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万岁！万岁！你这幸福的沃土，
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许多人家。
在森林中，我们能够看到友谊的藤蔓，
带着紫色的骄傲，同时也会紧密地缠绕，
无须努力，食物便从地里长出，
农民们无须弓下腰去，犁开这坚硬的泥土。
在1729年1月的《宾夕法尼亚杂志》上，一位无名诗人将宾夕法尼亚描绘成一片肥沃的伊甸园。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作者对维吉尔和弥尔顿的熟知，而并非他在殖民地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这些文字都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们陈旧的观念。他们往往会对这片逐渐被开发的土地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定先驱们逐渐渗入的这片土地是极为肥沃的。在18世纪的早期，他们逐渐沿着哈德逊河、德拉维尔河以及波拖马可河的河岸向内陆前进。自1710年到1730年为止，宾夕法尼亚的人口数量从24500人增长到了85700人。这些新移民绝大多数是来自北爱尔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
北美殖民地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初现苗头。它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扩展：其一是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展，其二则是向北扩展到圣劳伦斯河流域。这一新的移民活动令印第安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领地正好在英国人的扩展方向上。与此同时，这一活动也警告了法国人。他们人数不足的新法兰西很有可能遭到英国人的颠覆。法国和印第安人都采取了防御措施，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英国的威胁。他们可以暂时压制英国人，但却无法阻止英国殖民者长驱直入。后者在形势恶化的时候，还能向英国寻求帮助。
遗憾的是，印第安人完全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怎样应对了。他们无法完全理解舶来的欧洲式土地所有制原则，以及与之配套的、关于如何买卖土地的法律契约。欧洲人也完全无法理解印第安人的土地概念。关于后者，多年以后，索克族（Sauk）的一位酋长对其进行了简要的解读：“伟大的神灵将其分配给他的子孙，让他们在此地居住和耕种，以满足他们的生存所需；而只要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耕种，他们就是这一土地的主人。”1
因此，在卖掉大量土地的时候，一个部落很可能相信自己仍然具有在此地耕种或打猎的自由。但是，他们发现事态并没有照着自己预想的发展，而且被早期移民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了。正因为如此，印第安人感到困惑并愤怒。由于并不清楚欧洲民族的衡量标准，印第安部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他们仍旧会利用自然特征来划分领土界限，而不是依据地图上所划出的线条而定。
作为殖民地早期移民的先驱，土地投机商的代理人通常会耍各种花招，来欺骗那些对陷阱一无所知的当地人。1754年，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tion）和在奥尔巴尼（Albany）的殖民地移民之间举办了一场会议。[1]奥内达族印第安人的一位酋长（sachem，即最高领袖）识破了一个谈判代表所玩的花样。他指出了这个人，并描述了他所用的技法：
这个人是个魔鬼，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土地。他十分狡猾，每次只带一个人到毯子旁。待到酒过三巡，印第安人喝得酩酊大醉之时，他就把一些钱塞进他们的胸口，并怂恿他们签署契约。这样一来，我们位于萨斯奎哈纳上游的土地就归他们所有。如果不是用了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绝不会容忍他们染指我们土地的一分一毫。2
酒精是撬开印第安人的嘴，并且令他们放弃家园的润滑剂。自从首批移民到达美洲，他们就用烈酒来诱惑并麻醉印第安人。无良的商人将烈酒贩卖到美洲，更是使得每个普通印第安人都能喝上酒。“朗姆酒毁了我们。”1753年，一位奥内达族酋长对宾夕法尼亚的官员们抱怨道。他请求他们禁止“邪恶的威士忌商人”来美洲做生意。这些人用酒与印第安人交换海狸皮和毛皮。为了得到足够的酒，印第安人花光了他们的积蓄，而那些钱本来是用于支付购买衣物的债务，以及从“良心商人”手中购买日常用品的。这一呼吁以突降法[2]做结，以体现出印第安人酒瘾之大。为了经常交换礼物，酋长总结道：“我们的女人和年轻人为你们带来了这些毛皮，是想从你们手中换取烈酒回家喝；并不是为了在你们那儿醉倒。”3
残酷的现实是，北美殖民地的印第安部落早已不再依赖石器、动物皮毛和骨头来生存。他们的生活与移民们所提供的工业产品已经密不可分。1774年4月，为了阻止克里克印第安人发动战争，佐治亚总督詹姆斯·怀特爵士（Sir James Wright）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们所处的困局。“你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他问道，“你们能制造枪支、火药、子弹、眼镜、油漆和衣服等东西吗？你们知道自己无力制造这些东西。那么倘若你们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你们的妻子儿女将如何获得他们生活必需的衣服、串珠、眼镜和剪刀？”4
印第安人可以用海狸皮和毛皮与欧洲人交换这些工业制品。人们仔细地修剪海狸皮上的毛发，仅留下一层薄薄的毛。自17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人就使用这种强韧的、防水的材料来制作帽子。与之类似的三角帽发源自北美的河流地区，而且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种帽子在18世纪十分流行（怀特总督就是戴着这种帽子和印第安人交谈的）。欧洲的女帽制造业为北美殖民地的大宗商品输出提供了机会。到18世纪50年代为止，从纽约和哈德逊湾殖民公司出口的海狸皮的年均出口额为250000英镑。5在更远一些的南方宾夕法尼亚地区，海狸皮和毛皮每年出口的总额高达40000英镑。
从贸易初起到17世纪中期，毛皮和海狸皮生意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法国人曾做过无谓的努力，试图将哈德逊湾殖民公司的商人们赶出其基地。他们也曾周密计划过，希望能够垄断与圣劳伦斯河流域和五大湖畔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毛皮和海狸皮生意。在17世纪的最后15年中，法国的魁北克总督曾与印第安人们协商，并得到了在此地建设武装堡垒的许可。这条防线从蒙特利尔开始，一直往西延伸，直到密歇根湖的北部。所有的堡垒都位于各个湖之间的交通水道之上，因此便能够控制毛皮贸易商们的活动。位于芳堤娜（Frontenac），尼亚加拉（Niagara），底特律（Detroit）和麦基诺（Mackinac）的堡垒并不仅仅具有防御作用。它们也划出了新法兰西的疆界。这些堡垒也是法国控制此地的象征。这一主权宣示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久之后，英国移民就侵入了这一地区。
1727年，法国在此地的霸权遭遇了挑战。纽约在安大略湖（Lake Ontario）东南海岸的奥斯威戈（Oswego）建立了一个堡垒。四年后，法军进行了反击，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南方的皇后角建起了堡垒。这一堡垒既能够保护蒙特利尔不受英军的侵扰，又能阻碍纽约的移民沿着哈德逊河推进的步伐。
建造堡垒并赢得居住在安大略湖南部的六个印第安部落（均属于易洛魁联盟）的支持，不过是英法冷战的冰山一角。1744年双方宣战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与劣势也同时暴露无遗。在前线多地，英法双方多次爆发冲突。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法军和印第安人联军对哈德逊河和莫霍克河上游的攻击。这些战斗摧毁了当地零散的英国定居点。在争夺印第安人支持的过程中，法国人占了上风。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法国人和印第安人都对英国的扩张表示忧虑。
英国移民的战争准备显然非常零散，因此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英国的殖民地之间并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制定并执行普遍的防御计划。尽管如此，在1745年，新英格兰人还是广泛响应号召，将志愿士兵送去参加路易斯堡攻城战。当这一堡垒被拿下的时候，人们便四处举行庆典。很多庆祝的人都已经在期盼着新法兰西的垮台，以及随之而来的进驻加拿大南部旷野的机会。然而，事态的发展令这些渴求土地的人失望了；1748年和约的签订令北美重回战前的状态。
在新法兰西和英属北美之间的争议地区，战争并没有停歇。1748年之后，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俄亥俄河上游。在此地，俄亥俄公司正准备向当地的印第安人购买20万英亩的土地。为了阻止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进入该地，法国人迅速做出了反应。1749年，魁北克总督迪凯纳公爵（Marquis Duquesne）下达命令，要求对俄亥俄河谷进行武装侦察。这一侦察过后，又是一系列秀肌肉的行动。到了1752年年底，法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前哨。这些前哨位于俄亥俄河、莫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和阿勒格尼河（Allegheny）的交汇处，并将伊利湖（Lake Erie）南岸同迪凯纳堡（Fort Duquesne）联系在了一起。法国人对那些过于靠近法国新力量中心的英国移民以及毛皮商人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此地。
迪凯纳在前线所布下的棋局极其富有胆识，也令英国移民们震惊。法国人能够直接威胁到的英国殖民地是宾夕法尼亚。自从作为少数派的教友派教徒（Quaker）占领了政治高地、并长期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保卫这一地区之后，宾夕法尼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由于仍旧缺少相关调控的机制，人们一直无法制定出一个统一的防御策略，其他殖民地的反应也相当笨拙。年轻的庄园主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率领着一部分弗吉尼亚民兵，期望在俄亥俄地区维持一个立足点。1754年4月，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而且被迫放弃内西锡蒂堡（Fort Necessity）。
这一挫折令殖民地感到恐慌并迅速采取行动。1755年春，来自各个殖民地的代表均在奥尔巴尼开会，以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以应对法国和印第安联军。从一个纽约的小镇的立场来说，移民们身处的环境看起来十分危险。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是新法兰西压倒般的军事力量，而这一军事力量又是从欧洲最强军事力量当中分化而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均表明，法国正准备推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一旦这些政策成功，就有可能将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限制在海岸边的狭长地带。更有甚者，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无疑在信奉清教的英国移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的焦虑并不仅仅出于他们对天主教本能的厌恶；此时，天主教牧师和传教士们已经打进印第安部落联盟的内部，而且在官方认可的情况下警告他们英国想要占有印第安人全部领土的企图。6
奥尔巴尼会议的最终结论为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无疑没有办法抵御法国常备军及其印第安助手。在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公函当中，他们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绝望。也正因为这一点，纽卡斯尔议会认定，如果不加以干预，法国侵吞领土的行为将会“危及所有的殖民地。他们很可能会摧毁这些殖民地与其贸易”。即便这意味着与法国的战争，英国也绝不会让殖民地和财富从他们的手指缝间白白溜走，尽管在1754年夏，政府仍希望战争的规模不要扩大。
向北美殖民地运输军队的决定意味深远。它标志着殖民地之于英国的重要性。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将北美变成了一个战场。英国的军队在此浴血奋战，以求获得该地完全的统治权。更为重要的是，母国对移民承担了责任，而日后他们必将需要报答。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出于共同的利益，这些移民第一次不再为各自的目的而争吵，而是团结起来，共同对外。
1754年首要的任务在于重新强调英国对俄亥俄河谷的控制权。9月，爱德华·布拉多克总督（General Edward Braddock）[3]率领着两个步兵团以及一个炮兵连。上级给他的命令就是将法军从迪凯纳堡驱逐出去。他极其富有军事远见，曾在欧洲的战场上拼杀过。对于他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火力（集中、并排且近距离的用火枪开火）是一场战役能否取胜的焦点。因此，那些穿着制服、并且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士兵们将会排成一行，并找到真正合适的开火点，精确地打击目标。布拉多克很快便会发现，在北美洲的蛮荒林区当中，事情的发展将会相当不同。
在1755年5月，布拉多克在距迪凯纳堡附近100多英里的坎伯兰堡搭建了前沿阵地。一些弗吉尼亚的士兵加入了他的常备军。这些人几乎与福斯塔夫[4]一样，十分闲散。布拉多克把他们评价为“极度漠不关心的人”。7至少在职业士兵看来，那些聚集在堡垒并要求贡献自己力量的印第安人也不值得信任。几乎所有人都需要物资，其中往往包括随行的军属。他们好不容易从殖民地总督的手里要来马和马车来运送物资。马是从当地的移民手中买来的。然而，由于他们经常试图将老弱病残的牲口处理给军队，士兵们往往心生怨言，认为这些移民都是不诚实的。
在布拉多克接到线人的报告，约翰·赫尔曼·冯·迪斯考（Johann Hermann von Dieskau）将率领3000名常备军于盛夏抵达魁北克之后，交通问题就必须先搁置一旁了。迪斯考是在荒野作战的一把好手，擅长运用当时新颖的游击战术（Partisan），而布拉多克却对这种战术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身边仍有华盛顿等得力助手。他们战斗的基本功极为扎实，非常清楚隐蔽、埋伏和快速撤退的重要性。
如果说有任何人向布拉多克提出有关这一战斗的建议的话，这些建议也都被他忽视了。这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范敌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派人提前考察地形。他的纵队以及累赘的马匹和马车毫无防备地在森林当中穿梭，而埋伏在暗处的、为法军服务的印第安人正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涉水渡过莫农加希拉河之后不久，其先锋部队就遭到了法国和印第安人联军的伏击。他们还未搞清楚状况，就已经被赶回了纵队的中心位置。恐怖情绪继续蔓延；布拉多克的军队阵亡了1/3，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印第安人将战俘们折磨致死，而法国人也听凭此类行为的发生。英国人对此加以报复，但这已是后话了。布拉多克的部队撤回到坎伯兰堡（Fort Cumberland），任凭法国人占据该地区的主导。
莫农加希拉河上的灾难动摇了移民，并且摧毁了英国人的威望，但是这并没有打破北美大陆上的力量平衡。法国军队零散地分布在美洲的中西部，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然而，他还是给自己的敌人带来了一些麻烦。1756年8月，法军攻陷了奥斯威戈堡；次年，他们就已经在莫霍克山谷当中劫掠移民的聚落了。
与此同时，殖民地当局以及英国军队仔细地估计了形势。教友派已经彻底退出了宾夕法尼亚的政治舞台，而整个殖民地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布拉多克的继任者劳登伯爵约翰·坎贝尔（Earl of Loudoun,John Campbell）[5]开始培训士兵们学习丛林战。劳登伯爵是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因为早在1745年到1746年的“詹姆斯二世党运动”之后，他就已经参加过游击战。尽管作为一名战术指挥官的时候，他默默无闻，但是他已经能够充分意识到，一种新形式的战争需要新的兵种作为支撑。这些人包括骑警，即美洲的猎人和捕猎者；以及轻步兵，即英国常备军当中的一种。后者往往精力旺盛、行动敏捷且反应迅速。他们得到了实用的服装，往往是深绿或暗褐色的，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森林和灌木丛。
骑警和轻步兵学会了木工知识、射击术以及在复杂的地形当中穿梭的能力。这些都足以支撑英国军队平等地与法国和印第安人联军打游击战。这些部队具有先遣队的职能，成功地使英国军队摆脱了布拉多克的命运。
要将在前线厮杀多年的士兵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必须有思想活跃且有变通性的指令官。皮特就曾为北美战场输送了两位年轻有为的、符合上述标准的军官，杰弗里·安默斯特少将和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准将。安默斯特30岁，而沃尔夫比他大两岁。他们两人工作都极其认真。对于乔治二世时期的官员们来说，这显然是非常难得的品质。
在1758年，为了贯彻皮特入侵和征服加拿大的伟大计划，英军在北美建立了新的最高指挥部。英国内阁认为，只有将法国的力量完全驱逐出美洲，才能保证英国殖民地未来的安全。无疑，要实现这一富有野心的目标，就必须要聚集大规模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也必须有强有力的海上防线来阻碍法军向德·蒙卡尔姆侯爵路易-约瑟夫（Louis-Joseph,Marquis de Montcalm）所部输送援兵和补给。
三支军队于1758年入侵了新法兰西。总指挥阿伯克龙比伯爵（Abercromby）[6]率领着11000名常备军士兵，开始攻向威廉堡（Fort William）、亨利堡（Fort Henry）和提康德罗加堡（Fort Ticonderoga）。沿袭着布拉多克的轨迹，约翰·福布斯准将率领着将近7000人，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当地的民兵。第三支部队则由安默斯特指挥，准备从海上向路易斯堡发起攻击。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将会沿着圣劳伦斯河北上，从而侵扰魁北克。博斯考恩则率领由23艘战船组成的中队以及19艘护卫舰护送第三支部队。
这场帝国战争前无古人。但是，在英国军官当中，有的交了好运，而有的则倒了大霉。蒙卡尔姆侯爵击溃了阿伯克龙比所率领的军队，迫使其放弃提康德罗加堡。福布斯则长驱直入，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迪凯纳堡。
在所有的战役当中，路易斯堡战役是最为复杂的。要实现海陆联动，战术上的准备以及精准的打击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们必须将军队、登陆艇、火药以及军需品有序地装载到货船上，以便快速地卸货。士兵登陆永远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首先，人们必须事先调查海岸；根据调查所得的信息，军官们将制定出一套行动计划，以保证登陆士兵的安全，并且应对内陆敌军的攻击。在路易斯堡，安默斯特和他的部下沃尔夫负责重要的事先侦察工作。在仔细勘察过布雷顿角岛的地形之后，沃尔夫制定了战斗方案。(www.xing528.com)
几天之后，海面才逐渐风平浪静，登陆艇得以登陆。这些登陆艇吃水很浅，底部则是平的。每艘船上搭载着40到60名士兵以及20名划桨手。8和平常一样，这次首先登陆的是最可靠的部队。在这场战役当中，最先登陆的是由沃尔夫率领的轻步兵。
在登陆之后，为了完成攻占法国海岸据点的任务，沃尔夫表现出了绅士军官的典型特质，毫不畏惧危险，而且沉着冷静。他相信，人们只能在绅士们的身上看到这样的领导特质。沃尔夫曾评论道：“我从不会推荐一个不是绅士的人来与绅士共事。下等人几乎不可能做出什么丰功伟业。”9在路易斯堡战役之前，沃尔夫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在战斗的过程中，他甚至停下来赏给两个高地士兵金币，以表彰他们第一个登陆的成绩。这些行为和他在战火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无疑都赢得了士兵们的心。
沃尔夫所率领的先头部队为大部队的登陆扫清了障碍，也为他们后续开战奠定了基础。这一场战争持续了整整一个6月。法国人一直挨到7月才投降。此时，法国人已经不堪炮击的持续侵扰，也对获得救援不抱希望。包括沃尔夫在内的很多人都要求乘胜追击，向魁北克施加压力。然而，博斯考恩却对带领舰队驶向圣劳伦斯河的危险水域心生忧虑。更何况，如果战争持续到了11月，届时河流就会冻住，舰队也将被困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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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宏大计划逐渐削弱了法国在北美的力量，但没有摧毁之。在随后的一年当中，新的军官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安默斯特取代了无用的阿伯克龙比，并对提康德罗加堡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皮特则推荐沃尔夫担当圣劳伦斯河探险队的指挥官。这一方面是出于曾在路易斯堡与沃尔夫并肩作战的军官们的推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位军事大臣对沃尔夫完成目标的贡献十分满意。在与沃尔夫共进晚餐之后，皮特就认定沃尔夫是这一位置的不二人选。在宴会上，沃尔夫装腔作势地展示着自己的尚武精神。他挥舞着家伙，以此来说明自己是爱国的。他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其过度膨胀的虚荣心，还是因醉酒而夸下海口？此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据称，纽卡斯尔公爵在听说此事之后，便向乔治二世进言，告知他沃尔夫已经疯了。“他疯了？”国王说，“那我倒是希望他再咬我的其他军官们几口，让他们也传染上疯病。”
对于英国来说，1759年6月爆发的魁北克战役一开始相当顺利。沃尔夫的部队由22艘战船护送。这一护送舰队是由既有能力又勇敢的军官查尔斯·桑德斯（Admiral Charles Saunders）指挥的。后人往往会忽视这位军官的功绩。事实上，他功勋卓著；正是他为后面的大部队打前阵。他的船上有不少善于航海的军官。未来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便是一例。他曾绘制过一条当时鲜有人知的水道路线图。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战役当中，进展却是循序渐进而缓慢的。在人数处于劣势且无法从法国获取援兵的情况下，蒙卡尔姆获胜的唯一机会就在于将敌人拖到入冬。他一度即将成功。在7月初占领了艾勒——德奥尔良（Ile d'Orleans）之后，沃尔夫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动弹不得。在魁北克向南河流沿岸的悬崖峭壁上，均布满了法国人的炮台，完全堵住了沃尔夫的去路。他们企图占领蒙布朗西瀑布，以拆除这些炮台。但是，这一尝试却失败了。法国和印第安联军密集的攻击逼退了英国人新近在美洲招募的步兵。[7]
沃尔夫因战败而感到灰心丧气。令他感到更为难堪的是，他的精锐部队是被一群业余士兵击溃的。在他看来，殖民地的民兵不过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罢了。在路易斯堡，他将美洲民兵描述为“一群你所能想象的最肮脏、最可鄙的胆小鬼。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战斗。他们倒在自己的土地上，并且成群地溃逃”。10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英国贵族军官以及殖民地步兵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深。贵族军官们往往觉得，这些殖民地出身的军士们缺乏道德感。法国军官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其中的一位法国军官尖酸地评论道，这些法属加拿大民兵们“躲在树后时十分勇猛。一旦没有掩护，他们就立刻表现得胆小如鼠”。11
在首次帝国范围内的战争中，英国所面对的困难远远不止这一处。英国军官们惊讶地发现，殖民地战争完全无视了旨在约束人们残暴行为的欧洲战争法。正如许多同事一样，沃尔夫对殖民地战争的残酷深感震惊。特别是印第安人屠杀战俘和平民一事令他们不能接受。正是因为印第安人的暴行，沃尔夫对蒙卡尔姆个人表示了不满，并发誓要以牙还牙。12在向魁北克进发的一年之前，他给自己的朋友乔治·热尔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向朋友描述了自己将要采取的惩罚手段：“我并非没有人性，也并不贪婪。但是，如果加拿大的害虫们遭到了洗劫和掠夺的话，我将会得到极大的满足。”13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1759年夏天，许多骑警和其他的轻骑兵袭击了在圣劳伦斯河流沿岸的村落，烧毁房屋，抢走了一切能拿走的东西。那些不愿意对乔治二世宣誓效忠的法属印第安人就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14
这也就定下了未来殖民地战争的基调。那些彬彬有礼、博学多识的军官们往往会抱有人文主义的思想，然而在面对生存考验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快就被抛诸脑后。况且，生存问题正是殖民地所有矛盾的核心。沃尔夫向他的手下背诵了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的《乡间教堂庭院里的哀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据传，他将这篇文章的创作成就等同于占领魁北克。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令他们不但有能力攻击，也有能力劫掠法属加拿大的殖民地。
9月初，魁北克的困局化解了。在两个月之后，冬季便将会来临。沃尔夫因此接受了他手下的一些高级将领的建议。这个建议是，英军趁着夜色冒险绕过魁北克，到黎明时分即可到达城市的上游。届时，英军将会切断蒙卡尔姆和他的军事储备基地蒙特利尔之间的联系，而蒙卡尔姆则不得不露头，并于亚伯拉罕高地发动战争。一切正如英国人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得以避过法国人的耳目，成功登陆并且组好阵型，以应对蒙卡尔姆的攻击。
在为了争夺北美控制权而发动的战争当中，人们采取的都是传统的作战方法，即排成纵队或站成一行，伴着战鼓来发动攻击。法军的行动非常笨拙。这可能是因为法军士兵并没有充分理解自己在这场新型战役当中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在英军的集中火力下，法军溃不成军。蒙卡尔姆和沃尔夫都于乱军中丧命。战后双方都因勇敢而获封，而他们的死也为整场战役蒙上了史诗般的色彩，是两大势均力敌的世界力量之间的角力。沃尔夫很快就成了帝国的英雄。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样的英雄持续增加。他们的爱国主义、勇气、责任感以及坚持都成了其国人效仿的榜样。
魁北克的陷落并不代表战争已经结束。因为感到安默斯特在提康德罗加堡驻扎是一个威胁，蒙卡尔姆指派莱维斯爵士（Chevalier de Lévis）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保护蒙特利尔。这一军队试图于1760年春重新夺取魁北克，但却在圣福瓦战役（Sainte-Foy）中遭遇惨败。双方均伤亡惨重，其伤亡人数总数达到了亚伯拉罕高地之战的四倍。
魁北克的陷落以及其名气稍小的后续亚伯拉罕高地之战均标志着法国在加拿大统治的结束。1762年到1763年议和期间，曾有人建议将新法兰西的一部分还给法国，以换得对瓜德罗普的控制权。最终，出于对英属北美长期安全的考虑，英国政府遏制住了获取蔗糖暴利的欲望，并没有通过这一意见。
在获取了对北美完全的控制之后，英国政府瞬间就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局。战争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稳定，而这一点是难以捉摸的。在去除了对殖民地安全的外部威胁之后，政府必须要面对各种没能预想到的、威胁当地安全的事件。这些都是魁北克陷落的间接因素。首先，政策制定必须要符合70000名法属加拿大人的利益，也必须要能够安定未知的大批印第安人。他们分散地居住在英国的新领地，即当今美国的中西部。在满足其新臣民的要求的同时，政府也必须同时照顾到老的臣民。几千名移民正翘首以盼，想要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并往西迁移。
自1763年到1774年，土地投机急速增长。新的帝国正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袤土地上冉冉升起。而土地投机者们则鱼贯而入，急不可耐地提出土地要求。在大西洋的两岸，投资者们的反应都相当迅速。土地公司则毫不费力就能吸引到投资。贪欲以及对在新土地上获取回报的信心使得许多有钱有势的美国人和英国贵族团结了起来。这其中包括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他未来的敌人达特茅斯勋爵。土地热也传染给了穷人；1771年到1772年，克莱兹代尔（Clydesdale）的农民和手工工人们联合在了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希望借此公司在美洲买地，以供苏格兰人到此地定居之需。
移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北美。投机商们的代理人所购置的广阔土地上很快就人满为患。从1760年到1775年，30000名英格兰人、55000名爱尔兰人和40000名苏格兰人横渡了大西洋。其中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想要在殖民地住下的。每年都会有两千多个移民自西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顺流而下，到达卡罗莱纳的偏远地区。西部的吸引力永远是最大的；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已经在计划创建两个新的内陆殖民地。人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将其中一个殖民地命名为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即今天肯塔基的前身。而且，他们将另一个位于俄亥俄河和阿勒格尼河之间的殖民地命名为万达利亚（Vandalia）。
显然，美国大片价格低廉的土地能够充分吸引那些在英国前途黯淡的人。1773年到1774年，英国的木材、棉纺织业和丝纺织业都遭遇了严重的打击。这也就迫使人们离开西南英格兰（West Country）、约克郡（Yorkshire）、伦敦的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以及佩斯利（Paisley）。1773年，为获得更高的报酬，佩斯利的丝纺织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的雇主，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们就将会“成群结队地前往美洲”。15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人。因为不堪忍受地主的盘剥，很多人纷纷逃离苏格兰高地和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8]。在爱尔兰发生了相同的情况。18世纪70年代初，土地租金已经上升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除去佃农（crofter）和自耕农之外，契约奴也加入了移民的大军。人们需要他们当驴做马，开垦荒野。1770年，出于哄骗更多契约奴的需要，从前干绑架和欺骗营生的人又重拾旧业。
政府、地主和雇员们都因移民的数量之多而感到不安。在苏格兰，人们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阻止人们移民。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近十年当中，苏格兰人口的3%都迁移到了美洲。在法律上，这一做法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剥夺英国臣民自由迁移的合法权利。有些人怀疑这一切何时将会结束，并预言英国会步上古希腊罗马的后尘，最终失去其财富的来源。世界力量中心也将就此转向美洲。1774年，一部幻想小说就描写了1974年“美洲帝国”的游客来到伦敦旅游的情节。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与普拉尼斯雕刻的罗马废墟十分类似的城市遗址。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破败的景象，主要是因为英国商人“遍布全世界，特别是在美洲定居了。随着他们的离去，我们的手工工匠和工人们都会跟着离开”。16
英国并非这场移民潮中的唯一输家。许多人的目的地是18世纪60年代初从印第安人部落手中夺取的土地。这些印第安人曾发起过多次抗争，但仍旧不能将入侵者赶出自己的家园。此后，殖民地战争不断，双方也都毫不留情。在1760年到1761年的卡罗莱纳战役中，一位志愿兵向其总督报告：“我们现在能够把印第安人的尸体喂给狗吃，并以此为乐；为了展示剥下来的头皮，我们仔细地将其排布在自己的堡垒顶上。”17
然而，在英国政府看来，只要这些印第安人能够遵循乔治三世的法律，他们就是乔治三世的子民，并有权利得到他的保护。自1763年起，驻北美的国王官员及其下属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特别是要保护印第安人不受投机者们合法的诈骗。无论何处，政府的这一行动都遭到了阻碍。正如一位印第安事务主管威廉·约翰逊爵士（Sir William Johnson）[9]所评价的那样，平等地对待印第安人会“损害这一地区最显赫的人们的利益”。参与到土地投机活动中的殖民地商人以及财主们都百般阻挠政府的努力，不让印第安人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他们还试图确保地方官员和治安法官都站在自己的一边。18
约翰逊的内心极为矛盾。这是因为，他既是政府主管“六大部落（Six Na-tions）”的官员，也是位于纽约北部的一座豪华庄园的主人。在那里，他穷奢极欲，多次包养情妇。其中的一个是个逃走了的契约奴，另一个则是个莫霍克女人。约翰逊同样也进行了土地投机活动，并且鼓励他的同乡苏格兰人在此定居。然而，他的内心确实保有自然公正的意识，并且确实试图平衡印第安人和移民之间的利益。
对于希望前线无战事的英国政府来说，这些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并且是不断增加的困扰的源头。所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不是失败，就是又增添了新的麻烦。虽然移民禁令顺了印第安人的心，但这一禁令却难以推行。移民们对财产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也就只得对土地投机商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投机者们运用各种花招，合法地将印第安人的土地变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1774年夏，解决这一切纷扰的方案终于出台。这就是《魁北克法》。它划定了加拿大前线的范围，向南可一直延伸到俄亥俄以及阿勒格尼河流域。因此，这一长期以来一直吸引大批移民前来的地区也就不再属于北美殖民地管辖，而被划分到魁北克管辖的区域。人们在此地推行的法律是英国法律和旧有的法国法律的混合产物。《魁北克法》不只分割了英属北美，而且还结束了北美移民50多年的扩张活动，不让他们染指自认为早已到手的西部地区。这一法案饱受诟病。而且，在处理了前线的繁杂事务之后，英国政府很快便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无疑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殖民地叛乱。
【注释】
[1] 1570年左右，莫霍克人（Mohawk）、奥内达人、奥农达人、卡尤加人和塞内卡人等部落组成著名的易洛魁联盟。1715年图斯卡罗拉部加入联盟，人称“六部落联盟”。“联盟”地域辽阔，东自哈德逊河，西抵密歇根湖，北起渥太华河，南达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到18世纪成为北美最强大的部落集团。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期间，除奥内达族和图斯卡罗拉族（1715年加入联盟）之外的各族团结一致，抗击殖民主义者。
[2] 一种修辞手法，指从高潮突然转入低潮。
[3] 驻美洲英军总司令。为了将法国势力逐出俄亥俄地区，他于1755年率军远征法军要塞迪凯纳堡。7月9日，1200名英军在接近要塞的莫农加希拉河与法军和印第安人联军850人遭遇，经激战，英军伤亡惨重，远征失败。布拉多克身负重伤，在撤回坎伯兰的途中死亡。
[4] 约翰·福斯塔夫，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
[5] 这里指的应当是第5任阿盖尔公爵（1723-1806）。曾参加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担任议会议员。
[6] 拉尔夫·阿伯克龙比，英国陆军将领。生于苏格兰的门斯塔利。早年受教于爱丁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1756年从军，参加七年战争。后为下院议员（1774-1780）。1793年反法战争爆发后重返战场。由于在1794-1795年间成功指挥从佛兰德的撤退而被升为陆军少将。1795-1797年担任远征西印度群岛的英军司令，夺取了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以及特立尼达。1799年赴荷兰作战。1800年任地中海英军司令，夺取梅诺卡岛。后受命前往埃及驱逐法军，次年3月从阿布基尔湾登陆，在第一次与法军的交战中负伤，不久去世。
[7] 原文这里为“grenadiers and light infantrymen”。“grenadier”应当为现代称呼，指的是步兵。但在过去这个词指的是“投弹兵”。
[8] 西部群岛，又称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长岛或埃利安锡尔，是英国苏格兰32个一级行政区之一。
[9] 威廉·约翰逊爵士，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生于爱尔兰。1738年左右定居于莫霍克谷。曾成功地处理了同六大印第安部落的关系，使易洛魁族印第安人始终忠于英国。1755-1774年任印第安人事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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