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顔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
按：《史記·孔子世家》有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後之言孔學者，率推尊孔門教化之盛，爲振古所未有。以今考之，殊不然也。大抵人之恒言，每喜以三之倍數，九之倍數，形容事物之衆多。故凡言“三十六”、“七十二”，乃至“三百”、“三千”，多屬虚數，未可質言。如孔門果有弟子三千，賢者七二，何以司馬遷當漢初“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徘徊山東境内，如此其久。意欲博訪周咨，盡知孔門弟子。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僅數十人。大半不能詳其行事，但記姓名而已。從知後人所稱“三千”、“七二”之數，皆誇飾之辭耳。清乾隆時，汪中嘗爲《釋三九》三篇；近代劉師培又曾撰《古籍多虚數説》六篇；揭櫫斯例，可成定論。學者究覽其義，足以增益識解，不致惑於陳説也。
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
按：上世學藝授受，初皆口耳相傳，後乃著之竹帛。十口相傳，不能無增損之言；五方殊音，不能無譌變之語。師説異同，實由此起。承受既非一本，解説自多紛歧，初不必自仲尼没、七十子喪而後然也。《春秋》分爲五者，顔《注》引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左氏乃左丘明，公羊乃公羊高，穀梁乃穀梁赤。鄒氏、夾氏，其名未詳。《詩》分爲四者，韋昭亦曰：“謂毛氏、齊、魯、韓。”毛氏乃毛亨，齊乃齊人轅固，魯乃魯人申培，韓乃燕人韓嬰。諸家皆有傳説，流布於世。今所存者，惟毛氏《詁訓傳》爲全耳。
戰國從衡，眞僞分争，諸子之言，紛然殽亂。
按：《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此論，已詳道戰國末期諸子競興、眞僞分争之實。當時百家争鳴，各自以爲得某家學術之眞，而目世人傳其學者爲僞。彼此攻訐，議論紛起，遂成羣言殽亂之局，莫之能一也。《志》云“戰國從衡”者，從衡即縱横也。謂其時合縱連衡之説，盛行於世耳。
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按：羣言殽亂，則思想分歧，難于統一意志，最爲有國者所忌。故孟子嘗言：“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萬章》下）可知焚書之事，非自秦始。秦自孝公時，已有商鞅教之燔《詩》《書》而明法令。其後李斯佐始皇定天下，即請焚書，亦特實行商君遺教耳。顧其時所燒者乃民間藏書，而博士官所職，固未燒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雖有明令保存，竟無留傳于後。可知書之散亡，不盡由於秦火，明矣。且周秦法家之言治國，急趨功利，奬勵耕戰。功以善戰爲上，利以疾農爲本。不欲民之事學，以有妨于耕戰也。《商君書·墾令篇》有云：“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安不殆。”又云：“不好學問，則務疾農。”可知法家治國之道，不貴民之多智。秦之所以“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由斯道也。人之髮黑，故秦稱民爲黔首。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齊召南曰：“此二句既敘在孝武之前，則指高祖時蕭何收秦圖籍，楚元王學《詩》，惠帝時除挾書之令，文帝使鼂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即其事也。”
按：蕭何初入關時收秦圖籍，乃指當時天下地圖與户口册也，自非經傳子史之類。《史記·蕭相國世家》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争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俱得秦圖書也。”據此，可知蕭何當時所得，非常見之書籍，而是能提供天下阨塞、户口多少之地圖與户籍。《史記》所云“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乃謂收秦律令于丞相府，取地圖户籍于御史大夫府也。齊召南考證《志》文“大收篇籍”語，首舉蕭何事爲例，失其實也。至于所稱“楚元王學《詩》”，見《漢書》本傳；“惠帝時除挾書之令”，在惠帝四年；“文帝使鼂錯受《尚書》”，見《史記·鼂錯傳》；“使博士作《王制》”，見《漢書·郊祀志》；“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見趙岐《孟子題辭》。文獻足徵，俱可明漢初崇文勸學之治。
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
顔師古曰：“編絶散落，故簡脱。”
按：古人寫書，竹木與縑帛並用，《墨子·魯問篇》已云“書於竹帛”，可知二者兼行，爲時甚早。《志》所云“書缺簡説”，書謂帛書，簡謂竹簡也。戰國時期帛書，雖以前時有發現，然絲織品易於腐敝，所遺留者多爲殘片。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之帛書，多至十二萬字，包括《老子》、《經法》、《十大經》、《戰國策》及兵書、曆書、醫書等十餘種古籍。乃吾人今日所見最完整最豐富之古代帛書。即以《老子》而論，已有兩種寫本，一本寫在漢高祖時期之前，一本寫在漢高祖時期之後。由於歷時久遠，文字時有缺脱。到武帝時，帛書與竹簡並行於世，集中收儲於官府者日多，大半皆殘壞不全也。
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
周壽昌曰：“聖上，稱孝武也。玩語氣似當時語。竊疑漢求遺書始自武帝，當時必有記錄，班采其言入文中耶？”
按：周氏所致疑者是也。顧《漢書·藝文志》中，尚有甚可疑者二事：一則《詩賦略》中有《上所自造賦》二篇，顔注云：“武帝也。”夫所謂“上”者，臣工稱當代君主之辭也。劉向、劉歆爲西漢末年人，去孝武之世猶遠，況班氏乎？二則《諸子》、《詩賦》、《兵書》三略中著錄之書，班氏自注“有列傳”者，凡十一見。顔師古《注》於儒家《晏子》下發其例云：“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此自注之辭果出劉班手，何可泛云“有列傳”，而不舉其書名？由此可見，劉《略》、班《志》，前有所承，甚至有采及武帝時學者之撰述以入己作者，此類是也。然無徵不信，莫由詳考矣。袐府。(www.xing528.com)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
顔《注》引如淳曰：“劉歆《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袐室之府。’”
按：《文選》卷三十八、任彦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漢求遺書，自武帝始。搜訪既周，網羅自易。自六藝經傳外，諸子百家，故書雅記，悉輻凑于京師。蓋其初尚未專尊儒術，表章六經，故兼收併蓄，於斯爲盛也。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紀》：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劉向校中袐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顔《注》云：“言令陳農爲使，而使之求遺書也。”以《成紀》行文觀之，校書之事在上，求書之使在下，是當時實爲校書而遣使出外求書也。此與武帝時之求書自異。武帝時重在搜羅遺書，藏之袐府，而未及讎校；成帝時始任專人爲之。校書必資異本對勘，故又遣使廣求之於天下也。在此以前，若漢初有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武帝時楊僕紀奏兵錄，皆僅各效所長，偶加清點。若夫鳩集衆才，統校羣書，則實自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詔令劉向詔中袐書始。校讎之名，亦自向定之，所謂“一人讀書，校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見《文選·魏都賦》注引劉向《别錄》），即是也。當時羅致多人，分任其事，向特總其成耳。
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按：劉向字子政，漢皇族楚元王劉交（高祖同父少弟）四世孫。成帝時，任光禄大夫，終中壘校尉。向子歆，字子駿，後改名秀，字叔。父子事蹟，附見《楚元王傳》。《傳》稱其“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絶於人”。又稱歆在“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袐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卒父前業”。可知向歆父子，俱以博學多識，有名於時，故同受詔校中袐書。《志》文稱舉共校書者數人，而獨未及劉歆，蓋歆《輯略》原文，意存謙退，不列己名，班氏仍未改耳。當時參預校書之人，自任宏、尹咸、李柱國外，尚有杜參，見本志《詩賦略》；班斿，見《漢書·敘傳》。可知襄校者尚多，實亦不止三人。但此三人各效所長，分任專門術業，自非襄校可比，故特著其名以重之。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按：阮孝緒《七錄序》曰：“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别集衆錄，謂之《别錄》，即今之《别錄》是也。”《隨書·經籍志》亦曰：“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可知當日劉向每校一書既畢，即寫成一篇介紹文字，一方面“條其篇目”；一方面“撮其指意”；此之謂“目錄”，亦簡稱“錄”。即如今日猶存之《孫卿新書敘錄》（即《荀子敘錄》）而言，先列三十二篇篇目於前，然後敘述作者行事、書中内容、校讎經過於後，此即當日劉向所爲每書敘錄之體式。其初每書敘錄，皆載在本書，隨書而行。後又彙集羣書敘錄，成爲一書，俾能别行於世，故名之曰《别錄》。正如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時，每書之首，撰有提要一篇，後又彙集羣書提要，成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用一也。惜《别錄》一書早佚，今可考見之羣書《敘錄》，僅存《戰國策》、《晏子》、《孫卿子》、《管子》、《列子》、《韓非子》、《鄧析子》及劉秀（即劉歆）《上山海經表》，共八篇（《關尹子敘錄》乃後人僞託）而已，顧猶可考見其義例。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按：阮孝緒《七錄序》曰：“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隋書·經籍志》略同）蓋歆當時以《别錄》爲底本，删繁存簡，撰爲《七略》。隋唐志咸著錄劉向《七略别錄》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明二書詳略不同。方之《四庫全書》，《别錄》爲《總目提要》，《七略》乃《簡明目錄》也。南宋以後，二書並亡。稽之《通志》，尚著錄《七略》七卷，而《通考》不載，其明徵也。
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按：阮孝緒《七錄序》曰：“向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又曰：“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别爲一略。”姚振宗曰：“《七略》三十八種之書，盡在《藝文志》；三十八種之流别，亦盡在于《志》。故其書雖亡，其流風餘韻，猶約略可尋。”（説見《隋書·經籍志·史部簿錄類·七略》條下）《七略》之爲書，實分圖書爲六大類，而每大類中又分若干種，自是我國圖書分類目錄之祖。其書雖已亡佚，而義例、内容，俱尚存於《漢書·藝文志》。凡考鏡東漢以前學術流别、著述盛衰者，胥必取證於斯，此《漢志》所以可貴也。
今删其要，以備篇籍。
顔師古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傳寫脱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按：《七略》原本，於每書名之下，各有簡要之解題，故爲書至七卷之多。由其爲簿錄專籍，自可任情抒發。至於史册包羅甚廣，《藝文》特其一篇。勢不得不翦汰煩辭，但存書目。史志之所以不同於朝廷官簿與私家目錄者，亦即在此。班氏删《七略》以入《漢書》，散《輯略》以成敘論。後之史家爲《藝文》、《經籍志》者，率沿其體，莫之或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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