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張之洞教學者治經，主於詳究清儒新疏，獨於《論》、《孟》，謂劉寶楠、焦循之書但資考證古説，惟義理仍以朱注爲主（見《勸學内篇》）。舜徽案：此言是矣，而猶未盡也。宋賢説經，率主於闡明義理，豈第朱子爲然？兩宋經師所深造而有得者，亦實繁多，又不限於《論》、《孟》。姑舍元、明以來功令取士之經注不言，言其不囿於程、朱一派者。先民經世之典，無踰《禮經》，《禮》之事類復有禮意、禮制、禮器、禮節四者之辨，清儒治《禮》，第能致詳於禮器、禮節，下者且不能窺古人立制之原，遑論《禮經》大義乎？《禮》之大經，《周官》備矣，而安擾邦國之本，率由於鄉，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皆所以司鄉政者，《禮經》分述所掌職，各有廣狹大小之不同，王安石總釋於其下曰：“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長曰教治政令，黨正曰政令教治，族師曰戒令政事，閭胥曰閭之徵令，比長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輕重皆在一字間也。政令爲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爲下。鄉大夫、州長詳於教而兼政，黨正、族師詳於政而兼教，閭胥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比長則並無所爲令矣。”（《周官新義》）王氏此言，於古人設官分職之理，灼然推見本原，信有功於遺經，視夫考釋名物、辨證文字者，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四庫提要》但稱其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具有發明，蓋猶未足以盡此書也。試檢清儒解《禮》之書，其有闡發大義精邃若此者乎？其次説《詩》，亦爲宋人所長，集其成者，無踰嚴粲《詩緝》，實能鎔鑄漢、唐舊義，兼錄時人説《詩》之言，無適無莫，實事求是，揆諸先民吟詠之旨，固已十得七八。舜徽值倭寇入侵之日，轉徙窮荒。誦《詩》至《王風·黍離篇》，而深悲序此詩者悽惻之情，不能卒讀。嚴氏復爲之説曰：“周東遷而遂微，置豐、鎬於度外，蓋秋風禾黍之感，不接於目，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而悲歌，徒重千載之太息而已。聖人於夷夏之大變，蓋三致意焉。”此雖寥寥數語，益足令人隕涕。夫惟嚴氏生于南渡之後，國威不振于河朔，式微之歎，同乎東周，故論及此詩，亦抱無窮之慨。斯又語關家國，意繫存亡，非徒暢發經義，足以警世而已。由此論之，宋儒何罪何辜，而深不厭人意，必盡屏絶而後快耶？爲今之計，如欲收通經之效，自必求義理于宋人之書，而第以清儒新疏爲考古之資，庶乎其有得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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