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吴印咸院长：一代宗师生活点滴

张益福

1900年9月，吴印咸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幼时考入生产棉布和线毯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半工半读，半天学习文化知识，半天当织毯工人。因他自幼喜爱绘画、书法、篆刻，工作之余常常收集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图案，尝试自己设计线毯图案，获得厂方认可与市场的欢迎。18岁毕业时他被留在厂里，半日教授图画课，半日设计线毯图案，并自修了中学的全部课程，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文化修养的基础。

吴印咸

1919年，他19岁时，在亲戚和朋友资助下，考取了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在美专学习的时候，吴印咸在旧货市场上用三块银元买回一台老式“勃朗尼”方匣子照相机，开始对摄影发生了兴趣。他买了过期的胶卷、相纸，在集体宿舍床铺下面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暗房”，研习起摄影。床铺低矮，他只能趴在下面操作。日后他戏称自己是“蛙式”作业。就这样，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开辟了自己的“第二课堂”。吴印咸感到摄影比绘画更真实、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因而，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钻研摄影的技术与艺术。

1937年，吴印咸拍摄影片《马路天使》时的工作照

1922年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一面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教授美术，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心爱的摄影创作，拍摄了反映苏北农村小镇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许多照片。在美专接受的绘画训练对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发生着重要影响。他的摄影作品十分讲究光线效果，精于画面布局和构图，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匠心。1934年他拍摄的《田螺》，曾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晓市》是吴印咸早期的摄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乡沭阳县承辉门下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们劳作的剪影衬托在闪现着晨露的石板路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写照。它说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不仅十分注重光、影、画面结构等艺术表现形式，也用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直到晚年，这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一直悬挂在吴印咸书房兼会客室的墙壁上，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1964年拍摄《白求恩大夫》工作照

青年时代的吴印咸，在他的摄影创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的同情。他拍摄了《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纤夫》等摄影作品，表现了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社会现实，期待着变革。

从1927年起，吴印咸离开家乡回到上海谋生，先后在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首次接触到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并继续从事业余摄影创作。在此期间，他的代表性摄影作品有《纤夫》《负重》《归途》等，表现了劳动人民所经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吴印咸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义感。

1935年，吴印咸应电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成为电影摄影师。该影片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这部影片于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影片主题更加深化，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日后成为中国的国歌。此后，吴印咸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该片运用不同的喜剧表现手法，讽刺、鞭挞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腐败。

后来，他又为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拍摄了《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前者表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后者则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赞美了他们美好善良的心灵，表现了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开展的抗争。该片上映后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收到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果。《马路天使》成为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这部影片也是吴印咸的成名作，标志着他电影摄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电影摄影师。1980－1981年，该片在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及法国巴黎与里昂举行的“中国电影月”上放映，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舆论的重视。1982年2月，在意大利都灵市举办的“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开幕式上放映了《马路天使》，受到广泛赞扬。该国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著文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该片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吴印咸在摄制影片的同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这期间他拍摄了《呐喊》《霹雳》等多幅摄影作品。《呐喊》以疾声大喊的人物造型宣泄了被压迫的人们要反抗的内心世界。《霹雳》则以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寓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期望着深刻的变革。

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沦陷。吴印咸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在此时，袁牧之于1938年夏发来电报，邀他到武汉有要事相商。原来，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邀请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吴印咸毅然决定：接受邀请，到延安去！吴印咸立即离港经上海赴武汉。于汉口逗留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一天夜里，到指定地点接受了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送给八路军的一台只有一个镜头的“埃姆”电影摄影机和2000英尺胶片。袁牧之又从香港购买了16mm电影摄影机及部分胶片，吴印咸倾囊购置了3台照相机，他们于当年8月到达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国事业。在延安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中，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任电影团的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重任，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革命史料。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更不必说拍电影的器材。拍电影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制拷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洗印并放大制作出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中外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

1939年，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后，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摄制八路军与日寇英勇作战和根据地人民的支前活动。吴印咸在前线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烽火的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纪录电影《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应《抗敌报》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之邀，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供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摄影干部阅读。该书虽篇幅不大，却是解放区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摄影教科书。它是吴印咸冒着酷暑在田边树下的大石头上、在老百姓家里的土炕上、在微弱的蓖麻油灯下撰写而成的。此书由邓拓、沙飞各自撰写序言，并由抗敌报社印刷出版，发行到部队和地方广大地区，它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

吴印咸意识到，要使摄影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的有力武器，就必须发展党的摄影队伍，培养更多的摄影人才。1945年年初，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在延河边，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该班由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这期训练班除讲授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外，还突出讲授了摄影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以及摄影工作者的任务，教导学员要坚持摄影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训练班的学员每人只能分得两张过期的电影胶片，拍摄后必须立即做好记录，待底片和照片冲洗出来后，再对照拍摄记录进行总结，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吴印咸亲自编写了教材，图文并茂，上面的插图照片均由他自己拍摄、印放、制作。因为胶卷奇缺，他们常常采取“空弹射击”的训练方法——当时用于教学实习的照相机中，有的装了胶片，有的则未装胶片，但学员们并不知情，仍旧十分认真地选景、采光，仔细拍摄。当然，相机里安装了胶片的学员所拍摄的照片便成为课堂讲评的对象。就这样，学员们学会了拍摄、制作图片的全套技术，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1945年11月，电影团奉命随东北挺进干部支队，离开延安前往东北新区开展工作。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开办了第二期摄影训练班。后因战局变化暂时中止。至1946年，第二期训练班继续开课，仍由吴印咸主持授课，讲授电影摄影技术与电影制作的基本知识。不久，吴印咸跟随叶剑英去北平军调部工作，摄影训练班由其他同志主持。

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东影举办了四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培训各类干部数百人。吴印咸在担负厂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在训练班中讲授摄影课程。结业后的学员大大充实了电影厂各部门的力量，并为日后输出摄影专业干部打下了基础。在延安与东北培养的这些摄影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工作在中南、西南、西北等战场前线，成为摄影报道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知名摄影记者。

1955年，吴印咸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上调任北京，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吴印咸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北京电影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之一，也是自50年代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电影艺术创作人才的高等学府。自建立之日起，吴印咸便出任该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最主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是，认为经过大学的教育，应使学生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掌握高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付出了许多心血。(www.xing528.com)

吴印咸一边担负领导工作一边亲自执教，为摄影系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开课之初，他总是像讲故事一般，用亲身经历，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向年轻的同学们讲述一番，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谈道，在延安拍电影时，器材之匮乏、条件之不足难以想象。不仅底片不够用，更难的是没有印片机，而且还没有电，何以印制“拷贝”？但是，困难吓不倒电影团的同志们。他们把那台“埃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卸下来，将已显影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紧紧叠在一起装在里面，让它们一起通过摄影机的片门，利用日光进行接触印相，硬是把拷贝印制了出来。

拍照片也遇到不少困难。延安没有电，怎么放大照片？他们筑起一间像岗亭那样没有窗户的小房子，房顶留个小洞，在那儿安装上一架带延伸皮腔的旧照相机，权作放大机。要放大的底片放置在照相机取景磨砂玻璃处，镜头朝向放大纸。助手在小房子外面随时通报阳光之强弱变化，借助小洞透射进来的日光，透过照相机镜头使相纸感光，制作出宣传用的照片。

摄影系的学生听了吴印咸讲述的这些传奇般的故事，受到极为生动、极有说服力的教育，对于他们人生观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学生中有很多继承了他们的恩师——吴印咸的精神，毕业后对我国的摄影事业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吴印咸还经常教育同学们正确看待人和器材的关系。他说，有先进的器材固然好，但我们国家底子薄，我们要立足使用不太好的摄影器材拍摄出优秀的作品，重要的是练好摄影基本功。他身体力行，以身示范。在他“60年摄影生涯作品展”每幅照片下端，均贴有一张照相机图样，说明该作品是用哪台旧照相机拍摄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也继承了吴印咸的这种传统，几十年来虽然培养出众多的优秀摄影人才，却没有花费更多的外汇去购买顶尖的摄影器材。身为副院长兼系主任的吴印咸1966年应邀赴日本、中国香港地区进行摄影交流和创作，还从新华社摄影部临时借用了一台照相机。

1949年2月14日，袁牧之、吴印咸根据中央命令离开东北到北平筹建全国性电影领导机构

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吴印咸的治学精神是十分严谨的，对同学们极其负责。他极端重视用形象化的教材示教，而且亲自拍摄和制作成套的照片，用来加强教学效果。为了说明不同的光线和气候对摄影造型的影响，他不辞辛苦地在北京景山针对同一场景用顺光、侧光、逆光、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雾天、早晨、正午、黄昏、傍晚等不同的自然条件拍摄制作了一系列组照，向同学们讲解；在人像摄影课程中，为了说明光线效果对被摄者造型的影响，他亲自在灯光室拍摄了一套套成组的照片，仔细向同学们讲解……他的敬业精神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了同学们由衷的尊敬。

1965年，吴印咸在给电影学院的学生讲课

吴印咸一向认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应该具有扎实的业务基本功，毕业后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专业训练方面，他要求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进行。学习摄影离不开实践，但他不主张刚入校的低年级同学就去忙于摄影创作，他认为在教学之初主要应该让学生练摄影基本功，创作宜安排在稍后进行。他还认为学习电影摄影应该首先学好图片摄影，先用照相机锻炼，在掌握了图片摄影的造型基本规律后，再进行电影摄影的动态训练便容易些、更扎实些。他的这些教学主张，无疑对学生是负责的。从实践效果检验，摄影系历届的毕业生，从总体水平来说，都具有较坚实的摄影技能，都能较好地完成所担负的工作任务。特别是60年代初期的毕业生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之后78届的毕业生，由于在教学中真正贯彻了吴印咸提出的重视基本功的思想，一般都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贡献。

吴印咸在授课过程中，十分重视古今优秀文化的继承关系。他在讲授摄影造型表现手段时，常常有针对性地引用我国优秀的传统绘画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启发他们继承传统艺术理论的精华。他结合南齐谢赫的《六法》讲授摄影的画面构图，使学生加深对这篇著名画论中提及的“气韵生动”“经营位置”“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含义的理解；结合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传神》篇的精神，讲授人像摄影课程，阐述人像摄影要达致“形神兼备”的境界，防止只重外貌描绘和只抓神态表现的片面性，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吴印咸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创建的教学体系，不仅使我国电影教育事业走上了全面而正规的发展道路，对于全国的图片摄影教育也是一个创举。北京电影学院虽然不是我国最早开设图片摄影课程的院校，却是第一所摄影课程门类最为齐全的高校。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就是教拍电影，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从50年代中期起，电影学院摄影系一直有相当完善的图片摄影课程，包括摄影构图、摄影光线处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静物摄影、彩色摄影、新闻摄影、生活摄影、暗室技术等。这些课程，都是在吴印咸主持下建立的，有些课他亲自执教。这些课程的建立，实际上起着双重作用：既是电影摄影的专业基础课，又是图片摄影的系统训练。学过这些课程后，既可从事影视摄制，又可从事图片摄影；既可从事商业摄影，又可从事报道摄影；既可担任图片编辑，又可献身摄影教学和理论研究。因为，吴印咸创立的摄影教学体系是相当全面和完整的，学生掌握的摄影技能虽然因人而异，但总体上是比较全面的。摄影系的毕业生，有多人献身于图片摄影岗位，有十多位任职于我国影响最大的摄影画报——《人民画报》，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助理、采编室主任、主任记者等重要职务，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任职于《中国青年报》的毕业生曾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评选第一名，就是明证。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图片摄影教育体系中，吴印咸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所设立的课程，是相当全面的，对学生的培养是严谨的。正因为如此，原来的摄影系摄影基础教研组于1996年扩建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成为我国最早的全面培养图片摄影人才的高等学府。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系的教学期间，高瞻远瞩，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对于教师队伍的配备，他提出“三三制”的主张，即全系教师三分之一在第一线教学，三分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实践，三分之一投入备课。这是很有远见并十分负责任的主张。它从制度上保证了广大教师的艺术实践，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也使教师有充足的备课时间，有利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无疑，这些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几十年来，摄影系培养出了一大批骨干教师，他们在摄影教育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成为摄影教学的中坚力量。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教学的同时，自身不忘摄影实践，先后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等影片，担任了故事片《骆驼祥子》的摄影指导，并创作了大量图片摄影作品。与此同时，他身先士卒，着眼于学科教材建设，撰写出版了摄影理论巨著、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第一部教科书——《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此书的面世受到摄影界极大重视。在50年代中期，国内仅有的少量摄影著述涉猎的内容仅仅停留在摄影技术层面，尚无系统讲解摄影艺术造型理论和阐述摄影创作规律的专著。而吴印咸的这部著作，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系统地阐明了摄影艺术创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各类摄影体裁的特点以及艺术表现技巧，因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作。该书不仅是当时唯一一所开设摄影艺术课程之高等学府的正式教材，也必然成了社会上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难得的读物。此书出版不久立即售罄，在读者之间出现了手抄本；1973年，意大利米兰玛索塔出版社将此书翻译出版并在西欧发行，为国际摄影出版商所重视，足见其影响之巨。

吴印咸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十多年中，在摄影理论、摄影实践、摄影技术与艺术技巧的研究上潜心钻研、不懈努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优秀人才，很多人创作出造诣很深的艺术作品，一些人成为电影摄影界和图片摄影界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也有人成为知名学者。吴印咸常常为自己曾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老师感到高兴和欣慰。

吴印咸以其师德、人品、艺术学养，深得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吴印咸是我国电影界和摄影界的泰斗，为人却十分谦和，平易近人，尤其对年轻的教师、年轻的同学充满关爱。摄影系的同学每逢有集体活动，他都为同学们拍照，并用自己的相纸放大制作出来，送给每人一张。为了节约，照片当然不大。60年代初他去桂林摄影创作，由于拍的胶卷很多，让一个助教帮他一道显影。他自己冲洗画幅较小的135胶卷，助教冲洗画幅较大的120胶卷。助教心里很明白，吴院长120胶片不多，不到节骨眼儿上是舍不得动用120的，凡120必是重要画面，所以格外谨慎。无奈当时经验不多，注入显影液时带进不少气泡，误认为药液已满，结果使一卷重要底片报废。助教看着那残缺不全的影像，傻了眼，内疚极了。正当助教惶恐不安时，吴印咸却慢慢地说：“没关系，第二卷就好了。”这样，那位助教才能够继续操作下去。这事使那位助教一直牢牢记着。从那以后，不管是他自己的底片，还是别人要他冲洗的底片，不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从未出现冲洗事故。

1964年吴印咸拍摄《白求恩大夫》的工作照

1963年至1964年，吴印咸出任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总摄影师，到上海在电影制片厂拍摄，为了培养年轻教师，带了两位助教作助理。此影片是厂方投产的重点片，创作人员包括多位享有盛名的电影艺术家，住在上海最著名的华侨饭店与国际饭店。有一次，摄影棚内布景未干，大伙儿休息。吴印咸趁此机会邀约摄影组的机械员（管摄影机的）到他住的华侨饭店的房间洗澡。这使得那位机械员左右为难，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因为这位机械员是旧社会在电影厂当学徒熬过来的，从来没遇到过这事儿。享有盛誉的总摄影师，邀请他到宾馆的个人房间洗澡，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了。他找吴印咸的助教商量：去，还是不去？助教说，吴老是很随和的，没有架子。次日，机械员果真去了。助教在饭店门口迎他进屋。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蓝华达呢中山装，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了。“文革”开始后，这位机械员老师傅对吴印咸的处境很担心。1966年秋，他特意托人从上海到北京电影学院找那位助教，打听吴老的现况。助教只好勉强告诉他：吴老威望高人缘好，造反派也不过叫他看看自行车，拔拔草……吴印咸这位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就是这样关心着他人。

当然，吴印咸也时时关心着全国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关心着摄影教育事业在全国的普及。在他高龄离开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岗位后，把全部精力投入撰写摄影著作，并到各地讲学，传播摄影知识。他认为，有幸步入高等摄影院校求学者仅是少数，更多的人要通过“没有围墙的大学”进行学习，获得知识。在他80多岁高龄之时，在写作之余，还不辞辛劳，赴陕西、甘肃、四川、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学，撰写并出版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用光》《摄影滤光镜使用法》《摄影构图120例》等专著，提供摄影人员阅读。他常说，应该把从事摄影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人，促进摄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直至90多岁他住在疗养院也是带着著作手稿，带着图片，甚至带着放大机，不停地写作……

吴印咸对我国摄影事业和摄影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在国内赢得广泛的尊敬和崇高的声望，荣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后改为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等职，还是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北京电影学院“荣誉教授”，港澳摄影协会授予他“摄影大师”荣衔，世界摄影理事会颁发给他“名誉会员”称号，并在1988年授予他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功勋证书”。

在中国摄影界，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唯有吴印咸。吴印咸是大家公认的我国电影摄影教育和图片摄影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作者简介

张益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57级摄影系校友，后留校任教，师从吴印咸，做进修研究生与专职业务助理10年。曾任摄影学院副院长，北京电影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出版专著及译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