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学院奖学金的设立及日本影响

现在的朱辛庄，虽然在五环外，但交通已经很便利了。可是在当时，朱辛庄可以用“鸟不拉屎”这个词来形容，学校周围都是庄稼地。在当时，我们艺术院校走的是“工农兵相结合”的路线。到了我们这一届，在桌椅板凳和宿舍床铺上面还可以看到“五七艺术干校”这样的字样。

《小兵张嘎》主创人员合影

尽管如此，我的大学时光是非常幸福的，我喜欢这所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它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足球场，虽然尘土飞扬，但因为我特别喜欢踢足球，而我的家乡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如此标准的足球场，这打动了我；第二，我的老师们，包括录取我的吕志昌老师。他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位老师，虽然他不教我们动画的专业课，但他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从我入学一直到他去世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关心与关怀我的成长。自始至终，北京电影学院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第三，我的动画专业，这个专业在当时是一个冷门专业，六年才招一届学生，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这几年里，没有师哥师姐，也没有师弟师妹，因为我入学的时候，两年前的78班动画已经毕业了，我毕业留校任教的两年以后才又开始招生，所以，动画专业在当时来讲，算是一个稀缺的专业。以至于在十几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的同届毕业同学，表演专业的孙松问我，你学什么专业的来着？他与我同窗四年，都不知道我是学什么的，我当时还感到很愤怒，可见动画专业学生的边缘。这个专业是稀缺的，也是我终生挚爱的。

2008年第7届动画学院奖闭幕式

在大学时光里，有几位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明灯，照亮了我的未来。首先，是阿达老师，他是我们外请的老师，在1986年给我们班讲课的时候因为劳累过度去世了。那年，他才52岁，但他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2000年，动画学院成立，我已经在主持动画教学工作，为纪念他对动画的敬业精神，设立动画学院奖，并以阿达老师的名字命名奖学金。我们希望鼓励更多热爱中国动画的年轻学子，希望他们记住阿达老师的动画精神。阿达老师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世界顶级动画导演，教我们班的时候是夜以继日的，如果他白天和晚上都能在学校，他就住在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里，不离开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人，他在北京吃饭是不习惯的，但是他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食堂，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

阿达老师曾教导我们的话，我永远铭记在心。2011年，我已经4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拿到金鸡奖。我在获奖感言中讲了三句话，其中一句话就是感谢我的老师，感谢阿达老师，因为他曾给我讲的一席话，改变了我对动画的看法。他说，“动画是艺术，也是电影，它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当别人看动画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动画，甚至只是看到了动画哄孩子，但是作为动画人，我们要付出常人所难以想象的艰辛。”

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蒋采凡老师。四年的时光，乃至我毕业后留校后在她身边当助教，她一直对我“骂”个不停，她不仅“骂”我，也“骂”我们班所有人，无论是我们班的男生还是女生，以至于后来当她去世以后，没有了她的“骂”，我们班同学有好长时间都适应不了。虽然她一生没有子女，但是我们都视她为母亲，她也把我们视为自己的儿女。她不仅仅在我们的学习上，“骂”着我们进步；在我们的生活上，同样也“骂”着我们成长。她退休以后作为老教师，我们还会请她回学校授课。

直到最后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因为癌症晚期，虚弱地已经“骂”不出声了。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她，她的身体浮肿，非常难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简单地说一两句话。我宽慰她说：“蒋老师，我帮你揉揉腿。”因为我的母亲在双腿浮肿的时候就希望我帮她揉揉腿。我想，在病床上的蒋老师，腿也一定很难受，我就用手轻轻地帮她揉，我用的力气已经非常的轻，只是想帮她活血化瘀。我在揉腿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慈祥的目光，因为她以前在“骂”我们的时候，我都不敢看她。她总是“骂”我们，“笨蛋，怎么做的！”之类的话。我帮她揉腿，她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你”。她没有“骂”我，而是说谢谢我。当时，我的眼泪差点掉出来。

持永只仁老师在动画班的表演课上，孙立军在做演出示范(www.xing528.com)

她去世以后，我在与她外甥女的一次交流中才知道，蒋老师说孙立军给我揉腿，他说他是好意，但是他揉得我太疼。原来，因为她癌症晚期，浑身碰一下都会非常疼。我不知道，她也没说。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个时刻的我因为知道癌症晚期的她没有多长时间了，想尽些孝心，她其实是忍着疼痛让我尽孝心的。

蒋老师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没写过轰轰烈烈的书，也没拍过轰轰烈烈的影片，更没获过什么电影大奖，甚至在她退休的时候也仅仅是个副教授，但对我们班而言，她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她是我们的蒋妈妈。

第三位是从日本请来的持永只仁老师。当时，他的月薪好像有8000块钱。持永只仁老师给我们上动画技术的基础课程，是一门技法类课程，因为是技法，所以大家会认为没有“艺术”可言，只是画一些没有生命力的线条，每天重复画那些动作，索然无趣。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想当画家，我只想当油画家，非常抵触这类技法课。我们就喝酒、聊天，甚至迟到、早退。但持永只仁老师都会很和蔼地教育我们，从未严厉批评过。其实，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上了年纪，腿部有点残疾。但是，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一点点耐心地教我们。从削铅笔开始教起，从把桌子上的垃圾放入用废纸叠成的碎屑盒教起。

持永只仁老师认真的、执着的、精细化的日本匠人精神感染着我、影响着我，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怀念他。10年前，大概在2010年前后，有一次，我参加日本的动漫节活动，日本当地推出一个纪念“影响了日本动漫的三十位已故的动画大师”的展览，其中就有我的老师持永只仁先生，就排在大概第十几名的位置。我看到后，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当年他在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爱学习那种枯燥的技法课程，同学们都想逃课、迟到或早退，甚至不认真完成作业。但是，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和蔼地教育我们，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授我们知识。直到我自己成为老师以后，我才知道曾经教我的持永只仁老师，作为日本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国宝级动画大师，对我们如此细心与耐心，是多么难能可贵。而当年，国家为我们请来如此优秀的老师，我们却没有认真学习，我为此非常自责。我不会日语，在那次30位已故日本动画大师的展览展板前，我希望与老师生前的照片拍张合影，当我刚举起相机的时候，工作人员不允许我拍照，我与工作人员解释：“我从中国来，我想与我老师的展位合影，回去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希望他们‘尊师重道，薪火相传’。”可惜，因为语言不通，最终连合影也没有拍成。

朱辛庄校区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却孕育了我对电影的爱。尽管，学校的足球场还是与隔壁农学院共用的，甚至两个学校的学生曾经因为抢足球场地而大打出手。但是，在当时那样简陋的校园条件下，学校依然培养出了包括78班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电影人。那个时候，学校在我心中种下了“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精神种子。后来，我们搬进了市里的黄亭子校区。相比朱辛庄校区，我们当时都觉得校园一下子大了许多，但现在看来，依然是小了。尤其是南边有了知识产权局，北边有了电影频道，其实本来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北京电影学院的。由于当时学校培养人才的思路是“少而精”，还没有考虑到以后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我们刚搬到黄亭子的时候，整个校区只有一栋宿舍楼建成，其他都是临时建筑。我甚至听说，黄亭子以前是一个村子的坟地，在这里踢球可以踢出人骨头。就这样，在黄亭子校区陆续的建设中，我度过了自己美好的校园时光。

现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花草树木已经郁郁葱葱，食堂门前的小树苗已经有三层楼那么高，校园里的大树枝繁叶茂，可以遮住我们的绿草地。30年里，“尊师重道，薪火相传”已经根深蒂固，并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爱护她，守护她，追忆关于她的一切。

作者简介

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1984级美术系动画专业校友，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代表作有《小兵张嘎》《欢笑满屋》《快乐奔跑》《兔侠传奇》《立秋》等。作品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 电影“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等众多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