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書籍，義貴謹嚴，至仲尼而其法已備。《春秋·公羊》昭十二年《傳》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舜徽案：千載下言校勘者，皆當以仲尼爲法，必能絶於意、必、固、我之見，而後可以從事校勘。仲尼非特不妄改字也，且能存故書之闕文，不逞私意妄爲增補。盧文弨嘗論之曰：“‘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脱文者矣。”（《春秋尊王發微跋》）盧氏此言，實有獲乎古人之心。蓋仲尼傷學者之不善闕疑，嘗慨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故不妄增字，隱然示後世校書之法，愼之至也。校理書籍，期於不妄改，不妄增，一仍其舊，而俾讀者自審定之，能事畢矣。注述之業，無踰鄭玄。玄解羣經，於文字之顯然譌誤者，但云某當爲某，而未嘗輕出己意以改本文，此即後世校勘記之權輿（此例雖杜子春發其端，然不如鄭氏《禮注》、《詩箋》全書具存爲可考也）。其注《儀禮》，取今文、古文二本參校，而俱記其異同，云古文某作某，今文某作某，亦未嘗妄施臆度，偏主一家，此即攷異之書所由昉。要其義例，無不出於前人。逮陸德明作《經典釋文》，朱子撰《韓文考異》，皆先據一善本爲主，而附注别本之異同於其下，云一本作某。其引經史處有駮文者，則仍其舊，而别引經史本文證明之，皆衍鄭氏校書之法，而别爲專門之書。由是校勘攷異，乃自附庸蔚爲大國。阮元《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有曰：“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别據校勘記，擇其説，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愼之至也。”阮氏仿昔人成法校刻古書，不輕改字，可謂愼重，乃復自創新例，於譌體誤字别加標識，俾讀者按圈檢記，知其異同，有裨於承學尤大，益足爲校書式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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