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琛和约》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748年之后，英法之间的敌意不仅没有消除，反倒加深了。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敌人最终的目的在于遏制他们的贸易，并剥夺他们的殖民地。英国则担心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会和他的西班牙亲戚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庞大的、具有威胁性的舰队。英国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往战争的影响。它变得更为富裕，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18世纪20年代末，英国向北美的出口值为524000镑。而仅仅在20年后，这一出口值就已经上升至一百多万英镑。与此同时，英国向西印度群岛以及印度的出口贸易额也有所增长。前者从473000镑增加到732000镑，后者则从112000镑上升至522000镑。
虽然英国向殖民地的出口呈螺旋式增长，英国经济的未来却并不那么明朗。主要的威胁来自法国。在那些战事稀少、战果不定的地方，譬如印度和北美，法国的威胁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北美，自从1754年早期英法移民在俄亥俄河谷内发生冲突以来，暴力冲突就一直不断。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从魁北克南下，试图渗透到俄亥俄河流域。在更远的南方，一些法国移民也放弃了他们位于墨西哥湾的定居点，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迁徙。如果不加阻止，法国不久之后便会占据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这样一来，它就占据了从南部的新奥尔良到北部的魁北克的一大片地区，极大地遏制了英国向西的扩张态势。
1754年夏天，法国人和弗吉尼亚拓荒者在俄亥俄河上游爆发了一系列小型战争。法军攻下了一个木制的小堡垒，并在此地建起一个新堡垒取而代之。为了纪念魁北克省活跃而有能力的总督，他们将这一新建的堡垒命名为迪凯纳堡（Duquesne）。这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家威望乃至于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未来可能都有危险。英国立刻向弗吉尼亚派遣常备军，并且向北美海域增派战舰。法国则采取了同一做法。
在挑起战端之后，纽卡斯尔公爵手下的官员们忧心忡忡。他们有理由担心，在北美边远地区的局部战争总归有一天会扩散到欧洲。在这里，法军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它面临着两种吸引人的抉择：一种是入侵乔治二世的汉诺威省；第二种则是跨过海峡，从水陆两个方向进攻不列颠。国王自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全他的地盘，但对于包括皮特在内的朝臣们来说，保卫汉诺威不过是沉重的负担。英国从汉诺威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倒是在它身上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们本该将这些钱投资到保卫殖民地以及新市场上的。无论如何，在1714年的英国，1688-1689年原则已经开始推行，汉诺威的国王也在此地站稳了脚跟。占据上风的辉格党感到，他们有义务以最小的国家财政代价最大限度地帮助自己保全他们在德国的资产。1756年1月，英国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结盟，成功地达成了这一目的。但是，这一结盟也刺激了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的形成。由于被三国包围，普鲁士国王于9月先发制人，入侵了萨克森。
英国现在被卷入了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并被迫分散它本来计划投入在美洲的军事力量。由于占据了奥属尼德兰，法国能够在海峡边囤聚兵力，进而迫使它的敌人抽调兵力和物资，以防受到入侵。更有甚者，为支援普鲁士，英国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以致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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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到1757年，英国殖民地令人失望地一步步缩小。这并非是出于英国对于大陆的过分关注，而是出于其准备不周、运气较差以及运作上的失误。梅诺卡的丢失给了英国人最沉重的一击。之所以会丢失梅诺卡，是因为海军上将约翰·宾（John Byng）[1]不愿冒险和法国地中海舰队全面开战，而是退居直布罗陀。愤怒的人民认为他这种保全军队的举动是胆小的表现，而不是小心谨慎。宾颜面扫地，被召回伦敦。军事法庭对其进行了审判，并于1757年3月处决了他。按照伏尔泰的名言，这一举动可谓是“杀一儆百（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他不过是为颜面尽失的政府替罪罢了。对于那些犹疑不决、面对法国人却不能表现出为人所期待的好战精神的海军将领来说，他的死无疑是一个警告。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海军面临的情况更为糟糕。多亏了首任海军大臣安森的指导，海军迅速进行了一次动员。这一点体现出他的行政能力同航海能力一样强。但是，建造新船、整修旧船和翻修码头都需要时间。而且，随着人数的增加，食物供应负担也持续加重。就在后勤系统不断就位的过程中，海军也必须招募到足够的士兵。这也就导致一些本不愿出海的士兵被迫加入海军。最大的问题在于浪费。1756年到1759年，共计70000人加入了海军，然而其中却有12700人放弃了当兵。比起放弃的人数来说，因病而死的人数甚至更多一些。而相对的，在1755年到1757年，只有143名士兵战死。1
面对这一形势，政府所采取的首要措施便是强征入伍。除了被强征入伍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外，商人和船主们也不欢迎这一措施。这是因为，海军将熟练的水手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在1757年纽约的一次高效并可能是粗暴的强制征兵过程中，共有3000名成年男性加入了海军，几乎是当地男性人数的1/4.后来海军释放了其中的400人。2就长期来看，提高士兵在海上和岸上的生活条件能够极大地降低士兵的死亡率。与历史学界所流行的关于乔治朝海军生活的意见不同，人们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士兵们的健康。每一个士兵每天都能领到一磅饼干、一加仑啤酒和3/4磅奶酪，每周则能领到六磅牛肉或猪肉。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给船员们补充新鲜肉类和蔬菜。补充蔬菜是为了防止坏血症。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经常食用柠檬或橘子果酱能够有效降低患病风险，但是，这一病症仍是导致大量士兵们死去的罪魁祸首。3
在18世纪50年代，与那些商船上的水手们相比，海军水手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另外，虽然每个普通水手最终分到的不过几镑而已，他们还能抢劫商船，挣一些外快。因此，水手们往往可以将自己的境遇同士兵们相比，以此获得满足。1780年，戈斯波特（Gosport）女孩们所唱的歌曲就已经体现出了这一区别：
水手赚得盆满钵满，
士兵空有一块黄铜名牌[2]。
我爱着一个快乐的水手，
士兵们请你们滚开。
在七年战争的最初三年里，士兵的口袋里没有几块叮当作响的硬币。起初，人们热情高涨，幻想着迅速取胜，并就此一夜暴富。1756年5月，当他在追逐一支开往北美的法国舰队之时，博斯考恩还乐观地给他的妻子写信：“如果这些法国贵族这次没能逃出我的手掌心的话，那他们就要为我们的房子和家具支付账单，更不要说还有给孩子留的份。”4但是，这一次却令芬妮·博斯考恩（Fanny Boscawen）大失所望。她的丈夫没有从法国人手中夺得一分一厘，而法国人却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次年，另一个由18艘战舰和5艘护卫舰组成的法军中队也顺利逃出。
对法国的封锁依然持续。英国人试图在哈里法克斯和新斯科舍建立新的军事设施。其中就包括一个修理船只的码头。在那里，人们将战船倾斜过来，以便填补船身上的缝隙。为了保证行驶的速度，他们也会将附在船体上的海草和藤壶刷去。直到1759年之前，人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在1759年之后，英国人就能在不将战船拉回英国的情况下，在美洲的水域里维持一支至少由8只船组成的中队。这些准备工作最终会带来回报，不过这需要时间。
回想起来，从1756年到1757年，英国一直在有条不紊地为后来的入侵战争作动员，尽管这是极为缓慢的。此时的英国面临着一个充斥着危险的世界：英国从地中海撤军、面临着被侵略的危险、英国短暂失去对大西洋的控制、在加拿大和印度爆发的起义以及因普鲁士人的失误而导致汉诺威门户大开。这一切都令当时的英国人深感不安，并责备一个看起来既困惑且无能的政府。在议会内部，议员们均就是否发动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而在议会外，深感政府无能的记者们和社会活动家们也在大声疾呼，希望发动战争。
在所有对纽卡斯尔政府的批评当中，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批评可谓最为犀利，影响也最大。他认为，政府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支援普鲁士。在美洲爆发的战争才能真正地影响到英国的利益。与之相比，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则没有那么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也就必须按照这一办法来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按照其同盟的说法，皮特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因此，为了生存，纽卡斯尔政府于1757年正式吸纳皮特作为成员。自此之后，皮特负责陆军、海军以及殖民地的事务，使得他成为了各条前线上毋庸置疑的统帅。
威廉·皮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印度工作。1757年，皮特已经49岁了，经常遭受痛风病的折磨。有的时候，在向下议院陈述报告时，人们破天荒地允许他坐着讲话。在国外的观察家看来，他是一个因为一己私利而总是远离党派斗争及对政府控制权的争斗的人；而后者往往耗费了许多其它政治家的精力，而在公众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不为党派所沾染的人，也是一个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希望团结各方人士的爱国主义者。在那时，是否能够赢得议员们的支持，往往取决于演讲者的口才。而以皮特的口才而言，他无愧为一个令人瞩目而又十分突出的议会演说家。
政治家皮特吸引的支持者大多是同情他的托利党人，其中包括乡绅和一个强有力的、聒噪不停的城市集团。城市集团的领导者是市政官威廉·贝克福德爵士（Sir William Beckford）[3]。牙买加种植园和贩糖业带给了他财富，使他有能力资助两份皮特主义的期刊。在贝克福德的周围聚集了一群伦敦商人和资本家。他们认为，只有夺取了法国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他们的海外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对于他的支持者和此后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来说，皮特是国家的救世主。他一手挽救了战争危局，取得了一系列大型海陆战争的胜利，从而重新奠定了英国对海洋的霸权，并且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在伦敦市政厅里，崇拜者们为皮特树了一尊立像。此地的皮特雕像表情庄严肃穆，穿戴得如同罗马执政官一样。他的脚下是安逸的不列颠和一头骄傲的雄狮。雕像的底部刻着对这位政治家美德的溢美之词，赞颂他“是上天派来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皮特接手了他人所创造的战争机器以及战争技艺。这些人当中，最为出名的便是继续担任首席军政官的安森。英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皮特的功绩则在于能够预见事态的发展。他强韧的神经和钢铁一般的意志也对战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取得领导地位，皮特就立刻改变了他之前的观点。其战略的基石在于资助弗里德里希二世，让他去攻打法国人。“当我们与法国为敌的时候，”皮特于1762年8月对下议院说，“我们就应当借德意志的刀来置其于死地。”5因此，英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弗里德里希的资助，并在后者的要求下，英国于1758年从水陆两路攻打了法国的海港。人们形象地将这一花费甚多的行动比作用基尼[4]砸窗户，但是这的确迫使法国将一部分兵力抽调回来，不再集中在德意志前线上。在这里，事态开始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1757年11月，法奥联军在罗斯巴赫被击溃。一个月后，弗里德里希在洛伊滕打败了一支奥地利军队。次年春天，他又在曹恩道夫战胜了俄国人的部队。从印度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1757年6月，罗伯特·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5]中击溃了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的军队，并重建了英国在孟加拉的霸权。
在海上，法国人面临了两次致命的危机。守卫路易斯堡的中队里爆发了斑疹伤寒，而随着年末舰队回到布雷斯特，他们也将这种疾病带了回来。1758年初，驻守土伦的舰队接到了上级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命令。但是，他们却遭遇了一系列的事件，不得不退回港内。他们不但航行失误、遭遇了恶劣天气，而且在距离东西班牙不远的地方遭遇了英军的舰队。在“蒙茅斯（Monmouth）”号和装备更为精良的“霹雳（Foudroyant）”号的一场战斗中，由于受到了英军舷炮的惊吓，法国炮手逃离职守。法国海军的整体士气下滑；由于收入低且没有足够的口粮，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那些没有航海价值的船只。6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则在稳步增强。1757年，舰队仅拥有90艘现役战船，另有共计149艘护卫舰、单桅帆船以及双桅炮船。而仅仅两年后，这一舰队的规模就已经扩大到拥有300艘，而且船只式样也多种多样了。
英国的海上霸权促成了皮特伟大战略的实施，使其得以一步步地将法国海岸殖民地收入囊中。在1758年5月和12月，英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分别占领了位于塞内加尔海岸上的路易斯堡垒和戈雷岛堡垒的两处戒备森严的奴隶贸易站。在与英国战船短暂交火之后，陆上的舰队便投降了。在这次交战中，英军伤亡数目为死亡23人，68人受伤。7
对法国来说，北美的打击尤为沉重。1758年，路易斯堡陷落。次年，英军就联合海军和陆军的力量三面夹击魁北克，并最终于9月拿下了魁北克。在西印度群岛，在1759年瓜德罗普岛陷落之后，法属蔗糖群岛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失陷。随着时间的流逝，皮特的计划也得以逐渐实施。这样看来，全面占领法国的海外帝国、消灭其海外贸易不过是时间问题。无论是在北美、印度洋还是在西印度洋，法国的海上力量都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因此，法国也就无法加强其殖民地的守备力量以对抗日益增长的英国守备力量。她唯一的希望在于侵略不列颠。这一计划是由舒瓦瑟尔公爵艾蒂安·弗朗索瓦（Etienne-Francois,Duc de Choiseul）[6]所提出的。他认为，这样便可以迫使皮特将其军队抽调回来，以保卫本土。
要实行在1759年侵略英国的计划，首先要联合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舰队。然而，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博斯考恩的破坏。6月，他在拉各斯湾附近拦截并击溃了法国的地中海舰队。11月，霍克在基伯龙湾附近发现了由德孔弗朗（Hubert de Brienne,Baron Conflans）所率领的、由21艘战舰所组成的布雷斯特舰队。霍克的舰队在力量上稍稍占有优势，且对法军步步紧逼。因此，法军海军上将命令自己的舰队逃回海港。是时风雨交加，两支舰队都在驶向危险的、布满岛礁的水域。[7]
面对危险，霍克却显得极为镇定。船队旗舰“皇家乔治（Royal George）”号的船长已经告诉他前方有危险。此后，他却这样冷静地回答道：“既然你能够告知我前方有危险，那么你的确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我要看看你是否能完全服从我的命令。我命令你，把我送到法国海军上将的身边。”当时大海波涛汹涌，而且天色已晚，选择在此时发动攻击无疑是背水一战。但是，基于双方的军力对比，霍克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来摧毁或是捕捉法国的战舰。英法两军在凶险的海洋里上演了一场全面追逐的好戏，充分展现出了英国海军技术和装备上的优势。“皇家乔治”号仅是降低瞄准对方的吃水线发射了两发舷炮，就足以击沉“华丽（Superbe）”号。由于遭到每艘经过它的船只的轮番攻击，“可畏”号最终缴械投降；在英军的追击下，“英雄（Héros）”号搁浅了；“忒修斯（Théseé）”号的沉没则完全是因为船长的愚蠢：他要求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中打开其下层炮眼。到黄昏时分，法国的船队已经四散溃逃，霍克则命令其舰队在此地抛锚。而在破晓之时，人们发现法军旗舰“皇家索莱尔（Soleil Royal）”号正停泊在英军的舰队中间。英军解开了它的绳索，并对她发动攻击。最终她被迫搁浅，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了法军所失去的第七艘战舰。
基伯龙海战的胜利可谓一场经典的海战胜利，霍克也就此成了民族英雄。他拥有一切英国海军将领所应有的美德。根据斯摩莱特（Smollett）脍炙人口的英国史，正是霍克自己下达了向法军进攻的命令。这是因为，“他拥有与生俱来的正直和勇气，并心怀对国家的大爱。与此同时，他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笔赌注的重要性”。8自1759年以来，英国在海陆均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接下来的一场战役可谓是这一系列战役的收尾之作。魁北克和拉各斯湾就此联合，而瓜德罗普和明登（Minden）则双双落入英国人之手。在明登，英国——汉诺威联军成功击败了法军，并保证了汉诺威的安全。在新年首映的即兴表演《小丑的侵略》（Harlequin's Invasion）中，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就创作了一首《橡树之心》（Hearts of Oak），以庆祝这些胜利：
来吧，伙计们，为了荣耀，开心点！
要把新物件加进这完美的一年。
我们叫你领受荣耀，不像奴隶一般压迫你，
谁能比我们更自由？因为我们是波涛之子。
皮特成了时代的代言人。几乎所有人都将他视作这些胜利的总工程师。就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皮特的仰慕者斯摩莱特这样写道：“人们因我们的胜利而感到高兴，皮特先生则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我甚至可以斗胆说，在此时的大不列颠，没有哪个党派是不支持皮特先生的。”9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8]则表示，1759年的事件使得他变成了“一名爱着自己的国家的人，坚定的辉格派的子民……爱国主义情绪使得他整个人熠熠生辉，也洋溢在诗歌的字里行间”。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诗人们一直忙着记录新的胜利。柯珀的朋友约翰·邓科姆（John Duncombe）向新国王献上了荷马式的颂词，其中便列举了近年所打的胜仗：
此前未知的湖和海，
各式各样的商船在其上川流不息。
湖水起伏，大海汹涌，
从密西西比一直到北极。
那些魁北克河边上居住的人们，
都受到英国法律神圣的约束。
毫无信誉的切罗基人[9]俯首称臣，
富裕的塞内加尔则向母国进贡。
恒河的暴君们因恐惧而颤抖，
因为复仇女神在他们的耳边低语：“克莱武来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往往会从古典著作中寻求美学以及文学的灵感。这样一来，将英帝国同希腊和罗马帝国之间对比也就并不鲜见。有感于英帝国所占领的范围之广，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认为，和本国的国民相比，希腊人和罗马人不过是“卑微的民族”。10《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的一名记者确信，占领魁北克的战争完全足以匹敌特洛伊之战，堪称勇气之史诗。11而对于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醉酒狂欢的理由：
来吧！勇敢的不列颠人，不要抱怨，
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再度君临海洋。
我们举杯欢庆，愉快地歌唱，
把五九年的丰功伟业颂扬。12
大卫·加里克急切想要煽动公众的情绪。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继《小丑的侵略》之后，他又创作了两首类似的作品：歌曲《英国水手在美洲》（English Sailors in America）和舞剧《魁北克之战》（The Siege of Quebec）。后者于1760年春天首次上映。
为了纪念1759年的胜利以及其前无古人的扩张，人们举办了多种庆祝活动。这一点值得人们注意。这些纪念活动之所以会如此的密集，正是源自此前三年间英国国内弥漫的内省情感。“我们正在滑向断崖，似乎要摔得粉身碎骨。”北部乡村牧师约翰·布朗这样写道。他所创作的《丈量时代的方法与原则》（An Estimate of the Manners and Principles of the Times,1757）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并得到了许多评论。这并不仅仅是针对流行行为和品位的批评，因为布朗直接将国家的不幸归结于国民的道德败坏。他还特别指出，统治阶级正是道德败坏的重灾区。
“舰队与军队的所作所为、未来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能力。”布朗这样写道。英国的绅士们已经开始沾染上不好的习气，即所谓的“娇气”。他们越来越贪图享受，喜爱坐轿子（称职的绅士应当骑马）、住温暖的房间以及享用珍馐。在他看来，那些喜好谈论“衣服和赌博、纸牌和短工、马匹、女人和骰子”的年轻人身上缺少所谓的“公共服务精神或爱国精神”。而普通的士兵和水手们却极少沾染上这种糟糕的习气。“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骁勇善战的战士了。除非上级下达命令，他们绝不退缩。”13
当时存有的一个说法表示，上层阶级的道德状况与国家在国际上的表现是成正比的。此时英国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很可能是英国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所导致的。也正如英国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样，这一假说无疑是令人不安的。如果按当时人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历史也可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的话，那么英国显然正逼近最后一个阶段。
1759年的胜利推翻了这一假说。不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国是上帝的宠儿”这一信仰进一步加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迅速膨胀起来。其前无古人的贸易和殖民地扩张无疑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民族不断前进的事实。除此之外，艺术界、科技界和工业界也迸发出新的活力。许多人就此更为坚信，英国社会处处领先于世界。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棉纺织业、钢铁制造业和制陶行业纷纷开始引入节省人力的机器。与此同时，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和马修·波顿（Matthew Boulton）的蒸汽机也正式投入使用。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反映了英国人的聪明才智。更有甚者，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需要归功于英国灵活的政治系统。当时的文人伊萨克·瓦特斯（Isaac Watts）精准地总结了这一点，并为之高唱颂歌：
英国贵族的桂冠闪耀着，(www.xing528.com)
普照一切的光，
当法律和权利结合，
国家就蒙被恩泽。14
然而，正如约翰·布朗所表明的那样，国家繁荣与否、是否能够摈弃英国的罪恶以及是否能够扩大其在世界中的力量，完全取决于其领导者的决心、责任感以及勇气的多少。他们伟大的灵魂是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涉及帝国建立问题的时候，柯珀无疑想到了皮特的存在。因此，他评论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建立帝国），伟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柯珀和其同时代的人都因为1759年的胜利而兴奋不已。他们认为，自己正是帝国的一部分，而这个帝国辽阔的疆域则正是其国家美德的证明。战争已经、并且将继续营造一种好战而过于自信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一情绪逐渐弥漫到了各个阶层。斯莫雷特和一些有识之士也因此而感到不安。他认为，对于一个“天生凶暴、急躁而吵吵嚷嚷”的民族来说，15民众爱国主义（即他所谓的“暴徒爱国主义”）是危险的。
到1762年，庆祝胜利的喧嚣达到了一个高潮。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占领了马提尼克岛以及一些种植蔗糖的法国岛屿。投机者们闻风而来，跟着登上了小岛。令这位上将惊异的是，种植园主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马提尼克，并宣示自己对此地的土地拥有主权。
既然西班牙的势力进一步削弱，那么英国就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西班牙旋即遭到了两次重创。来自印度的一支探险分队占领了马尼拉，而与此同时，乔治·波考克上将率领着舰队突袭了哈瓦那。由于取道老巴哈马海峡，此行显然极为凶险。通常情况下，因为这一水道里布满暗礁，所以水手们唯恐避之不及。这次英国人赌赢了。他们在哈瓦那港内俘虏了13艘西班牙战舰。波考克和陆军将领阿尔伯马尔伯爵（Lord Albemarle）[10]一人得到了123000英镑，而那些普通士兵和水手们每人也分得了4英镑。
就在乐观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做着吞并法西帝国的美梦的时候，英国政府却试图签订和平协议。1761年10月，就法国的和约问题与同僚闹翻之后，皮特辞职了。比特侯爵领导着新的内阁继续和法国进行谈判。这位侯爵才能平平，却有着一片善心，并且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虽然此时的法国和西班牙都已经屈服，但人们仍旧对此表示担心。正如辉格派的贝德福德公爵所说的那样，英国对海洋的垄断很有可能会“刺激所有欧洲的海军力量，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这一观点完全是杞人忧天。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足以匹敌英国皇家海军的海军力量。事实上，政府之所以寻求停战，主要是因为战争费用高昂，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例如对酒类征税）来填补这个窟窿。
早在1763年，英、西、法三方就签订了饱含争议的《巴黎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得到了塞内加尔海岸上的奴隶贸易站；格林纳达的西印度群岛、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多巴哥；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地区、梅诺卡和弗罗里达。其中，弗罗里达是西班牙交出来的，以换取英国撤出哈瓦那的保证。法国则从德国撤军，但被允许保留戈雷岛、圣卢西亚、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它也被允许保留其在纽芬兰渔场的权益。而且，只要保证印度人不反抗，法国就可以享有其1749年以前在印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英国将马尼拉归还给西班牙，前提是索取一笔赎金（西班牙从未支付过这一笔钱）。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所有地区就此顺理成章地归英国所有。
这些条款一经披露，舆论哗然。人们普遍认为，为了保证汉诺威的安全，英国所付出的实在太多了。政府应对人民愤怒的方式相当笨拙。他们引用了一条古代的法律，并以此为凭据惩罚了其中的一位反抗者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因为后者在《北布立吞人》（North Briton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1763年到1775年为止，英国政府一直表现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的英国政界充斥着才能平庸、眼界狭窄之辈。虽然乔治三世经常对此加以干预，但事态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情感上，乔治三世是一个家长式作风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然而，这位热衷于养牛羊的国王并不能任人唯贤。他衡量牲口的本领甚至要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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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条约》签订之后，英国政坛中萦绕着一个问题，即英国本土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以及1775年所爆发的战争进行讨论。从帝国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1762年法国扩充其海军军备的计划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重建海军军备这一方案的主要推动者是舒瓦瑟尔公爵。他一心想为1759年到1762年法国所遭受的失败报仇雪恨，并重新在世界上称霸。仅仅过了8年的时间，法国的战船数量就已经从40艘上升到64艘，而护卫舰则从10艘上升到50艘。
英国海军部也在密切地观察着法军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均安插了密集的间谍网络。直到1770年他去世之前，这些事务均由英国驻鹿特丹领事理查德·沃尔特斯（Richard Wolters）主管。在七年战争时期，沃尔特斯控制着在凡尔赛、布瑞斯特、土伦、勒阿弗尔（Le Havre）、罗什福尔（Rochefort）和马德里的间谍们，让他们分别向其报告法军舰队的动向。在1759年到1760年的冬天，他便能及时通知伦敦，阿谢伯爵（Comte d'Achée）的东印度舰队即将抵达母国并将返回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计划。16虽然到今天为止，海军部的这一系统仍旧不为人所知，但这一系统的确有效地向英国展示了法军的战略部署。其他地区的英国领事也时常向母国反馈各种他们认定有用的信息。他们也经常聘用自己的间谍。例如，驻波尔图（Oporto）的领事就聘请了“对国家了如指掌的聪明人”来担任间谍。他们的任务在于侦查那些曾于1762年8月入侵葡萄牙的西班牙军队的动向。驻里窝那（Ligorno）的领事则向中立商人的船长们问话，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出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所在。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战船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gerak）的时候，他位于赫尔辛格（Helsingör）的同事们则记录了它们的细节。17
这一项完美的服务一直延续到了和平时期。因此，英国海军部能够实时掌握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数量与动向，从而将其各个击破。到1770年为止，各个间谍所汇报的情况表明，此时的皇家海军与其前敌人的联合舰队之间的力量差距在缩小。当时，法国和西班牙的战船联合在一起共有121艘；英国的皇家海军则有126艘战船。经皮特计算，如果要维护每一块地方的安全，他们就必须保有125艘战船。虽然战后人们削减了海军的经费，他们还是恪守着这一数字。18
然而，在这个时候，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还无可挑战。1764年到1765年，英国海军挥舞着海军大棒，成功地震慑了法国和西班牙。单单是威胁采取战争行动一项，就已经宣示了英国对特克斯群岛的主权。英国的伐木工也得以在洪都拉斯海岸上采伐桃花心木。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法国人从赞比亚赶出去，不让他们在那里保有奴隶贸易站。从1769年到1770年，英国舰队就已经在为保有对福克兰群岛的利益而战。西班牙人并未反抗，而是将福克兰岛拱手让出。
炮舰政策的成功实施，无疑为政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政府并不能以此为理由，来为1775年北美革命爆发之后其表现出来的无知开脱。诺思勋爵（Lord North）及其手下的官员均认为，人们将会很轻松地击败暴徒，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力量前来干涉。他们的这两种预测都落空了。在两年的战争之后，英国人已经看出，美国独立的决心已定；而1777年英国军官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也令法国人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因此，法国于1778年2月发动了战争。西班牙紧随其后，于1779年6月发动了战争。荷兰也接踵而至。其他的欧洲列强则不怀好意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1778年到1783年之间，英帝国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危机。到1940年夏天为止，再没有比它更为深重的危机了。英国在欧洲没有盟友；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也纷纷超过英军，而海军正好是她最主要的防御力量；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并没有涌现出与时代相配的、杰出的政治家或指挥官。幸运的是，英国的敌国也没有类似的指挥官出现。而且，由于法国海军集体换血，要培养出一代有野心的指挥官，并敢于实施有风险的战略，还有待时日。每次处于战略优势的时候，法国军官们总会听凭这些机会从自己的指缝中溜走。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有着三个主要的战略目标。首先是运送军队抵达北美；其次是攻击并占领英国在西印度的蔗糖群岛；而最富野心的是第三个，即入侵英格兰的南部海岸。
无论是哪场战斗，其每一个阶段都是令人失望的。德斯坦伯爵（Comted'Estaing）所率领的北美中队在德拉维尔湾海岸上登陆。但是，他们发现一支力量比他们稍弱的英国舰队已经逃走了。由于无法在北美海域内建立起权威，德斯坦伯爵决定向南航行，开始对英国西印度群岛的征服。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完全占领加勒比海。但是，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1779年7月，他在格林纳达附近的海上重创了英国军队，之后却让他们溜走了。
法国海军在内海当中的表现看似更有希望。而且，在1779年8月，英国政府就面临着失去海峡控制权的威胁。法西联军聚集了63艘战船和16艘护卫舰。要护送500艘运兵船显然是绰绰有余了。这样一来，30000名士兵就得以入侵维特岛和朴茨茅斯。为了对抗法国，英国的海峡舰队所可集结的战船数量则为42艘。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当诺斯伯爵急切要求增加陆军军力的时候，他面临着忽视海军的指控。
英国海军部的间谍们密切地关注着法国军方的一举一动。其中的一个报告称，有爱尔兰反叛分子在巴黎出现。这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恐慌，担心爱尔兰人会趁法军入侵英国南部之际发动叛乱。然而，法西联军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犹豫不决的领导、西班牙人虚情假意的支持、糟糕的天气、军需物资无法顺利送达以及造成8000人病倒的坏血病流行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在9月中旬，随着赤道大风暴的来袭，海军部的间谍们表示法国的入侵活动暂时停止。与此同时，在卡迪兹的线人则通告他们，法军正在为进一步进攻直布罗陀而做着精心准备。这场战斗已经于6月开始。19
法国将侵略的方案暂且放在一边。为了快速结束这场战争，法国将她的战争物资集结到直布罗陀、北美洲以及西印度的战场。她现在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事实，而敌人的钱包则比她的更鼓。更为棘手的是，由于没有了遭受侵略的威胁，英国可以将更多的船只分配到其他的前线上。
1779年10月，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开始掌管西印度群岛。作为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军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在战争中，‘坚持’和‘征服’是我的座右铭，甚至比原则更为重要。”他具有坚韧的神经，但同时也脾气暴躁，常常怒气冲冲，并受到疾病的困扰。他的暴躁易怒令北美以及西印度高级军官之间的合作更为困难。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性格特征，要形成覆盖整个地区的宏大战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如此，当他们于1780年春天从斯皮特黑德（Spi the ad）出发的时候，罗德尼手下的各个士兵还是满怀信心的。皇家海军“无畏”号上的一位年轻海军军官威廉·霍姆（William Home）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诉他们自己“踏上了去往波多黎各（Puerto Rico）或西属美洲其他某地的征程。我希望归来时能赚得盆满钵满，让我们家好好发达一番”。20
他于1780年踏上的征程没有给他带来一分钱的收入，他的上司也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重塑英国在加勒比海的主导地位。反之，罗德尼发现，他手下的将士们并不忠心耿耿，而且做事马虎，小心谨慎到几近胆小的地步。1780年5月，在马提尼克附近遭遇了零散的几场战役之后，他抱怨道：“英国旗帜下不是一条心。”这是因为，他手下的几个船长拒绝投入战争。他的补救办法也是极为极端的：自此之后，但凡有军官脑后长了反骨，就会立刻被开除，或者是遭到与拜恩（Byng）[11]同样的命运。“我的监视比敌人的火器更令他们胆寒。”他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些军官知道，一旦被发现不积极应战，可能就面临着死刑。这一切与军衔无关，所有人一视同仁。无论是哪一级的军官，倘若擅离职守，很快就会领受到训斥，或是接到护卫舰所带来的训斥。而且，“我教会了他们不再成为他们自己，而成为他们此前从未成为过的人——士兵”。根据罗德尼的说法，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他的原则，“你的任务是服从。痛苦的思考任务由我来完成”。21
罗德尼确实已经教授了军官们服从纪律，但从结果的角度来看，要取得成果还有待时日。他于1781年回到了加勒比海。他的舰队攻击并占领了荷兰的圣尤斯特歇斯群岛，并取得了价值3500万英镑的赏金。“无畏”号并未到场，因此霍姆上尉只好满足于23个金币——他从攻击另一个荷兰岛屿而得到的数目。“对于下级军官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大发了一笔横财，但英军占领这些岛屿并没有给法国海军带来实质上的伤害。法国人的舰队仍旧在西印度和北美的海洋当中航行。
当英法西三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势均力敌之时，在北美，战争的风暴无可避免地刮向了英国。1781年10月，英军少将查尔斯·康沃利斯爵士（Sir Charles Cornwallis）[12]率军在约克镇投降了。法国和西班牙从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三年的战争之后，无论法西都疲惫不堪。为了不让自己的努力白费，法国和西班牙做了最后一搏。它们决定于1782年春天发动对牙买加的海战。
罗德尼再次应召回到西印度群岛。第一任海军大臣桑威奇伯爵（Lord Sandwich）[13]警告他说：“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现在，罗德尼的手下们都已经服服帖帖了。4月，在瓜德罗普和多米尼加之间的桑特（Le Saintes）海峡中，他率领着36艘战舰迎战法军海军中将德·格拉斯（de Grasse）手下战舰数量稍少的舰队。罗德尼称：“我认为，在对我们背信弃义的敌人法国的胜利当中，这一场战争的胜利是最为重要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场面血腥并具有决定性意义，大有双方的命运都在此一战之感。最终，胜利女神眷顾了英国，而“法国海军中将、以及其所乘坐的‘巴黎（Ville de Paris）’号以及其他四艘战舰都成为了我们的俘虏”。22
在桑特海峡战役中，不但英属西印度群岛得救了，大口径短炮（carronade）的威力也体现了出来。这种炮的诨名又叫“粉碎机（smasher）”，因其能够发射32磅及68磅炮弹、足以撕碎敌舰的船体而得名。1779年，英国海军引入了这种新型武器。福尔柯克的卡伦炼铁厂（Carron Ironworks at Falkirk）开始大量生产这种短炮。到1782年为止，几乎每艘战舰上都配备有这种炮。在桑特群岛战役中，其战功卓著；自战争开始以来，法军炮手们首次因畏惧英国的舷炮而畏首畏尾并逃离职守。另一项新发明则是给船体的底部加上铜制的盖板。这极大地增加了英国战舰的速度和灵活性。在经历了五个星期的急行军之后，罗德尼的军队跨过了大西洋，准备进行战斗。此时他评论道：“如果不是英国的战舰，又没有用铜包覆底部的话，没有船只能抵达西印度。”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拯救了帝国。
由于在加勒比海遭到了围攻，法西联军的作战计划彻底落空。在桑特海峡战役之后，一小撮西班牙船队调转船头，从西印度群岛撤退，而并非直面罗德尼。1782年10月，包围直布罗陀的法西联军没能阻止理查德·霍尔上将率领解围舰队到达此地。因此，直布罗陀的战役也结束了。
从1783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当中，人们就可以看出，此时的西班牙和法国不仅无力与英国抗衡，而且也不能好好利用战争初期的胜利。除去北美的殖民地以外，英国的损失主要有：西班牙所夺取的梅诺卡岛和弗罗里达；归还给法国的塞内加尔、圣卢西亚和多巴哥；拱手交给荷兰的锡兰（Ceylon）。与其敌人在过去几百年当中的损失相比，英国所受到的战争影响并不很大。她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所拥有的财富。政府从民众手中借了9450万英镑。这些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制造32艘新战舰。英国的海上霸权早就得以保全，并非临时抱佛脚。
即便如此，英国国内仍弥漫着一种恐慌情绪。在人们看来，国家的伟大是有限度的，而帝国的脆弱之处也在他们的眼前展露无遗。1759年，人们还在大声欢呼；而到了1783年，同一批人则变得更为清醒。柯珀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在《任务》（1785）一诗中，他给英国描绘了一个带有悲观色彩的未来：
英格兰，纵然你有百般不是，我仍爱着你；
该是时候停止赞赏和吹嘘啦！
无论我们到哪里，
我们都是她的子孙。别再谬赞，
个人的野心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
查塔姆所说的话是他的母语，
有威名的沃尔夫是他的同胞。
再见吧，这些荣耀！再见吧，
此后得到同样荣耀的希望！
【注释】
[1] 约翰·宾（1704-1757），海军上将，因其父乔治·宾影响而获迅速提升。但1756年错失梅诺卡，后受法军攻击，退回直布罗陀。他因失职被枪决。按照伏尔泰的嘲讽观点，这是向他的同事发出的警告。
[2] 指教堂地板上的黄铜纪念牌。
[3] 英国作家。11岁时继承父亲大笔遗产。曾委托怀亚特（Wyatt,James）建造芳特希尔教堂（Fonthill Abbey）（历时短暂的哥特复兴式建筑代表作）。还喜欢搜集艺术珍品和赴欧游历。后成为一位下院议员。著有一部典型的哥特小说《瓦提克》（1782）、两本游记和一本日记。
[4] 英国旧时金币，值21先令，现值1.05英镑，用于计算专业人员的收费，如律师﹑医生等的费用。
[5] 英国侵占印度孟加拉的战役。1756年，新就任的孟加拉纳瓦布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抗议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修建堡垒。英国表示抗议。1757年1月，英国侵略军由克莱武（Robert Clive）指挥到达孟加拉。6月，英国在普拉西发动进攻，克莱武收买了孟加拉印军司令米尔·贾法尔（Mir Jafar），英军几乎不战而胜。印度从此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6] 法国大臣。生于洛林，斯坦维尔侯爵之子。初称斯坦维尔伯爵（comte de Stainville）。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中立有战功，获将军衔（准将）。在路易十五情妇蓬帕杜尔夫人的举荐下，1753年起先后任法驻教廷大使和奥地利大使。1758年加封舒瓦瑟尔公爵。12月任法外交大臣。1761年任海军大臣，大量建造军舰，后任陆军大臣。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促成与西班牙结成军事同盟（史称《家族盟约》）。在结束战争的《巴黎条约》谈判中，运用外交手段，减少了法国所受损失。战后，立即致力于重建法国军事力量。积极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战斗力。1770年12月被国王路易十五罢黜。
[7] 即基伯龙海战，七年战争中，英法两国进行的一次海战。1759年11月中旬，德孔弗朗元帅率领法国大西洋分舰队（有战舰21艘、快速帆船3艘）驶往卢瓦尔河口。霍克海军上将率英国舰队（有战舰23艘、快速帆船10艘）进行追击。11月20日，英军在基伯龙湾（位于法国西海岸）追上法军，双方在风暴中进行激战。结果法军战败，损失舰船16艘，英军损失2艘。法国丧失继续作战的能力，被迫放弃入侵英格兰的企图。
[8] 英国诗人。1779年同福音派助理牧师约翰·牛顿合作发表《奥尔尼赞美诗》。后来创作的滑稽谣曲《约翰·吉尔平的乘骑旅行》（1783）和农村题材的长篇散漫诗《任务》（1785）均获得巨大成功。
[9] 田纳西州东部和北卡罗莱纳州丘陵地区的北美洲印第安人。讲一种易洛魁语。居住在由30-60座原木小木屋组成的耕作城镇里。这种城镇约60个，组织成为两群，红色（战争）城镇和白色（和平）城镇，由各自的酋长管辖，每群各自负责与战争或和平有关的仪式表演。
[10] 即乔治·凯珀尔。
[11] 这里指的是约翰·拜恩，他因为在法军面前的渎职行为而被处死在甲板上。
[12] 英国驻印度总督。出身贵族。1776-1781年任驻美英军司令，镇压北美独立运动，终战败投降。1786-1793年任印度总督。1798-1801年任爱尔兰总督。
[13] 即约翰·蒙塔古，英国大臣。1729年继祖父为第四代桑威奇伯爵。1739年进入议会上院。曾任邮政总长（1768-1770）、负责北方事务的国务大臣（1763-1765、1770-1771），并三次担任海军大臣（1748-1751、1763、1771-1782）。在第三次任海军大臣期间，对北美独立战争中英国海军战事失利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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