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节里的说法基本的根据有二:一是把乡土经济里的剩余交给地主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意思是其中有大部分会被消耗掉,即使有小部分用来作生产资本,贫乏的乡土不易沾这种工业的光。二是农民忍受痛苦的能力在看不到“光明的希望”的情形下是有限度的。限度一到,他们会反抗,不但破坏了那积聚财富的土地制度,连利用这财富所变成的资本也可能一把火烧光。这些话事实上已不是理论而是我们当前的经验,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这经验里获得教训。
我同意于汪馥荪先生,在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在资本积蓄初期,人民必须准备承受痛苦。我不能和汪先生同意的是人民承受痛苦的能力是无限的。我在上篇说到过这生物性的限度,就是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这个限度是无论什么经济计划所不应忽视的。当我在这乡土复员论中提出这标准后,曾有不少讥笑我这种见解的,认为我是保守、落伍,甚至反动。我实在不明白讥笑我的人的根据是什么,除了这几个字看上去不够“进步”,其实我提出这标准来有两层意思,一是这应当是每个人民的权利,任何政权必须保障这最低的限度,在这限度之下生活的人有一切理由要求生活的改善。二是这也应当是每个人民在这一两代中认为满意和正当的水准,超过这水准的生活是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因为在这一两代中,中国最基本的工作是创造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这基础需要大量资本,这资本要由每个人节约聚积而成。在不饥不寒的水准之下要求人民节约是对不起人民,在不饥不寒的水准之上生活是对不起国家。
假定我们能做到了我在上篇所说的情形,现存的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村中的财富平均分配了,在提高他们生活水准到不饥不寒的程度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怎样能使他们达到了这水准就开始节约,把所剩余的投资到生产事业里去呢?我们得承认人基本上是自私的,在达到了不饥不寒的水准之后,他们的欲望并不会就满足的,达到了这水准还有余力时,自然有一个趋势就是要增加享受。增加享受本来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长期打算,我们要征服贫穷,只能把当前的享受延迟下去。怎样使人能延迟他们的享受呢?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是强迫,一是自愿。
强迫储蓄原则上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反对。譬如现在的英国征收高度的累积所得税,正是以政治权力强迫储蓄的好例子。换一句话说,以政府代替地主来把握这一笔从乡土经济中得到的剩余。政府可以用财政政策保护收入较低的农民,而把小康水准上的收入征归国库,然后依政府的计划发展工业。这本是极合理想的路径,不但资本积聚得快而且利用资本的效率也较高。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的情形是否有实行这种路径的客观环境。
把这个权力交给政府必须先保证这政府不会滥用这个权力,而且不会比地主们更腐化。能做这个保证的不是某某少数人或少数集团的良心,而是人民一般的政治警觉性。我并不是愿意低估我们农民的政治程度,但是比较现实地说,因为曾经有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一下子就希望他们担负现代国家公民的责任,去监督政府的行为,似乎是不近于事实的。在人民尚没有能力来控制政府的时代,把政府的权力扩大,必然会引诱获得权力的人,滥用他的权力。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有一天真正走上民主的道路,使一个政府能向人民负责,受人民控制,在早期,还得设法减轻这政府的事务,减弱这政府的权力。减轻事务和减弱权力并不是说社会上的事情停顿,而是说让出很多事务和权力来给各种非政府的、直接由地方人民经营的团体去做,去负责。这个广泛的基层民主才是民主政府不致变质的保证。(www.xing528.com)
我提出这个看法因为我见到用政治力量来强迫储蓄的办法很容易有流弊。目前的情形值得我们时时引以为戒。现在的政府的权力是够大了,它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手段,征集财富,老百姓的所得可以在几天之中打了个对折。但是人民并不能控制政府怎样去利用这笔钱。试问有多少是用到了生产事业里去的呢?就以那些国营工厂来说,究竟有多少可称作合理的投资。一个没有工业经验的国家,一上来就从国营入手是难于胜任的。
我固然相信我们中国总是会有个有效率而且民主的政府,我所希望的是我们得预防这种政府的一再变质,所以觉得不应加重这种政府的权职。
还有一点我们得考虑到的,如果人民看不到他们被政府所征收去的财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的利益,政府要强迫他们纳捐,就会发生阻力。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如果利用政府收税的力量,积蓄了财富,投资于一时不易有生活上见效的重工业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很可能遭遇类似苏联早年所碰着的困难。要广大的农民明了吃不得、穿不着、摸不到、看不见的重工业的重要性是一件极繁重的教育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结果,为了要急速地工业化,要很快地得到所需的资本,不能不加强压力,在这情形中,民主的幼苗最易遏制。
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政治程度较低的人民,很可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用政治力量积聚资本,计划工业,等这经济基础安定之后,再讲从来没有享受的政治自由等一类在生活上比较了饥寒为次要的权利。如果这种国家能有这个机会不能不说是幸运,因为一个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能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奇迹。奇迹可以有,但不能视作当然,所以为了要保证一个权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务,还得先由人民控制住这权力,这才是政治上的常轨。为了避免官僚资本和独裁政治的出现,所以我不能不对以政府来强迫人民储蓄,以政府负责经营工业的路线发生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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