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顔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按：自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見《論語·公冶長》）。司馬遷又言“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見《史記·管晏列傳贊》）。後劉向敘次其書，論其行事，謂“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内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其書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見《别錄·晏子敘錄》）。其行事既爲大儒所重，故劉《略》班《志》，皆列之儒家。《史記》已云“余讀《晏子春秋》”，則其書本有春秋之名，省之則稱《晏子》。《漢志》蓋用省名，著錄八篇。《史記正義》引《七略》及隋唐志皆作七卷，蓋後人以篇爲卷，復有所省併耳。《崇文總目》作十四卷，則每卷又析爲二也。
前代著錄是書，皆入儒家。獨柳宗元有《辨晏子春秋》，始謂爲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蓋以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也。不悟儒墨同遵儉約，墨固背周道而用夏政，儒亦推崇禹德。仲尼嘗云：“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見《論語·泰伯》）至其平日論事，則言“禮，與其奢也寧儉”（見《論語·八佾》）；“以約失之者鮮矣”（見《論語·里仁》）；皆可見儒墨相衡，有同有異，彊本節用之説，則其所同也。且觀《晏子》書中，稱引孔子之言獨多，援用墨子之言甚少；陳説義理，亦多同於儒而與墨異。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氏之徒，非也。其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皆從其説，改入墨家。《四庫全書總目》又改入史部傳記類，悉失之。此書雖非晏嬰自著，而其言論行事，多在其中。清末蘇輿、近世張純一均有校注。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按：司馬遷始言“子思作《中庸》”（見《孔子世家》），沈約始言《禮記》中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見《隋書·音樂志》引），文獻之可考者惟此。《漢志》著錄至二十三篇，則亡佚已多；隋唐志皆有《子思子》七卷，則猶過于今。今可見而能確定者，惟此四篇耳。《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即《表記》文，足證沈約説可據。推之其他佚篇，亦當多在《兩戴禮記》中，但不易識别耳。清末黄以周有《子思子》輯本。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晁公武曰：“《漢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爲甚。”
按：晁氏所謂十篇者，即今《大戴禮記》中之《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也。每篇之首，皆冠以“曾子”二字，故易識别。清乾嘉時，阮元從《大戴禮記》中錄出單行，而爲之注，題曰《曾子十篇注釋》。以爲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于孔子而獨存者，惟此十篇。尊信而表章之，可謂至矣。顧觀《曾子大孝篇》中，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與其門弟子問對事，則其書亦門弟子所記無疑，不必目爲出七十子之手也。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王應麟曰：“《史記》列傳作漆雕開，《史記》避景帝諱，著書者其後也。”
楊樹達曰：“後字蓋衍文。《志》文順序謹嚴，決非妄列。此條前爲《曾子》十八篇，後爲《宓子》十六篇，曾宓皆孔子弟子，則漆雕亦當爲孔子弟子。若是漆雕啓之後。不應置《宓子》之前。”
按：楊説是也。其人名啓，字子開。周秦名字多相應，啓即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漆雕開字子開”，上開字乃避景帝諱而改耳。其書早亡，馬國翰有輯本一卷。考《韓非子·顯學篇》敘述八儒，有漆雕氏之儒，則在戰國時實爲有力之學派。韓非述其學風“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此殆儒而有勇、以俠義自任者。王充《論衡》亦嘗引其論性有善有惡語。陶潛《聖賢羣輔錄》謂“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則其見重於世，由來已舊。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顔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按：宓子賤在孔門，蓋長於政治者。其言論行事分載於《吕氏春秋》具備、察賢篇，賈誼《新書·審微篇》，劉向《説苑·政理篇》者，至爲詳贍，不能備引也。要其致治大歸，以任人尊賢爲要。用人則必專任之而不掣其肘，尊賢則必師事之而得盡其材。使民以義而絶彼幸災樂禍之心，敎民以誠而化彼陽奉陰違之習。故其所治者雖小至單父一邑，可推之以爲天下，是以孔子亟稱之。其書《隋志》已不著錄，亡佚甚早。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景子》三篇。説宓子語，似其弟子。
顧實曰：“兵形勢家《景子》十三篇，蓋非同書。”
按：《景子》三篇，《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雖有輯本，然所錄僅二則，所記皆宓子事，不當别自爲書。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顧實曰：“王充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見《論衡·本性篇》）此以世子爲周人，與班《注》異，蓋傳聞異辭。”
按：《論衡》以世子爲周人，蓋指其時，謂爲周末戰國時人也。班《注》謂爲陳人，則指其所生之地。各言其一，非異辭也。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馬國韓有輯本一卷。
《魏文侯》六篇。
按：魏文侯，名斯。《史記》稱其受經於子夏。今觀《禮記·樂記》中，有魏文侯問樂於子夏一章，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一條，足徵文侯深於經術，故有譽於當時。其爲政能容直納諫，尊賢下士，皆自儒學中出，故其書列入儒家。章學誠嘗疑魏文侯、平原君之徒，皆無述造。《漢志》所錄，或他人著書之篇名，如《孟子》書中《梁惠王》之類耳。其説足備一解。此六篇既已早佚，故不見著錄於《隋志》。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按：李克先從曾申受《詩》，爲子夏再傳弟子。後子夏居魏，親從問業，故《漢志》以爲子夏弟子也。
李剋既受業孔子之門人，又得田子方、段干木諸賢爲之師友。其詩學傳諸孟仲子，其治術行乎魏文侯，實卓然儒家者流。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王應麟曰：“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
按：今觀《初學記》、《意林》諸書所引《公孫尼子》，皆在《樂記》中，沈説可信。至於《緇衣》，乃出《子思子》，劉説非也。《公孫尼子》亡於宋代，除馬國翰有輯本一卷外，尚有洪頤煊輯本，在《問經堂叢書》中。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按：《史記》列傳言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引王劭説，以“人”爲衍文，則軻實受業於孔伋，與班説合。漢人書中，如趙岐《孟子題辭》、應劭《風俗通·窮通篇》，皆謂孟子嘗師事子思，則固承仲尼之傳以張大其緒者也。軻於仲尼，雖相距百數十年，然軻老壽，年至八十有四，意其幼時猶及見仲尼之孫而師事之，亦事之所宜有也。《史記》但言孟軻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而《孟子題辭》則云：“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可知外書四篇，乃後人僞託，早已論定，故不傳於後。《漢志》著錄《孟子》十一篇，蓋連此四篇計之耳。自司馬遷、趙岐以來，皆但云《孟子》七篇；至於今不廢。《孟子》一書，舊在諸子之列。自南宋淳熙中，朱熹取《孟子》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爲《四書》，始入經部。唐以前，周、孔並稱；宋以後，遂孔、孟並稱矣。清儒焦循，有《孟子正義》，遠勝舊疏。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卜祭酒。有《列傳》。
顔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顧實曰：“王應麟云：‘當作三十二篇。’蓋傳刊之誤也。荀書《議兵篇》稱孫卿子，此自著其氏也。《史記》作荀卿，謝墉云：‘漢不避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也。’自孟子道性善，荀子反之而言性惡。後世性善之説勝，遂伸孟而黜荀矣。”
按：孟荀同爲儒學之宗，咸歸於師法聖人，誦説王道，大張仲尼之説於後世。顧儒學自有孟荀，道遂分而爲二：孟主於尊德性，荀主於道問學。論其終詣，則孟子多衛道之語，荀子有傳經之功。其後兩千餘年儒學，皆二途並騖，争議遂多。孟荀之説，實其先導。孟荀二家之書，在漢世並列諸子。自宋以後既入《孟子》於經，《荀》猶與百家伍，而學者遂妄分軒輊矣。其實《荀子》三十二篇，多與兩戴《禮記》相表裏。如《小戴禮記》之《三年問》，全出《荀子·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貴玉賤珉語，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禮記》之《禮三本篇》，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可見其書醇粹以精，直與傳記比重。唐人楊倞始爲之注，乃謂“荀子之書，羽翼六經，增廣孔氏，非諸子之言”。良不誣也。清末王先謙有《荀子集解》，近人新注亦多。
《芈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顔師古曰：“芈音弭。”
王念孫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云：‘吁音芋，《别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云：‘《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顔云音弭。案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顔誤也。’《正義》説是也。芋有吁音，故《别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作芈者字之誤耳。”
《内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王應麟曰：“《管子》有《内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馬國翰曰：“《管子》第四十九篇，標題《内業》，皆發明大道之藴旨，與他篇不相類。蓋古有成書，而管子述之。《漢志》《孝經》十一家，有《弟子職》一篇，今亦在《管子》第五十九。以此類推，知皆誦述前人。故此篇在《區言》五，《弟子職》在《雜篇》十，明非管子所自作也。今仍釐爲十五篇，以合《漢志》。不題姓名，闕疑也。”
按：馬氏據王説，遂定《管子·區言》之《内業篇》，即《漢志》儒家之《内業》十五篇，所見甚是。並爲分析篇章，以合《漢志》之數。其表章之意，有足多者。惟近世述周秦哲學者，鮮見涉及《内業》。間有究繹及此，則亦牽引唐宋以來理學諸儒復性、主静之説以傅會之。穿鑿惑亂，莫甚於此。且謂某語爲李翱復性之書所由成，某語爲周子主静之説所自出，程子得某語而爲定性之論，朱子得某語而爲主敬之義。牽强至此，原意盡失。余嘗反復籀繹遺文，始悟是篇所言，與《管子》書中《心術》上下及《白心篇》，實相表裏，皆爲君道而發。舉凡後起傅會之説，悉非此文本旨也。今取《心術》上下及《白心篇》，與是篇彼此印證，則其所言乃人君南面之術，昭昭甚明。《管子》雖爲糅雜之書，而言人君南面之術者，往往在焉。若《心術》上下、《白心》、《内業》四篇，其尤著者也。斯固不出管仲手，要皆裒集舊文，以入管子書中耳。其間精義要旨，足與道德五千言相發明。余早歲嘗抽出此四篇，爲之疏證，既已刊布於世矣。其中以《内業》名篇者，内猶心也，業猶術也。篇題既與《心術》義近，故所言亦表裏相依。同爲主術之綱領，道論之菁英。余於《疏證》中已發其藴奥，今僅辨正其大義於此，其詳則不復及矣。
或謂古之言主術者，歸於執本秉要，清虚自守。此乃道家之言，《漢志》奚爲《内業》於儒家乎？余則以爲周秦諸子之言南面術者，莫不原於道德之意。此《淮南·齊俗篇》所謂“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者是也。觀仲尼論政，有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注》德者無爲也）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歎堯之民無能名，唯能則天；稱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可知孔子之言主術，亦無以遠於道德之論。則《漢志》儒家有《内業》，不足怪也。先秦諸子之學，皆前有所承。故《莊子·天下篇》敘述諸子源流，每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悦之。則百家之説，多非所自創，亦明矣。道德之論，由來遠矣。論其興起，其當夏殷之世乎！蓋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論始有所傳。初但口耳相傳，後乃著之竹帛。用以教人，則曰“道論”；著之竹帛，始曰“道經”。自“老子”以前，爲道論者已衆，老子裒集以爲一書，其言論既不出于一時，不成于一手，故前後字句多複見，且有後人附增之辭。循此類推，則周秦古書乍接於目，欲得知其作者主名，良非易易。班《志》著錄《内業》十五篇，而自注云：“不知作書者。”此不啻示人以古書通例矣。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顔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沈濤曰：“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
，
當爲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説。顔以爲太公《六韜》，誤矣。”
姚振宗曰：“周史大
，見《人表》第六等中下，列周景王、悼王時，爲春秋魯昭公之世，與孔子同時。上距惠襄之間，下至顯王之際，皆一百數十年，實不相及。唯云孔子問焉，則與《人表》敘次時代相合。又《莊子》有仲尼問於太史大弢，則確爲大弢無疑。沈氏所考，信有徵矣。”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敎。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章學誠曰：“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敎’；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于儒家非也。”
按：古之以周名書者，本有二義：一指朝代；一謂周備。故凡包羅甚廣而寓周備、周普、周遍之意，如後世叢鈔、雜纂之屬，皆可以周名之。在《六藝略》中，若官制彙編之名《周官》，其尤顯著者也。遠古文獻，散在四方。自官制彙編之外，遺言逸制未經收錄者猶多。儒生各取所見，分類輯比以存之。儒家之《周政》、《周法》，蓋所載乃布政立法之餘論。以其同出儒生之手，故列之儒家。若道家之《周訓》，小説家之《周考》、《周紀》、《周説》，猶後世雜鈔、叢考、説林之類耳。學者當推此意以求之，不必拘泥爲專言姬周一代之書也。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按：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搜求遺書。既取古代經傳獻之朝廷，又輯錄與經傳相表裏之逸文遺典，裒纂爲書。此編殆即其一，大抵分屬儒生爲之，而非出自己手。班氏自注所云：“似河間獻王所述”，亦存疑之辭也。此書與上文《周政》、《周法》，亡佚甚早，故《隋志》皆不著錄。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如淳曰：“讕音粲爛。”
按：此處讕字，實當讀諫。考《集韻》去聲二十九换、讕字下又列譋、諫二體，釋之云：“詆讕、誣言相被也。或从閒从柬。”是讕之或體，亦可作諫矣。《漢志》著錄之《讕言》，實即《諫言》。乃漢以前儒生裒錄古代忠臣進諫之語以成此書，所言皆爲君之道，故班氏自注云：“陳人君法度。”至于讕之“誣言相被”一義，固不能以解《讕言》之讕也。此類書既由儒生纂輯而成，故班氏云“不知作者”。
舊説謂爲孔穿所造，非是。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按：《諫言》所以箴君，《功議》所以勸臣，皆古者致治之術也。君之大權，繫乎賞罰，而行賞必先論功。此《功議》一書，亦必由儒生裒錄古代論功德之事而成，故亦不知作者。二書實相表裏，惜均亡佚甚早。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按：甯越乃周末名人也。《吕氏春秋·博志篇》嘗舉甯越與孔墨並提。稱其以布衣之士，勤學不止，爲諸侯師。賈誼《過秦論》言及六國謀士，亦以甯越與徐尚、蘇秦、杜赫並論。可知其在周末，有大名于當時。而以勤學成才，與儒爲近。《漢志》列其書于儒家，蓋以此也。《吕氏春秋·不廣篇》、劉向《説苑·尊賢篇》，皆嘗記其言論行事。惜其書不傳于後，《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一卷。班《志》自注所云“爲周威王師”，王當作公。威公，西周君也。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嚴可均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意林》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脱。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復重，僅得五事。繹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
馬國翰曰：“以漢、隋志敘次其書，知爲戰國時人。一曰《巧心》，蓋其書之别稱。如揚子之《法言》、文中子之《中説》矣。”
按：是書《唐志》已不著錄，散佚已久。嚴可均、馬國翰均有輯本一卷。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梁啓超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當即此人。”
按：《荀子·强國篇》中有引公孫子曰一段文字，凡二百八十言，論楚子發克蔡辭賞事。《注》云：“公孫子，齊相也。”與馬班所言正合，其爲公孫固書無疑。公孫論子發辭賞，以爲矜私廉而亂國法。且發揮尚賢使能、賞當刑稱之義，與《荀子》論治正同，故荀子具述其説。是《公孫子》亦儒家言也，故《漢志》列之儒家。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亡佚甚早，後人亦無輯本。
《李氏春秋》二篇。
馬國翰曰：“敘次在公孫固、羊子之間。公孫固，齊閔王失國問之；羊子，秦博士；然則李氏亦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考《吕氏春秋·勿躬篇》引《李子》一節，不言名氏，當是《李氏春秋》佚文。泛論名理，以《春秋》取號者，其亦《虞氏春秋》之類歟？”
按：春秋二字，乃錯舉四時之名，足該一歲終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時以紀事者，謂之《春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實包天地萬物。故古之以立意爲宗而網羅彌廣者，亦得謂之《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是也。此類書而名《春秋》，喻其所言非一，猶今稱《叢刊》、《彙編》耳。《李氏春秋》早佚，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按：《廣韻》平聲十陽羊字下云：“又姓，出泰山，本自羊舌大夫之後。戰國策有羊千者，著書顯名。”殆即此人。《廣韻》策字當爲時字之誤。蓋其人生于戰國之末，至秦猶爲博士也。書佚甚早，《隋志》已不著錄。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按：王充《論衡·福虚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董子無心闢墨之説，可見於此。仲尼嘗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儒學但盡人事，不信鬼神。董子實承斯緒，故其書列于儒家。《隋書·經籍志》：“《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其後唐宋《史志》及晁氏《讀書志》均有著錄。《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馬國翰復稱“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之。今復求索，不可得矣。”是其書入清始無傳本，散亡甚晚。雖有馬氏輯本一卷，惜乎其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者，其詳不可得聞矣。
《俟子》一篇。
李奇曰：“或作《侔子》。”
按：《廣韻》上聲六止俟字下云：“又姓。《風俗通》云：‘有俟子，古賢人，著書。’”王先謙謂“應仲遠嘗爲《漢書音義》，則所見本必作俟矣”。王説是也。其或作侔者，傳寫之譌耳。俟子乃六國時人，見鄭氏《通志·氏族略》。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梁玉繩曰：“徐子始見《魏策》、《史記·魏世家》。《策史》言外黄徐子説太子申百戰百勝之術。《人表》列魏惠王時，當即此。”
按：《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黄，外黄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云云，即其事也。集解引劉向《别錄》云：“徐子，外黄人也。外黄時屬宋。”班《志》自注，本此。觀徐子所陳百戰百勝之術，意在戢兵還師。與儒者非戰之旨合，故其書列入儒家。惟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亡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梁啓超曰：“魯連言論，除《戰國策》及《史記》本傳著錄數長篇外，《水經注》、《文選注》、《史記正義》、《意林》、《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魯連子》尚二十餘條，知其書北宋尚存。”
按：魯仲連戰國齊人。亦曰魯連，亦曰魯仲子，亦曰魯連先生。史稱其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人皆欽其高節。常出游各國，排難解紛。當秦軍圍趙都邯鄲甚急時，曾以利害進説趙魏大臣，阻其尊秦昭王爲帝，秦軍乃引去。其後燕將攻下齊之聊城，重兵固守。齊將田單圍攻歲餘不能克。魯連遺燕將書，約之矢以射城中，勸其撤守。事功既成，而堅辭祿賞，逃隱海上。且言“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其意趣甚遠，合乎儒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旨，故其書列入儒家。隋、唐、宋史志均有著錄，宋以後遂亡。嚴可均、馬國翰均有輯本。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www.xing528.com)
馬國翰曰：“《建本傳》只記其救辟陽侯事，與鄒陽説竇長君絶類，要皆戰國之餘習。乃班《志》於鄒陽入從横家，于平原君則入儒，必其佚篇多雅正語，今不可見矣。”
按：朱建，漢初楚人，《史》、《漢》皆有傳。稱其嘗爲淮南王黥布相，布欲反，建諫止之，不聽。漢既誅布，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辟陽侯審食其，因而納交。惠帝欲誅辟陽侯，建以計救之。孝文時淮南厲王誅辟陽侯，孝文聞建嘗爲之策，使吏捕治，建乃自剄。此其行事大略也。此書七篇，既爲建作，不應廁魯連、虞卿之間。沈濤謂後人誤以爲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其説是也。顧隋唐志皆不著錄是書，亡佚已早，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梁啓超曰：“《史記·本傳》云：‘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又云：‘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又《十二諸侯年表》云：‘虞卿著書八篇。’與本《志》所錄篇數頗有出入。今《戰國策》及《新序》皆記虞卿行事言論，但是否爲本書原文，尚難斷言。”
按：虞卿者，游説之士也（司馬遷語）。徒以不得大有爲於當世，乃發憤以圖不朽。此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也。本志《六藝略》春秋家，著錄《虞氏微傳》二篇。知其長於《春秋》之學，學醇於儒，故此十五篇亦列入儒家也。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梁啓超曰：“此及《孝文傳》，以入儒家，本無取義。殆因編《七略》時未有史部，詔令等無類可歸，姑入於此耳。”
按：古之以傳名書者，既可以稱紀錄，亦可以名論述。褚少孫稱《太史公書》爲《太史公傳》，其明徵也。昔人論著中常稱“傳曰”或“傳有之”，亦謂傳爲古書耳。漢高祖初起事時，雖質樸無文，鄙棄儒學；及天下既定，與諸大臣謀治安之道，遂不得不及書史。《漢書》本紀云：“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肅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若此所舉蕭何、張蒼、叔孫通、陸賈之流，皆儒生也。高帝既常與之述古，又時頒詔策以論國政。簡牘漸多，故有人裒輯以爲《高祖傳》十三篇。嚴可均謂“其他見於諸史傳記者，有詔二十二篇，手敕、賜書、告諭、令答、鐵券、盟誓等十五篇，總凡三十八篇”（《全漢文敘錄》）。然則《漢志》著錄之十三篇，蓋其中之尤要者也。所載言論，多與儒近，故列之儒家。
《陸賈》二十三篇。
顧實曰：“本傳云：‘陸賈楚人。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此作二十三篇，蓋兼他所著者計之。”
按：《史記·陸賈傳》云：“陸生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駡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據此，可知漢初天下甫定，以儒學匡弼高帝而有所述造者，以陸賈爲最先。實於開國弘規，大有關繫。《史記正義》引《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隋唐志同。傳至宋代，已殘缺不全。故王應麟撰《漢書藝文志考證》時，所見僅七篇。至明弘治間，始有人得十二篇足本刻之。《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多爲王應麟所未見，而與明本大致相合。今《四部叢刊》本，即影印明本也。嚴可均謂“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評論切當，殆非虚譽。陸賈尚有《楚漢春秋》九篇，在《六藝略》春秋家。
《劉敬》三篇。
葉德輝曰：“本傳載敬説高帝都秦、與冒頓和親、徙民實關中、凡三事。當即此三篇之文。”
按：劉敬本姓婁，齊人。高帝從其言西都關中後，曾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史記》列傳題劉敬，《漢書》則作婁敬，二傳可以互勘。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顧實曰：“《史記·文紀》，凡詔皆稱上曰，蓋即此類之文。文帝黄老之治，而入儒家，道儒固相通也。”
按：文帝在位二十餘年，行事言論多矣。其見於《史》《漢》本紀、《封禪書》、《律書》、《郊祀志》、《刑法志》、《淮南王傳》、《周勃傳》、《
錯傳》、《賈捐之傳》、《匈奴傳》、以及他書所載文帝制詔、賜書之類甚夥。《漢志》僅著錄《孝文傳》十一篇，固未足以盡之，其爲不備，與《高祖傳》同。即此十一篇之書，亦已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賈山》八篇。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言柴唐子三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全載《至言》，眞西山稱其爲忠臣防微之論，而以陳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鼂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斷之，豈其然乎？”
按：班《書》謂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者，言其爲學不守章句，但務博涉，不能爲醇粹專經之學也。漢世有博士之學，有通人之學，二者取舍不同，而山則與通人之學爲近。《漢書》本傳稱其“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袪”。可知其家世學業，而又與其先人異趣矣。今觀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大意謂聖主以和顔受諫而興，秦以不聞過失而亡。於文帝二年上書陳之。直言極諫，侃侃而談，要非深於儒術者不能道也。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周壽昌曰：“《隋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臧以功臣子襲爵官太常而名重。儒家有書十篇，又賦家入賦二十篇，亦漢初儒雋中才學之並茂者。而出自功臣子，尤可異也。晁公武《讀書志》有云：‘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孔叢子》之後。’考《孔叢子》漢初未出，至東漢末始有其書。則臧書之名《連叢》，疑後人僞託也。然其書名，已載入宋《中興館閣書目》及宋人《邯鄲書目》。《通考》、《玉海》俱引之。”
按：班固《兩都賦序》有云：“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文選》李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可知孔臧在武帝世，早負重名，故班氏稱舉公卿大臣，取與兒、董、劉、蕭諸賢並論。皆於當時儒學之興，大有關繫。其所爲賦二十篇，詳《詩賦略》。
《賈誼》五十八篇。
梁啓超曰：“《隋志》《賈子》十卷，《錄》一卷。《唐志》賈誼《新書》十卷，今存。但非《漢志》原書之舊。”
按：《史記·本傳》稱“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數年。爲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漢書》本傳贊引“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可知漢代學者於賈生之年少多才，未得大用，皆極閔惜。太史公取與屈原同列一傳，蓋悲其抑鬱莫展，處境艱困，兩人志遇相近也。至其論政之文，如《過秦論》、《治安策》，篇長氣盛，讀之令人神旺，至今猶膾炙人口。如此巨幅文字，亦散見在五十八篇中。《漢書》本傳亦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與本志所著錄者合。顧其書在《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均稱《賈子》；《唐書·藝文志》始題《賈誼新書》。盧文弨謂“《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所自爲”（書《賈誼新書》後）。其説是也。今《漢魏叢書》本《新書》十卷，自《過秦上》至《立後義》共五十六篇。其中《問孝》第三十五，《禮容語上》第五十三，皆有目無文，篇章早闕。今所存者，實僅五十四篇耳。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宫》三篇。
梁啓超曰：“《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説苑》君道篇、建本篇各引獻王語二節，或是其文。”
按：《漢書注》引應劭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沈欽韓謂“漢多以明堂、辟雍、靈臺爲一，故謂之三雍。”是已。其書早佚，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王先謙曰：“本傳言‘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説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是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諸書内也。”
按：董仲舒專治《公羊春秋》，爲漢初今文經學大師。景帝時爲博士，武帝時官至江都相及膠西王相。其説經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而雜以陰陽五行之説，借天道以明人事。欲以天變災異，對時君進規諫。意其時此類言論文字必夥，故爲書至百二十三篇之多。後隨今文經學之衰歇，董氏之書，亦亡佚最早。故《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類，不復見有百二十三篇矣。至于今日通行之《春秋繁露》十七卷，《漢志》不載，始著錄于《隋志》經部春秋類。其書自《楚莊王》第一至《天道施》第八十二，凡八十二篇。其書發明春秋大義者，僅十之四五；其餘多篇，率泛論性與天道及治國之要。而《離合根》、《立元神》、《保位權》諸篇，闡明人君南面術，尤爲深切。可知其所論述，非專爲《春秋》作也。竊疑此書既不見于《漢志》，所起必晚。殆漢以後人收拾董氏遺文如百二十三篇中之零散篇章，裒輯以成斯編。今之稽考董氏學術思想者，仍必究心于此。
《兒寬》九篇。
嚴可均曰：“本傳有《議封禪對》一篇，《封秦山還登明堂上壽》一篇，《律歷志上》有《改正朔議》一篇。”
姚振宗曰：“兒寬遺文，略可考見者僅此。前兩篇當在禮家《封禪議對》十九篇中，《改正朔議》或當在此書。”
按：《漢書》本傳稱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張湯爲廷尉時，以寬爲掾。嘗見武帝語經學，帝大悦。擢爲中大夫，遷左内史，後拜御史大夫。而《本傳贊》復云：“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可以想見其譽望之高。史稱其“善屬文”，惜其文已不多見。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弘》十篇。
嚴可均曰：“《史記》《漢書》本傳、《儒林傳》、《吾邱壽王傳》、《郭解傳》，所載有公孫弘《賢良策》、《上疏言治道》、《對册書問治道》、《上書乞骸骨》、《上言徙汲黯爲右内史》、《奏禁民挾弓弩》、《請爲博士置弟子員議》、《郭解罪議》。《又藝文類聚》六十九載弘《答東方朔書》，凡九篇。其遺文可見者如此。
按：公孫弘少爲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武帝初以賢良爲博士，詔徵文學，弘復對策，擢第一。累遷至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士，而自奉甚薄，帝賢之。然其爲人多忌，外寬内深，嘗與有隙者，必乘間報之。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所爲也。人多譏其曲學阿世，故能持祿保寵。亦以熟習文法吏治，始得久居高位耳。其所爲文，辭旨安雅，今但觀其存於本傳中者，猶不失敦謹之意。其散佚者，馬國翰有輯本。
《終軍》八篇。
嚴可均曰：“《終軍傳》有《白麟奇木對》一篇、《奉詔詰徐偃矯制狀》一篇、自《請使匈奴使南越》各一篇。”
按：《漢書》本傳稱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累遷至諫議大夫。奉使説南越王内屬，王已聽許，請内屬。而越相吕嘉不從，攻殺其王及漢使，軍亦被害，年僅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遺文自載於本傳者四篇外，餘皆散佚，馬國翰有輯本。
《吾丘壽王》六篇。
葉德輝曰：“本傳有《駁公孫弘禁民挾弓弩》、《説汾陰寶鼎》二篇，《藝文類聚》武部引《驃騎論功論》一篇。”
按：《漢書》本傳稱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累遷至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請禁民不得挾弓弩，帝下其議，壽王對善，帝以難弘，弘屈服焉。後坐事誅。至其所著書，《隋志》已云：“梁有《吾丘壽王集》二卷，亡。”馬國翰有輯本。
《虞丘説》一篇。難孫卿也。
王先謙曰：“虞、吾字同，虞丘即吾丘也。此壽王所著雜説。”
姚振宗曰：“此虞丘名説，未詳其始末。志列吾丘壽王、莊助之間，則武帝時人。馬國翰以爲即吾丘壽王，殆以此説爲所説之書。然例以上下文，殊不然也。”
按：姚氏所言是也。馬國翰以虞丘、吾丘爲一人，王氏本之，誤矣。二書使果出於一手，奚必分條别載乎？《漢志》此處前後，皆以姓名標題，尤可證矣。
《莊助》四篇。
姚明煇曰：“本書列傳稱嚴助，避後漢明帝諱也。《志》蓋據七略原文不追改。”
按：本傳稱助在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中，獨爲武帝所善，擢爲中大夫。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黜。建元中拜會稽太守，後又留爲侍中。淮南王安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安反，事相連，坐誅。《漢志》著錄其遺文四篇而早亡，馬國翰有輯佚一卷。
《臣彭》四篇。
姚振宗曰：“此佚其姓氏爵里，在《錄》《略》亦不得其詳，故唯就其所署，題曰臣彭耳。大抵亦與虞丘説同爲武帝時人。”
按：古人著書爲文，或應制而作，或獻之於朝，故皆題臣字於姓名之上，亦有不標其姓者。此書四篇而稱臣彭，亦猶《漢書》注中之有臣瓚耳。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王應麟曰：“《百官表》少府有鉤盾令丞。《注》：‘鉤盾主近苑囿。’《枚皐傳》：‘與冗從争。’《注》：‘冗從，散職。’”
姚振宗曰：“《詩賦略》中有《李步昌賦》二篇，蓋宣帝時奏御，固能文之士也。”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姚振宗曰：“此似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説以爲一編。其下道家、陰陽家、法家、雜家皆有之，並同此例。”
按：昔之讀諸子百家書者，每喜撮錄善言，别鈔成帙。《漢志·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雜家有《雜家言》一篇，小説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讀諸子書時撮鈔羣言之作也。可知讀書摘要之法，自漢以來然矣。後人效之，遂爲治學一大法門。《文心雕龍·諸子篇》亦言“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韓愈《進學解》復謂“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證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兩宋學者，尤勤動筆。《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温公《徽言》，乃温公讀諸子書時手鈔成册者也。此皆步趨漢人讀書之法，行之而有成者。《漢志》悉將此種鈔纂之編，列諸每家之末，猶可考見其類例。古人於此類摘鈔之書，不自署名，且未必出於一手，故不知作者也。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顔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按：漢昭帝時，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謂宜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互相詰難。後榷酤雖罷，而鹽鐵如舊。宣帝時，桓寬裒錄當日兩方辨論之語，集成是書，即以鹽鐵標題。賢良文學之士所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自《漢志》以下，皆列此書於儒家。自《本議》至《雜論》凡六十篇。今俱存。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
顧實曰：“稱所序者，蓋猶今之叢書也。本傳云：‘向采傳記，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疾讒》、《摘要》、《救危》、《世頌》，蓋皆《世説》中篇目，即《世説》也。《隋志》《新序》三十卷，《説苑》二十卷，卷即是篇，是五十篇。合《世説》八篇，《列女傳》八篇，凡十六篇。又加《列女傳圖》一篇，恰符《漢志》六十七篇之數。今《世説》八篇亡，《列女傳圖》一篇亦亡，《新序》亡二十篇，存十篇，凡餘三十八篇。”
按：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楚元王交四世孫，事蹟附《漢書·楚元王傳》。向學問淵博，通達能文，專精思於經術，治《春秋穀梁傳》。宣帝時爲諫大夫，累遷給事中。坐事免，復起，乃更名向。拜郎中，累遷光祿大夫，終中壘校尉。成帝河平三年，詔向領校羣書。分羣書爲六大類，向自校經傳、諸子、詩賦。其他兵書、數術、方技，各委專才，而向總其成。每書校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各爲敘錄一篇。後又裒集衆錄，使可别行，名曰《别錄》。辨章學術，厥功甚偉。其所自爲之書，除《漢志》儒家著錄六十七篇外，尚有《五行傳記》十一卷，見《六藝略》尚書家；《賦》三十三篇，見《詩賦略》屈賦類。又有《五經通義》，早佚，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梁啓超曰：“今存《太玄》、《法言》、《州箴》、《官箴》，《樂》四篇已佚。”
按：揚雄字子雲，西漢末期成都人。史稱其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以學問文章名世，遠近慕之。成帝時，召對，奏《甘泉》、《河東》、《長楊》諸賦，多仿司馬相如。後乃悔其少作，薄詞賦不復爲。於是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仿《蒼頡篇》作《訓纂》，仿《虞箴》作《州箴》。述造雖富，而仕途不顯。歷事成、哀、平、新莽四朝，均抑鬱不得志。成帝時曾爲給事黄門郎，王莽時校書天祿閣，轉爲大夫。以迫於權勢，嘗作《劇秦美新》以諛莽，遂爲後世所嗤。知其情者，自能諒其苦心也。及雄既没，桓譚獨許其書之必傳。至東漢魏晉時，已有人裒集其遺文。故《隋志》、《唐志》皆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明鄭璞，又續輯之。清嚴可均輯錄其遺文共四卷，較詳備，在《全漢文編》中。其他專著，皆别行於世。
西漢末期學者，以劉向、揚雄爲最淵博。是爲通人之學，與其時博士之學異趣。博士之學，在流於專固繁冗之後，忽有博學通人出，救弊起衰，以濟其窮。物極必反，理勢然也。王充《論衡·超奇篇》云：“能説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别通篇》云：“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又云：“或以説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王充生於東漢，目擊西京博士之學，流弊甚大，故爲斯論以振起之。西京之末，惟劉向、揚雄博學多通，與並世諸儒絶異。故後世論及博通之士，即取二人爲例。若《顔氏家訓·勉學篇》所云：“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此特就校書一端，即以劉揚並提，可知二人學問淵雅，早爲昔賢所重。西漢末期有此二人，遂開博通一派。於後世儒林，影響尤大。《漢志》敘次儒家諸書，而以劉向、揚雄二家殿尾，意固有在矣。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姚振宗曰：“所載凡五十二條，條爲一家，實止於五十二家。《穀梁序疏》引此條亦云五十二家。此云五十三家，三當爲二。其篇數則缺少十一篇。今校定當爲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
顔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爲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爲明法，又師尊仲尼之道。”
周壽昌曰：“本志自此以下道家至農家，凡八家，俱用‘此其所長也’五字稱之，下便作抑辭。獨於此，以‘於道最爲高’五字極力推重，所以别儒於諸家也。”
按：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後，儒學始居諸子之上，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者爲儒。故《淮南·俶真篇》高誘注云：“儒，孔子道也。”是即漢人之所謂儒耳。若漢以前之所謂儒，乃術士之通稱。故秦之阬儒，實阬術士也。漢人多以濡柔釋儒，流于懦弱無能。而孔子與魯哀公論及儒行，則謂“非時不見，非義不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可親而不可劫，可殺而不可辱”；“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其剛毅有守如此。是豈自漢以下襃衣博帶、張拱徐趨、柔弱不振之所謂儒乎？故論儒術崇卑廣狹，自必上溯其原，以校其異同；而未可拘于一隅，以漢爲斷也。《漢志》上承劉歆《七略》，篇中論列學術，皆采《輯略》中語。在《諸子略》中，每家皆云：某家出於某官。其説未可徵信，余别有説詳辨于《諸子略》尾。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按：此言古之聖哲，皆坐言而可起行。或以事功垂諸百世，或以言教傳之千載，終有不可磨滅者在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
衰，此辟儒之患。
顔師古曰：“辟，讀曰僻。”
周壽昌曰：“《爾雅》邢昺《疏》引此作‘僻儒之患也”。即此辟字。”
顧實曰：“惑者爲誰？章句鄙儒如秦延君是也。辟者爲誰？曲學阿世如公孫弘是也。二者皆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
按：辟讀曰僻，僻者偏也，謂其所知偏於一面而不知其他，喻其人之隘陋。《荀子·天論篇》云：“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淮南子·汜論篇》云：‘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此皆言偏於一面，則所知者小。漢世博士之學，實坐此病，故《漢志》亟言其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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