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廉（64级导演）
电影学院与我家三代人有着不解之缘。
我是1964年进入电影学院导演系，1969年毕业，1973年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的。
忘不了第一天进入学院校门，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性格豪爽，声音洪亮——导演系61班的师哥曹征，帮我拿起行李，一口气从校门口提到了学生宿舍三楼。
有一年暑假，我在积水潭医院动手术，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表演课海音老师来看我了，还给我送来了她亲手做的菜。
我经常去学院图书馆。我从没有见过像郑娥媚老师那样耐心细致的人，为我查找一本书，可以翻遍图书馆，询问一本书的内容，她能够为你介绍所有相关内容的同类书。
64级、65级学院运动会，在我跳高最后一跳前的关键时刻，班主任汪岁寒老师在我耳边鼓励：韦廉，什么也别想，你能跳过去。结果，我果真拿了跳高、跳远第一名。
校园里，周伟老师跟我讲起新中国剧社，说你父亲是第一任理事长，那时候大家经常等着你父亲借钱回来，才能起伙开饭。
导演系64班（第一排自左始庄红胜、王军政、杜敏，第二排冯骥、张奎斌、李洪生、滕文骥、洪平、潘君滇，第三排徐庆东、曲维甲、韦廉）
院长赵明老师，对我讲起他导演《三毛流浪记》开拍前，身为制片人的我父亲，收到了国民党当局寄来的子弹……他那浓重的扬州口音把“子弹”说成了“子店”。
还有学院食堂早晨那几毛钱的香喷喷、热腾腾的窝窝头和棒子面粥……
无限思念，无限感慨。(www.xing528.com)
我独立拍片后，所拍的影片，大多是首先拿到电影学院汇报放映的。
我父亲韦布，解放前的电影制片人，解放后在上影、武汉电影制片厂和珠影工作。1976年、1977年，电影局与电影学院举办“文革”后第一期制片培训班，调集我父亲、长影敬然等几个老制片主任来讲电影制片管理与故事片摄制过程课，学生是各电影制片厂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年轻制片主任。
我父亲虽然已经离休，但是对中国的电影事业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转折期要来了。他在走访了全国几个大电影制片厂之后，夜以继日地撰稿，他的讲稿题目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制势在必行》。当时，电影局指定这个制片培训班的召集人是陈播局长的夫人邓芳，我父亲把讲稿交给了她。几天后，她找我父亲谈话，说这次制片培训班主要是讲电影制片管理与故事片摄制过程，“制片人制”的课题可以缓一缓。邓芳是八一厂的干部，我见了她问，为什么不让讲“制片人制”？邓芳是个老革命，说话直来直去，她告诉我，电影局认为现在讲“制片人制”，有点太“前卫”了。
在天安门广场演活报剧间隙（居中穿西服的为韦廉）
“制片人制”虽然不能讲了，但是我父亲在电影学院的日子还是很快活的：白天教学，晚上和休息日去看望新中国剧社的老友：电影学院的周伟、唐远之老师，人艺的朱琳、北影的李巴鸿导演、文化部文艺研究院的汪巩等。
我女儿韦玮2017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专业毕业，大学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同时她还报考了电影学院导演系影视制作专业，也被录取了。当她犹豫不决上哪所大学的时候，我让她自己抉择，选择哪所学院我都支持。结果她选择了电影学院。大四下半学期时，韦玮有一阵身体不大好，得到了老师们的关怀，尤其是教导演课的许同均老师，对韦玮的毕业论文进行了热情细致的指导。韦玮和我都感激不尽。
2017年年初，我到电影学院观看2016导演系进修班汇报演出。第三组汇报演出《父归》《雷雨》（第四幕）、《一个和八个》，指导教师是张路。
三个戏各有特色：《父归》是一个典型的日本风格的独幕话剧，一个抛弃家庭的浪荡父亲晚年回到家里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就是一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始终榻榻米高度，静止的单镜头，静静地让观众自己去观看。《雷雨》（第四幕）是全剧的高潮戏。《雷雨》被称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是曹禺借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戏剧“三一律”典型的戏剧化结构的大作。《一个和八个》是根据贺敬之同名叙事诗改编的，这是一个男人的诗戏剧。三个戏，三种风格。我边看边想：一个进修班，导演系就下这么大功夫，这么认真地排练教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刚刚入学的新生……
突然，系主任王瑞点名要我讲评——原来戏已经演完了，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小津安二郎、曹禺戏剧化和诗戏剧等学术话题都已弃之脑后，我只说了些我真羡慕你们，你们要珍惜这么好的老师和学习条件，对电影事业要心存敬畏等之类的话……
任何时候，每当提起电影学院，我心中总是充满感恩、敬畏之情……
作者简介
韦廉，1964级导演系校友。曾任电影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道是无情胜有情》《雷场相思树》《大决战第三部：平津战役》《大转折：鏖战鲁西南》《大转折：挺进大别山》《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周恩来万隆之行》等。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等众多奖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