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英国人仍旧能够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起来，他们的底气略显不足。英国仍旧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影响较为虚弱的、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能力，而并非占有一个地域性的帝国。当然，印度是一颗无价的珠宝。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军队接受了将无形帝国扩展到中国、马来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强制性任务，并且接受了迪斯雷利的命令，保卫土耳其不受俄国侵略野心的困扰。
在某些地区，对于旧形式的无形帝国的需要正在消减。1886年，开普中队的指挥官告诉海军部，没有必要再派遣战舰保卫内海了。暴力革命以及内战时期已经过去，奴隶贸易也已经终止。现在政府能够维持秩序，并且，即便是在总统大选的紧张时期，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都能够得到保障。他补充道，在这部分的世界中，不像那些维护着当地法国和意大利利益的现代战舰，英国海军的船只已经过时，是“被嘲弄的对象”。1这一观察提醒了人们，其他的欧洲力量沿袭了英国的例子，并为他们的商业和投资活动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海军保障。德国和法国战船经常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穿行。
在此前基本完全为英国人所控制的海洋区域内出现外国战船的这一事实揭示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更大的改变。当时的人们将其称作“新帝国主义”。此后，历史学家们采用了这一名词，来描述主要在非洲、远东以及太平洋巨头们突然兴起的一次兼并的狂潮。事实上，除了其狂乱的节奏以及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日本这些原本避免对外扩张的国家的参与，这一情况并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
工业化的国家侵入并占领欠发达及军事上弱势的国家的理由是复杂的。各处均有很多关于人类进步及文明传播的顽固谈话。在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参议员A.J.贝弗里奇表达了他对于“我们种族的任务，即所受上帝的托付，以及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曾表达过相同的感情。而在过去的60年内，在英国也曾重复表达过同样的情感。在吹嘘自己的文明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对他人文明的责难。当国家间就每个国家应当拥有什么而进行争斗的时候，它们往往就会搬出这一套。1885年，当一支英国舰队为了从喀土穆救出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沿尼罗河顺流而下的时候，《法国报》（La France）充满嘲讽意味地评论道：
英格兰不会为了拯救文明或他们在苏丹的根据地喀土穆而做出任何事。他们之所以会承担这一价格昂贵且富有冒险性的远征，只是为了超度这一傲慢的种族。这一种族相信，它自己比其他的种族优越。
在19世纪后期，经济上的不确定和自我怀疑困扰着老牌以及新晋的帝国主义。从1872年起，世界贸易的模式正在伤害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从此开始，直到1896年，世界就一直处于衰退之中。分散多处出现的、短命的经济繁荣干扰了这一进程。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以及美国政府做出了反应，放弃了自由贸易，转而采取保护措施。随着关税壁垒的建立，英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受到了冲击。然而，在英国，对自由贸易旧有的信仰一直很强，特别是自由派。那些胆小鬼和现实主义者，例如约瑟夫·张伯伦表示反对。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这一简单的信仰，也就是自由贸易的黄金年代将会回来。随之而来的是，英国的统治地位也将回来。
所以，1880年，面对着迟缓的出口增长速度（从第一个十年前半的每年两亿三千四百万降低到了后半的每年两亿两千六百万）、进口额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衰落的增长，新的自由派政府困守自由贸易。更有甚者，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力量，它的敌人们逐渐赶上并超越了它。在1880年到1910年间，英国的世界贸易占有量从23%下降到了17%。后来，它所占据全世界生产能力的份额是15%。与之相比的是美国的35%和德国的16%。
这些数字反映出了工业的停滞，企业家精神的式微以及工业革命早期标志性的创造力的衰退。在新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法方面，英国落后了，任凭美国和德国在化学工业、石油业、电子行业和内燃机车方面担任主导者。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帝国战争中重要的武器，格林（Gatling）和努登费尔特（Nordenfelt）机枪是在美国制造的。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两大发明——电话和电灯是美资公司推动，才在英国传播的。不管怎样，在银行业、造船业、保险业和投资行业“隐形”收入的保护下，英国还是免受出口缩水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的。到1913年为止，英国依靠“隐形”收入获取37亿8千万英镑。
英国必须与一个缩小了的世界市场中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握手言和。19世纪80年代，随着其保护主义的敌人们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宣示主权，英国出口的通道越发减少。他们占领这些地区，并宣告这些地区主要为其自己的贸易者和投资者服务。英国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几乎徒劳无功。1884年，外交压力迫使私人所有的刚果市场对所有人开放。1898年，在德国和俄国与中国就它们在山东和满洲的特许权进行协商时，英国政府再度表示抗议。这一协商将会使得这两个强国得到贸易以及在省内投资的垄断权。2
在外交上发出反对的声音并不足够。在坚持自由贸易信条的同时，英国也必须要跟上其敌人的脚步。商人们往往会通过其地方商业议会，去要求政府采取吞并政策，以防现有以及潜在的市场被竞争对手夺走。19世纪最后几年，随着组织完备且有资金支持的扩张主义团体在德国和法国的出现，游说人们支持殖民的声音渐长。在这些国家以及在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新的、便宜而批量发行的报纸的所有人合作。后者拥有影响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意见的能力。
大众报刊不断向公众曝光国际上有关疆域的讨价还价，以及标志着新帝国主义阶段到来的、时而发生的正面冲突。人们很快发现，只要他们的国家看起来遭到了轻视，大众就可以进入好战的狂怒状态。亨利·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所写的《驴子男孩》（Donkey Boy）之中所虚构的麦迪逊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城市保险办事员，为自己“是一个身处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一双儿女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他是新的小报《每日三叉戟》（Daily Trident）的读者。这份报纸：
……运用忠诚、希望和警觉心这三种美德，反复诉说其对国王、国家以及帝国的政策。它是其灵魂的同床人。就让那些激进派称之为低级报刊吧；当他看到报纸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真相：在这类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3
新报纸的所有人知道诸如麦迪逊先生此类人想要的是什么；《每日邮报》（Daily Mail)(1896年创立）的所有人哈姆斯沃思（Harmsworth）勋爵曾有一次表示，他的读者们从“真正的憎恶”当中得到乐趣。在19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帝国主义敌意的增长，享受这一乐趣的机会越来越多。
在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当中，而且形势已经不利于英国的时候，英国应当如何适应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存下来？正如很多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它可以依靠自由贸易的旧模式以及无形帝国。但是，其他国家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占领了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许多所谓“空白（empty）”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形帝国已经没有可能。实际的反应是，即便只是为了能抢先敌人一步，英国也要尽快顺应占领地盘的潮流。
1882年，当埃及的无形帝国崩溃的时候，格拉斯通政府替代以对该国的直接控制，用武力占领了这个国家。同样，在1884年，南部西非（纳米比亚）的德国定居者看似要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联合起来并攻下贝专纳（博茨瓦纳）。迄今为止，此地是经由英国传教士松散地控制着的。政府介入并宣告其为自己的保护国。对于格拉斯通来说，这是非常难堪的。这是因为，他坚定地反对延长帝国的寿命，但他不能允许权力从英国的指缝间溜走。更有甚者，他无法忽视在其内阁以及公众意见中帝国主义分子富有策略性的观点。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英国致力于维护其旧有的影响力，即便这意味着用直接控制来替代无形的控制。如果没有保证印度绝对安全的决心的话，就不会有帝国的计划。“只要我们能够统治印度，我们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力量。”1901年，寇松（Curzon）勋爵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失去了它，那么我们就会直接变成一个三流的世界力量。”没有人会反对这一判断，也不会反对致力于保护次大陆安全的政策。在1898年到1899年的冬天，英国人无情地追寻着这个目标，已经到了为阻止法国在尼罗河河谷建立一个落脚点，不惜与之开战的程度。过了不到一年，英国的确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开战了，以保证其在南非的统治。失去对尼罗河河谷的控制将会危及埃及，并削弱英国对印度生命线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类似地，英国在南部非洲力量的减弱将会危及好望角，继而威胁到英国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洋霸权。
在其他的地方，英国能够负担得起妥协的代价。虽然并不总是在友好的气氛当中，但瓜分东非和西非、分配太平洋岛屿以及平衡在中国的利益，都是通过外交解决的。
****
帝国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有关帝国及其未来的主意。两本理论性的著作，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的《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1869）以及约翰·赛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所写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1882）刺激了人们对帝国的重新思考。这两本书都安慰了那些对英国的前景感到忧虑的人。对于赛利来说，帝国是英国力量的来源。对于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力量存在而言，其扩张和统一是最为重要的。在现代世界，规模就等于力量和重要性。在过去的20年里，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美国和德国都有增长，其力量也随之增加。英国力量的肌肉是其殖民地，特别是白人殖民地。这些地方就好像是英国的延伸。如果正如赛利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殖民地持续扩大，那么，英国就可以保有其世界地位，并最终把其新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英帝国是赛利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即英国人）特殊天分的一种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在十分流行。其理论在于，将达尔文的原则从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简单照搬到人类世界，暗示有的种族比起其他种族来说更适合生存和繁荣。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往往一方面将究竟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相关问题弃置一边，另一方面则都同意他们可能的后裔英国人代表着一个优越的种族。在物质、科学以及思想进步以及适应性方面，这一结论都能得到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散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掌控了其所处的环境。这一事实增加了英国人的总体印象，即他们是理想的、合格的统治者。
有关种族优越性的想法与帝国统一的论点搅和在一起，以促成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它适应了时代，因为其给了英国一个机会制止其国际力量上的颓势，并刺激停滞的经济。无论如何，在1884年，300万澳大利亚人购买了价值2千3百万的英国商品。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珍贵的市场，而且是一个与英国有着亲缘、语言和组织上联系的国家。次年，新南威尔士向苏丹派军队，与英国和印度军队并肩作战，更是为上一论断提供了令人惊异的结论。
迪尔克和赛利帝国信条最为重要的信徒是约瑟夫·张伯伦。他可能是其时代最有能力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最不安分以及最难以定义的。从外表上看起来，他看起来像一个旧贵族，衣着得体，戴着单片眼镜，在纽扣眼里插着一朵兰花。事实上，张伯伦是一个伯明翰商人。他是以激进的共和派观点起家，从一个激进的地方市长爬到了格拉斯通手下的自由派部长职位。1895年，在一个保守派政府里担任殖民大臣。在其政治生涯中，他跨越了两大党派。1886年，他是一个自由派；而到了1904年，则成了一个保守党。这一特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影响力为何如此之大。
在张伯伦的目标当中，帝国这一目标在其内心扎根最深，且持续的时间最长。由于希望实现帝国统一，且对格拉斯通不进行社会改革而恼怒，1886年，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张伯伦实现了社会改革。此后，他带领着一部分分裂出来的统一主义者与保守派合作，保证了其殖民大臣的职位。在当时，这一职位还是内阁中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他所主张的帝国主义是早期传播文明的想法与现代种族观念的混合物。1893年，英国将乌干达纳为自己的保护国。此时，他告诉下议院，国家欢迎帝国的新成员。他接着说，人们能够胜任传播文明的任务，因为他们既受到了过去传统的驱动，又受到了他所谓的“精神”的驱动。“这一冒险和事业的精神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特点。它让我们成了进行殖民事业的不二人选。”4
如果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想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那么理解它所需要培养的品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最为重要的是，应当给年轻人以榜样，告诉他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应当如何行事，他应当培养哪些内在的品质，以及如何培养这些品质。一代大学老师、学校校长、教士、诗人、记者以及“男孩小说”的作家们都将其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了宣传对新帝国主义的礼拜方面。新帝国主义的内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格”。这一抽象的概念是爱国主义、强健身体、集体游戏技能、公平竞争精神（有时也称为“体育精神”）、自制力、无私、勇敢和大胆这些概念所共同组成的，每一个成分都很平均。
舞台早已为盎格鲁——撒克逊理想的使徒们搭建好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公共学校经历了一场革命。拉各比（Rugby）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博士首先发起这一运动，并改变了中层和上层阶级人的思想。阿诺德和他的助手们试图将基督教的利他主义灌输到其学生的脑子当中，并让他们学会运用其野心和攻击性。按照阿诺德的模式教育的公共学校的学生也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一长官（prefectorial）体系来控制自己以及他人。这为他们统治以及惩罚帝国的“低等种族”打下了完美的基础。比起“性格”的塑造而言，智力的影响更为轻微。智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利用两种语言进行的无用而重复的工作。这两种语言是过去的两大帝国力量所使用的，即希腊和罗马。最终的产物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基督教绅士。他的行为遵循规则，而其最高的目标在于为他人服务。如果他必须要自食其力，那么他会成为一个陆军或海军军官、高级官员、教士、律师，或者加入印度或殖民地管理活动的分部。
1880年，新的一代人成年了。人们寄希望于他们，认为他们将会成为帝国的理想管理者，并为其战斗。顺便提一句，如果其父亲是商人或者工厂主，维多利亚晚期公学的男学生就会避开这一职业。其结果是，这两个行业都缺乏足够多的人才。人们也将其视作此时英国产业和商业停滞不前的原因。
公学所珍视的品质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旗手们的标志。在世纪之交，对体育比赛的热衷已经成为一场瘟疫。哈罗公学校长（1881-1895）以及之后的加尔各答主教J.E.C.惠尔顿（J.E.C.Welldon）相信：“如果正是如我所想的那样，在英国人这一种族当中有着为了‘承担起白人的负担’的特殊倾向的话……先于其他所有事业，这一倾向应当归因于组织好的比赛的精神。”体育比赛所养育的团队精神，从中也生发出了自我牺牲。关于这一点，塞德伯（Sedbergh）学校小礼拜堂的一扇彩色玻璃窗做出了最好的一个阐释。这扇玻璃窗上展示了帝国的三个基督教英雄：一位战士——印度的殖民地总督亨利·劳伦斯爵士（Sir Henry Lawrence）以及两位烈士——戈登（Gordon）将军和一位南海传教士派主教提森（Patteson）。和新帝国主义一道，阿诺德主义（Arnoldian）的基督教男子气概轻易显现出来。
在19世纪90年代，学生们遭到了流行杂志的轰炸。这些杂志是专门针对他们而创办，浸满了新帝国主义。在骇人听闻的冒险故事当中，他们加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并且提醒人们注意建立帝国的任务。除了较早的、带有福音主义色彩的《男孩自己的报纸》（Boy's Own Paper）之外，又有两家报纸加入了其行列。《朋友，鼓起勇气报》（Chums,Pluck）和《联合杰克旗报》（Union Jack）这两家报纸都是1894年创办的，并且都是从哈姆斯菲尔德学校起家的。他们的标题都反映了其内容。《朋友报》上登载了大量帝国的英勇事迹和彩色插图。图片中包括名为“占领德尔盖高地（Storming the Heights of Dargai）”的一张图。这张图展示了1897年西北前线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在一个受伤了的号手的鼓动下，高地士兵们冲上了属于普什图人的一块地方。这位号手后来得到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1902年年度封面代表了其自己以及其对手的价值取向：除去穿戴整齐、准备攻打布尔人的骑兵形象，还有划船的桨、板球棒、三柱门的一柱、网球拍和一只鱼篓。5
《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的读者们可能也能够阅读19世纪90年代的许多出版者所不断倾倒的帝国英雄事迹。其中，最优秀的当属G.A.亨蒂（G.A.Henty）的故事。[1]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分子，曾于1873-1874年的阿散蒂战争（Asante War）中担任战地记者。亨蒂每年平均创作三个男孩的故事。它们在圣诞市场上出售，每本价值5或6个先令（25到30便士）。在其早期作品中，亨蒂称呼其读者为“年轻小伙子”，并且承认他觉得写作任何英国失败了的战役都是痛苦的。6幸运的是，有很多场胜仗可供他选择。他的直接叙述令机敏的年轻人身临其境，进入了历史的叙述之中。亨蒂所写作的范围从埃及的法老时期一直到他所处的时代，但是他最惯常使用的主题便是帝国的战争。
他的目的是为了令其读者兴奋起来。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伊洛瓦底江之上》（On the Irrawady)（基于1824年的缅甸战争创作）的主人公是一个“勇气多于运气的年轻人”，而他也“正是阅读这一激动人心的故事的男孩们所效仿的对象”。7正如亨蒂在《历经锡克战争》（Throughthe Sikh War）中告知其年轻读者应当做出何种行动，在这本书当中也有一段文字，讲述了在加入东印度公司之前，人们告诉主人公应当达到何种标准：
你自己仔细想想吧，珀西。你能够打过大部分同龄人吗？你能够和他们跑得一样远一样快吗？你能挨上一顿鞭子而不发出一声呜咽吗？你觉得，事实上你是否能够像你的同伴一样，完美地承受这一切？你是否擅长谋略，并准备好实施这一谋略？……勇气、忍耐力以及对冒险和危险的无尽热爱令我们占领了印度的一大部分地区，不久前则将其全境占领。
19世纪90年代帝国建造者的价值观已经被带回了19世纪40年代。
亨蒂笔下帝国理想的骑兵指挥官（beau sabreur）的雏形也出现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2]的《斯托凯与其同党》（Stalky＆Co.)中。这一公学故事围绕着斯托凯（Stalky）和他的好朋友们展开。这帮人鲁莽大胆，有时残忍无情，对权威不屑一顾。他们正是统治帝国的不二人选。正如其中的一位名为比特尔（Beetle）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印度有很多斯托凯、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黑利伯瑞（Haileybury）和马尔波罗（Marlborough）之类的人——关于这些人，我们一无所知。当真的出现争论的时候，我们将会体会到惊讶的感受。”一个评论家表示，斯托凯和他的朋友们“正是帝国所想要的人”。8矛盾的是，1918年，斯托凯的原型莱昂纳尔·邓斯特维尔（Lionel Dunsterville）少将率领着一支军队进行了一次鲁莽的行动，企图占领巴库（Baku）油田。这正是亨蒂创作故事的素材。
对于亨蒂及其后来者，公众对于早期阶段的布尔战争的巨大热情是天赐良机。1900年的圣诞节，人们可以看到一大批背景为南非的男孩故事。其中就包括亨蒂的《和布勒一起在纳塔尔》（With Buller in Natal）。这些书当中的政治是粗糙的；亨蒂将英国视作“世界上最文明的力量”。他们所攻击的对手则“没有丝毫文明开化的迹象。在世界上所有的白人社会当中，他们是最为愚蠢和粗野的”。9福克斯·罗素（Fox Russell）的《布尔人的大错》（The Boer's Blunder,1900）中举出了一个展现布尔人堕落的例子。其中，恶棍绑架了一个英国女孩，并将她的姐妹许配给了一名非洲酋长。F.S.布里尔顿上尉（Captain F.S.Brereton）在其所创作的《我军的一个战斗侦察兵》（One of Our Fighting Scouts,1903）一书的末尾劝说其读者效仿主人公的例子：“如果你有幸带着枪并为你的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话——请你一直直面敌人，并像战斗着的侦察兵乔治·兰塞姆（George Lansome）一样骑着马英勇向前。”很多人不需要这个命令。1899到1900年的冬天，几千个人来到此地，希望作为帝国义勇骑兵在南非服务，就好像带着未来的小说家及爱尔兰爱国主义者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向好望角航行的那些“高大的、跛脚的盎格鲁——撒克逊英雄”一样。10
亨蒂和其同时代、水平高超的作家们的帝国主义宣传已强制性地扩散到了帝国的各个阶层。亨蒂的出版商鼓励公立学校和主日学校的教师们把他的书当作奖品，而且其中有几千本的确被赠送了。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可以同样倾听社会上层人的冒险故事，了解塑造帝国的事件，并吸收帝国精神。随着课程设置，新的帝国意识形态正在向小学的课堂上渗透。1896年，剑桥卡文迪什学院（Cavendish College）受训的教师们所学习的全部地理知识都包括殖民地的名目、它们是如何被夺取的细节、它们的特产以及有关当地土著居民的记录。所有的这些知识都由他们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并让他们熟记于心。同年，一门有关南非的课程大纲上特别注出了布尔人的原始加尔文教倾向以及他们不愿勤洗漱的习惯。至于黑人，他们“已经屈服于白人无可争议的霸权”并且已经学会当“有用的仆人”。11
即便是托儿所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浸染。1899年，一首《为婴儿爱国主义者所作的ABC歌》（An ABC for Baby Patriots）中有这样的歌词：
C是“殖民地”，
我们合法拥有之。
在所有的伟大国家中，
大不列颠拥有最多的殖民地。
当婴儿们牙牙学语，跟着唱歌的时候，其年长一些的兄弟姐妹则拿着色彩鲜艳的锡兵打打闹闹。这种玩具是1890年之后流行起来的。其中有着很多的帝国主义成分：穿着红色外衣的英国步兵、戴着草帽的水手、戴着非斯帽的苏丹人、戴着头巾的孟加拉骑兵、穿着卡其色军服并戴着宽边翻沿帽的殖民地骑兵。战士们全副武装，带有现代战争所有的装备：大炮、机枪、日光反射信号器以及战地救护车。
****
1897年，很多身着外邦服装的士兵参加了伦敦的游行，来庆祝维多利亚女王60岁生日。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军队都参加了这些节日庆典。庆祝活动还包括检阅斯皮特黑德（Spi the ad）的舰队。这一60周年庆典并不仅仅是帝国秀肌肉的举动，而且表明了女王是帝国的中心，而对女王的忠诚促进了团结精神的增长。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明显的纽带可以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了：自主处理国家事务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白人定居者；在私立的皇家黑人公司统治之下的尼日利亚人；在代表白厅的地方官员以及当地酋长合作之下统治的保护国以及殖民地人民。他们邮票和硬币上的女王像代表着帝国的统一。她对子民独特的母性之爱（她特别选择了印度人作为家仆）广为传颂。
在1897年60年庆典的前后，有很多富于娱乐性的帝国华丽景象，虽然规模并不相同。1885年2月，踏上去往苏丹的第一程的格林纳达卫兵穿过伦敦游行。与此同时，乐队演奏，群众欢呼。当他们的火车从滑铁卢车站驶出的时候，铁路工人们挥舞着他们的铁锹，一路有很多工厂工人在欢呼。站在后面的守卫被雇佣，在乔治·桑格（George Sanger）“勋爵”的戏剧《喀土穆》（Khartoum）当中表演。这一戏剧于3月在伦敦的国家大圆形剧场上演，其中的场景包括“阿布科里（Abu Klea）的英国方阵”以及“戈登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呼吁”。有些观众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以至于会用6便士银币（2.5便士）到任意一个文具店去购买戈登的油画像；或者是购买一幅售价3先令（15便士）的“升级版”：一幅带有“英勇戈登之歌”的戈登油画像。或者这可能就是挂在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贝克街居所房间里的那张戈登肖像。(www.xing528.com)
关于战争的印刷品和历史剧已经流行了100多年，而且将会继续流行。1898年7月，在水晶宫，皇家西萨里兵团的士兵们重现了西北前线上最近的战斗场面，“令人惊叹且表演得很好”。他们当中的一些扮演普什图人。这种类型的表演已经被超越。那一年，一个有进取心的记者已经将一台摄影机带到了苏丹，但是他的影片或者被摧毁，或者丢失了。人们曾准备拍摄英国军队10月从苏丹回到伦敦的旅程。12诸如根据布尔战争而创作的连续剧等在露天市场以及新戏院上演。
从前线上拍下的新闻影片，包括1900年1月所拍摄的有关斯彭科布（Spion Kop）战争的影片在内，是大众对帝国战争极大兴趣的必然结果。战地记者生动而强有力地描绘了战争的情境，在新的、廉价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详细报道。更有甚者，电报网络的扩张意味着即便是在最偏远的战场上的信息，也能够在24小时之内传回英国。这也就是1896年6月罗德西亚（津巴布韦）恩德贝莱人（Ndebele）反叛的消息出现在伦敦报纸上所用的时间。
正如流行的男孩杂志和故事一样，大量发行的报纸上激动人心的前线报告装点了公众对于帝国的看法。1896-1898年苏丹战争期间，《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上登载的照片和素描表现出了各种战争场面、英国和埃及的医院勤杂工在治疗受伤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以及为了与这种慈善行为形成对比，他们也登载了在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命令下被屠杀的部族民头颅的照片。1896年6月的一张图片显示，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酋长们正以《古兰经》（Quran）的名义宣誓，要恢复奴隶制。这进一步确定了英国是在为文明争斗。
广告艺术家和广告撰写人都利用了帝国的主题和图像。其结果往往是显著且持续的：一个有胡子的水手和一个19世纪90年代的装甲舰仍旧在普列尔切丝烟丝（Players Navy Cut）香烟盒上出现。英格兰“荣耀”牌火柴的商标则是一艘维多利亚的军舰。正是布尔战争给了广告商机会。很快，公众随处便可以看到，牛肉汁上、有专利的万灵药和科尔曼（Coleman）的芥末上都贴着兴高采烈的士兵和水手的肖像。穿着卡其色军服的有男子气概的、结实的下颚且蓄着髭的战士在各种牌子的烟草和香烟上展示着男子气。保卫尔（Bovril）在爱国主义宣传中成了领头羊，向购买某种产品的顾客赠送解围莱迪史密斯（Ladysmith）的印刷品。如果前线将士们所言不虚，这一产品或多或少救活了南非的整个军队。一位聪明的广告撰写人宣称，“BOVRIL”这几个字母描绘出了罗伯特斯勋爵通过奥兰治自由邦的路线。
在布尔战争期间，爱国主义纪念品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加。纽扣上画着主要指挥官的画像。在纪念陶器和香烟卡片上，我们也能看到相同的画像。对于“音乐厅”爱国主义者来说，他们所能唱的歌曲从感伤的“布尔人带走了我爸爸”到得意忘形的“女王的士兵们”不等。1900年5月，大众爱国主义的爆炸性增长达到了一个歇斯底里式的高潮。此时，有消息传来，称马弗京（Mafek-ing）之围已经解除。在各个地方，宣告促进了同时性的、往往是无约束的庆祝活动。它产生了一个全国性的街道狂欢；除此之外，庆祝活动还留下了“狂欢（mafficking）”一词作为遗物。
那些“狂欢”的人所庆祝的并不仅是一支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驻军得到了拯救。那个5月夜晚的狂欢是集体压力的释放和战争所深化恐惧的瞬间传播。1899年到1900年冬天，军队遭受了一系列的没有预想到的并且是羞辱的逆转。英国人发现他们不再无敌。更有甚者，他们没有朋友，因为所有的强国都带有敌意，特别是法国和德国。1900年春，战场上的状况有所起色。这激起了全国的士气。人们开始欢迎不受抑制的庆祝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吵闹声并没有驱散自我怀疑。
在很大程度上，那些鼓吹帝国胜利的人是在利用这一行为鼓起勇气。40-50年前，这个民族曾经信心满满，认为自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动力。而现在，它却受到恐惧的折磨。确实，1890年到1900年间，帝国已经扩张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非洲，英国已经在苏丹、乌干达、肯尼亚、尼亚萨兰（Nyasa-land）、尼日利亚、罗德西亚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确立了统治。这使得其成了大陆上最大的帝国力量。然而，那些记录了这些占领行为的报纸和杂志上也充斥着恶意的、有关国家出了什么毛病的分析。
这一批判性的内省的心理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较早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感到对侵略的恐惧。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听到令其毛骨悚然的故事：虽然英国拥有很强的外部力量，它仍有被一个胆大的敌人颠覆的可能。例如，1871年乔治·切斯尼爵士（Sir George Chesney）的畅销书《多尔金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描述了一次普鲁士的入侵以及一场结果是占领伦敦的、旋风般的战役。在布尔战争结束后不久，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恐怖小说《沙漠之谜语》（The Riddle of the Sands）聪明地展现了，一个德国舰队如何悄无声息地渡过北海，并支持在英国海岸的登陆行动。这些是幻想故事。其写作的通常目的在于恐吓国家，并要求给军队和海军额外的现金。但是，也有很多有关英国经济内部的清醒评价以及与其敌人之间经济表现的对比，而这一对比并不乐观。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经常求索内心，反思英国教育体系中的弊病。这一体系培养的劳动力素质看似比德国和美国要来得差。
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海军的力量成了决定英国在世界上相对力量的衡量标准。自从1878年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海军的计划起，在英国，警钟就已经敲响。其结果是1889年海军抵抗法案，确定了传统的“两国家”标准，即皇家海军的战舰总数要与其力量最为接近的两个敌人海军战舰总数之和相当。一场海军军备竞赛现在开始了，英国开始与法国和俄国比赛制造战舰，差距总是很小。1898年英国共拥有52艘战舰，还有12艘在建；法国和俄国则总共拥有39艘战舰，但有18艘正在建造中。六年内，海军参谋们估计，英国的两个敌人已经具备了打败它的能力。而这些令人不安的数据的拥有者中并不包括德国。她拥有17艘战舰，还有5艘在建。13
随着海军军备竞赛的进行，英国的策略家们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拥有足够的船只，使得其能够在世界各地都很强大。在地中海，这一不足最为明显且危险。1892年，一支俄国舰队穿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与法国地中海舰队在土伦基地会合。这一姿态表明两大力量开始结成一个新联盟，并以此恐吓英国。他们的确达成了目的。海军部不得不承认，如果要和法、俄开战的话，英国舰队无法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一旦有紧急情况，俄国舰队随时都可以去支援其友军。一年后，张伯伦向下议院宣布，皇家海军已经放弃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
地中海上力量平衡的打破危及了苏伊士运河，并且因此而威胁到了印度的安全。1885年俄国军队在阿富汗疆界上的出现重新唤起了对侵略的恐惧。比起之前，侵略更加可行了。这是因为，在中亚所建设的铁路将这一地区在北方与俄国中心地带连接起来。从印度的视角来看，最具有威胁性的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从奥伦堡（Orenburg）到塔什干（Tashkent）的铁路。三年内，这条铁路还差240英里便可修完。这也使得俄国铁路网络与阿富汗前线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了惊人的程度。正当俄国为了攻击印度而寻求运送一支大型军队以及为之提供补给的方法，伦敦和德里的计策制定者围绕着防卫次大陆的问题展开了争吵。如果当地的英印联军控制了阿富汗的关隘，他们便会需要英国或者通过苏伊士运河，或者绕过好望角继续向此地增派部队。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他们也需要向印度增派军队，以维持当地秩序。按照其预测，俄国的侵略可能会激起大规模的骚乱。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仍旧存在：如果俄国要入侵印度的话，它可以在三个月内动员300000名士兵，并将他们送上前线，与驻守坎普尔和坎大哈（Kandahar）前线的95000名英印联军对峙。为了保持威望，英国必须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反复无常的阿富汗人将会如何应对这一侵略。布尔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印度的脆弱。这是因为，自从在南非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英国必须将常备军、后备军以及志愿军军队共295000人送上印度战场。数千名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他们并不能粉饰这样的一个事实：帝国战线已经拉长到濒临崩溃的程度。1900年2月，陆军部接到了阿富汗边界上俄国集团军内部探子的报告。14与此同时，神经过敏者发动了一场糟糕的、但并非不可预计的袭击。这一袭击并没有实现，但是教训是清楚的：如果俄国人在那里入侵印度的话，英国将拿不出兵力来应对他们。
至少在疆域和人口方面，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帝国。许多政治家和记者不但鼓吹了这一事实，还鼓吹了向缺乏文明的人传播文明的陈词滥调。当时也有一系列安慰性的宣传，强调国家的伟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内在特质。这些的效果很难准确衡量。确实，那些阅读了亨蒂和其他作家作品的人相信，武力比智力更重要。当他们志愿参加1914-1915年的战争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行事的方式应当是其年少时英雄会赞赏的方式。
其中的一些人（大多是左派）因为新帝国主义的自以为是和好战而苦恼。他们认为，这些特性造成了千禧年主义的流行，并且消减了民族道德的价值。一位评论家为19世纪90年代的商人们问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遗憾：“它是不是方便而且有利可图？”这与其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不同。前辈们问的问题是：“这是正确的吗？”虽然，人们对后者是否如此高尚仍存有极大的疑问，但是，在守旧的、自由贸易的自由派看来，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一个黄金年代。新时代的其他错误之中，不仅包括中产阶级沉溺于“投机活动，这些活动促使了对新疆域的占领以及不断的侵略行为”，还包括“现代怪物和落伍的人，保守的工人阶级”。后者“将其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力和自由思想与任何一个脑满肠肥的地主拍脑袋的举动交换。这一地主采取姿态，滔滔不绝地说出伦敦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Cockney Patriotism）”。15
“伦敦爱国主义”可以将那些认为自己依照理性来诉说的人的声音淹没，但是，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时候，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1901年全年直到1902年中旬，在南非爆发了一场冗长的反游击战。而在此期间，没有任何狂欢。的确，政治家有时会疑惑，变化无常的公众意见是否会永远阻止他们追随改善国家和巩固帝国的长期政策。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两者都处于急切的需要当中。尽管有沙文主义（jingoes）的语言，英国已经不能理所当然地占据此前的全球卓越地位。帝国诗人吉卜林感受到了新的氛围，并于1897年在《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中提出了带有忧郁意味的警告[3]：
我们的祖先之神、早已得知的上帝啊，
我们辽阔的战线之主，
在那令人敬畏的手掌下
我们统治着棕榈与松树。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当喧嚣和骚动都已沉寂，
当诸王、众首领都已离去，
依然留下你古老的献祭
和一颗谦卑、忏悔的心灵。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洋，
炮火则沉没在沙丘和海岬。
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
像尼尼微、提尔一样陨落！
宽恕我们吧，万国的主宰，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如果我们为武功的显赫
而陶醉，不再对你敬畏；
像异教徒放纵狂野的唇舌，
像劣等民族目无法规——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注释】
[1] 19世纪末最受欢迎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一。
[2] 吉卜林，英国作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并曾于印度当记者，《吉姆》（1901）是他所写的最佳长篇小说，也是他以印度为背景的最后一部作品。他的其他作品还很多，例如《普普通通的故事》（1902）和《浦克山的帕克》（1906），这两部都是儿童故事。此外还有小说集《借方与贷方》（1926）和《限制与重生》（1932）。他在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 中文版引自江弱水：《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第136页。略有改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