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电影艺术家与教育家陈波儿：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创始人

刘诗兵

陈波儿1910年生在广东汕头一个小康之家，原名陈舜华。自小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喜爱新兴文艺形式——话剧，刚满12岁便大胆地将意味着旧传统习俗的大辫子剪去。1927年陈波儿和当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许多先进青年一样，更加主动地接受党所宣传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1929年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的陈波儿参加了鲁迅先生等进步人士发起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她又以“布尔什维克”音译的前两个字“布尔”的谐音波儿改掉了自己原来的名字，同年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开始了左翼戏剧运动，连续演出了《梁上君子》《炭坑夫》《爱与死的角逐》《西线无战事》《街头人》等，是中国革命戏剧最早的演员之一，迅速成为戏剧界的名人。由于革命戏剧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恐慌，特务机关加紧了对文艺团体的迫害。1930年4月艺术剧社被国民党宪警查封，紧接着“南国社”的剧目被反动当局禁演，1931年陈波儿得到确切消息，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搜捕的黑名单，她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

陈波儿在香港从事了近三年的革命宣传活动，1934年重返上海后，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故事片《青春线》，1934年春参加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的演员剧团。“电通”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的重大胜利。陈波儿在“电通公司”的影片《桃李劫》中饰演了女主人公黎丽琳，把她的形象表现得十分纯洁、自然、柔美。她破除在当时无声片中常见的夸张过火的表演和动作痕迹，把黎丽琳这个温柔、沉静、富有理性特点又心怀美好愿望的知识女性，活生生地展现在银幕上。影片那昂奋激扬的基调，引起广大知识青年的共鸣，影片的主题曲《毕业歌》唱遍了大半个中国，陈波儿也成为深入人心的优秀演员。《桃李劫》的巨大成功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极大注意，到1935年冬，电通公司被迫结束。1936年，陈波儿和电通部分人员参加到新成立的明星二厂，在明星二厂，她与袁牧之再次合作，拍摄了《生死同心》，陈波儿饰演了女主角赵玉华，她准确地把握了人物在斗争中成长的经历，朴实、自然、流畅地塑造了这个进步女性。

陈波儿在影片《桃李劫》《生死同心》的巨大成功，使她很快成为广大观众热爱的明星，为她从事公开、合法的革命进步活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陈波儿

《桃李劫》剧照

《生死同心》剧照

《八百壮士》剧照

1935年底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陈波儿在上海也投身浪潮的最前线，她组织的“妇女俱乐部”成为团结职业妇女开展救亡工作的有力团体。1936年国民党公然逮捕了沈钧儒等人，制造了当时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陈波儿响应宋庆龄同志营救“七君子”的“入狱运动”的号召，勇敢无畏地跟随宋庆龄进入苏州监狱与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随后她又参加了“援绥运动”，在筹款援绥运动中积极地走上抗日最前线。1937年1月，陈波儿在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领导、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奔向北方抗日前线，为抗日将士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走私》等国防戏剧。在近三个月的辗转后带领慰劳团胜利返回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后，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陈波儿被选为协会的理事，积极地投入戏剧电影界的演出——《保卫卢沟桥》，轰动了整个上海。

1937年秋，她与袁牧之、钱筱璋组成演剧队离开上海远赴北方抗日前线，这支演剧队改称“救亡演剧第一队”。在历尽艰险的长途演出、宣传活动中，陈波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29日，电影界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陈波儿被选为协会第一届理事，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八百壮士》，饰演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这部影片中，她在保持了表演的一贯自然真实的特色之外，更加富于激情，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38年12月，陈波儿在党的支持下，又组成了华北敌后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出发，前往陕北、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考察、宣传、采访。一年多时间她带领妇女团员们多次穿越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深入敌后的广大军民，采访、调查，写了不少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和文艺作品。1940年春，陈波儿率领考察团，行程万里回到国统区重庆，满腔热情地向大后方人民汇报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业绩和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因此又引起特务机关的注意，报告会受阻挠，文章不能发表，剧本不让拍摄，对她进行查抄、恐吓，公然闯入住宅妄图把她强行抓走。由于陈波儿处境日趋险恶，1940年秋，党组织决定让她转移，离开重庆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2年5月陈波儿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与姚仲明合作编写并导演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以艺术形象，批评了那些在统一战线政策上左右摇摆、犯下错误的党内同志。陈波儿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还创作了剧本《伤兵曲》《劳动的光辉》，并导演了外国反法西斯主题的《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前线》《罗斯基》等名剧。在已经被诊断出有心脏病时，她仍住在延安高山上的窑洞里，坚持不要生活上的优待、照顾，亲自筹措器材、资源、人员拍摄了《保卫延安》等珍贵的、极具文献价值的纪录片，还筹划了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

根据党的决定，1946年陈波儿从延安绕道国统区，来到已经解放了的黑龙江兴山矿区，参加人民电影制片基地的创建工作。同年10月1日“东影”正式成立，陈波儿担任了厂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负责电影艺术创作的领导工作。她以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鼓舞与教育了大批刚刚从解放区其他文艺工作岗位调进厂的干部，期间策划创作了《中华儿女》这部后来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影响的电影。

“东影”创建初期，摄制出了十七辑以纪录片为主的电影特辑《民主东北》。1947年11月，她创作导演了《民主东北》第四辑中的木偶片《皇帝梦》。《皇帝梦》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木偶片。此后她又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东影同志们共同努力摄制完成了《桥》《中华儿女》《光芒万丈》《白衣战士》等六部故事片。

《劳动的光辉》陈波儿著

人民电影第一部多集纪录片《民主东北》(www.xing528.com)

陈波儿1946年开始参加人民电影创建工作，自担任着东影厂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时起，就在抓人民电影创作的同时，有步骤地紧抓创作队伍的组建和新生力量的培养。一方面，她鼓励、扶持并以极大的热情、耐心帮助、细心指导一些有文艺创作经验的同志走上电影编剧、导演岗位。如鼓励演员颜一烟做编剧写出《中华女儿》，鼓励凌子风导演《中华女儿》，协助成荫导演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因而当时编导们都非常信服她。另一方面，在东影时，在她的主持与直接参与下，连续举办了四期训练班（兴山三期，长春一期），培训了大量青年成为电影事业发展的创作骨干和有用人才，迅速扩大了电影创作队伍，尤其是战地摄影师及全国电影放映员的培训，使得一些解放战争中的珍贵史料被电影胶片记录了下来，使解放初期广大群众能通过电影放映看到了时代的变化。

在建立新中国前后，她非常重视党的组织思想建设如何在电影生产中发挥作用，为党的基层组织如何起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如何起骨干带头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一直做党的人事干部工作的申伸同志讲，自己原来从演员工作过渡到党务工作时，波儿同志细致入微地帮她分析形势，指导她学会做思想工作，做支部书记，做干部工作，怎样处理同志之间的矛盾。波儿同志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思想，工作认真务实，作风平易近人，在她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电影界中党群关系密切，形成了训练有素的党的政工骨干队伍。

1949年年底陈波儿奉命调到北京，担任了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1950年由她直接领导并提出编创建议，完成了26部国产影片。这些影片的问世和在国内外的放映，给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新中国电影开始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这是因她丰富的经验、实干的精神和领导者的才能与气魄共同结出的硕果。

电影局在陈波儿的领导下，筹备表演艺术研究所（现北京电影学院前身），陈波儿任所长，王逸任副所长。1950年7月，在西四石老娘胡同4号，一所三进的大院里，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始筹备成立，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后，1950年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陈波儿建立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

1947年，张闻天视察东北电影制片厂（左起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袁牧之）

陈波儿的办学步骤是极其认真严肃、思考周全的，首先是筹备组的组成人员配置得当，二是从招生到教师聘任、教学安排也都十分明确细致，虽是初创阶段，但实施过程都有条不紊。当时参加筹备组的谢铁骊、王庚尧、巴鸿三人各有所长。谢铁骊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了10年，编导演方面都有经验，又做过戏剧教员；巴鸿在华南和香港长期从事戏剧和电影工作；王庚尧在北京生活多年，熟悉风土人情。在随后逐步建立的教师队伍中，她又先动员邀请了田汉、曹禺、阳翰笙都很赏识的演员唐远之、成功演过《赵一曼》的石联星等来任教，分配学过声乐的吴青主管语言课教学，又把有艺术组织能力的孙月枝、董克娜调来任辅导员等，形成一整套教学、行政、思想生活管理的班子。

在招生工作上，陈波儿要求做好宣传，先是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及在各报纸上登出招生启示，随后印发招生简章，学制三年。报考条件是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计划招收学员30名。考虑到工农兵形象的特点，不一定要漂亮，但要质朴。当时在北京、上海设了两个考场，都有数千人来报考。她请来几位专家和有经验的演员进行面试。录取名单发布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录取者中有工人、职员、大学生、复员军人等。1951年5月，表演艺术研究所改建为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在招生中她更注意从工人中选拔具有质朴气质的学生入学。她还特别把在东影拍过影片《钢铁战士》的孙羽和拍过《赵一曼》的安琪，从长春调到北京来插班学习。据孙羽、安琪回忆，他们来京后，兴奋地找到陈波儿家，陈波儿对他们亲切地讲：“你们有机会来进修，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关怀，你们演过的戏不错，你们还小，可要好好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啊。”她摸着孙羽的脑袋说：“我没让你出国去参加《钢铁战士》的展映，因为将来出国的机会有的是，而学习提高对你当前是更重要的。”她接着又和安琪比个头高矮，然后说：“安琪，你比我个子还高嘛，你将来是有戏可演的，要有信心。”

自1950年7月筹备表演艺术研究所，到1951年11月5日在上海电影厂做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一年多里，陈波儿在电影局艺委会的百忙工作中还是念念不忘表演研究所的学生们。据谢铁骊回忆：“那时陈波儿因为工作很忙，不能常来研究所，但经常要求听取汇报，并抽时间来检查学生作业，对学校十分关心。”陈波儿在组织教学中请了大量专家和学者来讲习所授课。据学员印质明回忆：“来讲课的课客座教授有：讲社会发展史的斐文中，讲政治经济学的金克木，讲民间文学的老舍，讲电影特性的史东山、蔡楚生，讲乐理的何世德，讲作曲的郑律成，讲声乐的盛家伦，讲民间舞蹈的吴晓邦，讲体育修养的马约翰，讲吐字归音的魏喜奎等。”

陈波儿重视观摩学习，尤其是向民族传统艺术的学习，当时组织学生观看京剧“四大名旦”的演出，观摩全国戏曲汇演，看汉剧名演员陈伯华、川剧名演员陈书舫的演出，都对学生们全面修养的提高和加强对民族艺术的重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据学员林汝为回忆，直到自己干导演，拍《四世同堂》后，才认识到当年老师的用意所在，才领略到民族艺术的魅力所在，才不断地怀着浓厚的兴趣在学习传统文化艺术上下功夫。

1950年7月19日陈波儿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招生简章

陈波儿多次进课堂来看学生们上课，印质明回忆，陈波儿因出国访问，没能参加开学典礼，回国后赶来看望大家说：“我非常惦记你们，非常想见到你们，想知道学校的一些情况。你们要勤奋学习，将来我们要把学校办成中国的第一所电影大学……”孙羽回忆：“波儿同志来讲课，告诉我们做人民演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并在看完我们的小品作业后很严格地指出了优缺点。”印质明、陈文静回忆，一次表演检阅课后，波儿同志请来宾们发表意见时，听到其中有过分指责的意见，她随后爽朗而诚挚地讲：“学生们才刚刚开始学习，这些练习是他们跨入表演艺术的第一步，他们没有接触过工农兵，硬要他们去选择完全不熟悉、不理解的东西来表现，必然会是矫揉造作，而失去真实体验，这不符合训练原则。当然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要熟悉、了解、竭力去表现工农兵。我们会根据教学计划的安排以后再要求他们。”波儿同志的一番话，使他们心悦诚服，既受到教育又非常感动。

有着电影艺术创作经验的陈波儿，深知在社会大变革时代，电影艺术应有新鲜血液输入。深知新时代的到来，应以新的观点、方法、精神面貌，反映变革的生活，表现工农兵新人物，因此在不长的课堂学习后，迅速让学员投入土改运动中去，观察社会，熟悉人物，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充实自己的创作库藏，改变拓宽自己的气质、容量，使得他们在新时代、新人物的创作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湖北省汉阳县，以土改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那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达八个月之久。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员们在随后的表演创作中，给新中国电影增添了一股新的青春气息。这批学员们中有60年代初被列入“22大”影星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也有红极一时的赵联、印质明、刘世龙、贺小书，还有极富喜剧天赋的叶琳琅、安琪、安振江，多才多艺的林汝为、孙羽、杨启天等。他们的创作足迹也如同陈波儿同志一样，印在中国电影史册中。

几十年过去了，当他们回忆起解放初期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习生活，首先念念不忘的是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创始人、伟大的电影教育家陈波儿同志。

作者简介

刘诗兵，北京电影学院教授。1957级表演系校友，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中国影视艺术技术协会（学会）联盟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多篇。曾导演多部电影、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