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審羣書-嚴於别擇，劉氏書籍突出

班氏志藝文，雖原本《七略》，然其爲例有不盡同《七略》者。觀其甄審羣書，嚴於别擇去取，蓋視劉氏尤有進焉。故傳記有明文可據，而《漢志》失載之書多至三百餘部，其所以闕而不錄之故，不盡可考（姚振宗已撰爲《拾補》六卷）。論者多謂劉、班惟錄中祕書自温室徙之天祿閣者，乃得以論次之，若夫蘭臺石室之儲，故府錄藏之籍，民間傳習之本，博士章句之書，當時不勝枚舉，故皆未嘗徧及（姚振宗有此説）。此亦一偏之論，未足以概其全。今細心籀繹全志，而知或錄或不錄之際，别自有權衡在也。揚搉而言，略得數例。

不錄見存人書例

《漢志》每類之末，必標若干家、若干篇，如不同於《七略》，則自注出入以區分之，凡不稱出入者，皆《七略》原文也。今綜計志中新人之書，惟《書》類劉向《稽疑》一篇，小學揚雄、杜林三篇，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詩賦揚雄八篇耳。揚雄賦共十二篇，班氏但云八篇，則《七略》固早錄其四篇矣。揚雄賦後，又有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商有《續太史公》七篇，已著錄於《春秋》類。夫雄之與歆，固同時而相友，即馮商、杜參亦交歆爲最密也。顏師古注引“《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又於《詩賦略》注中引“劉向《别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曰，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然則商、參皆歆等夷之人耳。歆悉著錄其書，雖果高才，不免聲氣標榜，於例爲不純。惟班氏知祛其蔽，例不錄見存人著作，時若賈逵李育皆並時大儒，又同入白虎觀講論經義，所著書宜多可錄者，班氏不以補入也，其義例至嚴正矣。惟小學類有杜林《倉頡訓纂》一篇、《倉頡故》一篇。林年輩雖早於固，然實班氏同郡並時之人，錄其書，深恐後世疑之，故於敍論小學則曰：“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並列焉。”於《杜鄴傳》又曰：“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觀此二段文字，反覆申明，蓋深服其遠紹絶學，故破例而登其書耳。夫爲書目而不錄見存人著作，所以避標榜之嫌，意至善也。至張之洞《書目答問》末附有清著述家姓字略，於算學家姓名後自注云：“此編生存人不錄。李善蘭乃生存者，以天算爲絶學，故錄一人。”此誠善紹前規，可爲編目楷式。班氏之反覆申明，亦猶《書目答問》自注之辭耳。

不錄祖先書例

昔鄭樵論舊史之弊曰：“房玄齡董史册，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茘、虞寄有嘉傳。”（《通志總序》）大抵躬與史職，莫不欲貤美其親，自古已然，亦人情也。劉歆續父遺業，總羣書而奏《七略》，蓋猶不免於斯累。《六藝略》《書》類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諸子略》儒家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道家有劉向《説老子》四篇，《詩賦略》有劉向賦三十三篇，皆歆所自著錄者。合之班氏所出劉向《琴頌》數篇，則歆登錄父書至百數十篇，可謂多矣。《詩賦略》又有陽城侯劉德賦九篇，並其王父所作亦不遺之，雖曰推尊所生，固孝子之用心，究不若世守其書，留待後人論定之爲愈也。又況標舉家學，意存自炫，獨不畏露才揚己之譏乎！班固亦名父之子也，而總錄羣籍，不登彪書，公爾忘私，史例固爾。《論衡·超奇篇》稱：“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史通·正史篇》亦曰：“建武中，司徒掾班彪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於理董舊聞，至勤篤矣。”《後漢書·班彪傳》又載其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則彪書可著錄者實不少。或曰：彪時已入東都，不合列入前書。不悟《漢書》諸志實貫通古今而爲言，何嘗專明一代？觀其敍次羣書，上起太古，下訖杜林，序論小學，直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則於論列原流之際，並列己名而無嫌，其書豈但爲西京二百三十年而作？況彪實生於成、哀間，學成甚早，自入東都，即不筮仕，列之前書，何爲不可？特固不欲以此上累其親，足爲後世著錄家矩矱也。

未成之書依類著錄例

《漢志》《春秋》類《夾氏傳》十一卷，注云：“有錄無書。”《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錄無書。”考《春秋》後論云：“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班氏既明言未有書，則夾氏説《春秋》但以口授，本未著之竹帛也。故徐彦《公羊疏》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説無文，師既不言，道亦尋廢。”（徐氏以鄒、夾並舉，豈《漢志》有錄無書四字本總承上文鄒氏傳、夾氏傳一書而言耶？今不可考矣）然則凡志中稱有錄無書，皆就未成之書言，非指亡佚也。推之《太史公》之十篇，《漢書·司馬遷傳》、《後漢書·班彪傳》皆但言十篇缺。夫缺之爲義，謂缺此十篇，未卒成之也。故《史通·正史篇》曰：“十篇未成，有錄而已。”且訂張晏《漢書注》十篇遷殁後亡失説之非，可知唐人猶能辨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范升奏言，而謂有錄無書爲錄存書亡，蓋猶襲張晏謬説。後之目錄家悉循其誤，非也。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部次羣書，列爲存佚二目，朱彝尊《經義考》於存佚之外復增二目：有曰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庋藏未絶，購覓則難也。著錄之規，於斯漸備。愚意朱氏四例之外，猶當上承《漢志》遺例，增立未成一門，凡有錄無書者悉入之。俾著述之林，有志未遂、或其書義例早定而篇簡猶虚者，皆有可考。於前修既不没其盛心，於來學復可教其繼志，一代學術，藉以存其本眞，故史志尤須加詳焉。若夫私家簿錄，固無取於斯也。以清事論之，汪中嘗欲搜輯三代、兩漢學制及文字、訓詁、名物、度數有係於學者，成《述學》二百卷，劉台拱所撰《汪君傳》及徐有壬《述學故書跋》已道其詳。邵晉涵嘗欲與章學誠改修《宋史》，撰集成五十萬言，爲卷必數百，章氏所撰《邵君别傳》亦言其略，書雖未成，其義例固可考見。苟修《清志》者，闢未成一門，取汪、邵之書悉著於錄，且廣求清人未成之書而無所遺，非特有以彰一代學術之盛，且能使後之有志述造者紹前修而從事焉，此亦辨章學術者所有事也。(www.xing528.com)

七略類例不明者重爲釐定例

《六藝略》《書》類班氏自注云：“入劉向《稽疑》一篇。”《禮》類云：“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樂》類云：“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小學類云：“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諸子略》儒家云：“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雜家云：“出《蹴鞠》入兵法。”（“出蹴鞠”三字今本無，依陶憲曾説補）賦家云：“入揚雄八篇。”兵書權謀家云：“出司馬法入禮也。”技巧家云：“入蹴鞠也。”顏師古嘗發其例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書》類注）雖然，顏氏特就其大較言之耳。若《司馬法》、《蹴鞠》之類，則《七略》舊已著錄，班氏以其門類實有未安，故重爲進退之，豈得盡謂爲《七略》以外之書乎？他若《七略》著錄之書，前後複見者，班氏又爲省去之。《春秋》類云：“省《太史公》四篇。”兵書權謀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技巧家云：“省《墨子》，重。”此亦鑒於劉氏類例不明，而新爲釐定者也。不特每類每家之末自注出入省併甚明，且於六略總數後又再言以申明之，雖所爲書原本《七略》而不没《七略》之眞，故《七略》忘佚雖久，猶有以考見其面目，此班氏之功也。

書名下不錄解題例

簿錄羣書，其途有三：自向、歆《錄》、《略》，下逮荀勖、王堯臣等，皆因校書而敍目錄，此朝廷官簿也；班氏删《七略》以入《漢書》，爲《藝文志》，歷代史志率沿其體，此史家著錄也；若晁、陳之總錄家藏，各歸部類，則私家之目錄耳。惟朝廷官簿與私家目錄，意在條别原流，考正得失，其所營爲既爲專門之事，其所論述則成專門之書，考釋不厭其詳，亦勢所能爲也。若夫史之爲書，包羅已廣，《藝文》特其一篇，使每書名下而爲解題，則一志之成，卷帙過繁，勢不得不翦汰煩辭，但存書目，史之體例然矣。《隋書·經籍志》簿錄類論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别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别，但記書名而已。”夫《隋志》既並舉向、歆二書，以别於後世但記書名者，從知不獨《别錄》每書皆有敍錄，即《七略》亦必删繁就簡，各爲解題，如《四庫簡明目錄》之於《提要》無疑耳。且班《志》著錄之書已增多於《七略》，而爲書祇一卷，《隋志》載《七略》單本爲書七卷，豈非書目下附有解題之明證乎？（觀昔人援引《七略》，每多考論學術之言，蓋其原本如此）惟班氏深明於修史志之不同乎官簿，故毅然删去之，著述各有體要，不能以强同也。

往讀朱彝尊《曝書亭集》、章學誠《校讎通義》及《四庫提要》，知《崇文總目》删去序釋，出於鄭樵，而辨章學術之旨不明，諸家所以罪樵者不爲過。其後讀杭世駿《道古堂集》及錢大昕《養新錄》，恍然始悟《崇文總目》之無序釋，初無涉乎鄭氏，而轉恨朱、章二家與《提要》之説爲深文也。及余返而求之《漢志》，又知史家著錄之不爲解題，其例實出於班氏。況鄭氏《通志》綜括千古，歸一家言，以視斷代爲編者，繁難且十百過之，故撰《藝文略》，於書名下不爲序釋，其識甚卓。鄭樵詆斥班氏無所不至，獨斯例實沿於班，彼雖不言，不足以掩後世之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