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按：此乃我國書目著錄金文之始也。盤盂爲古銅器，上有刻辭，《墨子·兼愛下篇》所云：“琢於盤盂”，是也。《文選·新刻漏銘》：“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李《注》引《七略》云：“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黄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於鼎；名曰銘。”是古銅器多有銘辭，即今所謂金文也。《史記》、《漢書》田蚡傳，並稱蚡學《盤盂》書，是漢初人已研習金文矣。《漢志》著錄之二十六篇，蓋漢以前人所搜錄，而託名於孔甲者，非真出孔甲之手也。秦漢古書，大抵然矣。
《大
》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顔師古曰：“
，古禹字。”
姚振宗曰：“後漢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禹大傳》及《禹本紀》，或當是此書篇目。又《岣嶁碑》文，或亦當在此書。”
按：《説文》内部“禹，古文作
。”《漢志》作
，即古文之變也。禹以治水有大功於生民，後世尊之，被稱爲大禹，亦曰神禹。漢以前人，已有紀其行事者，如《禹本紀》、《禹大傳》之類是也；亦有刻石紀功者，如《岣嶁之碑》是也。岣嶁爲衡山主峯，其上有碑。相傳爲夏禹治水時所書刻，字形怪異難辨，凡七十七字。原石在衡山雲密峯，其後各地漸多摹刻。目爲禹碑，雖出後世附會，然固非漢以後人所能僞造也。使果在此三十七篇之中，則又開著錄碑文之端矣。
胡應麟曰：“《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絶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
洪頤煊曰：“今本《越絶》，篇次錯亂。以末篇證之，本八篇：《太伯》一，《荆平》二，《吳》三，《計倪》四，《請糴》五，《九術》六，《兵法》七，《陳恒》八，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
按：今所傳《越絶書》，乃後漢袁康所作。其篇末詳記撰述人爲袁康，删定者爲吳平，既顯著名氏如此，後人孰從而疑異之？其謂爲子胥作者，乃傅會之辭，亦託古之意耳。著錄於《漢志》之《伍子胥》八篇，不得以今本《越絶》之八篇等同之。即《漢志》之八篇，亦在伍員既死之後，時人裒錄其言論行事而成，而題爲《伍子胥》也。書雖早亡，其言行見於《左傳》、《國語》、《吕氏春秋》、《吳越春秋》、《史記》吳、越世家及本傳者詳矣，固猶可
考也。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章學誠曰：“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
孫德謙曰：“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證之，蓋兵家大師也。以其學術通博，而所長則在兵耳。”
按：《諸子略》中，有著錄其書於某家，而其術兼擅他家之長者，其例甚多。故一人既有此家之著述，亦可有他家之著述，似未能以一方一隅限之。子晚子好議兵，特其術之一耳。《漢志》著錄之三十五篇，蓋所包甚廣，故列之雜家也。其書早亡。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顧實曰：“兵形勢家《繇》、《敘》二篇，蓋非同書。由、繇，余、敘，通假字。”
按：著錄於《兵書略》形勢之二篇，乃論兵；此三篇，則論政也。《史記·秦本紀》載由余與秦繆公論治國有云：“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滛，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不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愚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由余此論，通乎無爲而治之旨矣。大抵清静無爲，大用有二：一則存於人君，虚心弱志，不爲物先倡，是也。一則施之天下，簡政省事，我好静而民自正，是也。《老子》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即治民貴静之意也。《詩·檜風·匪風篇》：“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毛《傳》云：“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而《韓非·解老篇》云：“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滓；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虚静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韓非此解精核，實“李耳無爲自化、清静自正”之弘綱也。由余所論，可謂深入老聃之室。其後馬國翰搜輯佚文，即據《史記》所載對秦繆公之問，錄爲一篇，復益以他文。余故但就斯篇發其旨趣云。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
顔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别錄》云：‘繚爲商君學。’”
顧實曰：“《兵》形勢家有《尉繚》三十一篇，蓋非同書。然《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謂‘梁並錄六卷，梁惠王時人’，則已合兵家《尉繚》而爲一矣。《初學記》、《御覽》引《尉繚子》，並雜家言，是其書唐宋猶存。爲商君學者，蓋不必親受業，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是其比也。”
按：雜家之《尉繚》，其書早亡。今所傳者，乃兵家之《尉繚》，而亦已殘缺矣。詳《兵書略》。《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始皇十年時，“大梁人尉繚來説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可知尉繚有智有謀，固深通政理之要。此段言論，當在雜家之《尉繚》中。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孫星衍曰：“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黄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
按：《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别錄》云：“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據此可知班《志》自注所云“魯人”，魯乃晉之誤，二字形近而譌也。考《後漢書·宦者吕强傳》注云：“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是此二十篇之書，既富儒家之言，復有水地之記。其學多方，本不限於一隅。有如《文心雕龍·諸子篇》謂其“兼總雜術”者，不誣也。如徒以其爲商君師，佐之治秦，遽謂爲僅長於刑名法術之學，則猶淺視之矣。其書隋唐志皆二十卷，宋時已殘闕，後遂全佚。清儒輯本數家，以汪繼培本較勝。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韋輯智略士作。
沈欽韓曰：“總十二《紀》、八《覽》、六《論》也。十二《紀》，《紀》各五篇；八《覽》，《覽》各八篇；六《論》，《論》各六篇；凡百六十篇（第一《覽》少一篇）。”
按：此乃我國成於秦世、衆手撰述之一部大書。共有一百六十篇之多，而《漢志》但舉《紀》、《覽》、《論》之大數題爲二十六篇，與實不符，似不如隋、唐、宋志稱二十六卷爲勝。卷與篇古雖相通，而有時一卷之中，即可包若干篇。《六藝略》著錄“《爾雅》三卷二十篇”，其明徵也。《史記·吕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又《十二諸侯年表》亦云：“吕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吕氏春秋》。”太史公言及是書，皆以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序次，則原書自是八《覽》居首，而十二《紀》殿尾。世稱其全書亦曰《吕覽》，即就其首列之八《覽》而簡約其名耳。古書自序之篇，恒在全書之末。今此書《序意》，在《十二紀》後，尤明徵也。我國先秦古書，多無大題，大半由後人所纂錄，故篇章次第，多無倫敘。至於形式整齊，體例縝密，篇題書名，均由前定，依預定規畫撰成之書，則實以《吕氏春秋》爲第一部，前此所未有也。有此一書，而著述之體，爲之一變。且歲逾二千，迄無殘缺竄亂。保藏先秦學説思想，至爲豐贍。舉凡道德、陰陽、儒、法、名、墨、兵、農諸家遺論，悉可考見其大要。漢儒高誘，既注其書，又爲之序以發其藴奥，有云：“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可謂達其本矣。今觀其中《圜道》、《君守》諸篇，尤其彰明較著，悉道論之精英也。近人許維遹有《吕氏春秋集釋》，頗詳核，可參考。
《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
沈欽韓曰：“其《要略》一篇，自敘也。《隋志》許慎、高誘兩家注並列，今惟存高注。《景十三王傳》云：‘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則是書之定論也。”
按：此書作者，爲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班氏自注但標“王安”二字，此史家之率筆也。《漢書·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此段文字，敘述二人均好聚書之事甚悉。而獻王所得，有裨實學；淮南所得，多屬虚談。非謂淮南自作之書，流於浮辯也。語意甚明，不容曲解，沈説失之。《淮南王傳》稱其“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説得失，乃方技賦頌，昬暮然後罷”。可知其人博雅能文，故爲武帝所重。其後高誘注其書，且爲之序，有云：“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虚守静，出入經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是此書本名《鴻烈》，後由劉向校書時改名《淮南》，今則通稱《淮南子》矣。今本二十一篇標題，惟《要略》無“訓”字，自《原道》至《泰族》，皆以“訓”字繫篇名。此“訓”字乃高誘作注時所加，猶孔鼂注《逸周書》，於篇名下繫以“解”字也。凡援引其書者，皆不當連“訓”、“解”之名，學者不可不知。近人劉文典有《淮南鴻烈集解》，翔實可用。
《淮南外》三十三篇。
顔師古曰：“内篇論道，外篇雜説。”
按：内篇議論詳博，實集道家學説之大成，本可列入道家。《淮南内篇》及《吕氏春秋》，至今日猶完好無缺，亦賴有高誘之注以永其傳也。高誘，漢末涿郡人，爲盧植弟子。學有本原，長於注述。大抵古書之得以永存，實以有漢注羽翼之。漢末鄭玄之注經，高誘之注子，皆大有功於典籍者。《淮南外篇》，無人爲之注，故亡佚最早，《隋志》已不著錄矣。
《東方朔》二十篇。
按：東方朔，字曼倩，西漢厭次人。長於文辭，喜詼諧滑
。武帝時，累官侍中、太中大夫。時以滑稽之談，寓諷諫之意，帝常爲所感悟。元成間，褚少孫嘗敘其行事，附入《史記·滑
列傳》。其後班固，復爲立專傳於《漢書》中，紀述尤詳。稱其嘗“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可知朔實精通治術，不徒詼諧放蕩而已。本傳錄其所撰《客難》、《非有先生論》既竟，乃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云：“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是朔之言行述造，出於僞託者不少矣。著錄於《漢志》之二十篇書，既已早佚；而《隋志》有《東方朔集》二卷，乃後人所裒輯，殆真僞相雜。其他類書所引，亦未可全信也。
《伯象先生》二篇。(www.xing528.com)
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十一引《新序》云：‘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囊簡書也。’又八百十三引《新序》：‘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況於人。’今《新序》無之。”
按：《新序》所載公孫敖問伯夷先生語，蓋即在《漢志》著錄之一篇書中。其文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章學誠曰：“《文心雕龍》云：‘相如屬詞，始讚荆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
按：章説非也。史論稱贊，肇於班固。故《漢書》每篇之末，皆有“贊曰”以論其事。率散行之文，非有韻之體。《漢志》著錄之《荆軻論》五篇，班氏自注明云：“司馬相如等論之。”則其爲論文無疑。五篇蓋五人所作，故云“相如等”也。非止一人之論，而裒爲一書，梁啓超謂“此乃總集嚆矢。《漢志》無集部，故以附雜家”。其説是已。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吳子》一篇。
姚振宗曰：“吳子未詳。而列在公孫尼之前，則頗似吳起。同爲七十子之弟子。别見兵權謀家。”
按：《兵書略》權謀有《吳起》四十八篇，皆論用兵之事；此一篇，蓋其論政之文也。其書早亡。
《公孫尼》一篇。
姚振宗曰：“公孫尼，似即公孫尼子。别有書二十八篇，見前儒家。”
按：此一篇書，蓋其雜論也。而亦早亡。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按：此即漢武帝時之韋賢也。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漢書》本傳稱其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内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可知賢在昭宣之際，實爲儒學重臣。既博通經義，則言治必與法家異趣。此一篇蓋其爲博士時對朝廷之問也，故題云《博士臣賢對》耳。班固既未采錄入《傳》，文亦早亡。班氏自注云：“難韓子商君。”則非韋賢莫屬矣。
《臣説》三篇。武帝時作賦。
顔師古曰：“説者，其人名。讀曰悦。”
沈濤曰：“《志》所列雜家，皆非詞賦。此賦字誤衍。下賦家别有《臣説》九篇，則其人所作賦，此處因相涉而誤耳。”
按：沈説非也。班云“武帝時作賦”者，謂此人於武帝時曾以作賦馳名者也；非謂此三篇即其所作之賦也。語意甚明，不必疑有誤字。書亦早亡。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姚振宗曰：“《解子簿書》未詳。或謂其人姓解，所簿雜書凡三十五篇。或又謂簿錄諸子書而雜解之。前人無説，莫能詳也。”
《推雜書》八十七篇。
姚振宗曰：“《推雜書》未詳。或謂劉中壘類推諸雜書之無書名撰人者，裒爲此編，亦莫能詳也。”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顔師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姚振宗曰：“此亦無書名撰人。猶《儒家言》、《道家言》、《雜陰陽》、《法家言》之類。或數十篇，或一二篇。尋其義例，亦唯視其所有以爲多寡而已。”
按：此乃誦習雜家書者撮鈔要言之作。所鈔止於霸王之道，故爲書僅一卷。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陶憲曾曰：“‘入兵法’上脱‘出蹴
’三字。兵書四家，惟兵技巧入蹴
一家二十五篇，而諸子家下亦注出蹴
一家二十五篇，是蹴
正從此出而入兵法也。今本脱‘出蹴
’三字，則‘入兵法’三字不可解，而諸子家所出之蹴
，亦不知其於十家中究出自何家矣。”
按：今計家數篇數，實爲二十家三百九十三篇，少十篇。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顔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説。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
按：《淮南·氾論篇》云：“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大抵百家之説，各有短長；舍短取長，皆足資治。是以古之善爲國者，率能博觀約取，相互爲用。
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姚明煇曰：“盪與蕩通。《論語》：‘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云：‘蕩，無所適守也。’漫羡，由於雜也；無所歸心，則去道本遠矣。”
按：《隋書·經籍志》論及雜家有云：“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羡而無所指歸。”此論實本《漢志》，可相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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