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火以後，歷二千年，儒學之士，約分二途：蓋有專家之學，有通人之學。漢之五經博士即所謂專門名家也。漢初經籍復出，學尚專門，此經不通於彼經，此説不通於彼説，五經分立，不合不公。見之《史》、《漢》儒林傳者，無慮皆一時經師耳。班固嘗稱其“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又稱其“碎義逃難，便辭巧説，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藝文志》）。然則博士之學，其專固亦已甚矣。至於通人則不然。《漢書·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故通而已”。《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蓋兩漢之世，訓詁與章句有辨，離章析句者語必求詳，失之繁瑣；若但通訓詁，則博習經傳，期於明練舊典而止，有融會貫通之功，無專己守殘之蔽：孰得孰失，區以别矣。王充嘗謂“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論衡·超奇篇》）。又謂“或以説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别通篇》）。此亦有爲而發，信能矯漢世儒學末流之弊。魏、晉以降，學者又推治經之法以專精一史，而《漢書》之學尤盛於隋、唐。《隋書·儒林傳》稱“于時《漢書》學者以蕭（該）包（愷）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舊唐書·儒學傳》又稱“秦景通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采也”。然則唐人專史之學，又不亞於漢人之專經，及其末流所屆，必致古今隔閡，莫由觀其會通。劉知幾嘗論之曰：“世之學者，或耽玩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史通·雜説下》）劉氏斯言，亦足以箴唐初儒學專固之失矣。宋世學術，途轍本廣，而陋者爲之，則競入於褊狹。朱熹則大聲急呼以導之曰：“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箇土窟子，謂水專在是。”（《朱子語類》）清儒治學，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焦循則峻言厲辭以斥之曰：“據者，執一之謂也，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論語通釋》）此皆以通覈之論發墨守之蒙，信非博學高識，不足以語乎此。余嘗考論乾、嘉學術，以爲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然吳學專宗漢師遺説，屏棄其他不足數，其失也固；徽學實事求是，視夫固泥者有間矣，而但致詳名物度數，不及稱舉大義，其失也褊。揚州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專精匯爲通學，中正無弊，最爲近之。夫爲專精之學易，爲通學則難，非特博約異趣，亦以識有淺深弘纖不同故也。鄭康成之所以卓絶在此耳。清儒專門治經，自惠、戴開其先，天下景從而響和者，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於廣大。至於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揚州諸儒起而廓之，則終清之世，士子疲老盡氣以從事者，雜猥而已耳，破碎而已耳（《四庫提要》以一瑣字蔽之，切中乾隆盛時諸儒治經之病）。逮乎晚清，通入碩彦又繼揚州諸儒而興，若陳澧、夏炘、鄭獻甫、朱一新，皆其選也。陳氏之治聲律、水道、切韻，夏氏之言禮制，各有發明，皆足名世，則博通之中固自有專精者在。推之歷代通人，莫不如此。故在今日而有志於文史之學，固須專精一業，有所歸宿，而尤貴能博觀通人之論，以開拓其心胸，推廓其器識，庶不致蔽於一曲，闇於大理，而有以極乎高明廣大之域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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