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想把以上统称的“城”字予以较狭的定义了。我想把这字用来指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字本意是指包围在一个社区的防御工事,也即是城墙。如我上面所说的,实际上这类防御工事可以有大有小,小到一家、一村,但是我们称作“城”的却又常限于一种较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它所保卫的是一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墙的工程浩大,费用繁重,不是被包围在内的人民所能担负的,它须是一个较大区域中人民共同的事业。除了凭借政治力量,为了政治的目的,这种城墙是建筑不起来的。
“城”墙是统治者的保卫工具,在一个依靠武力来统治的政治体系中,“城”是权力的象征,是权力的必需品。因之,“城”的地点也是依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决定的。在皇权代表的驻扎地点必然要有一个保卫的“城”。有时几个县的政府合住在一个城里,所以城墙其实是衙门的围墙。在云南,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县城的形势是:一半在居高临下的山丘上,一半在平地里,这是易于防守的形势。在没有山丘可以筑城的地方,沿城要掘一道环城的水道,也就是所谓“池”。城池是连成一个名词的。这条水沟也称隍,“城隍老爷”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在城内,都有一些可以种植的田地;就是像北平、南京、苏州等一类大城,也有它的农业区。这些田地被围在城里,可以供给居民必要的菜蔬和其他不易贮藏的农产品。不但在历史上我们常读到长期守城待援的事例,就是在我们自有的经验中,城门也有时会阻碍经常的出入,那时城里的田园的重要性就显著了。最理想的“城”是一个能自足的堡垒。
这种城区在人口上并不一定比村落为多为密。在云南有许多县城,譬如呈贡,在人数上较附近的村子为小。但是这种有着较坚固防御工事设备的城区有它吸引人口的力量。许多脱离劳作不必经常在乡村里居住的拥有较易注目的财富,而且继续和农民维持剥削关系的地主们,在乡村里住着并不安全。他们就被吸收到这类“城”里去了。从积极方面说,他们要维持剥削关系必须凭借政治势力,必要时得动用政府的武力,靠近政治中心居住可以使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拉得紧些。地主们集居到这类城里来了之后,增添了这类社区的经济特色。他们在四乡带来了财富,而且经常地依靠地租,吸收着四乡的农产品。这笔财富一部分是被地主们所消费了,一部分被利用来成为继续吸引四乡财富的金融力量。
为了地主消费的需要在城里或城的附近发生了手工业的区域。他们从事于各种日用品的生产,供给地主们消耗。地主集中的数目多,财富集中的力量雄厚,这类手工业也愈发达,手艺也愈精细,种类也愈多。成都、苏州、杭州、扬州等可以作这类“城”的最发达的形式。为了各个城里货物的流通,以及各地比较珍贵的土产的收集,在这种城里商业也发达了起来。这种城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大量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身上,消费的力量是从土地的剥削关系里收吸来的。(www.xing528.com)
地主们除了从地租获得他的收入之外还利用他的资本作高利贷、典当、米行等一类金融性质的活动来增加对乡村的吸血。我在云南一个县城里调查高利贷活动的情形时,有一位熟习这情形的朋友告诉我:“城里这些人全是放债的。”这句话并非完全系事实,只是指放债的人很多的意思。典当是高利贷的一种方式。米行在性质上也富于金融性质,在谷贱时向乡间收米,米贵再卖给乡间;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卖给城里的工人,以及运往其他地方去的,是一种商业。而且乡间出卖的是谷子,到了城里才碾成米。碾米的工作,有时用水力,现在已大多用柴油机和电机,是最基本的农产品加工的作坊工业。因之,在这类城里也有这类作坊工业。
不论附属于“城”的工商业怎样发达,在以地主为主要居民的社区里,它的特性还是在消费上。这些人口之所以聚集的基本原因是在依靠政治以获得安全的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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