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大批的移民，英国也就不会拥有海外殖民地。这些移民早已准备好背井离乡。在忍受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仍情愿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往往是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做苦工。伊丽莎白时期的扩张主义者将这一过程比作人身体的清空，即吐出那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11655年，一名来到巴巴多斯的访客使用了相同的比喻来描绘眼前所见的情景：“这座岛屿是英国倾倒垃圾的粪堆；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是诸如流氓和妓女之类的渣滓。”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除去贫人、游手好闲之人以及法外之徒外，可能还有一些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这些人都是被迫离开英国的。也有一些所谓“自愿”横渡大西洋的移民，然而，他们往往遭到了欺骗。1671年，“某位人士”承认自己每年都会绑架500个契约奴，而另一位则估计每年被送到大西洋彼岸的人有840个。3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这至少能够证明，在这个最为庞大的移民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自愿而来到美洲殖民地的。他们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流行民谣《被绑架的女孩》［The Trapann'd(kidnapped) Maid］就生动地描绘了他们所将要遭受的苦难：
五年来我在盖伊主人的手下做事，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这塑造了我，使我得知了什么是沮丧、悲伤和悲哀，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在田野还是在车上，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他们将木柴强加在我的身上，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4
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的马里兰，人们会使唤“一些不听话的野蛮姑娘”去种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仆会待在家中做家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诗中的这个女人也就显得异常地不幸。有些时候，他们逃跑的欲望显然异常强烈。但与此同时，被抓回岛上的殖民地或者落入北美印第安人手中的风险也非常大。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这种风险逐渐降低，逃犯们往往能够成功地避人耳目、隐藏起来。18世纪60年代的弗吉尼亚报纸上就登载了一则寻人启事。一位种植园主这样描述自己逃走的女奴：
在第六天和第七天之间，
玛丽·诺兰逃走了；
我不知道她的年岁，但肯定，
她至少有二十整；
信奉着与教宗相同的教义。
短短的脖颈，几乎绑不上一根绳子；
从头到脚，她壮实而圆润，
棕色头发、红色脸庞、短鼻子、厚嘴唇；
矮胖的她，逃跑踉踉跄跄，
就像所有肥胖的猪一样。
她说话带爱尔兰土腔，
若是男人便是个十足的流氓。
尽管此时殖民地的男女不平衡现象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或许，对婚姻和拥有自己的家庭的渴望仍会促使这个爱尔兰女人离开她的主人。在1704年的马里兰居民中，共有3万名男性，却只有7000名女性。其中，85%的人都是契约奴。自由民结婚很早；在马里兰，结婚的平均年龄为16岁，而在弗吉尼亚则为21岁。5新娘们常常奉子成婚。而那些契约奴则往往等到24岁或25岁后，即他们的契约服役期结束之后再结婚。尽管殖民地法官们对未婚母亲处以带有羞辱性的、严厉的公开刑罚，但是，私生子现象仍旧非常普遍。
到1700年为止，殖民地居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是在当地出生的。比起其他地区来说，切萨皮克流域殖民地的人口增长率相当低。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地的女性人口数量较少，死亡率也很高。一名适应了当地气候的20岁移民有望再活20年，而在相同条件下，出生于弗吉尼亚或马里兰的人则天生具有某种免疫力，使得他们比这些移民同伴们多活十年。在气候更为严酷的新英格兰，平均寿命大约在60岁。
在殖民早期，女性数量的匮乏的确是一块短板，但是，这一现象却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清理树林、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还是营建房屋，无一不需要男劳力。借由殖民公司以及地主们所需要的职业，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熟练的手工工人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在1636年驶向新英格兰的“增长”号上，共有116名乘客，其中屠夫、木匠、服装商、石匠、做犁的人、锯木匠、大夫和裁缝各一名。此外，还有两名亚麻布织工、一名细木工和一打农场劳工。在名单的底部，也列有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其中包括12名成年男性、24名成年女性、26名18岁以下的女孩以及30名年轻男孩。6尽管由于旅途劳顿和水土不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活到在岛上生儿育女的年纪，但是，这种职业、年龄和性别的比例分配仍可谓典型。
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描绘了其理想当中的殖民者形象，即“既优雅，又有技能”的人。为了实现建立清教殖民地的理想，第一项品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愿景当中，无论男女，凡是在此地定居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自愿劳动和遵守基于《旧约》的规则。
对于一个移民来说，现金和一套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横渡大西洋，每个人需要花费5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支付食品的费用，其运费为每吨4英镑。为了将自己、家人以及他们的农具和家具运到北美，一位英国的小农至少需要花费100英镑。由于这样，个人年收入通常在40英镑至60英镑之间，如果他想要移民的话，他就必须卖掉自己的土地。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7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公司也会资助移民。至少对于马萨诸塞湾公司来说，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只不过，希望接受资助的移民首先必须接受他们的测试，以筛掉其中品行不端之人。约翰·戴恩（John Dane）便是通过测试的人之一。在起了移民到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上的念头时，他直接寻求了上帝的指引。他表示“自己的灵魂是全然孤独无助的”，并且急切地希望“摆脱诱惑”。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遵循着现行的清教徒行为准则，并且时常翻阅《圣经》。他发现书中写着：“你要从他们之中脱颖而出，不要触碰不洁的东西。如此，吾便将为汝等之神，汝等也将为吾之子民。”因此，他很快与故乡赫特福德郡以及其诱惑诀别，登上了去往新英格兰的船。8
土地则是更为直接的诱因。1667年，人们来到弗罗里达角殖民地的原因在于，只需以每平10先令的价格租下1000英亩的土地，不仅他们自己有望得到100英亩的土地和持有火枪的仆人（这是一个印第安国家），他的每一个孩子也有望得到相同的数目。每一个他所有的女仆或奴隶也能够得到50英亩的土地。
一旦合同到期，每一个契约奴都能够从主人手中得到100英亩的土地。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农具以及两套衣服。9这一要求特别为那些在英国已经有一定财产的人设计。这是因为，在获得收益之前，他们必须经历从种植、收获直到售卖经济作物这一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自行负担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并且支付从英国到殖民地的旅费。
英国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移植到了大西洋对岸的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但是，这一体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殖民地，绅士们要求获得与在英国同等的尊重。一位殖民早期在弗吉尼亚去世的绅士，要求从英国进口黄铜纪念牌作为其墓碑。这一纪念牌上刻画的是他穿着盔甲的形象。在战场上，盔甲无疑已经不合时宜。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其向公众展示自身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被盗之前，它一直矗立在詹姆斯敦的教堂地板上。一位弗吉尼亚的农夫回忆其童年时代时说，17世纪90年代，“那时的绅士们都会把假发看作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在英国，假发同样受到绅士们的青睐。
正如母国一样，财富的多少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位烟草种植园主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足够的钱、黑奴和土地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绅士了。”1726年，另一位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写道：
我有一个庞大的家庭，而且家门对所有的人敞开。然而，我没有欠债。两个半先令[1]可以在我的口袋里待上好几个月。正如所有的贵族一样，我有着自己的牛羊群、自己的契约男人和契约女人（契约劳工）。我的仆人们都做着不同的行当。因此，除了天命之外，我不依靠任何人过活。10
几乎在同一时期，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2]创作了《汤姆·琼斯》（Tom Jones）。其中塑造了乡绅奥尔华绥（Allworthy）和魏思特恩的形象。从人生期望以及所处的环境来看，殖民地绅士们与书中这两个人几乎一模一样。
富人的领导将殖民地社会凝聚成一个整体，而公共秩序也就此得以维持。这是因为，那些较为贫穷的移民已经习惯在富人治下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仅有年长者以及较为富有的教会成员才有资格担任公职。他们制定法律，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在这些法律当中，不但有英国普通法的成分，而且还有关于纯洁生活的内容。在《旧约》当中，后者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纽黑文，手淫者、渎神者和同性恋者都会被判处死刑。通奸者则会受到鞭刑。但显然，触犯这些禁令的绅士们并不在受罚之列。犹如潮水一般，新英格兰各州的小型立法机构制定了大量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了违法之人所需接受的惩罚。这些法律与规定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然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尤其集中在社会底层的人身上。因此，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们去履行对上帝的义务，而这种提醒往往是恰如其分的。与此同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必须服从公共权威，因为他们是神法以及世俗法律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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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奴的殖民地中，人们尤其需要严格的法律以及有执行力的司法机构。在那里，肤色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属于贵族阶层；而且，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贵族统治一直面临着被奴隶们颠覆的危险。1628年，巴巴多斯居民达到了1400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为契约奴。自1650年以来，该地引入了大批黑奴，而到了1673年，他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3000人。与12000个白人相比，他们显然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此后，黑奴逐渐成了体力劳动的主力军。相应地，欧洲人的数量急剧下滑；到了1712年，仅有15000个白人生活在此地，奴隶的数量则达到了42000人。
就此，人们难免会担忧自己的安全。1692年，就在岛上要塞内部署完全由当地白人组成的军团一事，巴巴多斯总督表示了疑虑。他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黑奴的叛乱。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一个疑似密谋者。在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夺取岛上一座兵工厂的计划。有趣的是，这一计划的参与者中包括了一些爱尔兰反政府分子。11牙买加几乎完全复制了巴巴多斯的人口结构，因而同样引起了有关种族不平衡的疑虑。1690年，500名奴隶在岛中部的一座种植园内发动起义并杀死了几个白人。在成功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一位总督如释重负。他对皇家议会表示，“这次起义无疑是非常血腥的，因为当地有这样多的黑奴，而白人却非常之少。”全岛大会成员们也赞同他的意见。1697年，大会再三请求政府将英格兰“贫穷的手艺人”集结起来，送到殖民地。“因为当地白人太少，他们可以在当地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12
面对大量可能发动叛乱的奴隶，西印度和北美的立法机构显得神经过敏。出于恐惧，他们制定了厚厚的一摞法律条文，以限制奴隶的行动和活动。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反抗，他们还增加了包括宫刑和火刑在内的各种残忍刑罚。根据1696年巴巴多斯的法典，由于黑人们未开化、野蛮且粗鲁的天性，白种人的法律并不适用于他们。反之，他们必须遵守特殊的一套法律，从而“遏制他们的天性，防止他们制造骚乱、抢劫以及暴乱”13。法律特别强调，禁止黑奴与白人女性交媾。后来，南卡罗莱纳州的法律也吸纳了同样的条款。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在法律上定义奴隶制。这是因为，自中世纪早期以来，英国法律中就没有奴隶制的相关定义。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确定主人究竟对奴隶具有何种权利。
黑奴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和宠物狗一样，他们的名字是主人起的。最流行的名字有“朱诺”、“巴克斯”、“凯撒”、“奎西”、“星期一”、“卡非”、“伦敦”和“桑博”。[3]黑奴们同时也学会了使用英语这种新语言来交流和思考。1724年，弗吉尼亚州的一名教士写道，“新来的黑奴们个个操着刺耳的各地方言，”但是，那些出生在殖民地的黑奴们则“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习惯和风俗。”文化融合程度很低；非洲习俗和神话成了黑奴们的地下文化。1736年，人们捣毁了一个夺取安提瓜的计划。在审讯中，一名嫌犯招供，一个巫师［或者奥比（obeah）巫术[4]师］曾使用超自然力量哄骗众人，迫使他们参与密谋。“我现在很害怕那个奥贝（奥比）巫术师，”他对自己的审讯者如是说，“他是个嗜血如命的家伙。在科尔曼蒂国（Cormantee Country），我就认识他了。”14自然，殖民地的立法者们将非洲习俗的传播视作一种颠覆行为。因此，他们也就禁止黑奴们在破晓时分击鼓、吹海螺以及举行物神崇拜活动。
黑奴和美洲土著对白人的服从是殖民秩序建立的基石。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就有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景：美洲土著人“星期五”将克鲁索的脚抬起，放在自己的头上，承认他是自己的主人。确实，鲁滨逊刚刚救了他一命，但对于笛福的读者来说，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书中描述鲁滨逊在现委内瑞拉附近小岛遭遇海难，并在此地登陆的章节也具有同样的功用。笛福仔细地描绘了他作为流放者的心路历程，也详细记录了他与自然搏斗的过程。这两点无疑都为这部小说蒙上了拓殖移民的色彩。
在书的开头，赫尔城（Hull）商人的儿子克鲁索成了一名海上商人。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大发一笔奴隶贸易财。在摩洛哥的港口萨累，他一度被阿拉伯海盗俘虏，也曾因此而灰心丧气。在整个17世纪、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地中海及加勒比海上的海盗活动猖獗，几乎每天都在劫掠过往的轮船。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的回忆便是一例。1698年，当他的“独角兽”号靠近背风群岛的时候，每一艘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帆船都会刺激水手们的神经，唯恐来者是海盗。15一旦被海盗控制，船上的水手和乘客们或者会被杀死，或者沦为奴隶。如果他们手上恰好有钱的话，他们则会遭遇抢劫。1675年，约翰·达尔贝伊（John Darbey）向牙买加总督讲述了他被荷兰海盗劫持的经历。这些海盗们控制了他所在的新英格兰三桅帆船，并将他俘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是比较幸运的。海盗们将他带到了西班牙控制下的港口哈瓦那。在那里，他很快发现自己过上了“极为糟糕的奴隶生活”，被迫服从总督的指令而建造要塞。在逃离之前，他还遇见了一位残暴成性的西班牙海军将领唐·菲利普·菲茨杰拉德（Don Philip Fitzgerald）（可能是一个爱尔兰叛徒）。后者可能只是出于一时气愤，就枪击并捅死了其他的几个英国海员俘虏。16
从其能够平和地复述自己的冒险经历来看，达尔贝伊有着一定的斯多葛主义[5]倾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幸遭遇。类似的，克鲁索也需要平心静气。在脱离了海盗们的魔爪之后，他又遭遇了海难。因为是唯一的幸存者，克鲁索得以从海中打捞出足够的火枪、手枪、火药、刀、衣物、腌制食品和酒。最为重要的是，他还抢救出了诸如锯子和斧子之类的工具。在当时欧洲的科技条件下，这些可谓是最基本的工具。就此观之，克鲁索同传统的欧洲殖民者处于类似的境地。按照1610年11月的记录，居住在纽芬兰丘比特小海湾的殖民者们所拥有的物资有：火枪、铁锹、鹤嘴锄、长柄大镰刀、奶酪、桶装“爱尔兰牛肉”和猪肉、一本《圣经》以及有关“基本应用药理”的书。
比起克鲁索，他们在某些方面更加幸运。他们养着一头怀孕的进口母猪、家禽、六头羊。奇怪的是，他们还养了一只兔子。为了克服此地畜产品匮乏的不利条件，克鲁索开始了狩猎游戏。很快，他也开始驯养当地的野山羊。为了征服无人岛，他开始制作新的工具，并且重新开发原有工具的用途。经过他的调查，岛上生长着酸橙、柠檬、可可树和烟叶。他将一些从船骸中抢救出来的大麦随意地丢在地上，但这些种子却开始生根发芽。看到这一点，克鲁索感到不可思议。与许多来美洲定居的移民一样，当地的丰饶令其大为吃惊。早期殖民者与克鲁索的反应如出一辙。后来，这些人将新世界的富饶归功于当地的温暖气候。他们认为，温暖的气候能使家畜长得又肥又壮，并且产下更多的幼崽。
克鲁索当然也碰到过困难。为了获知大麦田准确的播种以及收获季节，他花费了几年时间。正如遇到其他困境时那样，他学会了耐心，并建立了一套谨慎而理性的体系来合理利用所有的财产。和他事先的估计相同，他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因此，他在自己的住所和大麦田周围精心搭建了由栅栏和篱笆组成的防御工事。
要应付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人们不但需要强健的体魄，也需要坚强的神经。直到他登岛为止，克鲁索并非虔诚的教徒。但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他转而向《圣经》寻求支持，并且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处置”。正是因为将自己的处境归结于天意的指引，克鲁索才能忍受孤独、动荡以及所有的生活琐事。在提升内在的同时，克鲁索也做出了有条不紊而大体成功的尝试，进而征服周边的环境并且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随着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到来，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他从这些人手中救出了星期五，即他后来的仆人兼同伴。此后，一队英国人接踵而至。由于水手们的叛变，这些乘客和军官们不得不在此处登陆。在克鲁索和星期五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制服了暴徒们，并将幸存的暴徒们留在了岛上。带着先前从搁浅的西班牙船只上所劫掠的钱币和金银，克鲁索回到了英国。故事结束于1694年。在这一年，克鲁索回到了这座小岛。他现在将其称作“我新的殖民地”。遭遇海难的西班牙幸存者和反叛的英国水手们在此地安居乐业。而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克鲁索正张罗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岛上，比如女人和熟练手工工人。与此同时，他也在谋划着进口牲畜和生活必需品。
这一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克鲁索却始终不屈不挠并坦然面对。在精神方面，他将自己的命运归结为上帝的旨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在物质方面，他则运用自己的理性以及勤劳的双手，克服了自然环境所带给他的种种磨难。基于这些美德，他无愧为殖民者的杰出代表。
笛福的小说并非完全的虚构，而是有生活原型的。许多殖民者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克鲁索式的品质，发家轨迹也与之有着相似之处。一位北方绅士安东尼·希尔顿（Anthony Hilton）身上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顽强精神。起初，一群巴恩斯特商人聘请他来当他们与弗吉尼亚贸易的中间人。在一次跨大西洋的航行中，他在圣基茨稍作停留。正是这次拜访令他认定自己发现了一处理想的烟草种植基地。包括“几位爱尔兰绅士”在内的一些人为其提供了资助，使其得以重返该地。在那里，他开垦荒地并建造木屋。由于受到当地加勒比印第安人的破坏，他不得不转移阵地，在岛上的另一处种植一种售价1英镑的农作物。由于担心再次遭到破坏，希尔顿迅速回到了伦敦，并说服资助人们赞助他到邻近岛屿尼维斯的新探险。1628年，在尼维斯岛上的新殖民地建成。可惜的是，一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了此地。他们摧毁了庄稼和房屋，并赶走了这些移民们。然而，希尔顿并不气馁。他重建了这一殖民地，而这个地方很快便再度繁荣起来。
与希尔顿坚定的决心相比，托马斯·沃纳（Thomas Warner）爵士的残酷无情可谓旗鼓相当。这位“头脑灵活的好士兵”于1624年在圣基茨建立了一个种植园。他与当地的加勒比印第安酋长签订了条约，并精明地筑起了一座木制要塞。为便于架设火枪，这一要塞的墙壁上留有孔洞。面对加勒比人的质疑，他谎称他所建的只是一个鸡舍。很快，他就得到了当地印第安人正在密谋屠杀移民的消息。于是他便先发制人，趁加勒比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攻入了他们的大本营，杀死了正躺在吊床上的酋长。在殖民的早期，移民们往往面临着生存竞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克鲁索到达荒岛上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筑起一个小型的要塞。与此同时，他也时刻留意着火药的保存状况。
克鲁索勤俭持家的本事可谓是商人本色的体现。按照托马斯·芒（Thomas Mun）的说法，他是17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信徒。“由于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他成了“国王货物的管理人……因此，他的个人收益也就总是和公共福祉联系在了一起”。他的使命也因此得到了升华。这是因为，“财富往往会削弱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比起躺在一大笔财富上过活，勤劳致富能够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利益”。17一旦一个商人发家致富，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后代留下遗产。正如笛福于1703年所创作的《真正的英国人》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英国，无论其来源如何，财富都促成
机器上的贵族，使用耙的士绅：
在这里，传统和出身都不是必须，
只要厚脸皮和钱财便能跻身上流。
评论家理查德·奥丁森（Richard Addison）表示，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写道，如果一个铺张浪费的贵族被迫变卖家业，这也是他咎由自取。既然前商人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得家业，那么比起贵族来说，他们也就更有理由得到这份家业。
和克鲁索一样，殖民商人们的工作大多是单调而乏味的。只有具有相当高的自制力以及专注力的人才能坚持下来。1706年，安东尼·比尔（Anthony Beale）时任哈德逊湾公司沙港贸易站主管。在这位“谨慎而诚实”的人的日记中，他曾提到，倘若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做无聊的工作，人们必须有着非常强的责任感，才能够在这个地区生存下去。18共有46名工作人员居住在这一建筑了防御工事的定居点内。他们几乎全都是熟练手工工匠，所领取的工资从每年20英镑到48英镑不等。
从活动的角度来看，仲夏时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此时，公司的船只会来到此地补充给养，并且收受毛皮以及海狸皮。当地印第安人用这些货物来换取简单的工业品。此后，苔原地带严寒的冬季就到来了。在这一时节，除了钓鱼、打猎和看似丰富的设陷阱游戏外，人们几乎无事可做。绵羊和山羊肉以及花园中种植的进口芜菁、萝卜、菠菜、细叶芹、水芹、圆白菜和莴苣一同构成了多样而健康的食谱。他们几乎与母国之间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唯一的联系在于4月23日（安妮女王生日）举行的庆祝活动。那一天，人们升起大不列颠的国旗，而每个人都能喝上“一瓶烈性啤酒”。
比尔总管的日记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忙碌的商业世界。他一丝不苟地记账，同时也记录了所收到的供给物品和用于物物交换商品的清单。这些商品包括针、牛角火药筒、鱼钩以及为更虚荣的印第安人所准备的50根鸵鸟羽毛。这些羽毛很可能是在伦敦购得的。它原来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这恰好给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贸易交换遵循着严格的准则，其中的通货是海狸皮。两张海狸皮便可换得一把剪刀或一把斧头。他们也可以用其换得一根鸵鸟羽毛。四张海狸皮可换得一加仑的白兰地。七到十张便可换得一把火枪。在毛皮生意里，物物交换的法则截然不同：四张貂皮可换得一张海狸皮或两张鹿皮，而一张熊皮与两张海狸皮价值相同。
与克鲁索相同，比尔也身处与世隔绝的旷野之中。就好像克鲁索的大麦田一样，他的蔬菜园不过是他所取得的一个小进步罢了。殖民者们征服险恶环境并使其为己所用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行动的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至少不全是出于形势所迫。几乎所有人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上帝公正的裁判，认为这些成果是上帝对他们的虔诚以及勤劳的奖赏。1691年，在从伦敦驶向哈德逊湾的过程中，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伦纳德·艾德康比（Leonard Edgcombe）船长率领全体船员进行晨祷和晚祷。这样一来，他们便可“期待从全能的上帝那里寻求庇佑”19。仅仅四十多年后，一位无名记者就在《国家商人》（1736年1月）当中写道：“我将我们的殖民地视为上帝对这一国度慈悲的馈赠……倘若发展方向正确，这些殖民地必将令我们成为一个伟大、幸福而繁荣的民族。”
然而，唯有辛勤的劳作，才能令上帝的馈赠结出硕果。在当地，许多契约奴、流放到此地的罪犯以及奴隶们显然不具备克鲁索式的品质与奉献意识。但是，无论殖民地的居民们是否具备这些品质，到17世纪末，这些人确实缔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帝国。直到18世纪之前，“帝国”一词仍旧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也正是在这一世纪，人们开始将“殖民地”改称为“种植园”。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改变称呼是很重要的。除去更富庄严感外，这一称呼也标志着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这一时代不仅见证了英国殖民地的第一次扩张，还见证了那种富有侵犯性的、自我膨胀的爱国主义的萌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一爱国主义开花结果，并刺激了更大范围内的殖民扩张。17世纪的殖民扩张教会了英国人如何在海外挣钱。除此之外，他们还学会了如何塑造有关国家命运的观念、向殖民地人民兜售上帝的命令以及构建诸如鲁滨逊·克鲁索之类的典型。这些典型向人们昭示，作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他们究竟可以取得何种成就。
殖民活动的巨大成就令后人们着迷。他们试图将帝国的缔造者们塑造为传奇，并赋予了他们其生前从未拥有过的种种美好品质。在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扩张的洪流之中，人们对早期移民和海员的故事进行改编，目的是为了促使当时的年轻人们效仿前人的例子。德雷克、摩根和早期美洲探险家们被赋予了种种时代美德，例如勇敢、坚毅、友爱以及出于个人目的的对冒险的热爱。但是，他们为利益不择手段的一面则被一笔带过，或者干脆抹去。这显然是对探险者们本人以及其动机的一种歪曲。但是，由于这种歪曲很吸引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故事在20世纪好莱坞的荧屏上复活了。在那些流行的、耍花架子的电影中，面带微笑的海盗船长们拉着吊索纵身一跃，便落到另一艘船的甲板上。
从更为学术的角度而言，美国历史学家已经对早期殖民者的世界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们试图证明，早在移民初期，今日的社会态度以及政治体系就已经有了雏形。无论是此后的边境纠纷，还是19世纪移民大量涌入所造成的民族多样化，都不是它们的根源。正如先前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们发现，不同的移民对未来的期待不同，来到此地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他们普遍渴望出人头地，以及执着地相信“人定胜天”。
【注释】
[1] “两个半先令”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可参见狄更斯所著《圣诞颂歌》。
[2] 亨利·菲尔丁（1707-1754），18世纪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1728年至1737年间撰写剧本约25部，多为时事性讽刺喜剧。代表作有《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和《阿米莉亚》等。
[3] “朱诺（Juno）”为罗马神话中主神之妻的名字，“巴克斯（Bacchus）”是罗马神话中酒神的名字。“奎西（Quashy）”意为“星期天”，“卡非（Cuffy）”意为“星期五”，均为男性名。“桑博（Sambo）”带有贬义，后成为美国白人对黑人的蔑称。
[4] 奥比巫术，非洲的一种神秘巫术。
[5] 斯多葛主义是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流行的一种思潮。约于公元前300年由基底恩的芝诺所创立。在斯多葛派看来，命运和上帝所安排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主宰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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