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局开学典礼：刻画居里夫人心境的一镜之遥

林汝为（51级演员）

林汝为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就在此时中央决定建立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电影学院前身），这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电影在进步文化人士的努力下，拍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巨大的作品。至今我们的国歌还是聂耳和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继承与发展中国优秀的电影文化传统、培养新人的重任就落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和第一任所长、30年代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的肩上。

1950年9月，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学典礼上电影局、各制片厂领导和全体师生合影。前排自左向右：黄灿、杨霁明、周从初、于伶、蔡楚生、王逸、袁牧之、吴印咸、汪洋、钟敬之（陈波儿因赴苏访问未能参加开学典礼）

我就在这一年考入表演艺术研究所，当时我对电影虽然所知甚少，但幼时的生活经历使我对表演艺术有深深的向往。我小时家住海淀。那时海淀就只有一条石板铺就的小街老虎洞，有些小商店，卖菜的、卖油盐酱醋的、理发的，还有一个庙。过年时有庙会可逛，有拉洋片的、卖花炮的、卖绢花的、绒花的，也有豆腐脑、灌肠之类的小吃摊。暑假可以到被八联国军烧毁的圆明园里长满芦苇的地方去钓鱼；寒假可以去六郎庄、蓝靛厂那边野跑看裁冰、拉冰。小街上有话匣子播京剧、相声。有时候人家娶媳妇，我们就会特别兴奋地去看拜天地。有一次，过圣诞的时候，燕京大学给小学生看过一场那时候叫“贾坡林”（卓别林）的电影。他带着一个孩子去打玻璃、修玻璃，以及他当侍应生从楼上把冰激淋掉到楼下胖太太脖子里的时候，小孩们高兴极了，又喊又叫地笑着，我们知道了这就是电影，好玩极了。

太平洋战争打响，燕京大学到处是日本兵。父母带着我们进了抗日根据地。后来又是解放战争，我们在农村逐渐长大。除了学习，还参加文工团，与人民群众密切接触，为老百姓、部队、机关的成功演出，使我对表演艺术充满向往。

巴鸿在给演员班讲表演艺术课

演员班学生上芭蕾舞课

我的同学不少来自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耳濡目染，他（她）们对电影的了解当然比我多，但也只是多看过一些片子、多听过一些明星故事而已。但是也有不少来自部队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说起电影也是白丁。要把这样一批人培养成电影工作者，谈何容易。何况以前国内只有上海艺专等少数艺术院校，办电影大学在我国是第一次，无直接经验可以参考。抓好师资队伍是当时所领导的首要工作。从原新四军干部中调来谢铁骊、董克娜，原北影导演吴天、王逸、严恭、陈怀皑，抗日演剧队的唐远之，香港的当红演员巴鸿、李露玲等，并把各电影厂的资深导演、技师，以及文化名宿、理论界大家请为客座教授，他们成了我们的师傅。我们的课程安排得很紧。文学和电影理论包括阅读世界名著和观摩著名电影作品以及话剧、戏曲；形体训练包括体育、芭蕾、京剧武功；本科训练包括观察、记忆、模仿、情景小品创作；语言训练包括正确发声、台词处理，等等。

所有这些课程的设置和教师的聘任突出地体现了所领导的教学思想，遵照中国的古训“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民斯为下矣”。要学就学最好的，而且既要学外国最好的，也要学中国最好的，并且要尽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电影这一种新事物之中。他们的教学思想使我在创作上终身受益。(www.xing528.com)

我可以举两三个例子说明：一次唐远之老师主持观摩后的讨论课，头天晚上我们看了川剧《秋江》和张云溪、张春华演出的京剧《三岔口》。课上大家发言十分热烈，对川剧的优美和幽默赞叹不已，对《三岔口》两位演员落地无声的打斗，出人意料的幽默动作，形容为精彩绝伦。陈波儿听我们的讨论课后问，为什么在明亮的舞台灯光照射下，人们会产生角色是在黑暗中打斗的感觉？学员们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主要是说演员通过模拟人们在黑暗中的感觉与动作。陈波儿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并补充说：“除此之外通过这出戏应该了解中国戏曲是怎样还原意境的。请远之同志跟你们说一说。”唐远之老师说：“除了大家说的以外，关键是文武场的作用，特别是打击乐。是它们的‘嚓……嗒……嘚……嘟嘟’，用声音造出了静夜无声的效果。这是一种制造反效果的艺术手段。”记得有一天上台词课，唐远之老师把我从教室里撵了出去，其原因不说也明白，是因为我没兴趣因而也没用功。我在院子里站了半天，感到十分丢面子，又理亏又生气。下课后，他叫我去，给了我几张梅兰芳先生的唱片和一个厚厚的简谱小唱本，让我跟着他听唱片。我当时想，这是给我赔礼道歉，光想偷偷地乐，没太在意。半个月后，他检查功课，说我唱的是没有特点的歌，不是京戏，什么也不是，说我不能总在艺术大门之外徜徉，要走进去，看一看，干一干，并告诉我音乐与语言的关系，还讲了中国戏剧的发生发展及中国的戏剧理论。不久，系里开始观摩四大名旦及著名戏剧大家的戏，听他们的讲座。当时，不解其中意味，觉得这和电影表演艺术风格相距甚远。后来，我当导演以后，才认识到文化艺术，并力求与现代的手段结合起来，无论是戏剧结构乃至画面构图、色彩，甚至包括演员的选择，我都力求这样做。因此我曾多次聘请戏曲演员如李维康、骆玉笙等参与我所拍的戏。每一次他们都十分出色地创造了人物或用音乐把人们带入一种微妙的境地。

荀慧生给我们讲过一堂课，讲京剧的程式化表演与创新。他说京剧的程式化是从生活提炼并由艺人创造出来的。为了刻画人物，有时候要创造新的程式。他说他扮演的红娘，过去都用食指指着张生，显得比较厉害，多少给人一点刁的感觉。为此，他到处留心小姑娘们嬉戏时的动作，创造出食指手指朝上指着张生的动作。仅此一改，就充分刻画出红娘的活泼、热心、妩媚、调皮的心态。

在观摩影片《居里夫人》后，指导教师特别强调我们要注意一个镜头。居里夫人的丈夫意外被马车撞死后，她站在落地窗前，靠在一幅大绒窗帘边，无助地朝外注视着，手无力地顺着窗帘往下滑，人也逐渐下坠……这组完全从演员背后拍摄的镜头，充分表现了居里夫人内心的悲哀、痛苦、孤独与思念。用背部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与正面号啕痛苦或饮泣有不同的功能，增加了表现手段，更深地引起观众的同情心，当然对演员的表演功力要求有更高层次。通过这样的课，自然对学习表演的同学内心给以激励。

白大方校长接手领导职务后，一如既往地坚持原来的教学路线。对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十分关心。一次早起我在双杠上锻炼，一不小心从杠子上掉了下来，头摔在地上，正好被路过的白大方校长看见。他赶紧把我扶起来，问我怎么样。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只觉得头上的包“噌噌”地往大里长。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一瓶碘酒，打开盖就往我头上淋。当时我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只是心疼我的衣服，因为只有一件。一个休息日，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洗衣服。白大方走过来说：“小林，走，咱们去看看陈波儿！”于是，我和白大方夫妇到了八宝山波儿的墓地。我知道白校长期望我们能够继承老一代进步电影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上进、用功，观察和积累生活，创作新时代的好电影。

1952年10月开学典礼上全体师生合影

这些年来，我每拍一部戏，塑造一个人物都离不开老师们当面的教诲与背后的支持。记得我刚筹备拍摄《四世同堂》的时候，尽管是为了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北京市委也作了极大的努力，但资金还是不足。好心人就联系与日本合拍。当时演员们已经进入人物造型阶段了。日本的一个映画会社表示愿意合拍，但提出了几个苛刻的条件，如剧本的最终决定权，版权所有，等等。尽管当时合拍还没有后来那样时髦，但已使个别人兴奋不已。他们觉得我名不见经传，“端不到桌面上来”，便提出得换个大导演才算“对等”。于是背着摄制组跑到涿州去请陈怀皑老师，结果陈老师说：“你们这么大老远来了，我请吃中午饭，吃了饭请回，不管干什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小林是很用功的，她能拍好。”我说：“有老舍的原著为基础，陈老师拍肯定会非常非常好。”但老师却把成功的机会给了我。他这种不汲汲于个人名利而只望后来居上的高尚精神再一次成为我的学习榜样。紧接着在开拍前夕，有人在社会上散布说我是一个骗子，整个拍摄班子是一群骗子，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我们搜集了几个大厂的分镜头剧本参考对比而有人以为我们不会分镜头的缘故。于是鼓动大电影厂组班子拍《四世同堂》。我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在这样的压力下军心不稳了，大家吃不准是能拍好还是糟蹋老舍的作品。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处境中，谢铁骊老师让同学捎话给我，说“大厂理应无私地支持新的兄弟单位，我们党委不会作这种以势压人的决议”。他告诉我要学会摆脱不利因素的本事，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和其他老师帮助解决。戏拍完之后我到国外工作去了。当时各报大量评价《四世同堂》的文章送到了使馆，我这个不怎么爱落泪的人竟然哭了一晚上。方方面面的支持和信任，使我想起了广大观众，更使我想起了谢铁骊老师，我真想念亲人们啊！

作者简介

林汝为，1951级演员班校友。主演《赵小兰》《她爱上了故乡》，执导《白山新歌》《四世同堂》《便衣警察》《苍生》《采桑子之妻室儿女》等。曾获金鹰奖优秀电视连续剧奖、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