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构想：我为人人的追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大国沙文主义致命一击，但它还要苟延残喘四十多年方能寿终命尽。1914年前那种勇武好斗的爱国主义，曾在整个一战期间甚嚣尘上，但到了1918年终战之后，却被看作咄咄空言。震惊的国民开始反思这场大屠杀，追问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不列颠是成了赢家，但它的人民却对另一场欧陆战争畏战如畏虎，更遑论赴汤蹈火了。西线战场的经历和新的民意，使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横行的武力帝国主义余烬难炽。这种帝国主义曾高调放言与世界为敌，并要男男女女为国捐躯。爱国主义的大吹法螺，不仅在战前让民众如痴如醉，更有人证明，它也让战争苦果变得可堪入腹。

不仅老式的帝国主义被斥为名声扫地、不合时宜，就连它的代言人也被讥为泥足巨人，外强中干。那些曾官高爵显的帝国勇士，其在战时做出战略决策，也受到严厉批评，被指弊病丛生。陆军元帅黑格（Haig），曾真心相信自己是救大英帝国于水火的天降救星，但如今却被打翻在地。昔日英雄先知，如今已成跳梁小丑。在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四名人传》（1918）中，喀土穆的戈登将军及其一干人成了笑柄。在世的帝国老牌卫道士，也被不约而同，且不怀好意地塑造成傻大木毕林普上校——一个蓄着海象胡须冥顽不化的退役军官，这个形象是在1934年被一个叫大卫·罗（David Low）的澳大利亚漫画家创造出来的。

两次大战之间，这种老顽固可不少，对维持掌控印度之类的事务，他们总是说三道四，不过保守党很明智地跟这些人和他们的观点保持距离。保守党不再选择为帝国敲响战鼓，而是更愿意通过低税收、扩展先前的福利立法和推行居者有其屋等政策来取悦选民。¹这套组合拳立竿见影，保守党在这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政权在握，并且主导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联合政府以及1931年至1935年的国民政府。总体而言，帝国问题被诸如经济与国际安全这些更紧要的事务挤到了后排背景中。而当帝国问题成为论争焦点时，党魁们却会花大力气去争取获得一个折中共识。在蒙塔古-切姆斯福德的印度提案上，各党都被征询意见。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支持麦克唐纳的印度政策，尽管保守党的普通议员表示强烈不满，但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得到了各党一致支持。

这些变化激怒了许多保守党人。1931年2月，丘吉尔对如是情景义愤填膺：“甘地先生这个煽惑叛乱的中殿律师学院出身的律师，如今竟做出在东方文明中广为人知的苦行僧姿态，半裸着身体到总督府登堂入室。一边策动公民不服从运动，一边又要求与王帝的钦差平等对话。”这些以及后来对印度自治的反对声，在保守党内引起了共鸣，有60名议员情愿支持丘吉尔扭转官方政策。尽管他的努力一无所得，但却让我们注意到，不论事中事后，保守党右翼总有一小拨儿人认为帝国不容分裂，而且还能想方设法让它万世不绝。

但历史却不支持这种帝国观念。帝国一直是变化无常的，其构成和意图也世殊时异。公众对帝国的看法也变化了。1938年，自由党议员欧内斯特·埃文斯（Ernest Evans）在下院就殖民地问题发表演讲时，对比了他年轻时大众对帝国的看法和如今的看法。埃文斯生于1885年，他的少年时代是“人们心目中的帝国观念与爱国热忱的精神和实践紧密相连”的时代。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性情大变：它对帝国了解更深，对过去谋求一己私欲的行径深自懊悔，它真诚渴望开发殖民地当是我为人人的公利之举。²

不列颠对其子民负有责任的无私观点并不新鲜。它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福音派人士和自由主义理想家，他们认为不列颠的天职就是从道德和物质两方面提升愚昧落后的种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本质上广施仁政的帝国主义在19世纪80至90年代的侵略扩张大潮中不知所踪，当时的帝国构建意味着为夺取经济和战略优势而竞相角逐。然而，即使是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叫嚣声震寰宇之际，帝国主义也没有抛弃它的道德信条。不过它们仅仅在享有自由的白人殖民地继续发展，并最终使这些地方实现了自治。

一战后的世界更倾向于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是一种重生和进步的力量。无私的家长制帝国主义在1920年因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体系而得以复兴。英国获得了原来的德属东非后将其重新命名为坦噶尼喀，还有喀麦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分享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各国都庄严承诺将致力于那些被置于其统治之下的“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与发展”。殖民大臣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曾经在1937年5月的一次BBC广播节目中阐述了如何在整个帝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部门掌管着共拥有55000000人口的40个直辖殖民地和托管地。这些地方的前途系于他的下属能否通过命令和实例熟练掌握他所谓的“文明行政之术”。最终“一套完全负责行政管理本地文官系统”将建立起来并取代其英国人的系统。这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奥姆斯比-戈尔总结道：“即使是再优秀、再开明的外来统治，从长期来看也不可能代替遵循传统和当地民族特点而统治的自治政府。”³

英国的殖民地管理水平为英国人提供了自豪的资本。“殖民地人民不仅仅是愿意当吾王的子民，"1938至1940年间出任殖民大臣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夸口道，“他们简直对此感到欢欣鼓舞。”⁴大众报刊上的殖民地人民看起来确实如此。读者在1939年4月的一期《图画邮报》上看到一组照片，一群兴高采烈的印度学童围绕在一所露天学校的黑板周围。一个月之后这本杂志又刊登了系列图片，展示喀麦隆酋长们正在学习如何公正地统治。旁边还附有一段文字，把当前英国统治的人性与开明和1916年前统治这里的德国进行了对比。⁵

酋长们的课程正是马尔科姆所谓的“进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正在帝国的殖民地不断推广。官方对非洲人的政策是：“‘教育和鼓励他们始终靠自己的双脚站立’。对自由的热爱，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人，这正启发了殖民帝国的政策。”但把原则转变为行动尚需时日，他特别指出尼日利亚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殖民地之一，尚未“成熟到可以自治”。⁶依当时一位殖民事务评论者所言，“相比欧洲来说非洲还只是个学童”。⁷这对于这位50年前肯定既幼稚又任性的评论家来说，至少可以算是些微的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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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在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地盘上不断前进时，似乎这些种族也不言自明地在不断向上前进。人类向着文明的前进过程仍被视为向着山顶的稳步攀登。欧洲人爬得最快，现在已经接近甚至登上了顶峰，而其他种族则连山脚附近的小丘也还没有越过。这种对人类进步的看法，加上近来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使欧洲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也许亚洲人、非洲人和澳洲人很适应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他们却显然缺乏那种推动了欧洲人前进，并且在19世纪令他们统治了世界的科学技术素质。相比之下，所谓的落后或原始民族依然不理智地受制于某些荒谬甚至危险的陈词滥调。因此人们才总会提起一战后到二战前还普遍得到执行的印度教习俗对印度发展的阻碍。

非洲万物有灵论者的种种禁忌和习俗被普遍认为，尤其是被传教士们认为，是道德和物质进步的障碍。对于身处中心的人来说，其黑暗的内核仿佛无法被照亮。1921年，一位在肯尼亚的传教士哀叹异教信仰之强大，还在毒害土著青年们的心智。“女孩们，”他写道，“在其不信教的母亲管教之下就是奴隶，这些母亲在性与消遣方面的观念对照基督的教诲来看简直邪恶透顶。”⁸1944年，一位肯尼亚治安官目睹了一场女性割礼仪式，这恰恰就是那位传教士念兹在兹之事。仪式之后，治安官写道：“整件事既疯狂又邪恶，令我不禁怀疑我们根本没有把非洲人教化得怎么样。”⁹这种体验令即使是最开明的人也觉得对非洲的救赎是一项西西弗斯式的任务，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畅销旅行文学作品要么重点描绘英属殖民地子民多么落后，要么取笑他们奇怪的习俗和服饰。1925年的一次跨尼日利亚的狩猎之旅留下了这样启示性的题外话：“这里的人获得了体力上的完全发展，但其心智还在进化的过程中，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不是“懒惰”的结果，就应该归咎于“大脑进化的不完全”。¹⁰更多时候，写作非洲和澳洲题材作品的作家会聚焦在那些具有异国风情的事物上，并以屈尊纡贵的散文体和花里胡哨的照片，把帝国的热带地区描绘成展览人的动物园，里面的生物穿着奇装异服，有时甚至还什么也不穿。这类东西时常会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和《寰宇》（The Sphere）上，而且经常与皇室访问有关，否则一般没人会去那种殖民地中的穷乡僻壤。

这一类大众人类学文章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America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的主打栏目，有时还会出关注英国更加偏僻殖民地的专稿。这些文章以一种侃侃而谈的新闻体写就，配以大量图片，还附加着极具奇闻轶事色彩的说明文字。在文字之间空隙里，在作者的摩托车和犀牛之间，土著人现身了，通常笑盈盈的，还身着节日盛装。他们的品格被傲慢地品评着，他们的地位也被限定得很清楚：“巴干达人亲切友好、彬彬有礼，在模仿白人穿衣打扮和生活做派方面进步神速。不论是用来做仆役、守卫还是女裁缝，他们都容易训练。”¹¹

另一种这一时期常见的刻板印象是出现在舞台和幽默杂志上的滑稽黑人。这种形象经常出现于查尔斯·格雷夫（Charles Grave）20世纪30年代末在《潘趣》（Punch）上发表的系列漫画中，其故事背景常常设在西非。这些作品的滑稽之处需要依靠角色的外貌来表现，他们经常穿着戏仿的欧洲服装，说着满口的洋泾浜英语。在一则作品中，一个在码头附近工作的装卸工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很拽的非洲人，这人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白西装，配翼领的衬衣，头戴破旧的洪堡毡帽，还戴着太阳镜。旁边的说明是：“你怎么戴着那么黑的眼镜？你眼睛有什么毛病吗？”“没，只是它们很衬我的脸。”¹²

类似这样的形象以及更加严肃的书刊中对土著民族的描绘间接地提醒我们，帝国内部依然存在着种族分层。有的种族因为自身存在一系列主要是精神上的缺陷而处于底层。然而，如果他们摒弃那些令他们的统治者反感的观念和习俗，并接受他们的引导，那么他们当然有权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当他们这么做时却免不了要受嘲弄，还不可能自动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并进入他们的社会。(www.xing528.com)

付出的这些努力值得吗？辖区包括坦噶尼喀的桑给巴尔主教托马斯·伯力（Thomas Birley）在1920年不禁产生疑问，在试图把自己变成白人的“拙劣赝品”过程中，黑人究竟是不是最终的输家。“了解到欧洲人为什么鄙视他们，”黑人“寻求通过拙劣的模仿把自己‘伪装’成‘高等种族’”。¹³那些受西方教育而改换了脑筋的人也对自己的身世深感疑惑，尤其是他们与自己根基的疏离。1916年，《拉各斯每日记录报》（Lagos Daily Record）建议有学识的尼日利亚人应该从日本近来的历史中学到点东西，这个国家从欧洲学习了很多，却没有抛弃其本土宗教、道德准则和服饰风格。¹⁴一旦黑人开始意识到白人对他们施加的冷暴力，尤其是他们被认为可以在教养方面与白种人平起平坐，这种呼吁就是容易理解的。

西印度作家詹姆斯（C.L.R.James）就是这么想的，他在1933年5月的BBC广播节目中对此进行了阐述。那时在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的纪念节目上，作为奴隶的后裔，詹姆斯叙述了他的一家如何通过教育改善了生活。他追述了西印度板球队在1931年访问英国的故事，这支队伍里有教师、商人、一个出纳员还有一个卫生检查员，他们代表了西印度群岛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但白人仍然坚持黑人还不能政治独立。西印度群岛对帝国十分忠诚，一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战还将再次证明，但是詹姆斯指出：“被外国人统治的民族通常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低等、落后或不成熟的，对此我们很多人都心怀怨恨。”¹⁵

在詹姆斯看来，西印度群岛的未来在年轻人的手里，他们将会到英国去学习。一些人将会遭到冷遇。一个也别想进入伦敦的圣玛丽医院学习，别管他有多么优秀的成绩，因为那儿的院长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Lord Moran）对所有黑人都一视同仁地厌恶。¹⁶黑人也不可能成为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学生。¹⁷这些都是时人称之为“肤色限制”的突出例证，这些充满个人歧视色彩的格栅篱笆把黑色和棕色人种挡在了全英国的酒店、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尤其是舞厅之外。

1919年6月的利物浦和加的夫骚乱展示了英国种族主义的深度和烈度。这两个城市有为数众多的黑人，不是海员就是最近才赶来在码头和工厂里打战时工的人。上世纪爱尔兰和犹太移民的遭遇已经告诉我们，在人员密集、工作难找的地方，紧张气氛也就越浓厚。利物浦和加的夫就是如此，退伍士兵也进入劳动市场并加剧了种族仇恨。

在有大约5000名黑人的利物浦，一个有色人种居住的公寓遭到了2000多暴徒的攻击。许多黑人惊恐地逃到托迪斯警察局；有个人因为携带铁棒和印有“打倒白种人”字样的横幅而被逮捕，还有的人请求作为英王子民得到公正对待。加的夫有一个混居着黑人、阿拉伯人和索马里人的社区，麻烦起因于职业介绍所周围的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之间的恶斗。这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骚乱，骚乱人群在码头附近所谓的黑人区横冲直撞。群氓袭击了黑人的房子，一些黑人用左轮手枪进行了自卫。一名爱尔兰人和一名黑人被杀。有关这些骚乱的报告提到，与白人女性结婚的黑人受到了极大的敌视。

这种情况让前贝专纳兰邦（Bechuanaland）^[1]行政长官拉尔夫·威廉姆斯（Ralph Williams）奋起发声。他给泰晤士报写信断言：“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对热带的白人男性来说简直耸人听闻。¹⁸性焦虑和性嫉妒触到了英国人的痛处，对美国种族主义者也是如此。几百年来，人们认为黑人拥有的超乎寻常的性能力，部分源于其动物性，部分归功于传说中他们拥有比白人更加雄伟的阴茎。远东的民族和毛利人则没有遭受这种性妒忌和伴随而来的性仇恨，因为据说他们不如欧洲人，这也许能解释新西兰种族和谐的良好记录。¹⁹对黑人传说中性能力抱有的不安心理，是一些别的欧洲殖民南部非洲地区法律的背后动因，例如南非1927年的《道德法》就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随意发生性关系。1962年赶往南非拍摄《战血染征袍》（Zulu）的演员听了一场关于南非性禁忌的讲座，引得斯坦利·贝克爵士（Sir Stanley Baker）不禁打趣道：“那几百个祖鲁妇女群众演员至少代表了上千年监禁啊。”南非直到1949年才允许跨种族婚姻，但那些敢以身犯险的人面临的将是被社会放逐，白人女性则将受到自己种族的鄙视。1915年，当印度的普杜科泰（Pudukota）大公迎娶澳大利亚姑娘茉莉·芬克（Molly Fink）时，他遭到了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英王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的一致反对，而且永久地失去了觐见王廷的机会。²⁰有趣的是，当时美国48个州中的30个也禁止跨种族通婚。

不言自明，在英帝国范围内白人女子的生命与贞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少对土著民族来说是这样。1923年在西北边境发生的帕坦人（Pathan）^[2]杀害英国妇女并绑架她女儿的事件使一名高官确信，印度已经不再尊重英国的权威。²¹这种保护却没有扩展至黑色和棕色人种的女性。“欧洲人拥抱非洲女人，并管她们叫‘该死的黑鬼’”，桑给巴尔主教托马斯·伯力如此形容这一区别对待。²²在当时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出版者在书中加入袒胸露乳、衣不蔽体的非洲和澳洲妇女是不受非议的，但是白人妇女可不行。不消说，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子总是隐蔽地躲在角落。

在很大程度上，肤色限制成了防止性接触的屏障，有些人对此感到高兴。1943年一位焦虑的母亲对一家伦敦当地报纸如是说：“如果容易受骗的英国青年每天晚上都去和那些漂亮又打扮得跟淑女似的马来亚女孩、中国女孩和印度女孩跳舞，这得产生多少麻烦，要知道这种人可不在少数。”²³有这种偏见的人可不仅限于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白人或者毕林普上校那样的右翼分子；而是超越了阶级界限和政治倾向。尽管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通常与他们的印度或非洲同侪相处融洽，但他们又很轻易就会倒向种族主义。比阿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在1911年访问中国时被当地人的习惯恶心得够呛，她离开时确信同性恋、毒品和江湖庸医是不可挽回之堕落的证明。²⁴总体上工党一直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但是当1948年贝专纳兰邦瓦托部落酋长的继承人塞莱茨·卡马（Seretse Khama）选择与一位白人文书鲁斯·威廉姆斯（Ruth Williams）结婚时，工党官员们在利益面前放弃了原则。屈服于南非的压力和对邦瓦托消极反应的恐惧，政府剥夺了塞莱茨·卡马的继承权。时任英联邦国家关系大臣帕特里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 Walker）希望能禁止这种婚姻。²⁵但贵族中却有一个小团体使得马来亚的素丹和印度的王公可以在英国上流阶层中悠游自如。由于英国社会和种族礼仪的这种模棱两可，伯道迪（Pataudi）的行政长官在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以“绅士”的身份，也就是说作为爱好者，随英格兰板球队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巡回访问。比赛前后，他与职业选手或“参赛者”等其他绅士共用更衣室，这种仪式似乎更加奇怪，因为这个国家排斥一切有色人种移民。

肤色限制就像帝国体内的溃疡。一战中的黑人和澳洲士兵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过这种歧视，也因此动摇了他们对帝国是人人平等的共同体的信念。肤色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定居澳大利亚，能否在英属哥伦比亚投票，还限制了他在南非的一举一动。英国人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Sir Hugh Knatchbull-Hugessen）当驻波斯大使时，他发现“总觉得我们还没有摆脱’19世纪情结’，没有准备平等对待波斯人”。²⁶埃及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也是一样，他们发现在英国政府对其自治问题推三阻四的背后，隐藏着白人对非白人种族因天生缺陷而无法处理自身事务的根本信念。相比之下，白人更容易而迅速地获得了政治上的成熟。对于那些充满渴望却又失望的人，英联邦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白人俱乐部，和新加坡、内罗毕（Nairobi）^[3]以及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4]的歌舞厅没什么两样。

【注释】

[1] 贝专纳兰邦：非洲中南部国家。1885年后称为英国的被保护国，1966年完全获得独立，改名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弗朗西斯敦为最大城市。

[2] 帕坦人：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讲普什图语的一支，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

[3] 内罗毕：肯尼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国的中南部。于1899年建立，1905年成为英国东部非洲的政府所在地，1963年肯尼亚独立后成为首都。

[4] 汉默史密斯：伦敦的一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