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古經十二篇
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春秋左氏傳》。’又云：‘《左傳》多古字古言。’許慎《五經異義》言：‘《今春秋》，公羊説；《古春秋》，左氏説。’”
按：此條應讀“《春秋》”二字爲句，以冒起下文，與上文《易》、《書》、《詩》、《禮》同例。《春秋》乃魯史舊名，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終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中歷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公。公各爲篇，故《古經》凡十二篇，即《左氏傳》所據之本也。
《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沈欽韓曰：“二家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並合之耳。”
按：《漢志》篇、卷無分，云十一卷，猶言十一篇也。班氏序次六藝，凡原自有古今文異本者，則先列古文經，後列今文經。《春秋》首列《古經》十二篇，次列《經》十一卷；猶之《尚書》首列《古文經》四十六卷，次列《經》二十九卷也。其或今文先行，古文後出，則依先後舉之。如《詩》則《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在前，而《毛詩》二十九卷在後。條理分明，秩然不紊。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姚明煇曰：“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前條古經十二篇，爲《左傳》本之經文；此則古經之傳也。至杜預爲注，始引傳入經，分年相繫。”
按：《左氏傳》詳於記事，故爲書至三十卷之多。自西漢今文博士斥左氏不傳《春秋》，後人遂謂左氏之書，無與解經，不得謂之傳；自是一家之書，當名《左氏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比。不悟古人解經，本有二體：有專主訓詁者，有偏詳史實者，皆所以暢發經意也。《春秋》經文簡質，非有傳詳其故事，則不能知其所云。如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經文僅六字。使無左氏數百字之敘述，奚從而知其事之本末乎？故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裹，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引）則其書之能與《春秋》並存，夫豈偶然！稽之史傳，漢初始除挾書之律，即有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是爲漢世獻書之始。朝廷得書，亦以《左傳》爲最先。徒以卷帙繁重，舊藏官府，自梁太傳賈誼、京兆尹張敞三數人精修其業外，傳習者少，獲見其書者不多，故至平帝時始立博士耳。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按：古之經師，初但口説相傳，後乃著之竹帛。徐彦《公羊傳疏》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帛。胡母生題親師，故曰公羊。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皮錫瑞《春秋通論》謂徐氏所見極是。“非獨《公》、《穀》二《傳》，即《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故其傳有後人附益，且及左氏後事。若必以爲左氏自作，反爲後人所疑。”其説是也。惟《左氏傳》成書最早，《公》、《穀》二《傳》後出。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可知《公》、《穀》二《傳》，又自有早晚。《漢志》先《公羊》者，蓋以立於學官爲早耳。公羊名高，自來無異辭；惟穀梁之名，諸書所記不一。桓譚《新論》、蔡邕《正交論》、應劭《風俗通》、並云名赤，《論衡》作
，《七錄》云名俶，楊士勛《穀梁疏》作淑，顔師古《漢書注》云名喜。赤、淑、俶、
、喜五文聲轉通作，故字異而人同。名赤見《新論》爲最先，故後人多從之。《春秋》三《傳》，今並流傳於世。《左氏》所重在事，《公》、《穀》所重在義。清四庫著錄《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今並在《十三經注疏》中。自來治《左傳》者爲一派，治《公》、《穀》者爲又一派，途轍固不同也。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王先謙曰：“有錄者，見於二劉著錄。”
姚明煇曰：“有錄，《七略》著其名；無書，孟堅作《志》時已亡也。”
按：本《志·總敘》曰：“春秋分爲五。”韋昭云：“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又《篇敘》曰：“及末世日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隋書·經籍志》曰：“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徐彦《公羊疏》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説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可知鄒、夾二傳之學，曾盛行於漢初，與三傳並列爲五。散亡既早，其説遂絶。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按：微亦古代注述之一體。唯治春秋者有是例，蓋以經文隱約，將欲循其微辭以通其義旨耳。顔《注》於《左氏微》二篇下明其義曰：“微謂釋其微指”，是已。而沈欽韓駮之，謂微者《春秋》之支别，非傳注之流，非也。王應麟《考證》引劉向《别錄》云：“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論者遂謂諸家之書，皆鈔撮成編，非説經之作。不悟諸家治《春秋》，鈔撮是一事，解説大義又是一事。鐸椒，始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彼文有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史公所稱“卒四十章”者，即劉向《别錄》所云“作鈔撮八卷”也。下云“爲鐸氏《微》”者，即《漢志》所載三篇之書也。鐸椒爲左邱明四傳弟子，則其所習《春秋》爲《左氏傳》。《左傳》文繁事富，楚王不能盡觀，故鐸椒先爲節删之本，後又爲釋其微旨以授之，此本兩事也。鈔撮者必取之原書，不能多割棄；解説者但申明己意，取辭達而止。故鐸氏《鈔撮》八卷，《微》止三篇；虞氏《鈔撮》九卷，《微》止二篇。觀其卷帙多寡之不同，而知其各自爲書矣。《漢志》“虞氏《微》二篇”，“微”字下多一“傳”字，蓋沿下文“《公羊外傳》”、“《穀梁外傳》”而誤衍。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漢時，公、穀二家皆有《外傳》，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却無此名目。”
姚振宗曰：“左氏外傳爲《國語》，皆左邱明一家之言。公、穀則口説流傳，至漢初始著竹帛，而穀梁至宣帝時始盛。此兩家外傳，大抵皆漢人爲之，不出于高與赤也可知已。”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姚振宗曰：“此皆出自衆人，不名一家，故不著姓名。《隨志》有嚴彭祖《公羊傳》十二卷，恐非此書；《釋文敘錄》亦有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然尹氏兼取左氏，非穀梁專門之業，此書亦未必全出尹氏。”
按：姚説是也。公、穀二家解釋《春秋》之辭，至漢已盛。東漢何休爲《春秋公羊解詁》時，已稱其時治《公羊》者，“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晉范甯撰《春秋穀梁傳集解》時，亦言“釋《穀梁傳》者近十家”（均見《序》文）。可知衆説之繁，其來有自。《漢志》所錄《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蓋皆西漢經師治公、穀者鈔撮之編，擇取諸家精義以備稽覽者也。古人著書，不必言皆己出，如能博稽羣言，采人之長，亦自不廢。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朱彝尊《經義考》曰：“《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説’，度即《公羊雜記》也。”
按：沈欽韓《漢書疏證》亦有此説。皆臆測之辭，未可保信。傳文稱“學春秋雜説”，乃言其所學博雜，不主一家；《漢志》著錄之《雜記》，乃書名；非一事也。此書既名《雜記》，又有八十三篇之多，蓋亦經師薈萃群言之作，故不著其名氏。
《公羊顔氏記》十一篇。
沈欽韓曰：“顔安樂也。《熹平石經·公羊碑》有顔氏説。”
姚振宗曰：“《六藝論》言顔氏弟子有劉向，爲《漢書》所未言。蓋其初爲公羊學，故惠定宇氏謂向封事多公羊説。然則《七略》錄《顔氏記》者，以其師説也。”
按：《漢書·儒林傳》言嚴彭祖與顔安樂俱事眭孟，於董仲舒爲三傳弟子。孟弟子百餘人，唯二人爲明。其後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有顔、嚴之學。可知二家並有大名於當時。《漢志》不著錄嚴氏書，則其學但有師説，以口耳傳授耳。顔氏雖有書，隋唐志不復著錄，其散佚亦早。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姚明煇曰：“今佚。此非《春秋繁露》也。以上七家皆今文。”
按：董仲舒之書，著錄於《漢志》者，除此《決獄》十六篇外，《諸子略》儒家尚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其述造爲已多矣。《後漢書·應劭傳》云：“故膠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此十六篇之書，蓋即其依經決獄之總結也。顧其書傳至後世，標題數易。《隋書·經籍志》作《春秋決事》，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皆爲十卷。而代有散佚，至兩宋之際遂亡。故王應麟謂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也。清代王謨、馬國翰、洪頤煊諸家雖均有輯本，然所得亦僅數事耳。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楊樹達曰：“《儒林傳》云：‘宣帝好《穀梁》説，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此《後漢書·陳元傳》所謂‘宣帝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也。議三十餘事，事爲一篇，故爲三十九篇也。”
按：漢宣帝甘露三年三月，曾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事畢而各有《議奏》，與《書》、《禮》、《論語》同例。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按：《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此與本《志》自注之辭，皆指實《國語》爲左丘明作，實本《史記·自序》所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申言之也。以今考之，《左傳》、《國語》，絶非一家之書。兩書斷限不齊，詳略又異；所載史實，多有不合；甚至同記一事，而互有牴牾。從文體看，復不相類。其非出自一手，昭然易辨。蓋此書乃戰國初期人所纂輯者，但不能詳其果出誰手。古書此類甚多，不足怪也。全書始載祭公謀父諫周穆王征犬戎，而以智伯之亡爲下限，總括約四百年史迹。全書二十一卷，計有《周語》三卷，《魯語》二卷，《齊語》一卷，《晉語》九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吳語》一卷，《越語》二卷。《漢志》稱二十一篇，篇即卷也。此書是依“先王室而後列國、先諸夏而後蠻夷”之序次而從事編定者。以其偏詳在語，不主於經，故東漢人名之爲《春秋外傳》。王充《論衡案書篇》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是爲稱外傳之始。名儒如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並治其章句，爲之注釋，今惟韋《解》猶存。《國語》與《左傳》，互相表裏，自可並行。(www.xing528.com)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顧實曰：“本舊有《國語》而分之，故曰《新國語》，即重行編定之書也。”
按：吳韋曜《國語解序》論及是書廢興有云：“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禄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是中壘校書祕閣時，所從事於此書者，尤在勘訂之功。勘訂之餘，容有新編之本。姚振宗謂“殆以類分，如吕東萊《左傳國語類編》、程伯剛《春秋分紀》之體”，理或然也。自鄭、賈、王、虞、唐、韋諸儒紛紛注説舊本，學者厭觀新編，雖著錄於《漢志》，而亡佚獨早。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顧實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黄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史記集解序·索隱》引）顔之推云：‘皇甫謐《帝王世紀》説，《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顔氏家訓·書證篇》）蓋皇甫氏誤讀《漢書·司馬遷傳贊》，而云丘明作也。豈知《司馬遷傳贊》明言又有《世本》，其不蒙上文丘明作，而與有《戰國策》，有《楚漢春秋》並列甚明。且下文言司馬遷據《左氏》、《國語》、《世本》，皆班氏不言《世本》丘明作之證。自皇甫氏一誤，而後世猶有承其誤者，不可不辨也。然《史通》云：‘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正史篇》）豈《世本》有二，古史所述，與楚漢間人所錄，異書同名耶？”
按：《史通·書志篇》已云：“周撰《世本》，式辨諸宗”；《雜述篇》又云：“《世本》辨姓，著自周室。”而《正史篇》乃謂爲楚漢之際好事者所爲。其不同乃爾者，蓋彼二篇第就其書之原本言，而《正史篇》乃就後世增附之本言，非二書也。以今考之，此書實爲戰國時史官所纂輯，經秦漢時人整理成編。記述自黄帝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氏姓、世系、居處（都邑）、制作、謚法等内容。原書在宋代即已散佚，清代有錢大昭、王謨、孫馮翼、洪飴孫、陳其榮、秦嘉謨、張澍、雷學淇、茆泮林、王梓材諸家輯本。以雷、茆兩種爲佳。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按：此乃周末游説之士言論總集。西漢末年劉向校書時，爲之理董編次。其所撰《敘錄》有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可知此書初無定名，即《戰國策》三字，亦爲劉向所定。全書計有西周一篇，東周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趙、魏各四篇，韓、燕各三篇，宋、衛合爲一篇，中山一篇，共三十三篇。體裁與《國語》相似，故世人多取兩書並稱。惟游説之士，其術多方。史稱主父偃學長短縱横術，又稱蒯通長於論戰國時説士權變，則在漢初猶有人傳習其道者，自不失爲專門之學，曾盛行於一時。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姚振宗曰：“嚴可均輯《全秦文》，王綰有《議帝號》、《議封建》二篇，李斯有《上書諫逐客》、《上書言治驪山陵》、《議廢封建》、《議刻金石》、《議燒詩書百家語》、《上書對二世》、《上書言趙高》、《獄中上書》，八篇；又公子高，秦之諸公子也，有《上書請從死》一篇；又僕射周青臣《進頌》一篇；博士淳于越《議封建》一篇，諸儒生《議封禪》一篇，羣臣《議尊始皇廟》一篇。李斯獄中上書云：‘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則刻石名山文，皆斯手筆也。有《繹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臺刻石》、《之罘刻石》、《之罘東觀刻石》、《碣石門刻石》、《會稽刻石》。始皇所立刻石，惟《繹山刻石》，《始皇本紀》不載。又有句曲山《白璧刻文》、《玉璽文》、《金狄銘》、《秦權文》四篇，凡是類皆當在此二十卷中。”
按：此二十卷書，包羅已廣，而總題爲奏事者，蓋此類文字，漢世學者錄爲一書，而秦時大臣上書，裒然居首，故即以《奏事》二字名之耳。秦時大臣，惟李斯文彩爛然，冠絶一世，所存遺作猶多。雖爲趙高誣陷，具五刑，夷三族，未竟其施，含冤以没；而卒以文章、書法垂名於後，固不僅以功烈顯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沈欽韓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考》不載，蓋亡於南宋。”
按：《後漢書·班彪傳》云：“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陸賈以當時人述當時事，聞見親切，故司馬遷敘劉、項初起情事，實多本之。《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寥寥數語，已盡括其所據之書。云“述《楚漢春秋》”者，謂循用陸賈所記而敘述其事也。《漢志》舉列此數種書，秩然不紊，此下即接以《太史公》百三十篇，條理分明。《楚漢春秋》雖已早亡，清代茆泮林、洪頤煊並有輯本。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王先謙曰：“《隋志》題《史記》，蓋晉後著錄，改從今名。”
姚明煇曰：“《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張晏曰：‘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王應麟《考證》載吕祖謙説，以張晏所列亡篇目校之，惟《武紀》實亡，《景紀》及《傳靳傳》具在。其他或稍有缺，或草未成，非皆褚先生所補。則《志》言無書，特就中祕所藏言之耳。”
按：古人著書，多不先定書名。有所論述，率皆抒發意慮，集爲羣篇，書成法立，始有標題。《太史公自序》但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報任安書》中，言忍辱發憤著書之意，亦未言所著爲何書。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謂史公原書但有小題而無大題，是也。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也（見《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姚察説）。兩漢學者道及此書，但曰《太史公記》，或曰《太史公書》，而未嘗稱之爲《史記》。《史記》之名，蓋即《太史公記》之省稱，所起甚晚。今則約定俗成，莫之或改矣。通觀百三十篇全書，稱“史記”者凡七八見，皆泛指舊史或列國史記言。其所自爲之書，不名《史記》固明甚。
《漢志》自注云：“十篇有錄無書。”與《漢書·司馬遷傳》所云“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意合。考《太史公自序》篇末結語有云：“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自記篇數字數之詳如此，則全書皆已寫定無疑。趙翼《廿二史劄記》謂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待於後人補之也。其説是已。在二千餘年前，保存傳布如此大部之書，實難保其完整無缺。由於傳鈔之易脱逸，愛護之難周密，以百三十篇之書，偶爾缺其十篇，不足怪也。張晏；魏人，去漢猶近。所言遷没後亡其十篇，必有所受，宜可保信。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始謂史公著書，十篇未成，有錄而已，並斥張晏《漢書注》之非。自此衆説紛紜，疑者競起矣。以今論之，張説可從，而劉言不免失之臆測也。舊注存者有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本各爲書，宋元豐刊本，始合之爲一矣。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别錄。商字子高。”
顔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按：《史通·正史篇》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可知續《太史公》者，其人尚多。劉《略》班《志》獨著錄馮商一家者，殆以其學出劉向耳。韋《注》明言商嘗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而本志僅著錄七篇者，姚振宗謂商書本十一篇，班氏省去四篇，故爲七篇，其説是也。班省見下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顧實曰：“鄭玄《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又《春秋命曆序》分開闢至獲麟爲十紀。皆漢古説。”
按：羲農以前之事，多見於緯書，其書已不完。即其所存者觀之，多荒誕不經之説，猶各國古史之有神話也。諸緯書所述古事，始於三皇，繼分十紀，大抵出於臆造。荒遠無稽，不足信也。古人纂《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龜策列傳》）；“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貨殖列傳》）。又稱“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可知昔賢闕疑之義，爲不可及。緯書起於西漢之末，故有撰《太古以來年紀》以欺世者。考《禮記正義序》有云：“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説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是其説爲世詬病，由來久矣。《漢志》著錄《太古以來年紀》雖僅二篇而又早亡，然其餘緒未絶，影響深遠。後世若蜀漢時譙周之《古史考》，晉人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唐人司馬貞之《三皇本紀》，宋人羅泌之《路史》、金履祥之《通鑑前編》，皆其嗣音。流於荒誕不經，固學者所不取。今日而言太古之事，必須以科學之律令，從事於實際之考察。得地下遺物證驗，始可推知其年代。固非徒據書本，所可逞臆空談者矣。
《漢著記》百九十卷。
顔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朱一新曰：“《律歷志》言漢諸帝著記，又《史記·孝武紀·正義》引漢帝起居言李少君事。”
按：顔《注》謂“若今之《起居注》”。此比喻之辭，言其體例與後世《起居注》相似，非謂即《起居注》也。《五行志》曾舉《漢著紀》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所記多屬五行歷數天人相應之事。《律歷志》亦屢稱《著紀》，所記悉爲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數。蓋皆太史令職掌之事，而非專載帝王起居也。《後漢書》則作《注記》，聲近義通。
《漢大年紀》五篇。
王應麟曰：“高、文、武《紀》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按：此乃漢初諸帝大事記也。有此及《著記》，而後西京二百三十年史實，可得而理。班氏據之以撰十二《帝紀》。《漢書》既成，二編旋廢。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姚明煇曰：“如目實九百一篇。班《志》依《七略》分部，無史部，故《史記》入《春秋》類也。其後魏祕書監荀勖，因鄭默《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甲部紀六藝、小學；乙部有諸子、兵書、兵家、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目錄之分四部，始此。及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以經、史、子，集分部，遂爲後世所沿用。”
按：班氏自注云“省《太史公》四篇”者，謂《七略》原有而此《志》省去也。其所省者，乃馮商所續《太史公》之四篇，説已詳上。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王念孫曰：“式本作戒，字之誤也。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可以爲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王應麟曰：“《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按：古之人君，左右有史，言行悉由注記，初未必各有專尸，兩不相謀也。左史記言，亦兼記事；右史記事，亦並記言。故後之稱之者，錯舉互辭，皆無不可。《禮記·玉藻》所言，與《漢志》不合，不足怪也。所以必設二史者，資對勘，避漏誤耳。當時所記之策，未必即傳世之《尚書》、《春秋》。《漢志》必指實爲二書者，乃舉例之辭，意謂如《春秋》之偏詳於事，《尚書》之偏詳於言也。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有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論即劉《略》班《志》所本，故論及《春秋》，咸謂仲尼作之，而左丘明爲之傳。且以左丘明爲孔子同時之人。馬、班既明載之於史，故昔之論者多宗之。余别有説辨正，兹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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