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移民群体

中国人移居泰国最早可追溯到汉唐时期。此后，随着中泰朝贡贸易和商业往来的发展形成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每次移民潮都呈现出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特点。

南宋时期，中国大力拓展海上贸易，当时的都城在杭州，离杭州不远的宁波成为南宋王朝开展对外贸易最繁忙的港口，许多人员、货物从这里出发，走向邻近的东南亚等地区。在这个时期，留下了有关中泰人员往来的最早记载。南宋大臣、文学家楼钥在他的《攻媿集》中记载，宋乾道元年（1165年），有真富里国大商逝于明州。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元成宗时，浙江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臣来到今天的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写了著名的《真腊风土记》。书中《贸易》一节记载：“国人交易，皆妇女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兼利其能买卖故也。”《异事》一节中记载：“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著名历史学者饶宗颐说：“暹国华人为官者，自来有之，使臣既为浙江人，令人推想浙江人应有不少南来营商。”^[1]泰国历史上的大城王朝对应的是中国明朝时期，由于倭寇作乱，宁波港闭港，明朝与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的港口转向福建泉州。在这个时期，福建商人成为与暹国贸易的主力军。晚清名臣徐继畬说：“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2]寓居于大城王朝首都阿瑜陀耶的中国人已具备一定规模，并且以福建人为主。当时居住在全暹罗的中国人有一万余人，在皇城的有三四千人。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是福建汀州人谢文彬，他从事海盐贸易，后来改名美亚，在阿瑜陀耶朝廷中为官，并作为贡使赴中国。在整个大城王朝时期，中暹大米贸易非常活跃，福建商人以及旅居暹罗的福建籍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潮州人是当前泰国华侨华人社会中最大的族群，潮州人移民泰国的时间晚于浙江人和福建人，不过他们移民人数多、规模大、增长快。18世纪中叶，中国对暹罗的贸易港口由早先的福建泉州、厦门转到广东潮州、汕头，并因此形成移民群体的根本转变。潮州人移居暹罗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一是地利之便，从潮州柘林港出发到暹罗，比从泉州及宁波港方便，距离也短了许多。在这之前，潮州地区与暹罗等地的走私贸易一直很活跃，人们有与暹罗来往的航海、水文等相关经验和知识。二是建立于1769年的吞武里王朝的国王郑信是潮州人的后裔。郑信的祖籍是潮州澄海华富村。他七岁时被大城王朝的财政大臣收为义子，长大后进入王宫任职，后升为府尹。大城王朝首都被缅甸军队攻陷后，他率领残部退到潮州籍华侨聚居的尖竹汶府，在潮州籍乡亲的帮助下，他率领军队赶走了缅甸人，建立了吞武里王朝，许多帮助国王复国有功的潮州人被封为朝廷官员。这吸引了大批包括澄海人在内的潮州人移居暹罗，人数达数万人，并形成此后潮州籍华人后裔的基础。三是潮州地区人多，可耕作的田地不足，人民生活困苦，促成潮州及临近的汕头出现移民高潮。曼谷王朝拉玛五世（1868—1910）中期，泰国华侨华人人数已近49.7万人，当时暹罗全国人口为667万人，拉玛五世后期，华侨华人达79.2万人，而当时暹罗全国人口为830.4万人。从1882年到1944年，中国移民泰国的人数突破100万人，其中多数是潮州人^[3]。(www.xing528.com)

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人移居泰国的人数大量增加。吞武里王朝、曼谷王朝都实行吸引中国移民的政策，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1855年《鲍林条约》签订后，中国移民泰国的人数空前增长，据估计，1850年，泰国约有中国移民30万人^[4]。移民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以及与泰国相邻的云南，他们来到泰国以后，依然保持着家乡的文化和传统，并且形成界限相对清晰的居住区域，在同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又普遍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并影响了后来从中国其他地区移居来的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