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立言之家，多起於救世之急，但思載其論以行之天下，傳於後世，初未嘗先立一名而役役于著述也。下逮西京諸儒，有所論述，莫不先抒意慮，集爲羣篇，書成法立，始有標題。故陸賈爲高帝述古今成敗得失之事，爲十二篇，高帝善之，號其書曰《新語》。司馬遷罔羅放失舊聞，爲書百三十篇，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斯並書由己造，而名定於人。漢初著作，猶爲近古矣。論者或據《太史公自序》有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俗讀略字屬下，大非本意，詳後）遂謂遷自題其書曰《太史公》，而其實不然也。考《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姚察説：“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也。”（《太史公自序索隱》説同，蓋亦本姚氏）桓譚，西漢末年人，去司馬猶近，聞見親切，宜可保信。《新論》今雖不傳，而陳世猶存，故姚察及見之。雖無他書可以佐證桓氏之説，然太史公《報任安書》述己著書之意甚備，而篇末結之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未嘗自道所著爲何書。《自序篇》末，太史公曰“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亦不舉其書名。可知此百三十篇之書，初未嘗自立名號。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謂史公原書但有小題而無大題，是也。舜徽疑今本《自序篇》“爲太史公書序略”七字，乃漢以後學者據《漢書》所妄增，非史公原文，而後世莫之省也。蓋原文但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與《報任安書》文意大同。迨班氏爲撰列傳，除取材於史公《自序》外，又爲補錄《報任安書》及身後之事，事增於前，而行文不得不減於舊。故史公《自序》詳舉百三十篇篇目，各繫以序，班氏則但錄其篇目次第，而删去每篇小敍，舉其目既竟，乃總結之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所謂序略，猶云自序之節略耳。劉向校羣書，成《别錄》，其子歆從而撮其旨要，著爲《七略》（此二語出阮孝緒《七錄序》），班氏删史公《自序》，亦猶歆之删《别錄》也。傳中敍百三十篇篇目既竟，而必補“爲太史公書序略”七字者，因下文所載他事猶多，故班氏出此七字題上事，以區分之，其意若曰自此以上乃節取之太史公《自序》者也。漢以後學者每喜取《漢書》與《太史公書》校讀，見有不同，輒附錄其辭，以爲旁注，後乃竄入正文，若《司馬相如傳》後有揚雄語，其明例也。故知今本《自序篇》中此七字，乃後人據班書補入者無疑耳。或曰：桓譚所稱“太史公”之名爲東方朔所加者，當指書中之太史公曰言之，非書名也。曰：是又不然。桓氏明言朔署其下，此非補署大題而何（古書皆大題在下，小題在上，盧文弨《鍾山札記》、錢大昕《養新錄》均已言之）？況百三十篇之書，不獨每篇之末皆稱“太史公”，且篇中亦多有之，東方朔爲之處處增題，豈不憚煩，衡之情理，亦所必無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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