922年，三名监督员被指控谋杀一名工人，但后来被无罪释放；同样，一位被控将一名年轻男仆殴打致死的、名为C.V.麦斯威尔先生的种植园经理也被无罪释放。在帝国最偏远的地方，有一些角落非常黑暗且令人不快。

【注释】

[1] 原始的手榴弹，会释放一股有着恶臭的气体。

[2] 宝宁（1792-1872），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早年在爱思德的商会工作。在1829年于格罗宁根获法学博士学位。1835年至1837年在克莱德市选举中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议会上，主张英国银币十进制。1849年曾创办公司，可惜营商不得法，所以重回政坛。1849年来华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学会广州话。1852年到香港任代理商务总监。1854年4月升任为港督、兼任驻港英军陆军司令、海军中将及对华全权代表及商务监督。

[3] 孟托班，一译孟斗班，法国陆军将领。1860年2月，被任命为法国侵华军中将总司令，伙同英国侵略军总司令克灵顿进犯天津和北京，参加焚掠圆明园的罪恶活动。因在通州八里桥附近获胜，被拿破仑第三封为八里桥伯爵。1870年普法战争起，出任首相兼陆军大臣。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流亡比利时。著有《二十四天的陆军大臣》。

[4] 罗伯特·赫德（1835-1911），英国人。字鹭宾。英国爱尔兰亚尔马郡波达当人。1854年到香港，次年任驻宁波副领事助理。1859年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1876年与英国订立《中英烟台条约》（亦称《滇案条约》）时为李鸿章助理。中法战争期间，策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签订《中法新约》。

[5] 毓贤，清末酷吏。字佐臣。监生出身。1890年任山东曹州知府。1895年任兖沂曹济道。1896年为山东按察使。1898年署江宁将军。1900年任山西巡抚。此时义和团兴起，他乘势杀死教士及信徒70多人。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率兵路遇仓皇西逃的慈禧、光绪，充扈从。八国联军与清政府议和时，被指为“祸首”之一，清政府被迫将其处死。

[6] 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英属新加坡殖民地创建者。生于英国。1811年随明托远征军占领爪哇。1819年1月28日奉命占领新加坡，交由驻扎官法夸尔驻守，本人回朋库连继续任职。1822年又到新加坡，建立各种行政机构，制定临时法典，规划城市建设等。1824年退休回国。所著《爪哇史》两卷，有较高学术价值。曾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受封为爵士。

[7] 伯恩利希·莱恩哈德·冯·比洛，一译标洛。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900-1909）。1878年参加柏林会议，任秘书。1888-1893年任驻罗马尼亚公使，1893-1897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897年任外交大臣，实际掌握政府权力。1899年封伯爵。翌年担任普鲁士首相和德国宰相。1905年封侯爵。执政期间，要求德国有“日光下的地盘”，鼓吹全力增强德国军事实力（特别是建立强大的海军），为重新瓜分世界做战争准备。著有《德国政治》《贵在思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