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电影学院在皇姑坟的时候叫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皇姑坟校区我们习惯称为东院。
1952年,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
1952年来学校报到时,学校还没完全建好,在新街口附近,特别难找。一进东院大门只有为建大礼堂挖地基的坑,旁边有一排平房,行政办公室都在第一排平房,大家的合照都是在那里照的。平房后面有一栋两层的宿舍楼,平时坐在院子里或在食堂里听报告、上课。我们刚到学校时觉得与想象中的学校差距很大,有个别人走了,绝大部分人没走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接触电影。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就是,如果离开学校会被开除,那个年代如果被学校开除,哪个单位都不会再接收你了。
放映师资班学生在考试
1952年,教师朱士宏给洗印专修科学生上课
1953年,钟敬之老师设计的礼堂落成,可以容纳三百多人,能放电影也可以演出戏剧,楼上二层是放映间。学校只有一个院子,从南门出去有一个特别大的操场,一直到护城河边上。那个操场后来改成了整流器厂,现在是国务院宿舍了。宿舍楼旁边建起的两排平房是实验室,一些基本的物理实验在那里做,因为放映班还需要补一些文化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铺着木板地的舞厅,非常漂亮。专业课就在舞厅学形体。每周六大家都去大食堂跳集体舞,课余生活很丰富。
1952年南京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合并到学校,孙明经老师带来一批教学设备,有16mm和35mm摄影机和暗房洗印设备,正因为有了这些设备,电影学院的学生才有可能具备独立拍摄作品的能力。而当时的石老娘胡同是没有设备的。那一年的金陵大学毕业生也有很多来到学校教书。可以说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是电影学院的基础。但即便如此,学校教学条件还是简陋的,教员自己采购建立实验室,暗房是孙明经带人自己设计的,洗胶片用的是水泥池子。
那时,国家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办什么班。1952年,设立了全国放映师资班,学习三个月,专门训练放映员,那一批学员毕业后都是全国早期影院的放映骨干。他们毕业后才开始正式招生,陆续开设摄影班和洗印班,洗印班分高洗班和初洗班两个层次。
我们那个年代来上学就觉得是参加革命。白大方院长特别强调我们电影学校是革命的学校,当时实行供给制,每个月发几块零用钱,在食堂吃饭八人一桌不用花钱。冬天和夏天都会根据需要发衣服,还会给女生发放特殊的卫生费,毕业以后就开始算工龄。(www.xing528.com)
1953年,新闻摄影专修科学生在拍片实习
我们52级演员班是大专班,学生组成比较复杂,有保送的、推荐的,也有经过高考分配来的,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年龄大小不一。辅导员让我们学习好的带弱一点的,因此一些同学课后要给其他同学补课。初期上课时比较简单,老师还没有教案。可后来我们越来越觉得这里的学习是在实践中学理论,有很多动手的机会。老师会带很多器材来教我们怎么装。大家上课都围坐在一个大桌子旁,一会摸胶片,一会摸这里一会摸那里,或者洗照片。老师围着我们转,时刻指导。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基础知识没忘记的话就是因为老师给我们打下来的基础,直到现在大部分人拿到机器还会装片。除此之外,上课还会读报、学形体,体育课玩老鹰抓小鸡、跳火车头舞。考试比较宽容,可学生必须参加实践,因此,同学们都在学校和制片厂之前来回穿梭。大家对待学习非常认真,老师问一个问题我们甚至会自觉准备5个答案。
看片是另外一种学习方式,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电影学院有一个特殊条件就是可以从片库调片子,在所有国产片首映前我们就可以看到片子。每周三下午是教学观摩,周六是娱乐性观摩,大家特别爱看外国的纪录片。孙明经老师也从南京带来了很多纪录片给同学们观摩,收获很多。
作者简介
李丽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后任教于电影学校摄影系。
陈德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51年任表演艺术研究所教员,曾任表演系形体教研组组长,先后担任了17个班级的形体教学课程。曾经编写《电影演员形体教学与训练》教材。
周坤,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摄影师,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学术部主任。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获硕士学位。1988年通过“电影摄影造型艺术”副博士考试,师从苏联著名电影摄影师沃尔切克。回国后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任教,讲授故事片摄影创作、苏联电影研究等课程。曾参与《邻居》等多部影片和译制片的创作。
张永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5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校摄影专修科,后留校任教。先后参加过《南海风云》《杜鹃山》《向导》《草原枪声》等多部故事片的特技摄影设计、制作与拍摄工作;参加过多部纪录片、科教片的摄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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