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28年到1730年间，流行的雕塑家迈克尔·莱斯布莱克（Michael Rysbrack）为东印度雕刻了一个烟囱上的镶嵌板，这板上的图案是一个半裸的土著女人献出一只小的财宝箱，体现了不列颠正在接收东方财富的事实。50年后，意大利人斯皮瑞多纳·罗马（Spiridone Roma）在绘制天花板图样的时候，几乎完全复制了这一印象。不列颠女神的脚边躺着一匹雄狮，而她本人则从一位印度女人手捧的垫子上取来一串珍珠仔细鉴赏。另一个女人手里举着一只中国式的罐子，里面可能装满了茶叶。在商业之神墨丘利的引领下，第三个人手举一捆东西前来，可能是印花棉布或者是平纹细布。在雕刻和绘画的前景处是泰晤士河的象征，标志着伦敦是东方财富远播最为重要的受益人。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的装饰象征着纯粹的商业，那么在19世纪初加尔各答新政府大厅的门前树立的凯旋门就明确地有着帝国意味。其规模宏伟，无异于罗马时期的建筑；中心的拱门上刻有一只石狮。其姿态不但居高临下，而且显得十分警惕。在这座庄严的大门后面就是政府大厅，为一座乔治朝帕拉迪奥式的宫殿，其前面为很高的大理石圆柱。这些公共建筑是由获封莫宁顿伯爵（Earl of Mornington）之后又获封侯爵的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下令建造的。从1798年到1805年，他担任了印度总督。这也反映出了他喜好盛况以及权力欲旺盛的贵族品位。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他在印度的同胞们新的自信以及大胆无畏的精神。他们不再是商人了；他们主宰着一个需要罗马式的建筑风格以及大理石的永久来确立自身权威的帝国。
在完成加尔各答的政府大楼以及位于马德拉斯、与之同样宏伟的建筑等令人惊异的成就的同时，在过去的60年里，印度爆发了一场革命。1740年的东印度公司不过是一个商业公司而已。它进口商品，并出口其位于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各个工厂的商品，几乎不受印度内政的影响。而在1815年的时候，公司拥有印度最强的军队，并或间接或直接地控制着孟加拉、恒河上游以及印度东南部的广大地区。最为重要的是，公司是作为一个亚洲力量大秀肌肉；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分别在阿拉伯、毛里求斯、马六甲和爪哇采取了行动。
贸易仍旧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自1793年起，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政府就已经在逐步收回公司的垄断权。在与政府的角力当中，公司输了；到了1810年的时候，趁机闯入的商户们已经占据了印度市场的1/4，所销售的商品价值200万英镑。贸易模式的改变拯救了公司。特别是19世纪初，人们开始大量进口兰开夏郡便宜的棉纺织物，极大地冲击甚至消灭了印度以村庄为基础的棉纺织业。与此同时，与中国之间的、可赚钱的双向贸易也开始萌芽。他们向中国出口孟加拉的鸦片，并进口中国茶叶，以满足英国市场的需求。从1802年到1803年，鸦片出口额达到了100万卢比（大约25万英镑）。在接下来的10年里，贸易额总共上涨了20%。然而，虽然出现了新的贸易机会，在1800年的时候，公司仍旧主要依靠各个省收上来的土地税来维持运转。
公司的改变不依据任何计划，也不根据任何普遍的原则。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有野心的官员以及军官。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保全国家以及其雇主利益的同时，自己也可以致富。他们掠夺性的而且私人化的帝国主义与18世纪印度的境遇相吻合。在18世纪的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中央集权正在崩解。当然，在公司的职员们中间，机会主义以及贪婪之心已经非常普遍。所有的人来到印度，就是为了聚集足够多的财富，以回到英国享受。“我可能会当上总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也会获得足够多的财富，足以让我当上一个绅士。”1752年，斯泰尔·达尔林普（Stair Dalrymple）对自己的哥哥说。他正在谋求公司的一份工作，为此需要500英镑来保证他行为妥当，另外还需要200英镑购置装备并打点出路。1只要达尔林普能够获得自行进行贸易的许可，他所获得的收入就足以偿还之前所欠下的债务。但是，就像其他追求财富的人一样，他面临着疾病的风险，恶劣的环境也大大削减了他平安回家的可能。
就在达尔林普再三向其哥哥寻求支持的同时，公司的雇员们也发掘了新的、之前从未出现过的聚敛财富的方式。1742年，杜普雷侯爵[1]、约瑟夫-弗朗索瓦（Joseph-Francois,Marquis Dupleix）担任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总督的职位。在很多方面，他都与那些好战、贪婪而自不量力的英国殖民地总督们有着相似之处。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双方都在交战中。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最后一年，法国的主要贸易站本地治里（Pondicherry）遭到了公司军队从马德拉斯所发动的攻击。由于担心本地治里的安全而且得知一场新的英法战争即将爆发，杜普雷认定，他们需要在此地建筑防御堤（glacis）。为了这个目的，他着手将法国东印度公司变为卡尔纳蒂克的政治掮客。
为了得到其雇员们的支持而掺和到当地事务当中，杜普雷向自己的雇员们保证，他们将会获得对法国人控制之下的土地所征收的税的丰厚回报。2而且，他和其手下都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尽管他并没在送往巴黎的急件中提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印度诸侯们为了寻求法国的支持，纷纷向法国殖民者们贡献礼物。1749年，杜普雷安排他的心腹钱德拉·士普（Chandra Shib）当卡尔纳蒂克的纳瓦布（总督），就此开始探索复杂、充满不确定因素和暴力的印度王朝政治。
在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议事会都不能袖手旁观，让卡尔纳蒂克落入法国人之手。他们很快就培植了一个敌对的印度王公，穆罕默德·阿里·汗。两大殖民公司都为他们的傀儡提供了军事支持。自1750年，为了争夺地皮，一场代理战争已经蓄势待发。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是参战的英国军官中的一位。1744年，年仅19岁的克莱武来到了印度。起初他是一名书记员，四年之后则成为了一名士兵。在英格兰，他曾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他绝望的家人、什罗普郡的乡绅将他送上了去往印度的船。在那里，他本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但是，1748年，法国人攻打马德拉斯的一次行动给了他展示才能的机会。他很快就掌握了在印度作战所需的所有技能，并且迅速地展现出了指挥公司的印度军队（sepoy）的才能。他表现得极为勇猛好战，而与他们同时代的英国同辈们一样，印度士兵会响应有胆量的军官们的号召。克莱武也有着极大的野心：他十分渴求这个年代所谓的“荣耀（glory）”，即获胜的将领们所自然获得的公共光彩。而且，一旦其事业步入正轨，他就利用所获得的财富爬到英国统治阶层。
曾当过士兵的克莱武后来又成为一名行政官。既然与印度人有很深的交情，他此后便认定自己完全可以掌握这神秘一族的心理，了解印度人的思维模式。在他的想象里，所有的印度人都习惯于受到专制君主的统治，而这一点在他自由主义的同胞们看来是“独裁统治”。他们迷恋蛮勇，而且畏惧“威望”。所谓“威望”，指的是一种抽象概念。其中，军事上的英勇和道德上的权威基本各占一半。
1751年阿尔果德之战（The Siege of Arcot）给了克莱武施展其指挥官才能的机会。他不但拖住了一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法印联军，而且由于其统领军队的方式极富魄力，有一个营的敌方印度士兵甚至背叛了自己的军队，转投他的麾下。围绕着卡尔纳蒂克归属权的小规模战争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多。三年之后，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杜普雷所吞下的东西已经远超了他的消化能力。无论如何，他都在想尽办法保存战果，英国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英方随军官员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就曾听说，在1753年的时候，法属印度公司就从它所占领的土地中收取了535000英镑的土地税。
正如奥姆所发现的那样，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帮助欧洲人或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克服困难。“在印度，一个排的兵力对胜利的作用，很有可能与在欧洲一个营对胜利的作用同等。”胜利的关键在于所谓“欧洲武力的优势”。克莱武自己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定，“我方武器的威慑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印度军队常常在没有交战的时候就失去了作战的勇气。不论是英军还是法军，他们都曾将印度士兵纳入自己的军队。这些人配备有燧火枪，并且按照欧洲的方式训练。他们有能力在近距离发动齐射。这种具有破坏力的攻击方式吓住了他们的敌人，并帮助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白人军队也被招募到了这些地区。招募他们并非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在印度行军不比其他地方轻松。在检验过一队1752年在马德拉斯登陆的士兵之后，奥姆评价道，他们全部都“像往常一样，是因为在伦敦找不到工作而来到此地的废物”。3
法国人也从印度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1753年，面临着困境的杜普雷决定引入法国正规军，从而结束这一困境。为了维持本地军事力量的平衡，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寻求支援，并得到了第39团以及四艘战舰。在此之前，英法在印度的纷争完全是商业利益的争夺。而英法政府决定干涉对印度有着里程碑式的影响。由于分别得到了英法双方的海军以及陆军的支持，这两大公司在印度拥有了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就人力以及物力而言，此时的两个公司都是势均力敌的。而且，他们完全是受了卡尔纳蒂克之战的煽动。即便其中的一个占据了上风，根据法英外交政策的本质，他们在印度所获得的进展也会通过协商解决。
在印度，欧洲力量并不仅仅是在卡尔纳蒂克崭露头角，而且在孟加拉有所表现。1756年1月，一场战争突然爆发。时任马德拉斯总督的罗伯特·克莱武、马德拉斯议会以及查尔斯·沃特森（Charles Watson）将军都计划在卡尔纳蒂克附近发动袭击。而与此同时，孟加拉纳瓦布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进攻并且占领了加尔各答。
西拉杰·乌德·道拉是莫卧儿帝国解体后的历史产物。他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贵族，继承了其祖叔用武力所打下来的江山。此前，他一度和公司打得火热，但是，也正如他的宣战举动所显示的那样，他非常担心公司在孟加拉的势力扩张。公司在加尔各答附近建立了新的堡垒。为了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公司官员们不惜牺牲当地商人的利益以及印度王公们的税收。令孟加拉人吃惊的是，攻下加尔各答比想象当中容易得多。此后，他们不无嘲讽地将英国人称为“banchots（当地土语，为“胆小鬼”的含义）”。
英国人之所以会发动卡尔纳蒂克之战，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威望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失去了在加尔各答的税收。其中，公司威望的下降令克莱武觉得，重新夺取这一城市要比对法军采取行动更加重要。克莱武和沃特森于1757年1月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并且对西拉杰·乌德·道拉宣战。克莱武运用其外交手段以及头脑，在这场争斗当中占据了上风。他的敌人是一个个性软弱、反复无常、纵欲无度的人，活脱脱是一个印度版的卡里古拉[2]。就像罗马皇帝一样，西拉杰周围环绕着一些极不忠诚的朝臣和士兵，很轻易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他。西拉杰军队的指挥官米尔·贾法尔（Mir Jafir）[3]几乎没怎么抵抗，便接受了克莱武的贿赂和对孟加拉王位的承诺。西拉杰的金融支柱，赛思（Seth）银行家族也受了克莱武的哄骗，成了克莱武所布设局中的一枚棋子。在公司的金钱攻势之下，1757年6月23日，西拉杰最终在普莱西完全覆灭。
普莱西之战完全展现了公司的军事力量，在印度人的心中留下了长久而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表面上来看，双方的力量完全不对等。克莱武率领着1000名欧洲士兵以及2000名印度士兵，装配有八门小口径的火炮以及一门榴弹炮。与此同时，西拉杰则率领着总数至少有500000名的骑兵和步兵，还拥有许多门阉牛拉着的大炮。但是，西拉杰数量众多、极度混乱且毫无章法的部队内部纠纷不断（米尔·贾法尔所部故意不参与到战斗当中来），而且，在面对对手完全陌生的战斗方法之后，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的勇气。那些还保留着勇气的人，一遭遇敌人的火枪齐射和近距离炮击，便完全放弃了抵抗。克莱武的炮手们从经验当中得知，如果炮击那些拉着火炮的阉牛和那些驮着印度军官的大象的话，他们就能成功地造成混乱。这些受了伤的野兽们惊恐地四处逃散，冲散了骑兵和步兵的阵型。克莱武极度的自信和富于侵略性的精神令他的军队成了一头猛虎，“如果嘶吼一声便能吓退敌人，它是不会发动进攻的”。4西拉杰的军队显然被这一声大吼吓住了。他们完全崩溃，并且四散奔逃。很快，西拉杰就被米尔·贾法尔的属下抓住，并被杀掉了。在战斗中，公司一方仅死伤了73人。
尽管很粗暴，普莱西战役仍有效地证明了公司是印度的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迈索尔（Mysore）、海得拉巴（Hyderabad）、马拉塔帝国（Mahratha states）和旁遮普（Punjab）的统治者们都抢着要吸收先进的军事技术，而那些专家（往往是欧洲人）会训练士兵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其他的印度诸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则会和公司签订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里，他们同意向公司支付战争赔款，并且放弃自己的一些主权，以换得公司在此地永久驻军，为他们提供保护。
在普莱西之战之后，利用高压和条约进行扩张的模式已经初现端倪。在这时，克莱武扮演了拥立国王之人，任命米尔·贾法尔担任统治孟加拉、奥里萨和比哈尔的纳瓦布。这几个省原来所有的地税都进了公司的口袋，而米尔·贾法尔则负责此地的行政和司法事务。自1772年起，公司接管了这些权利。所有的法国人都被赶出了孟加拉。很快，在孟加拉收集的地产税也流入了卡尔纳蒂克，以支援英国在此地对法作战。在经历了一系列包括对马德拉斯的海陆袭击在内的一些尴尬时刻之后，公司逐渐在卡尔纳蒂克的战争中占据了上风。1761年，本地治里陷落，英军荡平了法军在此地设立的堡垒。这也击碎了法国占领南部印度的美梦。即便根据1763年《巴黎条约》的规定，本地治里又重回法国人之手，这一计划也不再实施。
在孟加拉的胜利给了公司底气，使得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力量在印度崛起。攫取孟加拉进一步刺激了征服战争和获得和解的进程。这是因为，人们发现，战争的利益要超过贸易的利益。在回顾了20年来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1785年，埃德蒙·珀克告诉下议院：“在征服开始的时候从印度聚敛来的财富自然刺激了其他人，令各地纷纷仿效。尽管公司的职员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财富的吸引力却从未发生改变。”
柏克的说法千真万确。那些处于高层的政治家以及军事家们发现，在印度，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巨大的财富。克莱武准确地指出，“我们知道，东方的诸侯们惯于”将贵重的礼品赠送给曾帮助过他们的人。米尔·贾法尔遵循了这一传统。自1757到1766年间，他总共赠给了克莱武价值234000镑的礼物。而且，在同一时期，他也慷慨地将财物赠予其他在加尔各答的军官们，每个人可获5000镑至117000镑不等。正如18世纪的英国一样，在印度的政治生活当中，有权势的人的善意以及影响力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公司的职员们认定，在一个自己打破势力平衡的国家里，他们没有理由不利用该国家既有的传统来为自己赚取利润。在印度平时的管理中，腐败现象也非常常见。那些负责在孟加拉和其他地方收取赋税的人很快就“入乡随俗”了，开始把赋税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这些都是征服所带来的结果。战争同时也产生了利润，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进了士兵们的口袋。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偏好富有侵略性的政策。自1744到1753年间，克莱武就赚取了40000英镑，而在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下级军官。自1798至1805年担任更高职位的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ley）（当时的侯爵、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威灵顿公爵之弟）则更为小心谨慎。卸任时，他带回了43000英镑，足够过上丰足的生活了。5初级军官总是蠢蠢欲动，渴望战争。这是因为，战争能够带来晋升的机会、战争经费以及最令他们梦寐以求的抢掠机会。在1797年9月，听说人们取消了去马尼拉的远征，在马德拉斯的年轻军官们便感到十分绝望。其中的一个写信给自己的父母：“看看这些人脸上的忧愁、失望以及烦恼吧！就在几分钟之前，这些人的脸上还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以及踌躇满志的热情。”6
无疑，确实有一些吃了枪药的人真心实意地因为无法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而感到忧伤。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发财梦碎而悲伤。军官因此而怀疑，英军于1758年从那格浦尔掠夺的财富价值25000英镑。财物的真实价值可能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因为那些遭到偷窃的财物基本都不会记在公司的账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分配掠夺来的物品总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高层军官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参与1817-1819年马拉塔战争的士兵们等了8年，才得到了此前承诺给他们的200万英镑。因而不可避免的是，有很多士兵会尽可能地抢走东西，并从不上交。
上层军官的贪婪也蔓延到了下层军官那里。据第11重骑兵队中的一位无名士兵回忆，1825年，当他们即将攻打珀勒德布尔（Bharatpur）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无论是哪个等级、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为此激动不已。当这个城市在1826年1月陷落的时候，他看到有七车金银在拍卖。其中一名士兵用两枚葡萄牙金币（大约价值3.5便士）换得了一瓶烈酒，而这瓶酒的价值通常不过是金币的1/10.他也注意到，有的士兵带着金项链、首饰和骆驼毛披肩，而其他人则掘地三尺，寻找房屋原主人所埋藏的现金（为了应对抢劫者和收税官的惯用做法）。7在过去的80年里，每一次在印度爆发的战争中都充斥着此类行为，而军官们根本无法制止。在1803年加维尔加尔（Gawilghur）陷落之后，罗伯特·布莱基斯顿（Robert Blakiston）上尉逮捕了一些英国劫掠者们。由于制止了英国士兵行使自然权利，他受到了刺刀的威胁，还被叫成一个“胡搞的流氓”。8
除去战争当中所发的意外横财之外，军官们所领取的工资与补助都足以为他们提供退休保障或保障其在英国家人的生活。作为行政官员的优秀代表，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于1781年成为了公司的一员。23年后，他积累了13000英镑的财富，每年还能寄给他的双亲和姐妹们400英镑。按照他的计算，1806年他的养老金和存款足以令他年入1500英镑，也令他稳稳地位居绅士的之列。9在18世纪90年代的时候，诗人塞缪尔·柯尔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家庭经济支柱就是其长兄，彼时是公司军队里的一个下级军官。1790年，马德拉斯的随军工程师科林·麦肯齐（Colin Mackenzie）愿意冒着得上当地疾病的风险，在内地的森林当中穿梭（他对植物学一无所知），以获得更高的报酬。他甚至还将其中的一部分报酬寄回了路易斯岛（the Isle of Lewis）给他的家人。10
到了世纪末的时候，对于英国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让一个孩子进入公司的军队已经成为一个赚取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无从在正规军里买下一官半职，或者补充这些初级军官的收入，他们光是看到自己的后代位列绅士阶层，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或许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国王军队的军官们十分鄙视他们的印度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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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的印度是一个活跃的社会，其中充斥着权力欲膨胀的人。他们对公司事务的判断总是受到自己利益的影响。普莱西之战后，几乎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战利品。这样一来，更多的人都会成为冒进的、掠夺性政策的支持者。更有甚者，当公司吞并土地并将势力渗透到诸侯的地盘上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多的官员、收税官、测量员以及移民。所有的职位都有丰厚的报酬，而许多有野心的年轻军官都填补了这些职位的空白。扩张的机制激发了士兵们的好战精神；罗伯特·布莱基斯顿认为，印度的空气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才使得英国士兵们比起往常来更加“嗜血和残忍”。即便是一些对征服和战争进程感到不适的公司上级，也发现自己为这种新的精神陶醉。1781年，其中的一位在向是时仅有12岁的约翰·马尔科姆提问的时候，问道：“啊，我的小男子汉，如果你遇见海德尔·阿里（Hyder Ali）[4]的话，你会做些什么？”“先生，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拔出剑来砍下他的头。”这一回答为马尔科姆赢得了公司军队里的一个位置。11
在普莱西之战后，迈索尔的素丹海德尔·阿里汗成了公司最为顽强的敌人。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侵入了卡尔纳蒂克。分别在18世纪70、80年代晚期，他和法军联合起来，在印度南部发动了对公司及其同盟的战争。他的儿子蒂普（“老虎”）素丹继续了这场角力。在1793年的时候，他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输给了约克镇的英雄康沃利斯。正如南部和中部印度其他独立的诸侯一样，蒂普很清楚，如果要活下去的话，他就必须以欧洲的战争方式打败公司。在1791年的时候，他安插在巴黎的探子就已经在从荷兰的军火商手里收集武器了。根据海军部线人们的汇报，他们已经买下了50门大炮、80架炮车、10万枚炮弹、10万挺火枪以及20万柄“最好的回火刺刀”。12海得拉巴的尼柴姆（nizam)[5]已经聚集了一支14000人的军队，不但配备着火枪，而且还在法国雇佣兵的教导下学会了欧洲士兵的战斗方法。而且，马拉塔联盟（Mahratha Confederacy）的诸侯们拥有大约30000兵力。他们也是由自由的欧洲军官们训练和组织起来的。(www.xing528.com)
在18世纪晚期进行的军备竞赛给公司造成了挑战。当他于1798年接受总督职位的时候，韦尔斯利侯爵就接受了这一事实，并从中作乐。自1793年以来，英国就一直在同革命的法国战斗。隶属于公司的探子们捏造了谎言，认定在印度的法国雇佣兵都是左翼的雅各宾派共和党人。而心甘情愿地自称为“蒂普公民（Tipu Citizen）”的蒂普则是在乞求法国人的支持。1798年时拿破仑入侵了埃及，加尔各答方面和伦敦方面相信，这是法国从陆上进攻印度的前奏。援用法国对埃及的侵略是令人信服的。极度反对法国大革命的韦尔斯利并没有等待他人行动，他采取了攻击。海得拉巴被迫保持中立，强制的外交政策也使得她不得干这样做。在1799年，公司的军队超越之并且占领了迈索尔。
蒂普在保卫其首都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的时候战死了。对于一代英国画家来说，他们最喜欢描绘的场景之一，便是公司官员们发现他尸体时候的场景。1808年，英国人把他著名的机械老虎带到了伦敦，并在东方博物馆内作为战利品展出。所谓东方博物馆，指的是在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上的东印度公司指挥部。这一精巧的设计很快激发了很多人的好奇性，并给所有来参观的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盯着那涂满颜色的、等身大小的老虎载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公司官员。他们也曾听到这头老虎发出的吼叫以及他屈从时慢慢减弱的叫声：在野兽体内由曲柄驱动的手摇风琴发出的声响。13这就是在约翰·基茨（John Keats）的童话故事“帽子与铃铛（The Cap and Bells）”当中取悦了印度皇帝的“人-虎-风琴（Man-Tiger-Organ）”。在原作当中，这是一个异邦的玩具，似乎很与东方专制君主相配。事实上，蒂普根本不是一个专制君主，但是这并不妨碍公众将他与公司之间的战争理解成喜怒无常的君主和文明力量之间的斗争。在当时的印刷品和图画当中均表现了蒂普的儿子们向值得信赖的、亲善的公司官员投降的场景，也就是专制体制与文明秩序斗争的体现。印第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穆斯林将蒂普供奉为伊斯兰教的烈士。直到30年后，他们还在用蒂普的名字来激励后人来抵抗英国人。14
在迈索尔陷落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马拉塔帝国。首先采取行动的是韦尔斯利。他利用了一系列的武力和外交政策，将贫穷而虚弱的马拉塔诸侯帕什瓦（Peshwa）[6]拉到了公司的一边。其结果就是1803年针对瓜廖尔的信地亚·道拉特·拉奥（Sindia Daulat Rao of Gwalior）和那格浦尔的拉古吉·朋斯勒（Raghugi Bhonsle of Nagpur）的马拉塔战争。[7]在一场旋风般的战役之后，亚瑟·韦尔斯利取得了阿萨伊（Assaye）和阿尔冈（Argaon）战役的胜利。而在北方，将军杰拉尔德·雷克爵士（Sir Gerard Lake）占领了阿里格尔、德里和阿格拉。在征服了两大马拉塔诸侯之后，侯爵抓住机会，于1805年向贾斯旺·拉奥·霍尔卡（Jaswant Rao Holkar）宣战，并试图消灭他。在这场战争的第二阶段，事态变得非常糟糕。在阿格拉附近，公司的一个纵队基本被消灭。而雷克则发现珀勒德布尔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韦尔斯利侯爵不自量力，而在1806年他就被召回到了伦敦。
侯爵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过于自信而且蛮勇。他来到印度，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有能力和远见的官员（他在马德拉斯为公司的职员们建立了一所高校），并希望自己的成就能够确保他在英国得到很高的职位。他是一代恣意妄为的贵族殖民地总督的代表，这些人都欣赏绝对权力。在1802年到访坎普尔（Cownpore）的时候，他就骑在一头装饰得极为夸张的大象背上。就像一位印度君主一样，“以真正的东方方式，自由地分发他的（公司的）卢比”。15一个拥有如此性情的人，势必会对资产负债表表示不屑。他对公司的某些主管也表示不满。在1799年，他曾秘密地写道：“这些人趾高气扬，并且嘲笑发生在印度的各种事务。”
对于韦尔斯利勋爵以及其同类，伦敦的商人有着深深的担忧。在过去的40年里，韦尔斯利等人都给公司的事务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由于那些任性、有时又会受贿的公司职员的举措已经将公司的账目搅得一团糟，并且赋予了公司本身所不想有以及不能胜任的责任，1744年，公司已经借给了政府100万英镑；在经历了28年以及多场战争之后，公司面临亏损，并希望从财政部手中贷款140万英镑。到了1815年的时候，公司的债务已经达到了4000万英镑。而且，要支持一支150000人组成的军队的开支，公司就要耗费其总预算的3/4还要多的金钱。在18世纪60年代中叶，在孟加拉地区所征收土地税的刺激下，经济一度出现了复苏的兆头。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此后，公司一直步履维艰。为了维持生存，它不得不再次采取经常发售股票这一不可靠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在事实上，它也创造了一个私人版本的国债。
这一切将何时结束？很多人认为，公司的过分扩张已经达到了危险的边缘。与印度相比，这一声音在伦敦更为响亮。在1779年，公司已经陷入和海德尔·阿里以及其法国支持者的战争泥潭之中。当时驻扎在坦焦尔（坦贾武尔）的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少将认定，公司“所拥有的土地和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它所能控制的范围”。16他的这一看法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焦虑。25年后，本质上小心谨慎的亚瑟·韦尔斯利已经确信，在其兄弟为占领马拉塔帝国所做的努力之中，他已经逾越了自身的界限。他也相信，与当地的诸侯们签订条约是有风险的。这会给他们留下其之前权利的间隙（farçade）。这样一来，公司成为事实上的权威，而他们却失去了人民的尊敬。他们的傀儡主人则能够享受更多。
扩张主义的批判者们对公司的高级官员不假思索就发动战争、并将其当作政策而感到不适。1814到1815年，英军闪击了尼泊尔。英军的总指挥官约克公爵对这场艰巨的突袭表示不解，不知道“为何这是必要的”。17当然，因为做出决定的人远在千里之外，因此，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在伦敦的人都对此无能为力。如果遭到挑战，他们就会重拾惯用的理由，即这件事事关当地的威望，或者当地的官员难以忍受一个强大的或者无序的独立国家出现在自己国家的边界上。这一解释并不总是让政府以及其官员信服；1816年，公司对给尼泊尔战争当中的英雄大卫·奥克特洛尼爵士（Sir David Ochterlony）少将1000英镑的年金显得迟疑不决。考虑到公司的债务状况，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18
围绕着在印度的人是否应当采取强硬的措施，在英国伦敦，人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这一争论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则是更深层次的不安。在普拉西之战过去的50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表明，那些在印度掌权的人既不认为自己身处公司的控制之下，又不认为自己处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正在扩张的印度帝国越发成了一个国中国。与此同时，在印度的负责人似乎经历了一次道德上的转变。他们放弃了英国式的思维习惯以及公共行为模式，转而采取次大陆式的习惯。
1765年，克莱武回到了孟加拉，担任此地的总督。他接受了委任统治，要在此地建立起一个诚实而公平的政府。此时，他就意识到了这些倾向。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入乡随俗了。“在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度，政府的原则是恐吓，而你的武器又所向披靡，”他评论道，“怪不得腐败会在此大行其道，因为这里几乎是滋生腐败的天然温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尽其所能地去消灭最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他的两位后继者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72-1785）和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1785-1792）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做法。但是，在一个高薪职位泛滥而且行贿机会很多的地方，旧有的习惯消失得很慢。1791年，在库达都尔（Cuddadur）战役之中，军队的推进受到了矿地的阻碍。此时，一位军官用这一句话重新鼓舞了士气：“如果那里有矿产的话，那么一定是金矿。”19
印度政府的许多作为都与英国的习惯不符。除去其他特点以外，他们甚至容忍使用拷打作为收税的一种手段。在很多认为印度帝国带有很多非英国特征的英国人看来，试图清理这样一个政府的罪恶可能只是徒劳。迄今为止，帝国征服和吞并活动仅局限在美洲。与此同时，英国移民也来到了美洲。随着移民的到来，基督教价值观、英国政治价值观以及政府管理体系都已经植入到殖民地内部。在印度，事情则有些不同。在60年的时间里，公司所占领的省份都具有自己的政府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的形成既受到独裁者的影响，又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这些复杂而精密组织的社会当中，往往有着深植于其中的宗教以及习俗。
对于公司的官员们来说，他们没有理由去推翻在印度原有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他们没有推翻印度社会秩序的方法；而在另一方面，推翻这一秩序也会造成巨大的灾害。相反，公司表现得更像一个继承者。它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秩序，只有在实际需要的部分加以改动。要贯彻这种实用主义，人们势必需要妥协。基督徒们所不喜欢的宗教仪式得到了容忍，而只要有可能的话，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都得到了保留。1814年在贾甘纳特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当时主流的意见。当地的治安官遇见了一位要经受撒提仪式的妇女。所谓撒提，即妇女将自己投往亡夫的火葬堆的一种印度习俗。他试图说服其放弃这种做法，但是“她说自己爱自己的丈夫，并且决意要与他一同上路”。因此，治安官离开了，仪式得以继续。20在其他地方，公司军队的军官们会和他们的士兵们一道参加印度教的仪式，并且允许印度教祭司们为军功祈福。
然而，容忍也是有底线的。这一底线则一直与维护公共秩序有关。为了镇压贼党行为，英军常常会发动小型战争。贼党是印度社会秩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它不利于贸易，并且对公司的权威是一种挑战。军官们普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不经审判就将犯人处决。他们认为，这是一剂医患双方约定俗成的药物。对于强盗，亚瑟·韦尔斯利毫不手软。一旦发现强盗，他就会将其吊死。此后，他评论道，在英国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并不适用于这一国度。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习惯了统治者的独裁统治，并且希望他们的统治者进行铁腕统治。
印度社会的本质以及公司管理者所面临的状况都表明，将英国社会当中约定俗成的自由以及政治权利出口到印度是不可能的。然而，正如那些英国本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识的那样，独裁政府会腐败，而公司则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反抗英国的统治。作为对公司及其官员所作所为最坚定以及尖刻的批判者，埃德蒙·柏克于1783年指出，一种“腐败的私人利益”已经浮出水面，它“与国家的需要针锋相对”。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夸大，但这也强调了时人对于看似在议会控制之外的机构普遍的忧虑。英国方面开始对公司采取遏制措施，尽管这一措施并不总是有效的。1772年以及1784年，政府颁布了《印度法》（India Acts），从而在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上施加议会的影响。公司的管理者们则成立了一个监管委员会，主席则由印度事务国务秘书担任。这位国务秘书同时也是内阁的成员。私人利益逐渐被纳入国家的管控之中。
比起议会对印度帝国控制的增强，19世纪初，新一代公司雇员观念上的根本改变显得更为重要。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接触到了福音主义。这一主义在18世纪80、90年代的英国上层以及中层社会当中颇为流行。福音主义是新教各主义当中的一种。它强调在接受了天意之后个人精神的复兴。而且，根据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人们要为人类服务。康沃利斯似乎是第一个受到福音主义影响的人。这是因为，在他就任总督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试着成为一个有些用处的人；服务你的国家以及朋友并且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能力”。21
如果一个福音主义者需要履行他的世界义务，个人的道德正直就是非常必要的。早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约翰·马尔科姆就已经参与到印度事务当中。他相信，英国在那里的势力基础在于英军士兵的勇敢以及官员们的崇高道德。在官员们的道德品质之中，诚实与正直又是最为重要的。“当他们屈尊并且运用谄媚、掩饰以及狡猾的武器去迎合那些油嘴滑舌的伊斯兰教徒和诡计多端的印度人的时候，”他评论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已经被打败了。”22换言之，如果英国人继续采取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道德标准的话，他们就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亚瑟·韦尔斯利也赞同这种看法。1804年，他告诉马尔科姆：“我宁可丢掉瓜廖尔（Gwalior）或是任何一个印度的要塞十几次，也要维护我们绝对诚实的信誉。”23
亚瑟·韦尔斯利的发言是站在英国贵族的立场上的。这个阶层的人认为，奴役他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本土也垄断了政治权力。《印度法》把这种垄断扩展到了印度。很快，诸如康沃利斯、韦尔斯利公爵等人就占据了此地高层官员的职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黑斯廷斯勋爵和明托伯爵（Earl of Minto）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将贵族式政府的传统原则运用到印度人民的身上。他们将铁腕统治同慈善的父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并花费了很大力气来保持个人的正直。
尽管占领印度帝国并不在预先的计划之中，他们和英国政府都觉得，这一帝国是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到1800年为止，英国人对印度的主权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政治事实。虽然在这个时候，议员们对显贵的总督们在印度的活动颇有微词。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在关于维护边疆以及瓦解那些顽固的当地诸侯的问题上，这些人显得极为好斗。
英国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一刻都没有停止。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控制南亚以及印度洋的基地。以这里为据点，英国的商业触角已经开始向中国伸展。借助印度军队的力量，英国就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在从红海到马来半岛的区域内维持自己的力量。在与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进行战争的时候，印度军队的潜能首次得到挖掘。在印度军队与当地海军的协作下，英国人成功地在埃及发动了战争，并且占领了毛里求斯和爪哇。在1807年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英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占领西班牙美洲制定计划，其中就包括让印度军队横渡太平洋，到达墨西哥和智利。
制定这些计划的理由在于，英军所训练的印度军队完全能够胜任这些任务。1783年的库达都尔战役当中，马德拉斯（Madras）雇佣军击败了此前曾成功镇压过欧洲骚乱的法国军队；而在1805年的珀勒德布尔，在英国第76军团畏葸不前的时候，印度人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24虽然如此，印度的统治者们从未对他们权力的真正来源，即英国人的无敌，抱有任何的幻想。“每一个欧洲的士兵，”康沃利斯写道，“只要他们像黑豹或者猎犬一样，对敌人有所懈怠的时候，都应当乘坐一辆‘杜利（Dooly）’到达战争的现场。”25在1809年所爆发的印度本土军队的骚乱无疑提醒了人们一个不快的事实：印度次大陆的和平只能靠英国军队独力维持。26这一事实不应得到遗忘，即便是那些想在印度推行欧洲启蒙的人也不应如此。
【注释】
[1] 一译“杜普莱克斯”。法国东印度公司驻印度总督。出身于富裕家庭。其父为法国东印度公司董事。1722年前往印度任职。先后在本地治里、昌德纳加尔等地担任公司高级参事、法国商馆馆长等职，后擢任总督（1742-1752）。任内力图为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殖民帝国而效力。具有军事才能，最先按照欧洲方式训练印度土著士兵，并使其充当法国殖民扩张工具。在卡尔纳提克战争（1746-1748,1749-1754）期间，一度夺取马德拉斯。与英国争夺南印度霸权失败后于1754年被召回国。晚年生活潦倒。死于巴黎。曾受封侯爵，留有一部《回忆录》。
[2] 罗马皇帝。
[3] 印度莫卧儿帝国孟加拉省纳瓦布（1757-1760、1763-1765）。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任孟加拉军队总司令。1757年6月10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密谋，参与策划废黜西拉杰·乌德·道拉（纳瓦布）活动。同年6月23日，在普拉西战役中倒戈，使孟加拉军队大败。事成后被英人立为纳瓦布。作为报答，将孟加拉24个“帕尔加那”（县）的税收权让与公司，并支付1700多万卢比巨款。后与英国发生矛盾，1760年被废。三年后复位，同英国签订更为屈辱的条约，接受英国驻扎官、削减军队、赔偿战费、降低关税，致使孟加拉经济濒于破产境地。（《南亚大辞典》）
[4] 印度迈索尔的穆斯林统治者。1749年志愿参加迈索尔拉甲的军队，后升任指挥官（1759）。约在1761年废黜了拉甲，自立为王。英国不支持他同印度国内敌人作战，他便向英国殖民统治者发起进攻，取得一个个胜利，在把英国人从印度南部赶出去这一点上比别的印度统治者更有成效，但最后还是在马德拉斯附近败北。
[5] 阿拉伯语的音译。印度莫卧儿帝国某些行省的省督苏巴达尔的官称。其权力很大，为该省的最高行政领导。阿克巴为了制约其权力，向各省派驻地位仅次于他的“迪万”，协助其管理省政，并直接向皇帝负责。两者都奉命“严密监视对方”，目的在使这两个官职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致变得权力过大，以免割据和叛乱。最初尼柴姆与“迪万”分掌全省职权，前者主要管刑事，后者管财政和民政。后来此称谓成为掌握全省行政实权的最高长官，亦称“纳瓦布·尼柴姆”。最后成为土邦世袭封建王公的称号，例如，18世纪德干地区海得拉巴的土邦即曾用之。印度的穆斯林封建王公亦有此称谓。
[6] 印度马拉塔国家的首相。实际掌握政权的人。
[7] 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侵略印度马拉塔国的战争。共3次：第一次发生在1775年至1782年。因英国支持马拉塔的派施华（统治者）纳拉扬·拉奥的政敌拉古纳特·拉奥而引起。英国先后离间和击败马拉塔王公联盟的军队。1782年5月，缔结《萨尔巴依条约》，英国取得萨尔赛特岛。第二次发生在1803年到1805年。1802年12月，派施华巴吉·拉奥二世同英国缔结《巴森条约》，接受并供养英国驻军。该条约遭到马拉塔三大王公霍尔卡、信地亚和朋斯勒的反对。于是战争再起。1803年9月、11月，英国在阿萨伊和阿尔冈两次打败朋斯勒，并与之订立《迪奥冈条约》，朋斯勒被迫接受保护，割让克塔克。同年，英国又在拉斯华里战役中击败信地亚，缔结《苏尔吉——安詹冈条约》，信地亚割让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领地。1804年11月，英国在迪格击溃霍尔卡，获得昌巴尔河以北全部土地。第三次发生在1817年至1818年。派施华巴吉·拉奥二世不堪忍受英国的压制，于1817年11月在浦那发动反英起义。诸王公奋起响应。但在多次战役中均遭失败。1818年6月，巴吉·拉奥向英军投降。后被废黜。信地亚、霍尔卡分别将纳巴达河以北和以南的土地割让给英国。从此，马拉塔地区处于英国殖民者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
拉古吉·朋斯勒第二，印度马拉塔封建王公、比拉尔土邦朋斯勒家族统治者（1788-1816）。拉古吉·朋斯勒第之孙。统治期间，参加反抗英国人的马拉塔联盟。在英国发动的第二次入侵马拉塔战争中被英军击败，于1803年12月18日（一说17日）与东印度公司代表蒙特斯图阿特·艾尔芬斯顿（Mountstauart Elphinstone）签订《德奥冈条约》（Treaty of Deoga-on），割让库塔克和巴拉索尔等土地，并同意驱逐邦内所有法国人和接受英国驻扎官。死后由其后裔帕索杰（儿子）和拉古吉·朋斯勒第三（孙子，1818-1853）继承统治，直至1853年其邦土比拉尔被并入英属印度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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