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迪
1961年秋，文学教研组在组长许之乔先生麾下有“四条汉子”。按年龄由高向低排序，余倩、王迪、汪流、沈嵩生。按在校时间长短，王迪我最晚。那年，我刚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毕业。踏上祖国大地之前，文化部已经把我分到北京电影学院。为此事，我还闹了点小情绪。在院长章泯家里，向他倾诉，想去电影剧本创作所，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写几个剧本再到学院教书。章泯和颜悦色地说：“听说你就要回国，我们把学生都提前招来了，你不教，学生怎么办？你是我们国家派出国学习电影剧作的唯一的留学生……”在他温文尔雅长者之风感召下，我沉思良久……
王迪
王迪在白桦林
当时，文学教研组和马列教研组、体育教研组、外文教研组编在一起，由教务处领导，统称马文体外教研室。
那时，学院有导演系、表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唯独没有编剧系。
如果说电影编剧不重要，可众人皆知，电影剧本是一剧之本，是电影的基础，是电影的蓝图。正因为它重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北京专门成立了电影剧本创作所（“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地址在西单花园饭店。还有二年制的编剧班。上海也成立了电影剧本创作所，夏衍亲任所长。后来，两个创作所先后撤销，剧作家分别进了电影制片厂。现在看，不过是化整为零。就我所知，长影的“小白楼”、上影的永福路52号，一直是制片厂内外剧作家创作的大本营。厂长苏云说小白楼是“全国电影剧作家心中的圣地”。这么说吧，那个年代许多脍炙人口、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如《冰山上的来客》《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等，都是与各制片厂存在“小白楼”有着亲密关系。道理至简，有好剧本，才有导演的再创作，才有摄制组的演员、摄影师、作曲家、美工师、录音师等专家天才的发挥，才有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
“文革”后，百业待兴。1978年，学院导、表、摄、录、美各系都招收了本科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78班”（没有电影编剧本科生）。他们的许多电影，在国内外连连获奖；他们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时此刻，电影人应该感谢小说作家和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剧作家。以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有代表性的影片为例，如《秋菊打官司》（编剧刘恒，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一个都不能少》（编剧施祥生，改编自他本人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活着》（余华、芦苇编剧，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以及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编剧张子良，改编自柯蓝的小说《深谷回声》）、《霸王别姬》（编剧李碧华、芦苇，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
那几年，优秀的电影几乎都改编自小说。我不止一次说过，文学是电影之母。包括专业电影编剧的创作，亦复如是。
这时，我还在借调我的文化部艺术局工作。我创作的歌剧《乌兰托娅》在中央歌剧院排练，因唐山地震而暂停。余倩老师积极主张把我要回来。1981年我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1982年我主持了一年制的编剧进修班，班长翟俊杰，王浙滨、赵葆华、吴建新、陈敦德诸公都是这个班的学员。
1984年，院长成荫病逝。接任院长的是沈嵩生。同时准备恢复电影文学系编制（可能在我被借调期间成立了文学系） 。
院长沈嵩生，骑自行车，两次来后海帽儿胡同寒舍。简言之，第一次让我出任文学系主任。婉拒。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对工作，绝对全力以赴，勇担责任，不推诿，但心直口快，不善于团结群众。得罪人，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一周后，他又来告诉我：“你再不答应，就请孙月枝和你谈。”孙月枝，现任学院党委书记，1947年我们就是文工一团的老战友。彼此太了解。她会开门见山，多半第一句话：你也是老党员啦！
我说，别让孙月枝来了。你们答应两个条件，我就当一把系主任。
我：1985年面向全国招收电影编剧本科生。
沈：可以。
我：重点是高中应届毕业生。
沈：为什么？
我：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沈：可以。
我：考生年龄不是现在的22岁，放宽到27岁。结婚生子也可以。
沈：（笑了）有生活阅历。
对于招收编剧专业本科生，文学系教师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热情、积极的。但校内外则议论纷纷。赞成的、反对的、说三道四的……说电影学院从来没有培养过电影剧作家！
这事，在1984年可“不好玩儿”。那阵子，正值“导演中心论”大潮。这个大潮，好厉害！势如破竹哦！据说全国各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编辑部或下马、或岌岌可危。编剧地位一落千丈，甚至有人喊出，银幕上第一个名字应该是导演，不是编剧。此时、此刻，要面向全国招收电影编剧本科生，干一件中国电影史上未曾有的事儿。脑袋进水啦？我，一心想做，真没想那么多，何况我是主动“请缨”。但“大潮压境”，总不能视而不见吧！于是有了1985年1月4日文学系召开的新侨会议（座谈会是在北京新侨饭店开的，故简称新侨会议），倾听一下在京电影剧作大家们的意见。请的第一位，当然是夏衍同志。那天，除了各大家和名家陈荒煤、于敏、林杉、黄宗江、黄宗英……还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以及报社记者。人不是很多，倒也济济一堂。
我和孙月枝说：“夏公来了，你主持吧。”她说：“文学系的会，当然你主持。”我简短介绍了会议的缘起。夏公第一个发言。他充分肯定了文学系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他说：“对你们电影文学系要招本科班，我感到很高兴……尽管人少一点，但还是值得庆贺的。希望能够办好，能真正出人才，出专业编剧，使我们有一支合格的编剧队伍。”（《夏衍谈电影》，第70—72页）夏公寄予厚望。与会者鼓励有加。新侨会议，可以说是为文学系面向全国招收编剧本科生举行的一次奠基典礼。
数日后，《光明日报》发出消息。报名表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飞来。
1985年1月4日参加新侨会议合影
接下来，可要看真功夫啦！四年，要把高中生培养成合格的电影编剧啊！我责无旁贷，亲自“挂帅”把全系老师动员起来……从剧作教材的准备、选苗子、制定教案、师资配备，以及85级新生入学后，要使同学们明白在这场硬仗中他们的光荣使命。可以说，文学系师生投入的精力，绝不不亚于打一场不小的没有硝烟的战役。(www.xing528.com)
1985年初秋，各系新生入学。朱辛庄校园里一片勃勃生机。
一次院系“头头”的会议上，郑洞天老师说，看见两个学生掐架。一个是导演系新生，一个是文学系新生。导演系新生说：你们来学什么编剧？你们写出剧本，我们才不拍呢！文学系新生也不让步：你说什么？你以为我们写了剧本给你们拍？哼，你们还不一定够资格呢！洞天的话音刚落，我笑着说：立此存照，四年后见！
现在回想，文学系招收的本科生，好像是二胎。起初，哥哥姐姐难免不待见，日后又好得不得了。也自然会想到，假如78班招本科生时，文学系也招了编剧本科生，既不会有“二胎”之嫌，也许“78班”时期的电影面貌都会有另一番风景。
一转眼，文85已经二年级。院长办公室，就沈嵩生和我。他说，现在全院师生，都看着文85呢！语气轻松，分量可不轻。我半玩笑地冒出一句：不成功，便成仁！
过了几天，我把夏衍请到学院，专门给文85讲了一次课。加油！
第四学年后半学期，85级同学都进入毕业作品准备。一次，郑洞天老师问我：你们85班有没有好的短片剧本。我说：有，是他们二年级的作业。他让我拿几个给他。他选中了一个，作为导演85级四年级毕业短片的剧本。
文85级的毕业答辩委员会，我特地请中国著名电影剧作家、电影《上甘岭》编剧林杉担任主席。
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日日夜夜！1989年，毕业答辩。85级电影编剧本科班面临严峻考验。答辩进行一整天！全体论文通过！应该说，取得了世界各国电影学院编剧本科生可能获得的最佳成绩。
答辩结束。林杉语重心长地说：“荒煤和我，一直认为电影编剧应该从青年作者中培养。没想到，一个高中毕业生，在电影学院经过四年训练，写出专业水平这么高的电影剧本！”
让林杉还没有想到的是，答辩后不久，小西天宿舍院里，青年厂副厂长金继武和我说：听说文85的剧本写得不错。我说：不是都好，有几个剧本确实不错。他要看。次日，我给了他四个剧本，有龙新华的《彼岸》和唐大年的《日常生活》……过了半个月，还是小西天院里，遇金继武。我问：剧本拿去怎么没有下文？他说：四个剧本都不错。青年厂没有这么大的拍摄力量，只能拍一部。他建议下周召开一个“剧本论证会”。
那天，院内外专家齐聚，讨论文85同学的毕业作业能否拍电影问题。这可是北京电影学院破天荒的新事！论证的结果，张暖忻决定，拍摄唐大年编剧的《日常生活》。那年，大年21岁。入学时，高中生，一张白纸。影片拍成。片名《北京，你早》，获1992年十佳影片和政府奖，被誉为“一部难以逾越的经典佳作”。
我在苏联电影学院毕业的1961年，导演系同年级苏联同学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拍了毕业短片《压路机与小提琴》那一年，他还导演了电影《伊万的童年》。
自此，对文学系可以培养电影编剧、电影理论人才，再无人质疑。从那时起，留校任教的黄丹、曹保平、梅峰、潘若简、薛晓路、张民、孟中以及陆续遍布全国的青年编剧、导演，如徐萌、贾樟柯、王强、王力扶、宁岱、王芸、邵小黎、滕华弢、何晴、高璇、任宝茹、刘东宇，等等，尽显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才华。
文学系招收的电影理论专业，也成绩斐然。不久，从文学系分离出去，成立了电影学系。
1987年，文学系还干了一件史未曾有的事：创办了电影编剧高级进修班。学制两年。我把当时中国电影剧作方面的部分精英，请到文学系。然后，从苏联和院内外聘请学界的大专家来授课。结业后，如韩志君、黄世英、李平分、康丽雯、方义华、江浩与前几届毕业的王兴东、王浙滨、翟俊杰、赵葆华、吴建新、贺梦凡诸君，在相当长时期，都是中国电影剧作的主力军。
值得一提的“插曲”是，我把办“电影编剧高级进修班”的想法向院长汇报后，沈嵩生说：可以办，但不要用“高级”两个字，或者叫“电影编剧研究班”。我说：哦，明白了，就叫“电影编剧高级研究班”怎么样？沈嵩生连连摆手笑着说：不行、不行！我说：你想想，来进修的，都是各制片厂有作品问世和一定创作经验的编剧，还不够“高级”吗？
有意思的是，院长始终没松口说可以叫高级班；也始终没有再说不能叫高级班。又过了几天，院长让我和吕志昌、王俊之老师组成代表团去莫斯科，主要目的是让我回母校苏联国立电影学院请电影剧作专家来给这个进修班授课。我把母校电影编剧系教研室主任、研究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学者聂哈罗塞夫请来了。我的直觉是，院长不仅默许了“高级”，还努力给这个班的教学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当时只许教师看的内部录像电影，破例允许这个班的学员看。
两年后的1989年，高编班和文85级本科班同时毕业。在高编班的结业证上写着“电影编剧高级进修班”。老沈言语不多，用行动默默肯定和支持。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是幸运的。
院长沈嵩生和书记孙月枝主政北京电影学院那些年，也是学院学术空气最浓的时期。
2017年，没想到，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颁给我“电影编剧教育终身成就奖”。
真的很惭愧，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只做了两件分内的本职工作：招收了文85编剧本科生、创办了高编班。那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夏公参加的新侨会议，对面向全国招收编剧本科生的肯定，就没有后来文学系的一切。没有文学系全体老师和给予支持的各系老师们的通力合作，没有85级本科班和高编班以及历届同学们付出的辛苦、才华和智慧，也就没有文学系的稳固和发展。我不过是代表各位，领了这个奖。
60年代，文学教研组的四条汉子，如今三条好汉沈嵩生、汪流、余倩都先后驾鹤西去。抛下我这条赖汉……独步高处不胜寒！我的晚走，也许冥冥中是为了借建校70周年的机缘，留下有关文学系起步时的一点史料，供后来者查证参考。
大家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令人留恋。往事依依如梦矣！
作者简介
王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61年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任教并从事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曾任文学系主任。著有《电影剧作探索》《现代电影剧作艺术论》《电影剧作导航》《妙法红楼》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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